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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广州南沙湿地鸟类迁徙规律,揭示鸟类整体迁徙动态变化,于2014年1月至2018年12月,连续在每月下旬日落前3 h采用样点法和样线法对南沙湿地公园鸟类群落多样性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 2014—2018年共记录到鸟类139种,以冬候鸟为主。2）鸟类物种数年际波动较大,丰富度年际变化不明显,即鸟类种类在逐渐增加的同时,个体数量趋于稳定。3）鸟类月度变化呈现明显的候鸟迁徙规律,越冬期急速上升,繁殖期平缓。越冬水鸟迁飞时间有提前的趋势,且在富有食物来源的浅水滩涂地和在无瓣海桑等高大茂盛的红树林群落有更多种类与数量的水鸟分布。最后,建议在注重绿化连续性和整体性的同时,保护和管理鸟类的栖息环境,适当扩大滩涂地面积,增加红树林种植面积以及合理地围垦,科学维持浅水滩涂和红树林种植面积比例,吸引更多越冬候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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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一醒陈巧尔高帅王征 《湿地科学》2022,(3):357-365
江苏省东台市条子泥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候鸟停歇地、换羽地和越冬地,对迁徙候鸟具有重要意义。为了研究条子泥湿地水鸟群落的时空变化,于2020年8月和10月、2021年1月和4月,在条子泥湿地,开展了水鸟调查,研究水鸟群落的物种组成和季节变化及其对生境的利用状况。研究结果表明,调查期间,在条子泥湿地,共记录9目15科64种水鸟,其中,有3种水鸟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有5种水鸟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累计共有7种水鸟单次调查的数量达到该物种全球数量1%的标准;在不同季节,水鸟群落的物种数量和个体数量波动变化,但是无显著差异;2020年8月,水鸟群落的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相对最大;光滩、水产养殖塘、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滩涂中的水鸟类群组成和多样性具有一定差异,但是,3种生境的水鸟群落组成很相似。条子泥湿地是水鸟重要的栖息地,应该更有效地保护条子泥湿地及其水鸟资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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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梁素海是干旱半干旱地区典型的湿地。其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及中亚—印度两条迁徙路线上,是迁徙候鸟极其重要的繁殖地和停歇地。从2009到2012年,我们采用样线法和样点法对水鸟及其栖息地进行调查,共记录了98种水鸟,隶属于6目、14科,同时记录到水鸟个体超过100 000个。其中夏候鸟55种(在此繁殖)、旅鸟39种(在此短暂停留),分别占所记录物种数的56.12%和39.80%。对所记录的鸟类及其种群的迁徙规律进行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春季迁徙期主要为3月上旬到5月中旬,比秋季迁徙期(8月上旬到11月中旬)短。水鸟繁殖的高峰期是4月上旬到5月下旬。重点保护水鸟(包括IUCN红色名录中的受胁物种以及中国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的Ⅰ、Ⅱ级保护物种)的集中分布时间是4月上旬到5月下旬以及9月上旬到11月上旬;相比春秋迁徙季节,夏季水鸟的群落结构相对稳定。基于研究,我们建议将乌梁素海湿地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及迁徙路线网络。此外,栖息地管理对鸟类分布的决定作用同样在文中加以讨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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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北地区是全球鸟类迁徙的关键区域,在全球9条迁徙路线中,有3条迁徙路线涵盖了该区域,西北地区鸟类保护有助于推动全球范围内的鸟类保护。识别西北地区的水鸟保护优先区,分析保护空缺是有效保护鸟类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以2009年之后的水鸟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重要鸟区(Important Bird Areas,IBAs)标准及《湿地公约》中国际重要湿地标准,识别了西北地区水鸟保护优先区,使用"不可替代性指数"对优先区进行排序,并对保护空缺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西北地区有48个地点满足水鸟保护优先区条件,4个地点"不可替代性指数"超过100,17个地点未受保护。西北地区水鸟数据较少,监测调查能力不足,应对尚未保护的优先区域开展保护行动,提升西北水鸟调查和监测能力、完善保护地体系,更好地保护西北地区水鸟及其栖息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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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科学》2019,(5)
2018年3月～2019年2月,采用直接计数法,对河北省怀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进行了水鸟调查,共记录了67种水鸟,隶属于6目13科。水鸟从属区系为:古北界47种(占该湿地公园水鸟总物种数的70.15%),东洋界4种(占4.48%),广布种18种(占25.37%)。在67种水鸟中,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4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6种,河北省重点保护鸟类26种,列入中日候鸟协定名录和中澳候鸟协定名录中的鸟类分别有46种和17种。各月水鸟群落的Shannon-Wiener物种多样性指数差异较大,其最大值出现在5月,此时是水鸟迁徙的高峰期;其最小值出现在1月。调查中,在官厅水库发现了超过2 000只的灰鹤(Grus grus)越冬群体,表明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是中国灰鹤的重要越冬栖息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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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科学》2015,(5)
于2013年3~5月和9~12月,采用样线法和样点法,对富锦市沿江湿地的水域、沼泽、草甸、防护林和农田的鸟类种类、数量、迁徙时间和多样性规律进行调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富锦沿江湿地常见鸟类有雁鸭类、鸻鹬类和雀形目,共记录鸟类56种,其中水鸟41种;迁徙鸟类种类和数量在4月末和10月末达到高峰,其中雁鸭类是最主要类群,记录有16种2 900多只,以绿头鸭(Anas platyrhynchos)数量最多,占迁徙鸭类总数的40%以上;春季,鸟类迁徙期开始于3月末,雁鸭类首先抵达研究区,最早到达的是绿头鸭(3月24日)和鸿雁(Anser cygnoides)(3月27日),4月初,出现普通鸬鹚(Phalacrocorax carbo)和大型的鸥类,4月中旬出现鸻鹬类,5月上旬各种鸟类陆续迁离,秋季,迁徙期鸟类在9月下旬开始陆续迁来,10月末至11月初,迁徙鸟类的数量和种类都达到高峰,12月陆续迁离;在5种不同生境中,农田的鸟类群落多样性指数最大,沼泽、水域、草甸和防护林的鸟类群落多样性指数依次减小,沼泽的鸟类群落均匀性指数最大,水域、草甸、农田和防护林的鸟类群落均匀性指数依次减小。本研究进一步加深了对富锦沿江湿地鸟类组成及多样性季节变化的认识,为保护区鸟类管理及保护提供了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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鸻鹬类鸟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路线上的重要驿站:黄渤海湿地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湿地科学》2015,(1)
黄渤海湿地位于中国、韩国和朝鲜之间,是全球最重要的沿海湿地生态系统之一。黄渤海湿地是水鸟南北迁徙的重要中转站,也是东亚-澳大利西亚水鸟迁徙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渤海湿地广阔的海岸滩涂为上百种、数量超过千万只的迁徙水鸟提供了优良的中途停歇地,使其得以补充、储备继续飞行所需的脂肪,同时,在黄渤海湿地南部地区,如韩国釜山以西的周边和中国长江入海口及江苏北部沿海一带滩涂也是迁徙候鸟最理想的越冬地。黄渤海湿地既可以作为水鸟沿海岸线迁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南越冬的中转站,又可以作为水鸟继续南飞至东南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越冬的中途停歇地。黄渤海湿地对于鸻鹬鸟的重要性则主要表现在其北迁期间,在每年4~6月鸻鹬鸟北迁时期,这一区域有25种鸻鹬鸟,超过30%的种群数量;5种鸻鹬鸟[弯嘴滨鹬(Calidris ferruginea)、斑尾塍鹬(Limosa lapponica)、白腰杓鹬(Numenius arquata)、大滨鹬(Calidris tenuirostris)和环颈鸻(Charadrius alexandrinus)]的数量甚至是其迁徙种群的全部数量。大约80%的大杓鹬(Numenius madagascariensis)和40%的半蹼鹬(Limnodromus semipalmatus)迁徙种群在北迁期间,利用了黄渤海湿地。总结了黄渤海地区湿地保护与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加强黄渤海地区水鸟保护的措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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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胶州湾湿地水鸟资源现状及保护对策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胶州湾是山东半岛面积最大的河口海湾型湿地,湿地总面积约3.7万hm2,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湿地生物资源,成为亚太地区水鸟迁徙的重要停歇地和越冬地。目前胶州湾湿地鸟类有12目26科156种,其中包括许多全球濒危和国家级重点保护种类。鉴于目前胶州湾的不断萎缩及湿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不断破坏现状,为保护湿地水鸟资源,恢复胶州湾良好的生态环境,应尽早建立湿地自然保护区,开展水鸟资源的保护和湿地环境生态改造,为亚太地区候鸟的顺利迁徙提供良好的栖息地,推动青岛市自然保护区建设事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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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2015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的演化特征——基于异质性劳动力视角 总被引：2，自引：1，他引：1
自户籍制度放宽以来,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其中,异质性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普通劳动力）在迁移过程中表征出不同的空间格局和网络组织特征,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各异的影响。本研究基于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微观抽样数据,使用复杂网络理论对1995—2015年中国异质性劳动力迁移的时空格局和网络演化展开分析,并分析了格局背后的可能成因。研究发现：① 省际高技能和普通劳动力迁移均呈现出持续高度不平衡的空间集聚特征,承载大量人口的迁移流主要由中国中西部地区指向东部沿海地区,但这种空间不平衡特征呈现出一定的减弱趋势。高技能劳动力的平均迁移距离比普通劳动力更长;② 两类劳动力迁移网络中均呈现明显的“小世界”特性,但普通劳动力迁移网络的迁移强度和关联程度均高于高技能劳动力迁移网络;③ 两类劳动力迁移网络均呈现出以北京、上海、广东为主要核心节点的网络结构。高技能劳动力网络结构呈现相对稳定的特征,而普通劳动力网络结构则呈现出变化的趋势;④ 地区经济差异、路径依赖效应、异质性劳动力在就业市场上的差异性以及劳动力市场对异质性劳动力需求的差异是导致两类劳动力迁移格局差异性的重要成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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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长江口的崇明东滩是东亚一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一个重要的候鸟迁徙停歇地。保护区的环志工作始于1986年,自2002年,每年春季和秋季都进行较系统的环志工作。至2010年底,已环志鸺鹬类46种36800余只,其中超过95％的鸟佩带了代表长江口地区标识的黑白色足旗。其中大滨鹬、黑腹滨鹬和翘嘴鹬是崇明东滩环志数量最多的3种鸟类,环志数量分别为10631、3056和2746只。为了便于野外个体识别,保护区于2006年起在环志时尝试使用编码足旗,到2010年,共有9种1758只鸟佩戴了编码足旗。在环志过程中,总计有20种441只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环志鸟被回收。回收鸟中超过一半的鸟为大滨鹬,而且70％的回收鸟是在西北澳洲被环志的,表明崇明东滩与西北澳洲对于迁徙涉禽的保护上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崇明东滩环志研究所获得的数据对于了解东亚一澳大利西亚迂徙涉禽的迂徙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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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sk geografisk tidsskrift. Norwegian journal of geography》2012,66(2):91-103
The Census Bureau has published migration data from 1967 in the form of a matrix of movements between 104 ‘trade districts’ (td), and also provided an unpublished matrix for 454 communes. Migrations concerning Bergen, Trondheim and Kristiansand tds. have been analysed on three levels: a) inter-communal migrations within the 3 tds, b) migrations between the tds and tds in the neighbouring counties, and c) migrations between the tds and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The data show that the importance of migrations from rural areas to towns has been exaggerated in public opinion, whereas the importance of other migration types has been underestimated.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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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来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特征、模式及机制——以兰州市为例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企业迁移研究是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论题之一, 是一种从微观个体出发理解产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形成机制的重要视角。利用兰州市制造业企业迁移信息, 从迁移规模、方式、距离及迁移跨度4个方面对城市制造业企业空间位移特征进行分析, 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的模式、路径及其形成机制。案例分析表明: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模式由计划经济时期单一行政主导的“梯度式”迁移模式向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企业自主选择的“渐进式”迁移与政府先行主导的“跳跃式”迁移相结合的模式过渡, 大体上经历了向心式集中迁移、中心-外围互迁、外向型跨越式迁移3个阶段。研究还表明, 经济体制转型、地方政府自主经营权下放等宏观环境变化, 地方政策影响下的旧城更新、开发区建设、城市内外交通设施改善, 企业自身由于外部环境变化和内在扩张需求等诸多因素相互组合及综合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推动了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的空间迁移活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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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6月,调查了鄱阳湖夏季水鸟,共记录到水鸟59种,隶属6目14科,其中繁殖鸟31种,非繁殖鸟28种;古北界种类27种(45.76%),东洋界种类3种(5.09%),广布种29种(49.15%)。与2015年相比,16个种有变动,涉及3目7科,比2015年减少了14种,增加了2种。鸟种类最多的为鸻形目,25种;其次是鹳形目和雁形目,分别为14种和11种;数量上,鄱阳湖夏季水鸟中,少见种3种,常见种2种,优势种有12种,其中鹳形目鹭科优势种7种,占优势种种数的58.33%。初步分析了鄱阳湖夏季水鸟的分布、生境选择和生物多样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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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对我国历史时期人口迁移的影响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方金琪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1989,1(2):39-46
我国历史时期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影响其迁移发生的因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而气候变化的作用过去一直被大多数研究者所忽视。本文的讨论表明历史上的一些人口迁移时期,尤其是中亚和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下时期,往往也是我国北方气候偏干,旱灾、尘暴和冬季雷暴出现频繁,湖泊退缩,土地沙漠化强烈和黄河决溢频率减小的时期。湖泊面积变化的能量平衡计算表明,干旱、半干旱地区这时的降水量较先前的湿润期减少了35～40％以上。这种强烈的变化导致了畜牧业的严重减产,使其产量不能维持湿润期已增长起来的人口的需求而发生了人口的向外流动,并多次导致了全国性人口大迁移。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和气候灾害也直接影响了汉族内部的人口迁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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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湿地是亚洲东部候鸟南北迁徙的重要驿站,有大量属国家一、二级保护的鸟类。近几十年来,受人类活动和自然因素变化影响,天津市湿地景观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对湿地鸟类栖息地环境和鸟类迁徙、繁殖产生了不利影响。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支持下,以天津市1999年、2003年和2007年3期TM影像为数据源,采用目视解译分类方法,并结合其他非遥感以及高清晰影像作为辅助资料,获得了天津市湿地基本信息;在此基础上,将天津市湿地分成2大类12小类;利用ArcMap软件,分析了3个时期湿地面积的变化;利用Frag-stats3.0软件和Excel软件,得到天津市湿地景观格局的动态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天津市湿地总面积从1999年的312088.73hm2增加到2007年的328133.61hm2,面积增加了4.89%;湿地面积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人工湿地盐田面积大幅增加,人工湿地8年间共增加了24043hm2,其中,盐田面积增加了25699.57hm2,但天然湿地面积减少了7.38%。天津市湿地景观的破碎化程度在一直加剧,斑块类型更加多样化,湿地景观中没有明显的优势类型,且各斑块类型在景观中均匀分布。湿地类型转化的基本规律表现为天然湿地向人工湿地、人工湿地向农林用地、农用地向建设用地转换,人类的开发活动已经转向一些人为干扰较少的潮间带、滩涂区以及河流河口水域、浅海水域、湖泊和沼泽等地区。将各种驱动因素加以组合,归纳为2大类和20个变量指标,建立湿地景观变化驱动因素指标体系。分析表明,人口和经济因素对湿地景观格局变化有显著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天津市产业结构并未得到改善,尤其是第二产业仍然占较大比重;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快速城市化导致的城市实体扩张占用大量农田和湿地;在农业因子中,粮食产量的提高与通过占用湿地来扩大种植面积有直接关系。1999～2007年间,天津湿地水鸟生境发生了明显变化,深积水区面积和斑块数量逐年增加;无隐蔽物的湿地面积和人工建筑物的面积大幅增加,重干扰区的面积增加;水鸟的水生动物性食物增多,谷物草籽等植物性食物减少。人类活动已对天津湿地水鸟生存环境构成严重威胁。总体上,天津湿地水鸟生境质量在下降。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