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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旅游是中国陆地边境地区的支柱产业和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依据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分析中国陆地边境旅游资源单体的数量、类型和质量,并结合陆地边境地级行政区接待入境旅游人数和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两个指标,从空间差异性和空间自相关两个方面刻画中国陆地边境旅游发展格局,探讨中国陆地边境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关建议。研究范围共涉及3 341个陆地边境旅游资源单体,其中优良级旅游资源约占34.36%,建筑与设施是旅游资源单体数量最多的类型。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分别是中国陆地边境旅游资源“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地区。在2006—2015年间,边境旅游经济发展最快的是新疆西北部和黑龙江东部边境地区;边境旅游经济发展的热点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北边境地区,冷点地区主要集中在新疆东部、西南部以及西藏西南部边境地区。地形条件、文化多样性、区位条件、国际地缘政治关系以及旅游设施水平是影响边境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建议政府因地制宜地制定边境旅游发展政策,加强不同类型旅游资源之间的组合开发和区域旅游合作,完善旅游设施,积极探索开发与保护兼顾的发展模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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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协调的空间格局及驱动力 —— 以浙江为实证 总被引：2，自引：2，他引：0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以及趋势面分析等方法对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分析了其空间特征以及驱动力。得到以下结论：2006~2012年,产业集群创新、县域城镇化、耦合度以及协调度均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协调度整体表现出“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趋势;协调度呈现出持续的空间集聚态势,且集聚的强度呈倒“V”型的变化态势,形成了杭州湾地区的显著热点区,浙西南的显著冷点区;影响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驱动力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其驱动力作用强度按经济基础、对外开放、市场力量、信息化、政府行为以及工业化依次递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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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以及趋势面分析等方法对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分析了其空间特征以及驱动力。得到以下结论：2006~2012年,产业集群创新、县域城镇化、耦合度以及协调度均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协调度整体表现出＂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趋势;协调度呈现出持续的空间集聚态势,且集聚的强度呈倒＂V＂型的变化态势,形成了杭州湾地区的显著热点区,浙西南的显著冷点区;影响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驱动力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其驱动力作用强度按经济基础、对外开放、市场力量、信息化、政府行为以及工业化依次递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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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时代之变而构筑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尺度空间输出理论与劳动地域大分工的“叠加”,为新型城镇化发展带来新的动力源泉。为了揭示这种影响,首先将科技创新和制度改革这2个城镇化发展动力外生变量内生化,构建基于“四维驱动力模型+创新力+制度力”的城镇化动力因子分析框架,结合主成分回归模型对2000年以来重庆市城镇化发展动力进行分析,并据此引入波特的“钻石模型”对其城镇化发展路径进行系统思考。结果表明：1）纳入动力因子体系的创新力和制度力对重庆市城镇化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其中创新力表现最为明显。2）重庆市城镇化发展是“六维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市场力和行政力依然是最主要的驱动力;其次是创新力、内源力和外向力,其中创新力对城镇化发展的驱动效应已在阶段2(2010—2018年)超越行政力的作用效应;最后是制度力;间接反映重庆市城镇化本身是一个内生作用的过程,构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前瞻性。3）基于波特“钻石模型”分析指出：重庆市存在增长极体量小、市场购买力不足、产品低端化、同质化现象严重等问题,并据此从发展高级生产要素、创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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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藏与西藏城镇化具有密切关联。以西藏自治区74个县(市、区)为研究对象,建立援藏与西藏城镇化耦合关联指标体系。在分析援藏与西藏城镇化总体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趋势分析,探讨援藏与西藏城镇化时空耦合协调特征;运用加权灰色关联模型,分析2000年~2015年援藏与西藏城镇化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性。结果表明:1)2000年以来,援藏与西藏城镇化综合水平均持续上升,但大部分县区仍处于城镇化初期阶段;2)援藏与西藏城镇化逐步进入高级协调状态。2015年,各县区援藏与城镇化处于高耦合、低协调状态,耦合度与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特征;援藏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分区随海拔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且由较高耦合协调区向地区中心集聚;3)援藏与西藏各县(市、区)城镇化各要素之间均具有较强的正向关联,财政转移支付与建筑工程投资是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援藏在经济城镇化方面取得了更加突出的成果。基于研究结果,针对不同地区提出未来援藏工作及西藏城镇化发展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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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2015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特征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随着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基于1985-2015年全国省际人口迁移矩阵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的整体特征以及每个节点在网络中的地位作用。研究结论为：①省际人口迁移网络密度经历了1985-2000年的缓慢下降、2000-2015年持续上升的过程,与西北、西南和中部主要人口迁出地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集中性迁移成为发展主流密切相关。②人口迁移网络的内向中心势明显大于外向中心势,说明人口迁入地相对集中,人口迁出地相对分散。③省际人口迁移网络可分为东北—华北人口联动区、中原—长三角人口联动区、中南—华南人口联动区、西南人口联动区、西北人口联动区5个子群。其中,中原—长三角人口联动区是群内和群间联系最紧密的区域;中南—华南人口联动区是全国人口累计迁移量最高的区域;东北—华北人口联动区内部联系较强,对外仅与西北人口联动区联系较强。④基于中心性分析以及核心—边缘结构划分,各省(市、区)对于人口迁移网络的贡献意义不同,广东、北京具有全局控制意义,江苏、陕西、四川、浙江基本处于核心节点序列,上海、天津、内蒙古、福建核心作用逐渐增强,河南、湖北、河北、新疆核心作用出现下降,全国人口迁移路径总体向北偏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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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空间分异格局及机理 总被引：3，自引：1，他引：2
就近城镇化是中国中西部地区破除异地城镇化模式弊端、推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现实路径选择。通过构建就近城镇化率、贡献力和贡献势指标,从本省、本县和本镇3个城镇化尺度,系统分析2000—2015年中国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空间分异特征,并深入剖析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2000—2015年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人口总数从1.96亿增加到3.47亿,就近城镇化率从28.16%上升到46.89%。② 从贡献力看,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的主要来源是本镇户籍人口,但本镇贡献力呈下降趋势,本县贡献力波动上升,本省贡献力变化不大。③ 从贡献势看,本县贡献势>本省贡献势>本镇贡献势,县域尺度是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就近城镇化的优势空间单元。④ 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空间分异是自然环境背景、经济增长和非农产业发展、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交通运输条件和地方行政力量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结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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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75—2010年间8个年份的产业数据为基础,在ArcGIS的支持下,运用空间变差函数和克里格(Kriging)插值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五五"—"十一五"时期新疆县域产业结构分布的时空格局演化特征及其机理。结果表明:新疆县域产业结构水平分布的空间相关性和自组织性较强,由空间自相关引起的结构化分异也十分明显,但空间关联效应的作用范围有减小趋势。2000年以前,基台值逐渐增大,而块金值和块金系数不断降低;之后,出现前者减小,后两者逐渐增大的趋势。这反映出前期(1975—2000年)县域产业结构的空间差异性不断增强,结构化分异对其影响日趋增大;而后期(2000—2010年)差异性减弱,随机性因素的影响逐渐增强。东南—西北方向的产业结构水平均质性最好,而东北—西南方向上异质性显著,形成"高原—平原—洼地"的阶梯结构,成为推动新疆产业格局演化的主要作用方向。"五五"—"九五"期间,东北—西南方向区域间产业结构水平的差距日趋拉大。产业结构的"高原"面不断扩大至北疆、东疆的大部分区域,其峰值经历了"单簇峰→扩展三峰鼎立→连接天山北坡产业峰值带"的空间演化过程。而"洼地"范围变化较小,主要集中在南疆的阿克苏西南部、和田、喀什地区。"十五"时期以来,东北—西南方向区域间产业结构水平的差异性有所减小,"高原"面基本不变,但"洼地"范围明显向西南方向缩小至喀什地区,促使"平原"面范围不断扩大。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历史基础和区域政策环境是促使产业结构时空格局发生演化的重要因子,其中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等国家重大战略对新疆产业空间格局演化的推动作用较为明显。 相似文献
9.
出游力对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及客源市场开发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出游力理论内涵分析,基于"推-阻-拉"理论修正了出游力测评模型,对厦门客源市场出游力进行测评,并运用季节性强度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了出游力的时空格局。研究发现:1)厦门客源市场出游力主要分布于夏春两季,旺季短、平(淡)季长;各月出游力呈现"倒海鸥"形变化规律。2)出游力逐年增长,且高峰值集中于第三季度,呈现出厦门周边地区出游力强且季节性差异大,西北和东北出游力弱且季节性差异小的特点。3)出游力呈现空间集聚格局,但集聚程度呈下降态势。冷热点呈现"东南-西北"方位递减的空间分布趋势,符合距离衰减规律,热点区域分布于省内及周边地区。4)厦门客源市场可分为强出游力区、较强出游力区、一般出游力区和弱出游力区4个等级。5)经济发展水平、空间邻近效应、气候舒适度、旅游资源差异、交通成本和休假制度是厦门客源市场出游力的主要影响因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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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近之 《地理学报(英文版)》1936,(4)
西南、西北、东北,为目前国内通用名词,除东北合乎实际外,余者不无局於本部之诮;此无他,视边区为化外,传统观念蒂固根深使之耳。苟以东经一百零五度,北纬三十五度,作划分全国地域坐标,真正方位,跃然纸上。本文对象,为奄有西南大部之西藏西康,端着重其国防交通之严重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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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境地区城镇化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力 总被引：2，自引：1，他引：2
Border area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gateway for inland opening-up,but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completing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and optimizing national urban spatial pattern in China.Due to the location,natural resources endowment,and traffic accessibility,the urbanization speed is relatively slow in border areas.Therefore,it is a special area that needs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especiall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hina's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rogram.Based on the county-level data from 2000 to 2015,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in 134 border counties,and applies geographical detector method to study the driving forces of urbanization in border areas.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1)From 2000 to 2015,urbanization rate in border areas has been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and the gap has been widening.Some border counties in southern Xinjiang,Tibet,northeast of Inner Mongolia,and Yunnan,are even facing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loss.(2)In the same period,urbanization rate in the northwestern and southwestern border is low,while their urbanization rate grows relatively faster comparing with other border counties;urbanization rate in Tibet border is the lowest and grows relatively slowly;urbanization rate in the northeastern and northern border is slightly higher,but it grows slowly or even stagnates.(3)Transportation and industry are the important driving forces of urbanization in border areas,while the driving forces of market is relatively weak.And there are obvious mutual reinforcements among the driving forces,while the effort and explanatory power of resource force increases obviously after interaction.(4)Urbanization rate in the northwestern and southwestern border areas grows relatively fast,with industrial force and transportation force,market force and administrative force as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respectively.Tibet border area has the lowest urbanization rate and growth rate,as the driving force of urbanization with strong contribution has not yet formed in Tibet.In the northeastern and northern border areas,the contribution of transportation force to urbanization is greater than other forces,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market and industry has obvious effects.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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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分位数回归的江苏省城市化动力因子分析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识别城市化动力机制对城市化持续、合理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对国内外研究进行综述发现,以往对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计量研究多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对城市化的发展动力判断过于粗略的问题。文章首先通过变异系数、核密度估计方法,描绘出江苏省城市化发展分布状况,发现江苏省历年城市化相对差异基本稳定,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同时,呈现出“双峰趋同”的态势。分位数回归方法能精确地描述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在特定分位点的边际效应,因而可使用分位数回归与OLS回归对比分析影响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因子。以2005年为界,将研究时段分为两个阶段,前后城市化动力因子存在明显差异OLS回归发现,行政力对城市化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小,而市场力量、外向力等因素对城市化的影响相对增大。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行政力量对城市化高的地区影响较弱,外向力对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的影响要大于城市化水平低的地区,市场力对城市化的影响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则经历了一个先增大后减小的过程,产业结构的影响复杂多变。由此发现,江苏省城市化在不同阶段发展路径有不同的侧重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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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城镇化的有序发展和优化布局,对于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资源与市场优化配置、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研究表明：① 2000—2020年中国县域城镇化快速发展且区域差异显著,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城郊地区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相对较高,而西南地区、中部农区、西藏及新疆大部分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偏低;2020年沿“胡焕庸线”东侧的东北地区、冀北及晋陕豫地区、川东及云贵地区成为县域城镇化率高值区,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内蒙古边境地区,以及江浙闽东南沿海一带城镇化率超过50%的县域达716个,占比38.3%。② 县域城镇化是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地理区位条件、公共资源供给、专业创业集群与宏观政策等影响县域城镇化的方向、范围和深度。预测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76.04%,县域城镇化率为64.38%。未来要重视强化县域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组织结构的调整优化。③ 县域城镇化发展可分为大城市周边县域要素集聚型城镇化、专业功能县域产业集聚带动型城镇化、农产品主产区县域农业现代化引领型城镇化、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保育型城镇化、人口流失县域异地转移集中型城镇化等5种类型。④ 县域城镇化以县城和重点镇作为要素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形成居业协同与产城融合的多级体系。通过构建产业全价值链、主导产业关联集群、公共服务融合配置体系等创新路径,将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产业融合与等值化发展,促进城乡融合网络化、城乡治理体系化与资源利用集约化,为优化县域人地关系和城镇化空间体系提供持久动力。 相似文献
14.
苏州市耕地面积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力差异性分析 总被引：22，自引：0，他引：22
基于1972—2005年苏州市统计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苏州市初级生产阶段和工业化阶段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总人口的增加是导致苏州市初级生产阶段和工业化阶段耕地面积减少的最主要驱动因子;而产业结构升级在苏州市初级生产阶段对耕地面积减少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工业化阶段则减缓了经济发展对耕地占用的压力;城市化率的提高在工业化阶段对耕地面积减少起到了减缓作用。在工业化阶段,苏州市不同地区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因子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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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与非农化的空间分异、相互关系和形成机制 总被引：2，自引：1，他引：1
区域就业非农化和人口城镇化是相互关联且进程相对一致的过程,但由于发展背景和影响机制的不同,二者的关系有可能在空间和时间上呈现一定的差异性。基于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了中国人口城镇化与就业非农化水平和进程的空间格局、相互关系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城镇化和非农化水平的分布和演变都具有明显的行政指向特征和地带分异特征,差异化的空间集散态势下,在不同地区二者形成了多样化的相互关系,但总体上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城镇化初期和中期阶段,非农化适当超前或同步于城镇化有利于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主导驱动因素不一致是城镇化和非农化空间差异和相互关系形成的基础,要素投入引致的经济增长直接促进就业非农化进程,但人口城镇化则更多受到政府行为的影响;要素投入产出效率和政府政策实施力度的不同也导致这一机制过程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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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滇黔接壤地区城镇化空间特征及驱动力分析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川滇黔接壤地区经济落后,整体城镇化水平较低,采用川滇黔接壤地区2008年各区县(市)的城镇化率作为测度指标,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分析了本区域的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通过对城镇化率的空间自相关系数Moran’s I的计算,发现各区县城镇化率的空间分布并非表现出完全随机性,而是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具体表现为低值空间聚集。利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城镇化水平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空间误差模型优于空间滞后模型和OLS模型;相邻地区各因素的空间扩散效应对城镇化水平存在显著的影响,其弹性系数为0.416 1;第三产业增加值是城镇化率的最主要驱动因子,其弹性系数为0.777 7。因此,未来川滇黔接壤地区在推进城镇化时,应考虑城镇化水平的空间相关性,建立区域一体化开发政策,并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相似文献
17.
西藏大骨节病区的地理环境特征 总被引：6，自引：1，他引：5
西藏90%以上的大骨节病县分布在高山温带环境中,病区最暖月平均气温在10~18℃之间,≥0℃日数在180~350天之间;病区集中分布在喜马拉雅山与冈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之间以及横断山北段山间地带的山区或高山谷地地区,病县山地、丘陵占78.4%,非病县山地、丘陵面积占66.7%;就海拔高度而言,病区主要分布在3600~4000m之间;病区涉及多种类型的耕作土壤,其中酸性棕壤和暗棕壤、灰褐土和石灰性褐土、褐土性土等淋溶、半淋溶土壤类型是大骨节病集中分布区;在高山土壤类型中病区趋于分布在典型亚高山草甸土和山地灌丛草原土地带,而亚高山草原土带相对较少。西藏大骨节病区地理环境特征既与内地大骨节病区有很强的相似性,又因其独特的地域分异格局而具特殊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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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及其溢出效应与影响因素 总被引：12，自引：2，他引：10
基于C-D函数剔除城市经济非期望产出构建随机生产函数模型,以地均投入产出技术效率表征城市土地利用效率,采用2003-2012年282个地级以上市面板数据测算了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并建立空间滞后计量模型分析了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溢出效应与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有所提升,且存在明显的空间特征与区域差异。空间特征显示,效率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珠三角、湖南、湖北、河南南部、安徽东部、山东与江苏交界处。区域差异显示,中部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最高而东北地区最低,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增速最快而西南地区较低且增速最慢;② 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存在显著为正的溢出效应,其中在中部、东北、西北地区较高,而在西南地区最低;③ 影响因素在各区域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异,有必要采取具有区域针对性的措施提升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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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its zonal suitability at the county level in China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China’s investments, financial incentives and deductions in terms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re based at the county level. Therefore, the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s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t the county level is important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assessment of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at the county scale. This paper quantitatively estimated the dynamics of high-quality ecosystems and vegetation coverage over the past 15 year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the number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programs at the county level were analyzed. Then, the effects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measures on ecological changes at the county level and their regional suitability were assessed and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unties with a percentage of high-quality ecosystems greater than 50% were primarily distributed in northeastern China, southern subtropical China and the south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those with a percentage lower than 20% were mostly distributed in northwestern China, the southwestern karst region and the North China Plain. In recent decades,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has focused on ecologically fragile regions; more than five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programs have been implemented in most counties of the Three River Source Region in Qinghai Province, southeastern Tibet, western Sichuan, the Qilian Mountains, southern Xinjiang and other western regions, while only one or zero have been implemented in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 of China. Over the past 15 years, the proportional area of high-quality ecosystems has increased in approximately 53% of counties. The vegetation coverage of counties in the Loess Plateau, Huang-Huai-Hai Plain, Beijing-Tianjin-Hebei (Jing-Jin-Ji), Sichuan-Guizhou-Chongqing, and Guangdong-Guangxi provincial-level area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However, it decreased in northern Xinjiang, central Tibet, central and eastern Inner Mongolia,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other region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numbers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programs and the indicators of ecosystem restoration response, such as high-quality ecosystem and vegetation coverage, do not show positive correlation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programs should be planned and implemented according to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high-quality ecosystems and that restoration measures such as afforestation should follow natural principles and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limate change.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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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investments, financial incentives and deductions in terms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re based at the county level. Therefore, the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s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t the county level is important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assessment of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at the county scale. This paper quantitatively estimated the dynamics of high-quality ecosystems and vegetation coverage over the past 15 year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the number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programs at the county level were analyzed. Then, the effects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measures on ecological changes at the county level and their regional suitability were assessed and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unties with a percentage of high-quality ecosystems greater than 50% were primarily distributed in northeastern China, southern subtropical China and the south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those with a percentage lower than 20% were mostly distributed in northwestern China, the southwestern karst region and the North China Plain. In recent decades,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has focused on ecologically fragile regions; more than five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programs have been implemented in most counties of the Three River Source Region in Qinghai Province, southeastern Tibet, western Sichuan, the Qilian Mountains, southern Xinjiang and other western regions, while only one or zero have been implemented in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 of China. Over the past 15 years, the proportional area of high-quality ecosystems has increased in approximately 53% of counties. The vegetation coverage of counties in the Loess Plateau, Huang-Huai-Hai Plain, Beijing-Tianjin-Hebei(Jing-Jin-Ji), Sichuan-Guizhou-Chongqing, and Guangdong-Guangxi provincial-level area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However, it decreased in northern Xinjiang, central Tibet, central and eastern Inner Mongolia,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other region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numbers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programs and the indicators of ecosystem restoration response, such as high-quality ecosystem and vegetation coverage, do not show positive correlation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programs should be planned and implemented according to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high-quality ecosystems and that restoration measures such as afforestation should follow natural principles and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limate change.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