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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空间分布的统计分析 总被引：4，自引：1，他引：3
尹国蔚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9,25(4)
通过计算比例和密度,分析各大洲及全球世界遗产的分布特征。除欧洲和美洲外,各洲世界遗产的数量与面积呈正相关,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到大洋洲,总的遗产密度依次递减。与人口占全球人口比例相比,欧洲、大洋洲各类遗产较多,亚洲较少,美洲和非洲自然遗产较多。每千万人口总的世界遗产数量从大洋洲、欧洲、美洲、非洲到亚洲依次递减,欧洲、亚洲文化遗产最多,美洲、非洲文化与自然遗产相近,大洋洲自然遗产占优势。统计各纬度带遗产密度,除自然遗产密度低纬最高外,其他遗产密度中纬最高,低纬和高纬次之;各纬度带文化遗产最多,自然遗产居中,双重遗产最少。比较同一大洲同一纬线不同国家的遗产比例,沿海地区自然遗产密度高于内陆,文化遗产密度低于内陆。这些特征与近年世界遗产委员会评选世界遗产侧重某些类型和所在区域的原因相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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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非洲地区的世界遗产为研究对象,利用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分析非洲地区世界遗产的现状及列入标准,在此基础上提出非洲地区世界遗产的申报建议。结果显示：1）非洲地区的世界遗产具有区域集聚、临近人口密集和经济发达地区、沿海岸线和沿河流分布的特征。2）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非均衡性,呈现出东多西少、北多南少的分布态势。3）该地区的世界遗产分布是自然环境、经济水平、人口数量、城镇化水平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4）现有文化遗产多涉及文化景观、历史城镇和古代文明,预备项目在遗产线路类型有所补充。自然遗产多涉及生物栖息和地貌景观,预备项目仍旧仅有少量的地质遗迹。总的来说,非洲地区的世界遗产申报工作应该在自然遗产、混合遗产、跨国遗产方面努力,完善世界遗产申报机制,鼓励无世界遗产的缔约国申报遗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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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视野下的矿业遗产研究 总被引：5，自引：0，他引：5
对世界遗产名录中矿业遗产的考察是认识该遗产类型、了解国际动向的有效途径。对ICOMOS颁布的《世界遗产中工业和技术遗产项目》名单进行分析,结合世界遗产委员会的项目评语,确定了24项世界矿业遗产。对这些项目研究表明：在登录标准上,世界矿业遗产主要通过文化遗产第ii项、第iii项和第iv项标准入选;在隶属区域上,欧洲北美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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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总被引：28，自引：5，他引：23
自然与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资源,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随着人们对遗产价值的认识和理解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由于环境变化和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造成了自然和文化遗产破坏的日益加剧,遗产保护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本文系统阐述了当前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中应当重点关注的几个问题,包括:在重视申报的同时注重遗产的发掘、整理和保护;正确处理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强调遗产地保护中的自然与文化的综合研究;重视周边社区对遗产保护的重要作用;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关注遗产类型;加强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科学研究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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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位于城市中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单在Google地图上完整体现,全样本统计、分析城市中的世界文化遗产的时空分布特征,试图揭示世界文化遗产与人类文明（尤其是城市文明）发展历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实证结果显示：1）被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总数832项,其中417项与人类城市文明发展相关联,多数为城市的历史城区建筑景观;2）从空间上看,反映欧美地区城市文明的世界文化遗产最多,非洲地区最少,这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文明发达程度相关;3）结合时间维度,古代（3500 B.C.―A.D.500）城市中的世界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耕种农业发达的沿河地区以及宗教类遗址所在地;中世纪（A.D.500―A.D.1500）遗产数量的变化见证了中世纪城市文明由初期的式微走向后期复兴活跃的过程,亚洲等区域宫殿类、古典园林类、坛庙等多种类型遗产的出现说明了文明在欧洲之外地区的生长;16世纪至今遗产的数量最多,遗产类型更为丰富,出现殖民城市遗产、军事要塞类遗产、工业遗产以及线性文化遗产,展示了殖民扩张、工业发展过程,以及以线性的方式体现城市历史的动态发展和功能演变;4）从世界文化遗产与城市文明的关系来看,城市中的世界文化遗产反映了人类解决城市问题的智慧,展现了特殊城市深厚的人文艺术底蕴,同时宏观上世界文化遗产基本覆盖了全球人类城市文明的历史进程以及不同区域的人类文明,体现了不同地域的典型特色、文化多样性与发展的延续性。总的来说,在全球化以及我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城市中的世界文化遗产是城市文明的重要载体,未来研究亟需利用更广阔、更多元的视角探讨跨地域、跨国界下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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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世界遗产的空间分布与时间演变特征研究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介绍濒危世界遗产概况及其空间分布特征和时间演变特征。研究发现:洲际濒危世界遗产的数量分布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非洲的濒危世界遗产数量最多,且濒危率最大;濒危世界文化遗产主要集中在亚洲,濒危世界自然遗产主要分布在非洲。从纬向分布看,濒危世界遗产主要集中在低纬度地区和北半球中纬度地区;1978年以来濒危世界遗产的演变大致分为缓慢增长(1978-1991年)、快速增长(1992-2004年)、起伏调整(2005年至今)3个阶段。《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类型结构相对平衡,世界文化遗产的濒危率(2.4%)数值较小且较稳定,世界自然遗产濒危率(6.9%)数值较大且波动较为明显。欧洲、北美洲、南美洲濒危世界遗产数量增减较小,而亚、非两大洲数量波动较大,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濒危世界遗产数量波动的主要原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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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遗产事业发展潜势分析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世界遗产(以下简称遗产)的申报和保护在策略、重点与工作方式上出现许多新的趋向。《凯恩斯决议》的修订突出对生态、地质演进及生物多样性价值的重视,并提高人们对自然遗产的认识水平,有助于完善自然遗产地的覆盖范围和世界遗产名录平衡性问题。这将加快自然类遗产的申报,尤其是涉及水圈的自然遗产,如海洋、淡水、山地及与此有关的生物多样性的自然遗产地的保护成为热点。国际协作使得跨国自然遗产的联合申报成为必然趋势。随着遗产保护地由点向线、面的扩展,绿色廊道遗产的建设将促进自然遗产事业的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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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工信部公布的四批共164个国家工业遗产为对象,运用核密度、集中趋势演变等方法,探讨其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国家工业遗产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性,呈现东南多、西北少,并在空间上形成了“三核两副,片状分布”的格局;2）从遗产类型看,轻工业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及沿海区域,重工业较轻工业分布分散;3）工业遗产在省域范围内存在较为明显的三类区：Ⅰ类区在中国东北及东南沿海等“一线地区”,Ⅱ类区为中国西北部的“三线地区”,其他为Ⅲ类区;4）从时间演化看,工业遗产空间分布中心有4次明显转折;5）中国古代工业大多受自然地理及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近现代工业虽受上述因素影响,但更多受民族主义驱动、洋务运动、“三线建设”等历史及政治因素的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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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中国沿海区域窑业经济发展的时空特点——以窑业遗产为视角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以中国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的窑业遗产为研究对象,运用地理学方法,将中国沿海区域分为内、中、外三个地带,分析这一特定地理区域三个地带内的窑业遗产构成、类型及其时空分布;通过与中国内陆区域同类遗产相关特点的异同比较,获知沿海区域窑业遗产的区域整体特色;进而探讨窑业经济发展与区域地理环境之间的深层内在联系。研究认为：该区域内窑业遗产的时空分布特征,折射出历史时期中国沿海区域窑业经济发展进程是一个从北到南、由内而外逐步推进的有序演进过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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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厘清地理学在遗产研究领域的具体贡献,基于CNKI、CSSCI、WOS等数据库,运用知识图谱工具,对1990—2020年1 172篇地理学科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发现：1）地理学关于中国遗产的研究阶段性特征明显。自2005年文献数量快速增长,并在近10年出现3次高峰。发文量呈“之”字型发展态势,关键词呈“橄榄型”发展特征。地理学科30年遗产研究经历了以“世界遗产”研究为主的起步阶段（1990—2004年）,以“农业遗产”等众多主题展开的多元探索阶段（2005—2012年）,注重实践和理论的深耕阶段 （2013—2020年）。2）学者合作网络呈“小集聚、大分散”格局。即以数量众多独立学者为基底,合著作者小群零星分布,并出现一个规模较大、联系紧密的大聚集群体,其核心作者发文数首位度高。3）文化遗产研究在数量上占据优势;内容主要涉及农业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遗产等六大板块;农业遗产研究处于国际前沿,热点聚焦于乡村与农业文化遗产。4）对198篇高引用论文分析得出,已有研究表现出强调现实与实践导向、侧重主客体关系、重视空间分析等特点。未来地理学科应巩固农业遗产研究前沿地位,促进理论输出,并在建构遗产研究学术共同体,拓展遗产研究多视角等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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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城市化地区遗产廊道适宜性分析方法探讨——以台州市为例 总被引：36，自引：0，他引：36
遗产廊道是绿道基础上形成的概念,融休闲游憩、文化与生态保护于一体。本文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结合GIS技术尝试探讨遗产廊道适宜性分析的新途径。主要的思路是:把遗产和生态休闲活动作为一种空间水平过程,基于土地利用属性和遗产廊道元素的不同阻力分布,模拟其空间扩张状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确定适宜建立廊道的区域。依据公众偏好调查,和在此基础上的专业人员评价,来确定土地利用属性和遗产廊道元素的阻力系数。在有关探讨的基础上,针对一个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典型地区———浙江台州市案例,进行了较详细的呈示和讨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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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heritage is an important type of world heritage.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kind of heritage are that they are "living" or "real life" systems, in both the ecosystem and in the cultural sense. So, agricultural heritage needs to be conserved in a special way. In a well-reasoned approach to dynamic conservation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careful development of heritage sites can realize greater sustainability of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by considering both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though tourism.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Global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GIAHS) as designated by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and listed by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as agricultural heritages sites. Currently, the research in China focuses on tourism resources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design and marketing, tourism perception and the impact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so forth. There is less emphasis on research about benefit sharing of heritage tourism evolution mechanisms,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and study methods which should be analyzed in-depth, so as to illuminate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development in a living landscape.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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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86份文献分析了深圳自然与文化遗产的研究进展。自然遗产和混合遗产的研究集中在遗产地规划、遗产资源调查与评价、遗产资源保护与利用、遗产地游客行为4方面,文化遗产的研究集中在遗产资源的基础性研究、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遗产资源的综述性研究3方面。深圳遗产研究的时空演变特征总体呈现从简单片面到全面深入,且与城市发展历程和需要紧密结合,未来应侧重从深度、方法、对象和学科视角方面进行完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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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识别 总被引：4，自引：1，他引：3
文化遗产景观是地域文化的符号表征,文化遗产景观基因则是地域文化代际传承的基本“遗传”单位和文化遗产景观形成的决定性因子。目前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研究已成为文化地理学的重要方向之一。通过识别与提取隐藏在文化遗产景观内的文化基因,可反映出地域文化的基本特质。传统村落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域文化遗产景观,整体上延续和传承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并集中体现在传统村落内的文化遗产景观之中,对传统村落进行遗产性景观基因识别研究可揭示地域文化的人文地理性和传统村落的社会文化性。基于地域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理念,以陕西省35个代表性传统村落为例,首先从宏观和中观尺度,分析了传统村落遗产性景观的文化环境特征;其次从微观视角,建立了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识别指标体系,综合运用景观基因识别与提取方法,对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的基因特征进行分析,识别出传统村落的地域文化特质。本文旨在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认识和保护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为实现传统村落的文化复兴提供科学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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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sk geografisk tidsskrift. Norwegian journal of geography》2012,66(4):213-226
Recently, increased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importance of everyday landscapes in the Western world, and a stronger political will to involve local participation in planning processes has emerged. The authors discus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tical will to engage the Norwegian public in local heritage planning and whether or not this new role can have a mobilising effect on heritage protection. In Norway,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rs have established methods for identifying valuable heritage assets in cultural historic landscapes. As increased responsibility for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is given to municipalities, more municipalities are making their own heritage plans to improve local heritage management. The article investigates how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in everyday landscapes is taking place, how heritage plans are developed, how local knowledge is involved, and what assets local residents appreciate in their environment, based on an in-depth study of two medium-sized Norwegian regional tow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local stakeholders were often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planning processes, but that their contributions were largely kept out of official plans at the final stage. Further, the study revealed that memories and personal histories related to heritage appreciations are important elements in building identity, both at a personal level and at a local level.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