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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热带地理》2017,(4)
中国已经步入以"走出去"为鲜明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新阶段。针对国内经济地理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尚较少或刚起步的现状,从全球和东盟区域尺度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类型、区位分布、行业领域和投资来源地等特征。据此围绕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研究的一个争论,结合地理学关注空间差异、地方、嵌入等因素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若干研究议题,包括:1)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2)中国境外企业在东道国的地方嵌入机制——或者说企业克服母国和东道国制度差距的模式;3)不同类型(国有/非国有)、不同投资动机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差异;4)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和产生的影响。简言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地理研究需要同时关注投资"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地理分异现象及其形成机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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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跨区域投资决策深度嵌入复杂多元的地方文化-制度情境,解析文化差异的多维影响有助于更好理解企业异地投资行为和区域间交互作用机制。本文在刻画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异地扩张和网络演化的基础上,基于文化差异视角,探讨投出地与投入地文化特征以及两者间文化距离三重维度因素对区域间企业投资意愿和投资规模的影响机制。利用两阶段Heckman-Hurdle随机效应模型,在控制投入地和投出地经济社会和制度特征以及区域间地理、制度和经济距离的基础上,本文重点分析了2312家沪深两地主板上市的制造业企业在2007—2016年间异地投资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异地投资网络演化过程中“邻近扩张”与“跳跃扩张”并存,形成了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为顶点的“菱形”网络结构并不断强化。文化差异的三重维度共同影响了中国区域间企业投资网络与选择,较高的投出地冒险倾向和投入地信任水平、较小的区域间文化距离,有利于提升区域间企业异地投资意愿和投资规模。不同经济规模城市组的比较研究表明,文化距离会降低所有规模城市组内部及之间的投资规模,但仅显著降低经济规模相对较小城市组之间的投资意愿。本文有利于拓展区域文化对企业地理、投资区位选择、总部-子公司网络结构影响的认识。 相似文献
3.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与产业转移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论文基于2010—2015年北京企业对河北亿元以上项目的投资数据,分析历年投资规模、行业特征和区位特征及变化,进一步利用条件Logit回归模型,分别探究北京全行业、制造业、服务业企业对河北投资区位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2010—2015年,北京企业对河北的投资规模大幅提升,制造业投资占比有所下降,服务业投资占比显著提高,且投资行业类型多样化,呈现升级趋势,对一般性产业的疏解已初步取得成效。② 北京企业对河北各地级市投资额分布的层级分化明显,且在各地级市的市区、县域均有分布,呈现广域散布的特征。③ 2010—2015年,北京企业对河北各地级市的投资区位较为集中,但略趋分散,投资份额有从唐山、承德、廊坊向保定、邯郸转移的趋势,基本形成以唐山、石家庄、保定、张家口为核心承载地的投资格局。④ 产业基础、时间距离、政策环境、创新能力是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特征。制造业受时间距离、劳动力成本、政策环境的影响,容易形成企业投资的“区位锁定”和“行业锁定”;服务业较高的企业经济效益克服了劳动力成本的影响,高素质人才更能吸引服务业企业投资。 相似文献
4.
人口回流正成为中国人口流动的重要趋势,并将深刻影响中西部及沿海地区的发展前景。本文从地理学的“距离”视角切入,在传统人口迁移理论的基础上,将两个非经济因素的距离维度,即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引入人口回流研究,构建了多维距离影响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全国层面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与理论预测一致,流入地与户籍地间的多维距离对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经济距离抑制了流动人口的回流,而地理距离、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均对人口回流产生促进作用。在考虑了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后,这一发现依然稳健。此外,多维距离对回流意愿的影响因流动人口个体及所在城市特征的差异而不同。个体异质性方面,随着流动人口年龄的增长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经济距离对回流意愿的影响不断增强,而地理距离的影响则逐渐减弱。城市异质性方面,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制度距离对回流意愿的促进作用不断减弱;城市经济水平的提高则弱化了地理距离对回流意愿的正向效应。 相似文献
5.
东南亚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关系研究 总被引：7，自引：1，他引：6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逐渐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力量之一。海外华人华侨网络曾经积极促进外商对华的直接投资,是否在这个过程中再次扮演积极的作用,是当前经济地理领域尚未充分探究的问题。因此,本文从经典的区位选择问题切入,探究海外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关系,利用2001-2016年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的数据,通过混合逻辑模型回归分析海外华人华侨对中国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从整体上看,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华侨规模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② 从投资时间上看,海外华人华侨规模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显著性呈现扩大趋势,说明华人华侨在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面存在较大潜力;③ 从投资的行业和环节上看,不同行业和不同职能部门的企业在东南亚投资中海外华人华侨在其投资区位选择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相似文献
6.
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典型案例,以2016—2019年新疆资源型企业数据为基础,采用核密度估计、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和条件Logit模型等方法,刻画了新疆资源型企业的空间格局与演化特征,分析了其在不同距离尺度上的集聚强度与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新疆资源型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新疆资源型企业总体表现为“一心两带”的空间分布格局,并呈现出由“乌市一心”向“南北双核”的演化趋势。（2）新疆资源型企业表现为显著的集聚分布特征,集聚强度逐年提高,并由“单峰”结构向“双峰”结构发展。（3）资源型企业的区位选择受到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区位经济发展程度、劳动力水平和水资源分布的影响最大。（4）对于不同类型和所有制的资源型企业,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研究结果对于理解新疆资源型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厘清资源型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探明资源型企业空间分异的微观机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相似文献
7.
中国在美洲OFDI的基本特征与决定因素 总被引：6，自引：2，他引：4
利用2004-2014年中国在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对外直接投资）的4616家企业数据,分析了其行业结构特征、地理分布特征及其变动,建立了东道国的属性特征和东道国—母国的关系特征相融合的OFDI区位决定模型,定量识别了中国在美洲OFDI的国别决定因素及其行业间差异。研究发现：① 中国在美洲OFDI的国家分布高度集中,行业主体是服务业,国有企业为主导投资者,私营企业投资地位不高。但随时间推移,国家分布趋于离散,制造业地位提升、服务业地位下降,私营企业比重上升。② 国内制造业企业是中国在美洲OFDI的投资主体,且投资行业高度集中于批发零售、商务服务、进出口贸易,这是制造业企业构建国际价值增长链,参与全球化的客观表现,印证了其逐步且连续的国际扩张历程。与制造业公司向服务领域的延伸不同,进出口贸易公司、商务服务公司侧重于原有主营业务优势的拓展。③ 关系变量的引入,有效提升了OFDI国家差别的解释力度。出口显著促进了OFDI,符合互补模型的表现,预示着中国在美洲的OFDI仍处于熟悉海外市场的初始阶段。在这一阶段,良好且紧密的政治社会关系能有效促进OFDI,并且民间力量的推动逊色于国家力量的推动。④ 中国在美洲的OFDI,市场寻求动机最为明显,能源获取动机、技术获取动机、降低生产成本的动机,没有获得模型的充分确认。⑤ 与批发零售业、商务服务业、制造业追求市场规模的共性不同,地质勘查与开发业更侧重于资源寻求,并由此决定了良好政治关系以及国有企业的特殊重要性。 相似文献
8.
金融危机下泛长三角FDI时空格局演化及其机制研究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在华FDI的区域差异及其区位选择的演化过程与机制,受企业属性、产业特性及来源国和承接国社会经济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全球虚拟与实体经济波动、国际产业转移新趋势与国家宏观政策新导向等内外部因素不断重构在华FDI时空格局演变过程与机制.基于路径依赖、外部冲击等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以泛长三角地区为例,首先从总量、行业与区位选择等方面分析了金融危机前后FDI的时空演变过程;其次通过计量模型对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演变过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金融危机前后泛长三角FDI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转变遵循路径依赖动态演化模式,主要表现为原有演化路径受到金融危机冲击,伴随市场环境、生产要素成本、创新环境、集聚经济和沉淀成本、制度环境等内外生因素影响,FDI总量、行业与区位选择的演化趋势也呈现出复杂性与多样化. 相似文献
9.
文章引入“多样化联系空间”视角,使得空间附着了更多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等内涵,并以此作为城市微区位和企业区位选择的空间基础。理论上,企业在城市微区位的选址不仅是通过市场机制与经济因素发生,也特定于区位的经济、社会和地理的紧密交织及其交互作用,其理论机制是空间的多样化联系以“成本共担”的形式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从而引致企业的区位选择和空间集聚;并以深圳市的高新电子信息企业为例,应用OLS回归、地理加权回归（GWR）和半参数地理加权回归（SGWR）模型,对城市微区位、多样化联系与企业区位选择的耦合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微区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且存在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差别,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城市微区位的多样性、异质性。 相似文献
10.
长三角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尺度效应与动态演进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基于2005年、2013年长三角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综合运用最近邻指数、Ripley’s K函数、空间热点聚类等分析方法,探究长三角制造业企业空间布局、集聚尺度及热点分布区域等空间点格局特征,并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对不同尺度下长三角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甄别,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不均衡,制造业企业总体和行业分样本均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性,空间集聚态势随地理距离的变化先增强后减弱,具有尺度效应。制造业企业的热点区域主要分布于由南京、苏州、无锡、常州、上海、杭州、绍兴及宁波为连接节点的 “Z”字型发展轴线上。长三角制造业郊区化现象较为普遍,绝大部分地市的制造业企业主要集聚在远郊。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影响机制存在尺度差异,产业结构和融资环境的作用在不同尺度下均具备稳健性,其中产业结构为影响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主导因素,其作用强度远大于其他影响因子。区（县、市）样本中用工成本对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显著提升。 相似文献
11.
旅游地客源市场空间结构研究是旅游地理的基础内容,现有研究多针对单一旅游地的客源市场空间分布进行实证研究,未对不同类型旅游地的客源市场空间结构差异进行规律总结。基于资源-区位角度,提出旅游地客源市场空间结构的新解释框架,利用旅游在线评论,验证了不同类型旅游地客源市场空间结构新解释框架的合理性与科学性。研究发现（：1）资源和区位条件是影响旅游地客源市场空间结构的重要因素（;2）随着资源独特性和区位优势的提升,客源市场的分布逐渐分散,各类旅游地客源市场空间的地理集中指数愈发相近。普通型旅游地（开封、焦作）的核心市场范围延伸到800 km左右,独特型旅游地的核心市场范围延伸到1 250 km以上;（3）区位条件决定旅游地客源距离衰减的速度,旅游资源吸引力影响距离衰减的形态。该研究贡献在于明晰了不同类型旅游地客源市场空间结构的差异,并修正了经典客源市场距离衰减理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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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与浙江实证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以浙江省为例,基于区位熵方法借助从业人员数据刻画文化创意产业空间格局,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与OLS模型,甄别驱动因素佐证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结果表明：① 市域尺度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区位规律不仅具有“资本空间”（杭州）集聚性,还具有“地方空间”（舟山、金华和台州）分异性;② 经济科教、政府支持、市场需求、环境、交通和地方性是重要区位因素,且不同重点行业、不同地理层级所受区位因素不尽相同;③ 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全行业区位特征主要是基础设施和管治双要素驱动型,8重点行业区位特征主要是“软因子”驱动型;④ 研究有助于提升城市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着力点与规划调控协同性。 相似文献
13.
企业地理集聚与区位选择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热带地理》2017,(5)
<正>企业区位是理解区域经济转型与空间重构的微观基础。本课程全面回顾了区位研究的理论视角及其发展,归纳总结了企业地理集聚的影响因素、基本假设以及相关的经济地理学议题。最后,从珠三角外资制造业企业地理集聚中寻找微观证据,运用地理空间分析方法与空间模型,探索企业异质性对于FDI区位的现实影响。主要观点如下:一、区位研究的理论视角及其发展企业地理集聚与区位选择一直是经济地理学研 相似文献
14.
针对近年来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增长，本文基于历年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存量数据，引入重心测度模型，综合分析了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时空特征及投资重心演变，并结合2007-2015年投资东道国国际面板数据运用OLS方法分析了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研究表明：（1）广东省投资分布极不平衡，以亚洲为主，重点流入避税地，整体投资重心沿北纬23°西移，投资来源地主要为珠三角地区；（2）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行业、方式等都呈多元化发展趋势，民营企业是投资主体，重点投资第三产业，跨国并购活跃；（3）东道国市场、科技水平、资源丰裕度是影响广东省投资的主要因素，东道国制度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成本和集聚因素的相关性不显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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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是台商投资大陆最早和影响较大的城市之一.通过对厦门1 016条台企及其类型统计,并计算其地理集中指数;结合调查问卷和GIS技术,进行台企空间特征和台商投资厦门区位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厦门的台企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岛内密集并逐渐向岛外迁移的趋势;在产业类型上以制造业为主,但其地理集中指数低于服务业;从台商投资区位选择角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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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14年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24个街道、50个社区进行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资料为数据源，从住房需求意愿与区位选择方面分析了广州中产阶层住房选择，并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广州市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表现出明显的“向中心城区”性；2）现居住现状（人均住房面积、现小区区位、现小区建成年代、现居住时间）、家庭生命周期（年龄、家庭规模、子女数量）和经济水平（家庭年总收入、个人年总收入、私家车拥有量）等因素对中产阶层住房需求意愿具有显著影响；3）家庭生命周期（年龄、家庭规模）、个体因素（教育程度、户籍地）等要素对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4）制度因素、区位因素和个体因素共同影响着广州市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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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政策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六市为例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外商直接投资（FDI）企业按知识基础类型可分为解析型、合成型和象征型,从政策工具维度对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六市2007—2016年的创新政策进行文本分析,以创新政策强度和创新政策协同度两个指标量化评估珠三角核心区六市创新政策环境,利用多项式逻辑回归模型识别和检验创新政策环境对异质性知识基础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珠三角核心区六市创新政策环境时空分异显著,以2010年为时间节点创新政策强度显著提升而协同度明显降低,创新政策强度与协同度均呈楔形空间结构但二者空间异构明显;② 创新政策强度和创新政策协同度对FDI区位选择皆有显著的正效应,且随着创新政策协同度的提升区域更有可能成为解析型和合成型FDI区位选择的对象;③ 政府态度、企业进入方式和布局区位对FDI区位选择有显著影响,集聚因素中的商务服务水平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城市人口密度和集聚经济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研究结果对地方政府实施更加本地化的创新政策吸引差异化知识基础的FDI,构建区域竞争优势带来重要启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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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媒体报道的国家间合作事件大数据,构建国内区域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响应指数模型、合作流量模型和影响因素回归模型,分析中国国内区域主动与沿线国家开展合作的空间异质性,定量刻画合作流量（空间交互）的格局特征,并剖析响应差异形成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2010—2019年响应指数变化呈现出普遍较快增长的态势。省域单元响应指数的空间差异较小,而市域单元响应指数的空间差异大,反映出明显的大尺度均衡化、小尺度集聚化的尺度效应。②国内区域与沿线国家的首位合作流量呈现地理临近性特征,东部沿海省份与东南亚、西亚及中东合作联系密切,而边境省份则具有较明显的边境贸易特征。合作流量网络的区位依赖特性突出,流量网络结构不断复杂,小流量流线始终占据多数,大流量、长距离流线数量逐年增加,辐射范围显著扩大。③经济规模、对外投资水平、开放程度以及陆路交通可达性,对国内区域响应“一带一路”建设具有明显的积极推动作用,国家政策的区域效应逐渐体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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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以来,房地产业成为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集中的主要行业之一。对这一时期中国35 个重点城市的房地产外资区位进行分析,发现房地产外资集中的地区仍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型城市,但同时表现出向长江沿岸地区及东北地区的核心城市等内陆地区转移的趋势。面板Tobit 模型的计量结果表明,内资企业的竞争是导致房地产外资区位变化的重要因素。内资企业的竞争优势迫使房地产外资放弃利润率最高的最优区位,转而寻求利润率较低、而市场需求较大的次优区位。各重点城市间土地市场化程度差异的迅速缩小使得房地产外资能够自由选择区位,为房地产外资的这一空间转移策略提供了制度保障。 相似文献
20.
知识经济对经济地理研究的启示 总被引：5，自引：0，他引：5
通过分析知识经济对于资源,距离等经济地理要素的影响,从区位置论和区域分析实践两方面探讨了知识经济影响了经济地理研究了发展趋势,并提出了知识区位论的概念。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