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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深度贫困县贫困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海伦市为例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深度贫困县是实施精准扶贫工作的重点区域,客观分析深度贫困县贫困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可以为制定扶贫策略提供科学依据。论文以黑龙江省海伦市为研究区,基于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探索以贫困村和贫困人口为核心的贫困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作为深度贫困县,海伦市贫困村和贫困人口均具有不平衡性,贫困村和贫困人口格局既具有关联性,又具有差异性;② 海伦市贫困村集中分布在150~250 m地形过渡地带,呈现多核心带状式分布态势;③ 海伦市贫困人口分布格局是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自然地理及农业生产、农村基础设施及社会福利因素是直接影响贫困人口分布格局的关键因素。建议从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加快种植业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提升农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社会保障水平、降低致贫返贫风险,优化居民点体系、推动乡村各类要素的空间重组、结构重塑、功能重调等方面加强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工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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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贫困视角下的精准扶贫多维减贫效应研究——以宁夏彭阳县为例 总被引：2，自引：1，他引：1
2020年是精准扶贫的收官之年,中国脱贫攻坚的重点将转向解决相对贫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亟需科学评价精准扶贫政策的减贫成效,通过补齐减贫短板,优化扶贫资源配置,实现区域精准化扶持。本研究在测度彭阳县多维贫困程度的基础上,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量化了精准扶贫的多维减贫效应,并分析了扶贫的困境。主要结论：① 精准扶贫多维减贫成效显著,农户多维贫困指标数量k减少了51.66%;② 各维度贫困指标剥夺程度均有降低,降低最明显的维度是生活、资产、住房和收入维度,教育和健康维度次之;③ 根据各维度减贫效应的差异找出减贫短板,分析了彭阳扶贫的困境。最后对如何摆脱减贫困境、推进建立解决相对贫困机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相似文献
3.
旅游扶贫重点村空间可达性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总被引：2，自引：1，他引：1
在国家提出乡村振兴和旅游扶贫政策的大背景下,为了发挥旅游交通在区域发展中的带动作用,为旅游扶贫重点村建设和加快区域脱贫提供理论依据,文章以湖北武陵山区258个旅游扶贫重点村为研究样本,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对其旅游交通可达性及影响因素在空间上影响程度及作用方向的差异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湖北武陵山区内旅游扶贫重点村的平均可达时间为1.82 h,区域整体可达性相对较差,出行成本较高;从自然及人文2个视角对旅游扶贫重点村可达性的影响因子进行提取,各个影响因子在区域上作用大小的排序为：距最邻近县市最短路径>高程>周边旅游资源禀赋>距河流最短距离>距周边景区最短距离>坡度,距河流最短距离及周边旅游资源禀赋与可达成本呈负相关关系,其余因素均与可达成本呈正相关关系;距周边景区最短距离与坡度值大小的单位变化对可达成本空间差异的影响不显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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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内在逻辑与实现机制 总被引：4，自引：0，他引：4
面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需要,当前中国贫困地区乡村发展正逐渐由低层次的脱贫向更高层次的振兴转变,两者的紧密关联使得减贫对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基本内涵,探讨两者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而从多个维度剖析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实践如何助推其乡村振兴。结果表明：① 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旨在科学诊断致贫因子的基础上采取针对性措施实施帮扶,从根本上消除导致贫困的各种障碍性因素;乡村振兴则重点在于通过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②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内在一致性使得两者存在紧密的逻辑顺承性,精准扶贫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和基本前提,而乡村振兴是精准扶贫的深化和保障,可以说农村减贫的过程也是乡村逐步振兴的过程。③ 通过要素资源合理流动和配置补齐乡村人、地、业等发展短板,贫困地区重塑了要素耦合、结构合理、功能复合的乡村地域系统,从而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振兴,最终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和农村美的发展目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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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2020时期农户相对贫困测度及机理分析——以重庆市长寿区为例 总被引：3，自引：1，他引：2
研究中国相对贫困问题将会为后2020时期建立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长效机制提供理论参考。因此,论文以农户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后2020时期相对贫困的新内涵和新特点,尝试构建相对贫困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多维视角划定相对贫困线,并以重庆市长寿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① 相对贫困指数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基于多维贫困视角,能够全面反映或量化人口实际生活状况的需求;② 相对贫困人口在提高生活质量、提升自身能力和获得发展的机会等方面较少,主要源于产业带动作用较弱,参与合作社发展和劳动技能培训的机会较少,户主教育水平较低,且超过1/3的相对贫困户属于老人户、残疾户和重病户;③ 扶贫政策、经济基础、社会保障和个人条件是影响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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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与影响机理分析——以商洛市为例 总被引：2，自引：2，他引：0
中国扶贫瞄准单位已下沉到农户单元,发展和完善农户尺度的多维贫困测度方法是精准配置扶贫资源、提高扶贫效率的关键。通过借鉴“人”“地”和“业”关系理论构建了“能力—资本—环境”多维贫困综合评估框架,以秦巴山特困区商洛为例,通过多维贫困测度体系对农户进行综合测度,识别样本区多维贫困户,进而与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对比分析,并探讨了多维贫困发生的主要影响机理,最后依据多维贫困户剥夺维度的组合划分不同类型。研究结果表明:① 有245户被识别为多维贫困户,239户被识别为非多维贫困户,多维贫困户与非多维贫困户在能力维度、资本维度和环境维度均存在较大差异;② 有84.08%的多维贫困户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相重叠,多维贫困户在综合维度和单维度的贫困程度均较深;③ 多维贫困发生主要受“人”的发展能力和生产能力、“业”的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以及“地”的地理条件和区位的弱势或剥夺的影响;④ 多维贫困户划分为发展缺失型、复合贫困型、生存环境恶劣型和综合贫困型4类。 相似文献
7.
Alec Thornton 《Applied geography (Sevenoaks, England)》2009,29(1):12-20
The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n government has emphasized land reallocation in key national policy documents as a means to address apartheid-era legacies of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the former homelands (black reserves). In this paper, a case study of the Masizame Community Garden Project in Peddie, a small former homeland town, explores the issue of group ownership rights of commonage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purposes. Poor communication, commitment to gender empowerment and limited transparency of land application processe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 emerged as key issues that continue to frustrate attempts by local people to secure ownership rights of vacant municipal commonage to earn a livelihood.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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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巴山区村域稳定脱贫测度及返贫防控风险识别——以重庆市城口县为例 总被引：2，自引：1，他引：1
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实现稳定脱贫、建立返贫防控机制是后2020时代的现实要求,更是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承上启下的紧密衔接。以强度生态脆弱与集中连片特困复合地区重庆市城口县为研究区域,基于脱贫稳定性测度模型、障碍度模型和最小方差模型等方法对城口县60个行政村、1950个农户进行多维脱贫稳定性空间分异特征和返贫风险模式探究。研究发现：① 样本村脱贫稳定性等级分布总体呈现前端窄小、中部突出的“葫芦状”结构,各地区多维脱贫稳定性总体不高且存在空间异质性;② 城口县返贫风险可识别为双风险模式、三风险模式、四风险模式和五风险模式4种模式及各阻力因素多元整合主导的11种返贫风险类型,人力资本、发展机会等涉及农户可持续增收、动态抗风险能力及内生动力的要素逐渐成为现阶段返贫防控及减贫路径依赖的重点;③ 立足区域特征,把继续攻坚和稳定脱贫、防止返贫摆在同等重要位置上,因村施策提高群众抗风险能力,精准织密防止脱贫群体的返贫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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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乡村贫困空间格局与形成机制分析 总被引：18，自引：5，他引：13
以贫困态势严峻、区域内部贫困差异大的贵州省为研究区,分析了贵州省区县层面乡村贫困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依赖性格局,定量测度了乡村贫困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和因素效应的空间差异性,进而归纳了贵州省乡村贫困的形成机制。结果发现,贵州省区县乡村贫困具有时空稳定性,呈现出东、南、西部高而中、北部低的“马蹄”形空间异质性格局。区县贫困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高-高”型贫困地域即空间贫困陷阱区域,集聚分布在贵州省的东南部、南部。定量模型发现,坡度、到所在市中心的距离、青少年人口占比、少数民族人口占比是导致贵州区县层面乡村贫困空间差异的显著因素,且这些因素的效应水平呈现出不同的空间模式。产业发展受限、劳动力流动性差、金融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是贵州贫困空间形成的主导机制。最后建议扶贫政策层面应将基于地方和基于人的政策相结合。 相似文献
10.
The identification of poverty at the county level is the precondi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by formulating accurate strategies that are targeted for a certain area. Yunnan Province has the largest number of poverty counties in China. The vast number of people living under the poverty-line, and the deep degree of poverty across a wide distribution range, pose major challenges. Based on the rural poverty incidence data,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rural poverty patterns in Yunnan Province in 2010 and 2015, and then it explores the main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 incidence and changes in rural poverty at the county level in Yunnan Province using a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rural poverty in counties of Yunnan Province was deeply affected by natural conditions and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n 2010 and 2015, the rural poverty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region of Yunnan Province was relatively light, while it was more serious in the northwest, northeast and south regions. The pattern of county poverty is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topography and landforms of Yunnan Province and the poverty-stricken areas. There are strong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incidence of rural poverty in Yunnan Province with both the annual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and the degree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These factors are related to the living standard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necessary for the peasantry to sustain their livelihood. The change in the incidence of rural poverty at the county level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2010 to 2015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changes in the value-added of the primary industries and the degree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These correlations indicat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industry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process of lifting rural residents in Yunnan Province out of poverty so they can achieve prosperity. Therefore, improving the annual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and the degree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for rural areas in Yunnan Province are still the main points for focused efforts. In the current phas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Yunnan Province should emphasize increasing rural residents' income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in order to formulate effective policies and measur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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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空间贫困的地理识别研究——以宁夏泾源县为例 总被引：21，自引：7，他引：14
空间贫困研究是对多维贫困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创新空间贫困度量方法是精准配置扶贫资源和提高农村扶贫质量的关键。本文借鉴国际空间贫困研究的基本理论思想,总结出了空间贫困三维结构分析框架,构建了县域空间贫困指标体系和地理识别方法,以宁夏泾源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为例,开展了空间贫困地理识别。研究发现：① 不同自然地理区SPI排序为侵蚀堆积河谷平川区（均值1.571）>剥蚀构造丘陵区（均值-0.199）>侵蚀构造石山区（均值-0.334）,表明侵蚀构造石山区贫困程度最大,是减贫重点区域,其中3个自然地理区空间贫困的共同特点是存在经济劣势（C4~C7、C17）,主要差异是侵蚀堆积河谷平川区生态劣势（C25、C16）>经济劣势（C5）>位置劣势（C20）>政治劣势（C8）;剥蚀构造丘陵区经济劣势（C5~C7、C17）>位置劣势（C18~C20）>生态劣势（C16、C23~C25）>政治劣势（C8）;侵蚀构造石山区经济劣势（C4~C7、C17）>政治劣势（C8）>位置劣势（C18~C20）>生态劣势（C16、C21~C25）。② 不同民族村SPI排序为汉族村（均值1.484）>回族村（均值1.262）>回汉混居村（均值-1.033）,表明县域尺度上回汉混居村是减贫重点村。不同民族村空间贫困的共同特征是由于距离最近市场远（C17）形成的经济劣势,以及人均耕地面积（C23）和农作物特别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小（C24）形成的生态劣势。不同民族村空间贫困的主要差异在于汉族村人居环境差和灾损率高形成的生态劣势,以及贷款不足（C5）导致的经济劣势突出,回族村主要因文化知识素质较低（C12、C13）导致进入市场的机会成本高而形成经济劣势,回汉混居村因汉族和回族生产生活方式差异,造成扶贫资源配置困难,农户对扶贫政策满意率最低（C8）,反映该类村空间贫困的政治劣势最为显著。③ 同一自然地理区域不同民族村空间贫困存在显著差异。侵蚀堆积河谷平川区汉族村、回族村和回汉混居村SPI均值分别为0.526、2.557和1.644,表明该类型区汉族村贫困程度高,经济劣势显著（C5）;剥蚀构造丘陵区回族村和回汉混居村的SPI均值分别约为0.321和-1.934,表明该类型区回汉混居村贫困程度较高,经济劣势（C2、C6、C7）和生态劣势（C16）突出;侵蚀构造石山区汉族村、回族村和回汉混居村的SPI均值分别为1.031、-0.029和-0.842,表明该类型区回汉混居村贫困程度亦高,经济劣势（C5~C7、C17）、政治劣势（C8）、位置劣势（C18~C20）和生态劣势（C16、C25）并存。因此,侵蚀堆积河谷平川区的汉族村、剥蚀构造丘陵区和侵蚀构造石山区的回汉混居村是减贫重点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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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县域贫困综合测度及2020年后减贫瞄准 总被引：15，自引：0，他引：15
贫困问题长期以来受到世界各国的重点关注。科学揭示农村贫困发生机制、贫困化格局和探究2020年后减贫瞄准策略,成为新时代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多维度剖析了中国农村贫困的发生机理,构建了表征县域贫困压力的指标体系,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对县域多维贫困压力指数进行了综合测度,识别出2020年后国家政策仍需重点倾斜的帮扶县,并划分出帮扶县的4种类型。结果表明：① 人类发展能力、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展及由这三个维度构成的县域综合发展能力呈现出自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的规律,并与地势的三级阶梯呈现出一致性;② 2020年后仍需要国家政策倾斜的帮扶县有716个,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高寒区、三级阶梯的过渡地带、西南喀斯特地区等生态脆弱区和少数民族集聚区;③ 识别的帮扶县可以划分为综合制约型一类重点帮扶县、人类发展能力制约型二类一般帮扶县、自然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水平制约型三类一般帮扶县,以及人类发展能力和社会经济水平制约型四类一般帮扶县,重点帮扶县主要集中在深度贫困地区。新时期中国贫困格局、贫困化机制、减贫路径及问题和模式,亟需深化创新精准扶贫的体制机制,这为重视和加强贫困地理学的研究提出了新机遇和新挑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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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期广州城市户籍人口新贫困的地域类型和分异机制 总被引：6，自引：2，他引：4
本文把新城市贫困度量指标从经济领域拓展到社会文化等领域,利用广州市2005年最低保障统计和五普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计算街道层面贫困主因子和综合贫困得分,并对得分大于全市平均水平的街道进行聚类,划分出"外围工人相对集中的贫困区、邻近核心就业不理想的贫困区和内城核心住房设施匮乏的贫困区"三种类型。结合三类代表社区的问卷访谈、综合调研和社区发展分析,发现计划和转型两个时期,体制和市场的双重因素共同作用,深刻改变或影响了社区的物质和社会特征,最终导致贫困地域产生明显的特征分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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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生态扶贫政策的评价与建议:怒江州和阿坝州案例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中国采取了长期不懈的扶贫行动,近十年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生态扶贫可以实现环境保护和农村脱贫的双重目标,中国把重点放在深度贫困地区的林业生态扶贫上。然而,贫困人口从林业扶贫项目中获利的程度、贫困户对这些扶贫政策是否满意、以及林业扶贫政策是否有效仍然是个未知数。通过对西南地区"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区具有代表性的怒江州和阿坝州79户农户的问卷调查,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林业扶贫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小额金融扶贫、结对驻村帮扶四条扶贫路径明显增加了建档贫困户的收入,解决了"两不愁三保障"问题。贫困群众对林业生态扶贫政策感到满意,两州的生态扶贫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还存在参与不积极、精准识别不完善、资金来源有限和资金不足等问题。我们的研究结果突出了林业产业和公益性岗位在贫困地区扶贫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健全林业生态扶贫政策,实现深度贫困区的生态保护和减贫之间的协同是可能的,文章最后还提出了通过林业发展实现扶贫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五项政策建议:(1)精准识别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2)选择有效适宜的林业扶贫模式;(3)拓宽扶贫资金渠道;(4)建立林业产业脱贫体系;(5)完善生态保护机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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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贫成效评估是近年来国际减贫战略研究中的热点议题,也是中国未来扩展减贫深度、提高减贫质量所面临的关键问题。论文基于“两不愁、三保障”标准,构建涵盖经济、人口、社会和绿色4个维度12项指标的减贫成效评估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与模糊集方法揭示长江经济带126个地级市域减贫成效状况,引入空间自相关理论解析长江经济带减贫成效的空间分异及演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2011—2017年间长江经济带整体减贫成效显著,区域间存在明显空间差异,上游地区市域减贫提升潜力较大;② 研究期内市域Moran's I均大于0且逐年上升,市域减贫成效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集聚特征逐年增强;③ 研究期内减贫成效指数的LISA值存在区域差异,上、中游地区局域空间自相关较为显著,尤其在集中连片贫困区呈现“连块集聚”的关联特征。研究成果可为当前推动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减贫,统筹区域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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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报(英文版)》2019,(5)
Poverty is a key issue restricting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urrently, regional land degradation impede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China faces severe land degradation and deepening rural poverty under the context of rapid urbanization.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sustainable land use is an important tool in our society's economic development. Rural engineering, including rural land consolidation, reclamation, restoration, reallocation,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is the most direct and effective way to achieve rural sustainable poverty alleviation.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framework between land engineering and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ntroduces l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ies, newly created land utilization practices, and the contributions to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epresentative degraded land regions. Land engineering can increase land quantity,improve land quality, enhance land ecological function, and promote man-land system coupling. Further, it can erase rural poverty by increasing county revenue and households' income, lead to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living environment. Specifically, degraded sandy land, gully land, hollowed construction land, and barren hilly land are transformed into productive land by improving the land structure. Innovated l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ies and sustainable land utilization modes can provide the basic theories and reference approaches for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Identifying obstacles to effective land and corresponding engineering practices are crucial to regional land exploitation and development, improving quality of life and alleviating rural poverty.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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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连片贫困地区农户致贫风险分析 总被引：4，自引：1，他引：3
农村贫困与减贫是世界性难题,也是中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的重大民生问题。基于农户及致贫风险的文献梳理,从区位、社会和劳动力3个要素维度构建了农户致贫风险分析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采用484户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海南省连片贫困地区农户的致贫风险,提出有效减贫和持续发展对策。研究发现:① 海南连片贫困地区生态环境良好但贫困发生率较高,家庭劳动力较充裕但受教育水平较低,子女教育支出负担重,因病因残致贫比例较高,女性务工人口较多,农户自身脱贫致富的发展动力不足。② 海拔高度200 m以下、男性户主、拥有残疾或患病成员、务工人口比例低、女性务工人员占比高、以及单位劳动力供养学生数高的农户具有更大的致贫风险。③ 研究未发现女性户主、少数民族、低受教育水平户主、大型规模家庭有更高的致贫风险,女性成员比例、抚养比等因素对农户贫困影响较小。激发农户内生动力、大力发展特色化和规模化农业、增加农户就业机会、加强针对农民工、女性务工人员和病残群体的社会保障等减贫政策制定实施是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的重要途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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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5年中国农村能源贫困的时空变化与影响因素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农村能源贫困作为世界能源体系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已成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主要标志。当前急需探明影响农村能源贫困的关键因素,并寻求有效策略减缓能源贫困。以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单元,以能源接入与能源服务作为能源贫困的度量指标,利用Theil指数及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刻画中国农村能源贫困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分析其影响因素,旨在为中国制定有效的农村能源政策提供依据和参考。结果表明：① 2000-2015年中国农村能源贫困呈先增后降的“倒U型”趋势,但一直保持着“中部高、东西部低”的马鞍型分布格局;② 中国农村能源贫困的区域差异波动较大,但整体呈缩小趋势,Theil指数降幅为13.71%,地带间差异趋于扩大,而地带内差异趋于缩小;③ 中国农村能源贫困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热点区和冷点区均在波动中呈扩张态势,其中稳定性热点区集中分布在中部地区,而稳定性冷点区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④ 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村能源供给水平、能源投资水平、农村能源基础设施水平和农村能源管理水平的提高,农村能源贫困状况将得到有效缓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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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农村贫困化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以陕西山阳县为例 总被引：11，自引：5，他引：6
以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山阳县为研究区,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分组分析方法探究山阳县农村贫困化的空间格局和类型;利用逐步回归、地理加权回归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对山阳县农村贫困化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讨论影响因素效应水平的空间异质性及其交互作用。研究表明：① 山阳县农村贫困发生率具有较强的空间集聚性,形成6个热点集聚区和4个冷点集聚区;综合考虑农村贫困程度和空间连接性,将山阳县划分为低度贫困区、中度贫困区和高度贫困区。② 水网密度、到最近公路的距离、危房比例、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外出务工人数比例、农户入社比例6个因素是山阳县农村贫困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因素的影响效应具有空间异质性。③ 两因素交互作用要比单因素作用于贫困发生率时影响力更显著,各主要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类型有双因子增强型和非线性增强型两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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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措施不仅是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关键举措,更是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客观要求。论文构建了帮扶措施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分析框架,利用入户调查数据,在辨明帮扶措施及生计策略选择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影响陇南山区脱贫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① 陇南山区有59.84%的脱贫户享受了多元帮扶措施,其中,享受最多的多元帮扶措施为产业扶贫+生态补偿扶贫,享受最多的单一帮扶措施为生态补偿扶贫;② 陇南山区脱贫户的生计策略以务工主导型为主,呈农业特色化、非农化和多样化的特点;③ 陇南山区脱贫户生计策略选择的路径依赖性整体呈中等水平,其中,川坝河谷区农户、老年农户和低生计资本禀赋的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路径依赖性较强,且帮扶措施对其有调节作用;④ 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区位条件对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有显著影响;产业扶贫和电商扶贫对农户的特色务农型生计策略选择有正向影响,生态补偿扶贫和就业扶贫对农户的非农化生计策略选择有正向影响。最后,提出了优化农户生计策略的政策建议。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