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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土地集约利用的长株潭城市群建设用地供需仿真模拟 总被引：7，自引：0，他引：7
土地集约利用反映了土地利用的综合状态,是协调土地供需平衡的重要指标。运用系统动力学（SD）构建城市建设用地供需反馈关系回路以及指标变量函数,在此基础上,建立长株潭城市群建设用地供需系统模型,仿真模拟低土地集约利用度、中等土地集约利用度、高土地集约利用度三种不同状态条件下,2016-2030年区域的建设用地、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供需变化趋势。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用地规模仍处于扩张状态,城市建设用地数量增长速度总体较快。但三种发展状态下用地增长规模、速度存有差异;② 在低集约度模式下,建设用地规模及供地数量大,易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高集约度模式下,建设用地供给紧缩,用地规模增长缓慢,总规模偏小,不利于城镇化的良性发展;中等集约度模式则在用地规模和供给量上均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能体现现代城市发展理念;③ 工业用地占建设用地比例保持在15%~21%之间,其中低集约度模式下比例逐年上升,中等和高集约度模式下呈缓慢下降并趋于稳定之势;居住用地占建设用地的比例维持在27%~35%之间,其中低集约度和中等集约度模式用地占比呈下降趋势,高集约度模式比例总体维持在较高水平。研究通过对三种发展模式的设定,确定了不同指标在三种模式下的变化趋势,可为土地供需决策优化、城市建设规划及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科学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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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土地供需关系系统动力学模型研究 总被引：2，自引：1，他引：1
用地供需矛盾影响因素很多,城市土地集约度是其重要的调控指标.将集约度作为土地供应的阀门,建立集约度与供给、需求影响因素之间的反馈关系,进行集约用地约束下的土地供需研究.模型模拟与预测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建设用地的供给量由城市土地储备量、城市建设用地供需差、城市总体节约度共同决定.建设用地供给量在储备足够的情况下,由建设用地供需差决定,在低度集约模式下,用地规模过大,用地方式粗放,导致供需出现恶性循环;在过度集约模式下,用地规模虽然得到有效控制,但人均用地面积过低,不利于人与环境的和谐;在适度集约模式下,既满足一定的用地规模又可节约集约用地,是一种较好的发展模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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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理与资源文摘》2007,(2)
F293．2 2007021549江苏省开发区土地利用集约度的评价研究=Intensity as- sessment of land use in development zone in Jiangsu province/吴郁玲,曲福田//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6,15(6)．—703～707对江苏省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进行定量化评价,并探讨集约度的合理水平和促进土地集约利用的途径与措施．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整体水平较高,但存在地区间和地区内部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政策和用地结构是影响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几大因素．指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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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城市土地利用集约性的综合评判 总被引：3，自引：1，他引：2
应用GIS数据管理与分析技术、TOPSIS综合评价方法,紧扣土地利用集约性的内涵,以城市市辖区为评价单元,从城市规模和土地利用程度,土地投入程度、土地利用效率、以及土地集约利用发展趋势等诸多层次,对北京、上海等18个大城市市辖区的土地利用集约性进行综合评判,得出以下结论:大城市的集约度都在逐年提高,土地利用将更加集约;我国大城市土地利用的集约性,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评价结果表明,青岛、宁波等国家单列城市,规模适中,土地集约性反而很高;上海和武汉的集约度一直处于前三位,其他直辖市和省会等特大城市波动性较大,土地集约性利用还有很大潜力可挖;与上海、宁波、青岛等东部城市相比,太原、石家庄、西安等中部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一直很低,潜力大、亟待提高。此评价方法与评价指标,以及所获得的评价结果,较好地揭示了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集约度的动态性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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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资源》2020,(4)
研究土地集约利用对提高土地产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构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体系,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方法和相关性分析,对2008年～2013年兰州市城市土地集约度及主导因子进行研究。研究表明:(1)兰州城市土地集约度不断提高,并且在2013年达到最大值0.9661,且在2011年～2013年城市集约度增长迅速,达到每年增长0.19个单位;(2)各指标因子对兰州城市土地集约度影响程度依次为:城镇绿化覆盖率单位面积商品零售额单位面积总产值单位面积固定资产投资人均交通用地面积污水处理率人均绿地面积城镇人口密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单位面积财政收入人均城镇建设用地城市建筑密度单位面积就业人数。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应协调好生态投入和经济投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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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典型工业企业调研的基础上,根据企业所属行业类型将工业企业划分为10类,通过RAGA-AHP评价模型和多元回归模型测算江苏省不同类型工业企业用地集约度,剖析工业企业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企业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差异显著,电子类企业集约度最高,文体类企业用地集约度最低;企业类型、企业功能、企业所有制性质和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成为影响江苏省工业企业土地集约利用的重要因素,其中,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对企业用地集约度影响最大。因此,江苏省应制定基于不同类型企业的集约利用管理制度和产业结构调整制度,针对不同类型企业进行差别化管理,积极引进高新技术企业、三资企业、非制造类企业,并引导国有集体企业转型,提高企业运行效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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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处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国,在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浪潮中涌现了一批收缩城市、且这种趋势尚在不断加剧,引发了学术界对收缩城市发展效应的探索。本文从城市集约用地视角,结合城市土地集约度指标（城市收缩效应越显著、土地集约度越低,城市收缩效应越不显著、土地集约度越高）,以城市收缩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东北三省为例、运用比较归纳分析法对2010—2019年间东北三省收缩城市的集约用地收缩效应及其阶段性、类型性和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诊断与揭示。结果表明：(1)东北三省15个收缩城市存在集约用地的收缩效应及其类型性和阶段性发展特征,对应的土地集约度平均得分呈现出：“非收缩城市>收缩城市、综合型收缩城市>资源依赖型收缩城市>虹吸型收缩城市>区位制约型收缩城市、收缩初期城市>收缩中期城市>收缩后期城市”的发展特征;(2)土地集约格局与城市收缩识别的空间分布具有高度一致性：集约度低等级城市全部属于收缩城市、集约度高等级城市属于非收缩城市,整体呈现出“核心-外围”+“南高北低”的空间特征;(3)城市收缩是发展要素流失→城市发展能力削弱、空间生产效率降低的结果,通过“投入-产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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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昱 《资源与生态学报(英文版)》2015,6(3):186-191
通过构建由用地结构、用地强度、土地投入和土地产出4个子目标层、9个因素层组成的工业企业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采用Bayes判别法,对湖北省9个工业行业的365家典型工业企业土地集约度进行判别分析,并对中度和低度利用企业可挖掘潜力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365家企业中,集约利用企业共82家,占企业总数的22.47%,中度和低度利用企业共215家,占企业总数的58.90%;集约利用企业比例较大的是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中度和低度利用企业比例较大的是专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中度和低度企业集约利用潜力总面积为865.70ha,占企业批准用地总面积的42.38%,土地集约利用潜力巨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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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分析满洲里边境经济合作区土地利用现状的基础上,根据国土资源部印发的《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潜力评价规程》相关规定及满洲里边境经济合作区实际出发,确定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指标理想值和权重值,进行了土地利用集约度分值计算,进而得出合作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较高,土地供应率高、尚可供应土地相对较小,开发区工业用地容积率较低、建筑系数较大,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大、工业用地产出强度小等结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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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职能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影响因素分析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根据2007年地级以上城市的土地和社会经济数据,采用主成分、聚类分析、相关分析等方法,分析不同职能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根据城市职能主因子得分,结合城市规划及发展实际,将地级以上规模城市分为区域综合性城市、第二产业城市、交通城市、文化旅游城市、地方中心城市5类。(2)不同职能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以中等水平为主,土地利用类型多样性提升空间较大。(3)经济因素、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和城市人口等是影响土地利用结构的主要因素,但对不同职能城市用地结构的影响次序和影响程度异质性明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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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手机信令数据为数据源,研究西宁市居民在工作日和休息日的时空活动差异及POI设施空间分布对居民活动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1)西宁市为单中心空间结构,居民在工作日集中分布在市中心区域,而在休息日的分布较分散;2)在休息日,商业和交通设施对居民活动产生积极影响,居住用地在早上对居民活动产生较强的积极影响(下午影响强度减弱),工业用地和公共用地在大部分时段对居民活动强度产生消极影响;3)在工作日,商业设施对居民活动的影响明显减弱,居住用地仅在晚上和凌晨对居民活动产生积极影响,而白天大部分时段出现消极影响,工业用地和公共用地在白天大部分时段会促进居民停留。研究结果有助于明确工作日和休息日居民在城市空间的时空活动差异及影响机制,可为城市出行空间和基础设施规划提供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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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站域的城市物质空间更新轨迹与组织模式——以北京为例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以居住为导向的北部回龙观区域和产业导向的南部亦庄为区域,以时间剖面遥感影像图为基础,综合运用土地利用数据、实地调查与深度访谈等多种方法,判别、回顾并解译物质空间的基本变化过程,凝练物质空间的演替规律与组织模式,以期为制定科学合理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综合开发方案提供支撑。研究发现：① 居住导向的物质空间组织模式,以站域内居住空间持续扩大、居民数量不断增多为特征,伴随着城乡景观和生活方式的角逐。同时,却往往忽视了产业空间与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配套建设,加之高密度的人口集聚,大大降低了居住舒适度。② 产业导向的物质空间组织模式以站域内产业空间持续扩大、企业数量不断增多、配套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为特征。但居住空间与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建设的时滞性显著,造成了人气不足、土地利用效益低下。③ 建立和完善轨道交通站域的物质空间组织模式知识库,将为交通导向下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综合开发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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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国旅游业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旅游城市土地投资和开发日益强盛。以典型旅游城市黄山市为案例,以1870宗城市出让用地为样本,采用数理统计、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其土地出让区位选择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商服、住宅、工业三类用地与用地总和的出让均属于凝聚型空间分布状态,分布均衡度均较低。② 城市东南部和区县城区是土地出让热点集中地区,城市外围地域是冷点集中地区。住宅用地热点地区主要集中于城市近郊、重要旅游区周围;工业用地热点地区主要集中于开发区、工业园区和重要交通沿线;商服用地热点区域主要集中于城市商业集聚区、大型公共设施和旅游景区周围、重要交通设施附近。③ 土地出让区位选择呈点状集聚、线状网络并存,表现为“东南部分布密度较高、西北部分布密度较低”“中心城区密集、外围区县稀疏,县城密集、一般乡镇分散”“交通指向显著、呈带状分布”布局特征。④ 土地出让区位选择涉及城镇化推动的城市内生型、自然环境优美的资源依托型、要素流动便利的交通指向型和集聚经济优势的开发区集中型四种选择模式。⑤ 土地出让区位选择是自然条件、人口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制度、城镇化建设、交通设施、旅游发展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政府、企业、居民等不同主体相互作用与博弈的结果。地形对土地出让区位选择的空间约束性和指向性显著;土地出让与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有较高匹配度;土地政策、城市规划对用地出让的规模和方向有重要影响;交通和旅游快速发展对于土地出让具有明显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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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耕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被认为是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明确撂荒耕地驱动因素对于提高农村地区耕地资源利用效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QCA)对赣州市49个村庄的耕地撂荒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耕地撂荒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农业机械化水平低是赣州耕地撂荒发生的必要条件,对耕地撂荒具有重要影响。(2)导致耕地撂荒现象的路径不具有唯一性,研究区有5个导致耕地撂荒现象产生的组合。它们分别是组合A1(交通便利、农业生产设施完善、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土地流转程度低、无政策扶持产业相结合),组合A2(农业生产设施完善、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土地流转程度低、农业劳动力充足、无政策支持产业相结合),组合A3(交通便利、农业生产设施完善、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农业劳动力充足、无政策支持产业相结合),组合A4(交通便利、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土地流转程度低、农业劳动力充足、政策扶持产业相结合),组合A5(交通不便、农业生产设施完善、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土地流转程度高、农业劳动力充足、政策扶持产业相结合)。(3)在耕地撂荒现象的条件组合中,核心条件与辅助条件共同对耕地撂荒产生影响。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能更深层次地揭示耕地撂荒的机理,为政策制定者正确决策提供全新的思路和方法,进而促进耕地的有效利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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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级以上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差异分析 总被引：3，自引：1，他引：2
根据2007年地级以上城市的土地和社会经济数据,采用比较法、模型法和主成分法,分析其土地利用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不同规模城市的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工业用地、道路广场用地和绿地的比例差距明显,而仓储用地、对外交通用地、市政公用设施用地和特殊用地的比例差异较小;②随城市规模增大,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工业用地比、道路广场用地的比例符合《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以下简称《标准》)、《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GB50442-2008)(以下简称《规范》)的程度呈上升趋势;③居住用地比例超出《标准》上限城市较多,且城市规模越小,超标比例越高;④中等规模以上城市的公共设施用地比例偏低,而中小城市公共设施用地比例偏高;⑤特大城市中工业用地比例超标城市数量较多,而中小城市低于《标准》下限的较多;⑥随城市规模增大,道路广场用地比例低于《标准》下限的城市所占比例降低;⑦地级以上城市中至少有1/3城市绿地比例不及《标准》下限;⑧城市规模越大,土地利用的多样化程度越高,土地利用类型越齐全,且土地利用结构多样性指数高的城市呈集聚状,呈现"群"状特点,土地利用结构均衡度递增,但优势度趋减;⑨经济因素、产业结构、交通设施水平和城市人口是影响土地利用结构的主要因素,但对不同规模城市的影响次序不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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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以后,国家及上海市委、市政府相继出台一些遏制工业用地的粗放扩张政策,那么其控制成效如何,工业郊区化只是工业转移还是带来更好用地效益。针对这些问题,采用GIS空间分析、统计分析和边际效益建模等方法,探讨政策调控对上海市工业用地扩张的作用效果和对工业用地效益的影响,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上海市郊区工业用地扩张明显,空间上趋于分散,工业用地效益有所提升,但相比国外发达地区,仍存在较大差距;工业向园区集中的政策驱动效果明显,工业郊区化转移并未给中心城区工业带来衰败迹象,郊区工业也并未体现出相应实力,控制工业用地扩张政策效果不佳;工业用地边际效益分析发现,边际效益呈递减趋势,工业经济增长仍主要依赖于工业用地的增加,粗放型增长未得到有效改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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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厦门2019年的兴趣面(Area of Interest)数据、Landsat遥感影像等多源数据,应用Logistic回归模型、空间自回归模型、衰减模型,分析各类建设用地功能区热力特征和对城市热岛影响程度及升温效应的分异规律。结果表明：各类功能区均具有高温现象。交通运输区高温现象显著,仓储区、工业区次之,居住区、公共设施区则较弱;各功能区比例均对形成城市热岛效应有正向影响,影响大小依次为：工业区>仓储区>公共管理与服务区>居住区>商业服务业区>交通运输区>公共设施区;各功能区比例均与热岛强度呈正相关关系,且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交通运输区、商业服务业区比例对热岛强度的正向影响较强,仓储区、工业区次之,公共管理与服务区、居住区、公共设施区比例的正向影响较弱;工业区、商业服务业区、仓储区、交通运输区的升温效应比较显著。功能区面积越大,则其升温效应越显著,但大面积功能区的升温效应可能出现“饱和现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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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徐州市区2000年和2006年土地利用基础数据为数据源,建立景观类型与土地利用类型的对应关系。将徐州市区景观划分成农业景观、园林绿地景观、居住景观、工业景观、商服公共设施景观、水体景观、交通景观和其他景观8种类型,获得2000,2006年徐州市区景观分类图。计算出景观格局指数,利用GIS的空间分析功能,对徐州市区景观格局及其变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城市化驱动下,徐州市区农业景观主要向居住景观、工业景观转移,商服公共设施景观、居住景观和工业景观的相互转移频繁;农业景观在空间上逐渐分散,其余的景观类型呈现聚集的趋势;徐州市区呈现出景观异质性程度、斑块破碎化程度和斑块复杂化程度均加强的景观格局变化趋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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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Klyuev 《Geography and Natural Resources》2018,39(1):1-9
The inventory of implemented investment projects was used as the basis for compiling a smallscale map to display the main features of industrial and transport development of the territory of post-Soviet Russia. An exceptional territorial differentiation of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is revealed, which implies primarily its overconcentration in Moscow oblast as well as in the north-west (St. Petersburg and Leningrad oblast). The northern and eastern regions of the country are characterized by foc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he dominance of mining enterprises. In Asian Russia, large-scale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is allocated to Kuzbass, and Yamalo-Nenets and Khanty-Mansi Autonomous Okrugs, but the “density” of development is small. In many areas, new enterprises are similar in their specialization to the economic profile of a given area. Signs of territorial-production integration of enterprises in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of the Russian market are identified. The new economic conditions saw the emergence of new sectors and production facilities: development of oil and gas resources on the shelf of the Sea of Okhotsk and the Caspian, Baltic, Pechora and Black Seas; gas liquefaction plants, and automobile assembly enterprises. Only a quarter of the new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re located in regional capitals. The dispersion of industries within separate regions is determined by the high proportion of extractive enterprises, the formation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outside the regional centers, and by the low cost of land and labor in small towns and villages. The new “village” industry has a broad spectrum of specialization and is not limited to processing agricultural raw materials.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new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did not reveal any signs of its ecologization. Two thirds of the new facilities refer to basic, environmentally “aggressive” sectors. Most of the newly built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facilities are specialized in satisfying the export requirements of the country’s economy, rather than in enhancing connectivity of its territory. Intensive construction of ports and pipelines leads to the concentration of anthropogenic pressure on the water areas and the coasts, in particular the Baltic, Black and Azov Seas. The resulting map reveals new foci and areas of change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its large-scale transformation.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