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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为中心的安全感研究是人文地理学及相关学科的重要议题,学界提出了脆弱性模型、受害模型和破窗理论等多种理论模型分析居民安全感的影响因素,但已有研究鲜有综合分析住房情况和不同类型犯罪受害经历对居民安全感的影响。为此,论文选取了广州市74个典型社区,通过入户调查的方式共计发放1568份调查问卷,采用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居民居住安全感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个体属性、社区社会环境、住房情况和犯罪受害经历对居住安全感具有显著性影响。在个体属性的指标中,性别对居住安全感具有显著性影响,女性居民的居住安全感水平显著低于男性;年龄对居住安全感具有正向影响,居住安全感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显著提升。在社区社会环境和住房情况的指标中,物理环境失序和社会环境失序对居住安全感水平具有消极影响;正式社会控制和拥有房屋产权对居住安全感具有积极影响,而非正式社会控制和集体效能的影响不显著。直接犯罪受害经历和间接受害经历均对居住安全感产生消极的影响,相对而言,直接受害经历对居住安全感的影响程度高于间接受害经历。研究结果可为管理部门提升居民居住安全感水平提供决策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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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文献对社会隔离和犯罪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探讨,但主要聚焦于种族或族群之间的社会隔离,对个体活动联系和情感联系等方面的关注相对不足。文章以1 148份在广州市74个典型社区居住3 a以上居民的问卷为数据基础,构建了社会联系、邻里联系、活动联系和情感联系相结合的社会隔离指标体系,在控制个体基本属性的基础上,探讨了社会隔离与暴力侵害、入室盗窃、社区内扒窃和社区外扒窃四大犯罪类型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整体上,社会隔离与居民遭受犯罪侵害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部分指标和特定犯罪类型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其中,1）与暴力侵害具有显著相关性的指标仅有意见建议（负相关）;2）与入室盗窃具有显著相关性的指标包括社区内亲朋人数（负相关）、社区情感（正相关）和社区管理服务满意度（正相关）;3）与社区内扒窃具有显著相关性的指标包括社区内亲朋人数（负相关）、邻里是否相互串门（正相关）、邻里是否相互借东西（负相关）和居民对社区管理服务的满意度（正相关）;4）与社区外扒窃具有显著相关性的指标包括是否失业（负相关）、邻里关系和谐程度（正相关）、意见建议（负相关）和居民对管理服务满意度（正相关）。总的来看,不同衡量维度的社会隔离与社区的非正式社会控制、居民对犯罪的警惕程度有关,从而导致其对居民遭受犯罪侵害概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随受侵害类型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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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出行是犯罪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议题,在犯罪防控、侦破等警务实践中具有突出的技术贡献。受制于研究数据的限制,中国犯罪出行实证研究较为缺乏。论文研究了2010—2016年长春市南关区扒窃犯罪出行的空间模式与影响因素,并指出：① 2010—2016年长春市南关区扒窃犯罪出行平均距离为5.74 km,存在明显的空间衰减效应,空间模式为就近掠夺,在距离犯罪者居住地2 km处出现犯罪缓冲区。② 南关区扒窃犯罪高发区与犯罪群体主要聚居地在空间上呈现重叠,该区域犯罪以就近掠夺的空间模式为主。③ 回归模型验证了犯罪者人口属性中性别、户籍地、是否就业和具有前科劣迹、涉案金额、犯罪地点所属类型对于出行距离的显著影响,其中户籍地变量为理解转型期中国大城市犯罪行为具有一定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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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北京社会调查、法律文书、兴趣点、路网、定位数据,发现盗窃及暴力犯罪密度对犯罪恐惧感并无显著关联或影响偏弱,犯罪活动与犯罪恐惧感存在“匹配且具高安全性”“匹配且具高危险性”“不匹配且比主观感知更危险”“不匹配且比主观感知更安全”等类型。脆弱人群更易高估安全风险;防卫空间及街道眼理论分别适用于解释客观犯罪和主观感知,高密度、混合型、密路网的可渗透环境容易产生比主观感知更危险的情形;物理与社会失序、居住不稳定性会产生比主观感知更安全的情形;高人员流动性及高地位社区的居民则易低估安全风险;出入管控和环境维护能起到减犯罪、降恐惧的双重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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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日常活动对扒窃警情时空格局的影响 总被引：5，自引：0，他引：5
扒窃现象与居民的日常活动有较强的关系,已有文献研究了不同活动场所对扒窃的影响,但鲜有考虑不同类型居民活动出行量及其场所对扒窃影响的时间差异。本文基于日常活动理论,以南方某大城市为例,以派出所为分析单元,利用居民入户调查问卷、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 POI）、扒窃报警数据,检验不同类型活动出行量与扒窃的时间相关性,并划分时间段,建立多个空间滞后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时段居民日常活动对应场所与扒窃的关系。研究发现,扒窃警情存在明显的时空集聚性,其中,凌晨和早上的集聚性最强,白天和晚上相对较弱;不同类型的日常活动对扒窃时空格局的作用存在差异。买菜活动出行量与扒窃的时间变化存在正相关关系,买菜场所在凌晨和早上容易吸引扒窃者;购物活动与扒窃亦存在较强的时间正相关,白天和晚上在购物场所附近被盗的风险较高;外出吃饭的出行量与扒窃行为无直接关系,但在凌晨和早上餐馆周边容易吸引扒窃者;娱乐活动与扒窃同样存在较强的时间正相关,不同类型的娱乐场所对扒窃的影响存在差异,电影院、酒吧在大部分时间段均会吸引犯罪者,凌晨时段KTV附近区域的被盗风险较高。场所对扒窃的影响主要与犯罪机会吸引（犯罪目标的丰富性、暴露性）及场所自身属性有关（是否为犯罪者的集聚地）。文中最后对时间地理学和犯罪地理学结合的可能性、研究的应用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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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犯罪是全球共同关注的犯罪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专业领域开展了大量研究。已有文献对毒品犯罪的成因进行分析,由于数据的局限性,较少从微观尺度对毒品犯罪热点的时空分布进行研究。论文以SZ市NH、DM街道内社区为例,基于毒品犯罪案件数据,利用探索性数据分析和时空扫描识别毒品犯罪时空热点分布,结合用地类型、动态人流量等数据定量分析毒品犯罪案件的时空分布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如下：① 毒品犯罪主要分布在商业发达地区和城中村地区,且城中村的毒品犯罪时空热点分布的起始时间较商业发达地区更早,影响范围也更大;② 毒品犯罪在不同用地类型分布是不均匀的,其中“住宿旅游娱乐”“商业百货批发零售”“餐饮经营服务品牌”3类用地类型与毒品犯罪具有高度相关性;③ 人流量高热区的面积占比与毒品犯罪的发生有一定的相关性,高热区面积占比大于5%或为0时,能够抑制毒品犯罪的发生;高热区面积占比在0~5%之间,能够促进毒品犯罪的发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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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抢劫者前犯罪经历对其后作案地选择的影响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作案地选择是犯罪地理学的研究主题。已有的重复作案地选择的研究表明,犯罪者“前案件”作案地选择对他们“后案件”作案地选择具有影响,但以往研究关注的是先前的犯罪时间和地点对其后续作案地选择的影响,仍未检验犯罪者在“前案件”中犯罪经历的具体作用。因此,论文以中国东南沿海ZG市为例,利用街头抢劫者的抓捕数据和混合Logit模型,聚焦探析街头抢劫者先前的个体犯罪经历对他们随后的作案地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街头抢劫者在“前案件”中的犯罪间隔、犯罪出行和当场被捕等个体犯罪经历对其“后案件”作案地选择具有强烈的影响,即“前后案件”的犯罪间隔越临近、“前案件”犯罪出行距离越短,以及“前案件”未当场被捕,则大大增加了街头抢劫者返回到先前抢劫区域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并通过警察访谈和结合理论分析,发现“前案件”未当场被捕是由犯罪者当场被捕的恐惧感、警察特殊的干预方式,以及社会凝聚力和犯罪防控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研究结论可为警务部门的“事前防控”与“主动处置”提供一定的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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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G市诈骗犯罪的时空分布与影响因素 总被引：6，自引：0，他引：6
诈骗犯罪是现代城市中亟待解决的一大社会难题。现有研究多从社会学角度,基于微观层次探讨影响诈骗受害的个人属性特征,缺乏从地理学视角对诈骗受害者生存环境中的中宏观层次因素的考虑。本文基于犯罪地理学视角,综合运用平均最近邻、核密度以及负二项回归等研究方法,对ZG市5类诈骗警情的时空分布特征和基于建成环境与社会环境两大维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果表明：① 各类诈骗的时间分布规律各异,但整体上呈现出工作日高于休息日、下午或晚上高于上午、凌晨时段为最低的特征;② 和其他类型的城市犯罪类似,诈骗犯罪整体呈现出与老城区距离衰减的“多中心”显著性集聚特征;各类型诈骗热点的空间分布大同小异,多分布在城市的老城区、CBD、火（汽）车站、城中村或高校布局的周边地带;③ 各类诈骗犯罪的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各异,但整体表现出与银行网点、旅游景点、道路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高校等建成环境因素高度相关;与购买商品房家庭占比、受教育水平、人口老龄化和城镇化水平等社会环境显著相关的特性。本文拓展了犯罪地理学领域对诈骗犯罪的研究成果,证实了各类诈骗犯罪符合日常活动理论的理论假设,对诈骗受害情景预防具有重要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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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口学特征的犯罪者行为时空倾向——以长春市南关区为例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聚焦犯罪者视角,基于2010—2016年长春市南关区扒窃犯罪案件数据,运用logit模型揭示犯罪者人口学特征与其行为倾向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① 相近人口学特征犯罪者具有在相同特定的时间和城市区域实施犯罪行为的倾向和趋势。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是否存在前科劣迹和户籍地依次对犯罪者的行为的时间与空间倾向带来了某些特定的影响;② 长春市南关区扒窃犯罪中,男性犯罪者具有在城市道路犯罪的地点倾向和夏季、秋季犯罪的时间倾向,女性犯罪者具有在人口热力值高犯罪的地点倾向和在10~21时犯罪的时间倾向,年长犯罪者呈现在商业、公服设施、道路犯罪的地点倾向和休息日、4~15时犯罪的时间倾向;③ 本地户籍犯罪者具有在商业、公服设施、道路犯罪的地点偏好,有前科的犯罪者有在人口热力高、10~21时犯罪的偏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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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关于足球比赛等体育活动影响周边区域犯罪风险的研究主要关注于一般性验证,而缺少对比赛期间不同时间范围内犯罪风险的态势分析及相关空间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以英国伯明翰市的维拉公园球场为例开展实证研究,对2005—2009年赛季的104场职业足球比赛在比赛日和对照日、开赛前和开赛后等不同时间范围内球场周边3 km区域内发生的扒窃类案件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研究了相应案件的空间影响要素。结果表明：维拉公园球场周边区域内比赛日期间的扒窃案件发案量要明显高于对照日,而在具体的时间分布上,比赛日开赛时间前2小时到开赛后1小时内发生的扒窃案件显著偏多,并且案件在比赛日和对照日、比赛日的开赛前和开赛后期间的空间分布特征明显不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比赛日期间餐饮消费类场所的扒窃案件风险较为突出,且高于对照日,而对照日期间的扒窃案件风险则主要集中于休闲娱乐等常规性犯罪热点场所;在比赛日的开赛前,扒窃案件风险主要分布于一些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而在开赛后则主要集中于餐饮类场所,且随着比赛的开始扒窃案件的风险有转移的趋势。本研究对开展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大型体育活动的犯罪风险精准防控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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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犯罪类型受害者报警行为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总被引：3，自引：2，他引：1
采用问卷调查数据,以理性选择理论为框架,对广州地区扒窃、诈骗、入室盗窃、暴力侵害四大犯罪类型受害者的报警行为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扒窃和诈骗的发生率较高,但报警率较低;入室盗窃和暴力侵害的发生率较低,但报警率较高。逻辑回归结果表明,损失的财产价值是影响扒窃、诈骗、入室盗窃、暴力侵害受害者报警行为的共同因素,损失越大,报警的可能性越大。此外,户口状态对扒窃报警行为有影响;入室盗窃和暴力侵害的报警行为还受个人客观属性和主观感知的影响。表明西方的理性选择理论框架适用于中国的报警率研究,但在选择具体的衡量指标时应更慎重;在对用公安部门的数据进行犯罪空间分析时,应注意报警率的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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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犯罪出行距离的角度研究犯罪行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犯罪发生的机理。已有研究主要探讨作案社区的特征对犯罪者出行距离的影响,尚未综合考虑作案地、居住社区与作案社区差异及出行物理障碍(physical barrier)影响。论文以中国南方某特大城市为例,构建考虑个体层与作案社区层特征的多层线性回归模型,探究盗窃者犯罪出行距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相比作案社区层,个体层的变量对犯罪出行距离的影响更大;(2)出行物理障碍变量会提高模型的解释力,犯罪出行跨越的物理障碍越多,则出行距离越远,且它会影响作案社区中地铁、超市、银行对犯罪出行距离的作用;(3)居住社区与作案社区之间的环境差异对犯罪出行距离有影响,居住社区中的公交站、学校、超市越多,地铁站越少,犯罪者的出行距离越近。研究结论可以为犯罪者的地理画像与警务防控提供理论支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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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共生空间的类型识别及其特征分析 总被引：2，自引：1，他引：1
以ZG市公共空间盗窃、入室盗窃、寻衅滋事、接触诈骗、抢劫抢夺犯罪为研究对象,采用K均值聚类法识别不同类型的犯罪共生空间;并通过决策树模型分析了不同犯罪共生空间的特征。结果表明,ZG市犯罪共生空间可划分为4种类型：① 无犯罪类型共生区;② 公共空间盗窃和接触诈骗犯罪共生区;③ 所有类型犯罪共生区;④ 入室盗窃、寻衅滋事和抢劫抢夺犯罪共生区。城市中各异的社会环境和建成环境产生了不同类型的犯罪机会,而且各类社会环境和建成环境之间存在着条件交互性作用。研究结果为制定犯罪的联合防控策略和实现有限警力的合理布控并且提高执法效率提供了理论基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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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财产犯罪的空间分析 总被引：11，自引：5，他引：6
基于长春市公安局提供的警区层面的犯罪数据,分析了长春市2008年财产犯罪率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发现长春市财产犯罪率呈现出城市中心高而外围低的圈层式空间模式。通过对犯罪高发区域的用地性质和功能的分析发现,长春市主要商业区和主要客运交通枢纽所在警区均具有较高的财产犯罪率。利用空间分析的方法,判定出长春市财产犯罪的热点地区,从统计学意义上验证了犯罪活动的空间集聚性,进而推测这些区域可能存在犯罪扩散和溢出效应。借鉴国外相关理论及实证研究,结合长春市实际情况,通过回归建模分析,探讨了长春市财产犯罪率同人口、社会经济、土地利用等各因子可能存在的相互关系,发现长春市财产犯罪率受到人口密度、就业活跃度、商业区、服务业活跃度、客运枢纽和年轻人口比例的显著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日常活动理论的基本观点,但需结合长春市实际情况做具体分析与解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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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拐卖犯罪的重灾区也是典型拐出源区的西南地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为研究区,利用2008—2020年中国裁判文书审判数据,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数理统计、空间分析和负二项回归检验等方法,探索西南地区拐卖犯罪的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时间分布上,拐卖犯罪整体高发于2009—2014年,呈“三峰两谷”波浪形变化,“三峰”出现于2009、2012与2014年,而于2010和2013年出现“两谷”;最高发月份为12月,拐卖妇女次高发月份集中在3、6、7、9月,而拐卖儿童次高发月份为5、7、8、9月。2）空间分布上,拐卖犯罪呈显著的“东南—西北”轴线状分布,与川渝、云贵交界线高度吻合,省际交界区域是热点地域;省域空间分布以云南省为最,重庆市最次;微观地点多发生在人流量大的医疗、车站等场所以及乡村住宅附近。3）拐卖犯罪案发量受人口性别比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的正向影响,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登记失业率、少年儿童抚养比和客运量具有负向影响;其中,人口性别比、客运量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对拐卖妇女犯罪影响更大。最后,基于影响因素分析从加强社会建设、创新预防机制、强化打击机制3个方面提出防控治理对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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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卖犯罪的时间跨度长、社会危害性高,会对受害者造成一生的记忆创伤。未成年人作为弱势群体,极易受到拐卖犯罪的侵害。早前拐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学和社会学领域,基于地理学视角的研究起步较晚,且缺少针对犯罪高发区云南省的研究。为此,文章基于公益平台“宝贝回家”网站的数据资料,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等方法,从未成年受害群体视角探究云南省拐卖犯罪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来自乡村的被拐未成年人占总体的77%,从乡村拐入乡村的拐卖数量最多;同时,被拐未成年人整体趋于低龄化,呈现较强的低龄男童偏好以及大龄女童偏好。2）1958—2019年云南省拐卖未成年人数量在时间上呈现“倒V型”波动特征,高发期为1994—2005年,其时间演变受特殊历史事件、国家政策和打拐活动等的影响。3）空间上,云南省东部犯罪总量较高,扩散速率较快,其中曲靖、昆明、昭通为热点区域;县域尺度上,官渡区、昭阳区、盘龙区、西山区、五华区、镇雄县、宣威市的被拐未成年人数量占总数的49.5%;同时,过半案件发生在居住场所附近,封闭式公共场所附近案件发生量最少。4）影响因素上,自然因子对拐卖犯罪的影响力度最小,人口因子对犯罪快速增长期影响显著,社会和经济因子对犯罪高发期和低发期的作用显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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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卖儿童犯罪作为一种影响恶劣的社会现象,已引起公众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犯罪地理学视角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且侧重宏观分析,当前亟须聚焦犯罪热区作精细解析。本文以中国拐卖犯罪主要源区贵州省为研究区,采用文本分析、数理统计、空间计量等方法,揭示被拐儿童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及拐卖儿童犯罪的多维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1~6岁男童为核心受害对象,拐卖导致的儿童迁移以城乡间交叉流动为主。② 犯罪在1944—2018年间呈“中段高发、首尾低发”态势,空间上集中于贵州西北半壁,尤以贵阳为最,微观地点上高发于人员流动频繁的开放型空间。③ 犯罪路径以“黔入东部”和“川滇入黔”为主,以省内跨市流动为辅。④ 犯罪主要受人口自然变动、生育政策、流动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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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识别盗窃犯罪易发地的主要类型、影响强度及其区域异质性特征,同时厘清地理探测器在犯罪地理研究中的适用性。利用北京中心城区的多源大数据,研究发现：① 在全域范围内,37类设施均属显著的盗窃易发地,道路边界、行政边界、用地边界也是盗窃高发的边缘地带,影响力突出的盗窃易发地更具备犯罪模式理论提及的犯罪引致条件。② 如社会解组理论所言,随着社会解组程度减弱,犯罪易发地的类型数量及其对盗窃分布的影响逐渐下降。除低解组区外,各类设施及边界的相对影响排序基本相同。③ 因未考虑混淆因素干扰,地理探测器容易高估解释变量的作用,与负二项回归结果的吻合度不高。而结合排除控制法,将混淆因素同质化的样本进行分区分析是规避外生变异和稳健运用地理探测器的可行路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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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卖毒品是实现毒品犯罪经济利益的重要环节,是危害最为严重的毒品犯罪类型之一。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毒品犯罪与建成环境之间的关系,没有顾及打击后贩卖毒品犯罪空间转移现象以及影响因素的变化。本文基于日常活动理论、犯罪模式理论和社会解组理论,以中国ZG市主城区为例,融合多源时空数据,分别对2013年8月开始的“雷霆扫毒”前后的贩卖毒品犯罪构建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微观尺度下半公共空间、室外公共空间和室内私人空间对贩卖毒品犯罪影响的变化。研究发现“雷霆扫毒”行动后：① 贩卖毒品犯罪案件数量显著下降;② 半公共空间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影响作用减弱;③ 室外公共空间对贩卖毒品犯罪影响作用增强,室内私人空间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影响上升。结果表明：“雷霆扫毒”专项行动开展后一年,贩卖毒品犯罪的“主阵地”发生变化,由城市半公共空间逐渐向室外公共空间和室内私人空间转移。特别的是,“雷霆扫毒”对大毒枭及贩毒团伙的打击成效突出,促使2014年贩毒案件大幅度下降,实现了专项行动开展的目的。后续一系列专项行动进一步提升了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发现和查处能力,显示出专项行动对打击隐性犯罪的明显效果。研究表明公安执法部门必须对毒品贩卖犯罪进行持续的、有针对性的打击,对发生地的变动进行定期的监控,不能一蹴而就。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