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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城镇化质量内涵的理解,从人口、经济、社会、基础设施、生态、空间发展、发展效率、城乡统筹8个方面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2014年成渝地区13个城市城镇化质量进行测度,采用协调度模型对成渝地区城镇化水平与质量的协调状况进行评价,应用典型相关分析探讨成渝地区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成渝地区城镇化质量整体不高;区域内各城市城镇化质量综合得分差距明显,空间差异显著。在此基础上,采用聚类分析法将成渝地区13个城市划分为四大类型区:高质量类型区、质量较高区、质量一般地区、质量较低区。成渝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与质量协调度地域差异较大,整体水平较低。经济、人口、基础设施是成渝地区城镇化质量空间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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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乡协调发展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 总被引：19，自引：7，他引：12
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基于GIS技术和ESDA方法揭示中国地级市城乡发展协调空间特征,借助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城乡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城乡发展协调体系由要素、结构、功能、政策等层级构成,具有层级内协调与层级间互馈特征。② 城乡投资、产业、收入、消费等分项指标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投资协调指数、产业协调指数、收入协调指数、消费协调指数区域间差距依次减小。③ 城乡协调发展综合指数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东中西分异,高值区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少数中心城市地区。④ 经济增长、城镇化、对农投资、消费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城乡协调发展,教育投资、教育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协调发展的作用仍需进一步加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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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城乡统筹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总被引：16，自引：8，他引：8
城乡统筹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性课题,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提出,许多省市的城乡关系都面临复杂的困境,而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发展关系实践不仅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还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劲动力和扩大内需及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具有内在的共同点,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分析两者在实践过程中共同存在的生态环境、人口流动、产业布局、城市空间利用以及土地制度等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提出了 树立资源节约型的城乡统筹理念、确立健康城市化的城乡统筹方向、从区域空间角度认识城乡统筹问题、 着力解决城乡统筹的土地问题等观点,并指出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统筹主要优化方向：优化重点区域发展、优化空间布局形态、优化集群产业结构、优化发展美好环境、优化市场导向机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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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关系是实现城乡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本研究在湖北省"两圈两带"空间战略格局的框架下,综合利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发展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分析了2006年~2015年湖北省的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水平。研究表明:湖北省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度并不高,总体处于低度或中度协调发展水平,且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省内各市州的协调发展度之间存在较明显的区域差异,从鄂中地区到湖北省东部、西部边缘地区协调度呈阶梯状下降趋势;而不同"圈"、"带"之间不但协调度差距明显,且历年变化不大。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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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作为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对破解城乡及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论文以四川省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空间计量模型、门限面板模型,分析2009—2019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时空演化情况,揭示二者的关联关系,检验分析城乡收入差距的其他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 2009—2019年,四川省新型城镇化水平逐年上升,城乡收入差距逐年缩小,各年度城乡收入差距均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其低值区域主要集聚在成渝经济走廊上,其高值区域主要集聚在川西及东北部秦巴山区。(2)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非线性影响,呈倒“U”型关系,主要原因是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不协调、不同步,当农业现代化水平跨越门槛值后,新型城镇化才会由扩大转为抑制城乡收入差距。(3)地区经济不平衡程度、科技创新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也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显著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可为积极稳妥推动新型城镇化、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理论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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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渤海地区城镇化与农村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 总被引：6，自引：2，他引：4
城镇化是区域发展的必然趋势,探究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发展响应对于理解城乡关系、区域城镇化以及农村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着力构建城镇化与农村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揭示环渤海地区城镇化与农村发展时空格局,并探究二者的协调特征。结果表明:1环渤海地区城镇化与农村发展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二者高低值空间分布不完全吻合,农村发展差距整体上小于城镇化差距;2城镇化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农村发展,但随着城镇化水平提升,二者协调程度下降,农村发展分异加大;3协调分析需要紧密结合城镇化与农村发展状态,三者空间分布存在多种耦合情形。认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统筹城乡发展需要着力打破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创新城镇化与农村发展协调机制;应着力凸显地域主体功能,加强不同功能区间的协同;宜依托区域自身禀赋特征,探索契合当地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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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测度及其区域差异研究 总被引：8，自引：0，他引：8
在深刻理解新型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建立了由人口、经济、空间、社会、生态环境、生活方式、城乡一体化、创新与研发8个子系统构成的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并对31个省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运用灰色关联度法,对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42个评价指标的关联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与经济城镇化、创新与研发、社会城镇化、生活方式城镇化关系更为密切。对各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差异分析表明,中西部地区需要从经济城镇化、生活方式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创新与研发子系统5个方面入手,加快城镇化步伐,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全面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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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城镇化质量空间格局演变 总被引：4，自引：1，他引：3
从经济发展、居民生活、可持续发展、城乡统筹和社会发展5个方面出发,构建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对2003-2012年河南省省辖市城镇化质量进行综合测度,并对其空间演变原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河南省省辖市城镇化质量总体上呈逐年上升态势,但发展不够稳定;2城镇化质量空间格局受原有格局的影响较大,相对较高等级区域位于郑州及河南西北部地区空间格局变化不大,城镇化质量空间格局变动主要在相对第三、第四与第五等级之间;3城镇化质量空间格局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各省辖市间衡量城镇化质量5个方面的发展速度不同,其中经济发展、居民生活和城乡统筹的发展速度相对较为一致,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质量的发展速度差别较大。依据分析结果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更多地关注可持续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这两个相对薄弱环节,针对不同省辖市城镇化质量区别对待,因地制宜,促进河南省新型城镇化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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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时空协同性演化分析 总被引：6，自引：2，他引：4
运用ArcGIS空间分析、交通优势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对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时空协同性演化特征进行系统分析。研究表明：① 城镇化与交通基础设施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存在正负双向反馈;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乡二元结构格局、城市空间无序蔓延是导致两者耦合协调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② 2000~2014年云南省整体县域城镇化水平普遍较低,约90%的县域处于城镇化起步阶段。③ 云南省县域交通优势度整体水平逐年提升,但空间分异特征显著。④ 2000~2014年期间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耦合协调水平虽大幅提升,但整体协调度仍然偏低、空间分异特征依然突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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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内涵及其特征的考辩,建立由人口、经济、基础设施、生活质量、生态环境、城乡统筹发展诸因素构成的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信息熵技术支持下的层次分析法（AHP）,以陕西省10 个省辖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陕西省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区分为5 个等级类别：最高（西安）、较高（宝鸡、延安、铜川、榆林）、中等（咸阳）、较低（安康、汉中、渭南）和最低（商洛）,区域差异呈现为陕北较高,陕南较低,关中（西安）突出的现象。不同城市新型城镇化评价因素之间、相同城市的各评价因素之间皆存在水平上的差异,发展不均衡。陕西省城镇化过程的主要推动因素是经济发展,而人口集聚及素质提高、生活质量提升与基础设施建设是主要表现,城乡统筹发展、生态环境建设与城镇化综合发展并不同步,需要统筹城乡、兼顾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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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构建三江平原垦区基础设施和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建立垦区基础设施评价函数和城镇化评价函数,分析了垦区的基础设施和城镇化发展现状。结果显示,垦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城镇化水平自2000年起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并且二者的协调性不断提高,最终围绕平衡状态上下波动。为检验垦区基础设施建设对城镇化的影响,将研究区域划分为基础设施建设超前型和滞后型,并对两组样本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城镇化水平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垦区的基础设施对城镇化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并且基础设施超前型区域的推动效果更强。最后从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提出促进三江平原垦区城镇化发展的具体对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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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从城市级别和市场分割的双维度解释中国城镇化效率增进的实现机制,运用2003—2017年中国城市数据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城市级别和市场分割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城市行政级别和市场分割程度是阻碍中国城镇化效率提升的两大制度壁垒,从而陷入“高级别?高分割?低效率”的发展困境。“高级别?低效率”的原因在于,高级别城市倾向于利用行政级别优势,以牺牲生态城镇化来过度追求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而“高分割?低效率”则源于户籍制度、地方保护及环境治理方式的差异。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设置高级别城市将有利于改善“高级别?低效率”的发展困境,而且高强度的环境约束、更先进的基础设施、更高效的公共服务与更开放的投资环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城市行政级别对城镇化效率的抑制效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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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沿江城镇扩展的空间模式及其测度 总被引：33，自引：7，他引：26
定义了城镇边界的划分规则, 通过卫星遥感影像获取了苏南沿江地区1984 年、1991 年、2000 年和2005 年的城镇边界, 利用分形维数(半径维数、网格维数、相关维数、边界维数)、紧凑度指数以及空间自相关指数(Global Moran I、Local Moran I), 定量揭示了区域城镇扩展的空间模式。结果表明: 分形度量可以定量揭示区域城镇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空间组织 结构, 空间自相关可以定量揭示城镇的空间扩展过程、聚簇模式, 二者相互结合, 可以测度区域内城镇扩展的空间模式, 揭示城市群/ 城市连绵区的形成过程; 苏南沿江地区城镇扩展从改革开放初期自发的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点状扩展模式, 经历了由政策驱动下以融合填充为主导的点- 轴延伸模式, 发展到以经济辐射联系为策动力基于区域产业空间组织的城镇连绵集聚模式, 一个大的城市群正在形成。特别自2000 年以来, 城市群的空间结构特征日益显现。区域内城市的多中心现象始终存在, 但空间极化作用逐渐削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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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pollution in the Taihu Lake Basin has been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 China and abroad for a long time, due to its position in the forefront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Based on data gathering and processing from 84 monitoring sections in this heavily polluted area, this study first analyzes spatial patterns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river water pollution, and then uses the GeoDa bivariat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river water pollution at the scale of township uni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urbanization has adverse impacts on water pollution, and the influence varies in different levels of development areas. The urban township units have the highest level of urbanization and highest pollution, but the best water quality; the suburban units have lower level of urbanization, but higher pollution and worse water quality; however the rural units have the lowest level of urbanization and lowest pollution, mainly affected by upstream pollution, but worst water quality. Lastly,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committees, while actively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should gradually resolve the issue of pollution control lagging behind urban life and urban develop- ment, giving priority to construction of centralized sewage treatment facilities and associated pipeline network coverage in the rural areas and suburban areas.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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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协调性的趋同与差异研究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近10年来,城镇化进程中暴露的很多问题可以归结为城镇化的协调性问题,本文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基础,从城乡、产城、城镇化区域和城镇化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4个方面来衡量新型城镇化的协调性。并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运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spatial Durbin panel data model, SDPDM)从经验上考察新型城镇化协调性的俱乐部与条件趋同现象,发现制约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协调性的因素并不一致：东部城市应进一步加强城镇化同资源环境的协调,促进区域间的协同发展;中部城市应改变大拆大建的城市建设模式,着重发展服务业和增强城市间的合作;西部城市应进一步推进市场开放进程,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城市建设中的攀比,发展服务业和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同时,限制城市人口增长的政策对于新型城镇化协调性不存在显著影响,而放开户籍管制,则会促进人口向城市集聚;无论从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产城融合或是城乡协调发展,均会对新型城镇化协调性起到正向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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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就地城镇化被视为城乡界限淡化条件下人类聚落系统发生重大改变的证据之一。已有文献大多局限在城乡二元分析框架内,本文基于城乡界限淡化的背景建立县域就地城镇化模型,对河南省108个县市2006—2016年就地城镇化水平的整体格局、空间聚类和热点区域演化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① 河南省大多数县市就地城镇化水平有了明显提升,但大部分县市仍处低水平发展阶段,就地城镇化水平相对差异呈扩大趋势。② 河南省就地城镇化空间演化特征明显,“L”形豫北-豫东板块就地城镇化先行区凸显,豫西整体城镇化水平虽低但发展后劲足,连片发展态势明显。③ 河南省县域就地城镇化全局自相关性十分显著,空间聚集倾向和空间近邻效应日益显现,但仅出现了小范围的高聚类区和低聚类区。④ 河南省县域就地城镇化的热点区、冷点区分布格局变化较大,但次冷区和次热区基本保持稳定状态。⑤ 基于极大似然估计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城镇就业规模、人口规模和财政支出水平等是影响河南省县域就地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应从加快推进户籍制度和就业创业制度改革、完善农业土地流转和征地补偿制度、加快城乡结合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等方面提升就地城镇化建设质量和水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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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城镇化的有序发展和优化布局,对于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资源与市场优化配置、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研究表明：① 2000—2020年中国县域城镇化快速发展且区域差异显著,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城郊地区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相对较高,而西南地区、中部农区、西藏及新疆大部分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偏低;2020年沿“胡焕庸线”东侧的东北地区、冀北及晋陕豫地区、川东及云贵地区成为县域城镇化率高值区,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内蒙古边境地区,以及江浙闽东南沿海一带城镇化率超过50%的县域达716个,占比38.3%。② 县域城镇化是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地理区位条件、公共资源供给、专业创业集群与宏观政策等影响县域城镇化的方向、范围和深度。预测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76.04%,县域城镇化率为64.38%。未来要重视强化县域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组织结构的调整优化。③ 县域城镇化发展可分为大城市周边县域要素集聚型城镇化、专业功能县域产业集聚带动型城镇化、农产品主产区县域农业现代化引领型城镇化、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保育型城镇化、人口流失县域异地转移集中型城镇化等5种类型。④ 县域城镇化以县城和重点镇作为要素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形成居业协同与产城融合的多级体系。通过构建产业全价值链、主导产业关联集群、公共服务融合配置体系等创新路径,将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产业融合与等值化发展,促进城乡融合网络化、城乡治理体系化与资源利用集约化,为优化县域人地关系和城镇化空间体系提供持久动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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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基于主成分的多元线性回归法,对2005—2017年间中国西南经济核心区中心城市成都和重庆的城镇化结构质量及其驱动力展开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 重庆与成都的城镇化结构质量整体水平较高且在持续增长中;成都的城镇化结构质量明显高于重庆,这与因地形、发展阶段、城市定位而限定的重庆“主城区现代化大都市+非主城区广大农村地域”、成都现代化都市圈的空间结构组织形式密切相关;② 城镇化驱动因子呈现多元化、阶段性与差异性特征,行政力和市场力起主要作用;其次是内源力和外向力,但外向力正处在一个不断弱化的过程,反映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内生性特征;③ 基于取平均值的城镇化子系统及其系统耦合协调性分析,可有效避免当前城镇化耦合分析中因各子系统指标选取个数不等而带来的失真、不准确问题。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