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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非正规就业研究综述——兼论全球化背景下地理学视角的研究议题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非正规就业研究已引起全球范围内学者的广泛重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就业模式变化迅速,非正规就业已发展成为重要的就业形式,其研究日趋为学术界所关注.当前我国对非正规就业研究以社会学和经济学为主,主要集中在非正规就业的概念,非正规就业产生的原因,农民工、下岗工人、妇女、高校毕业生等群体非正规就业的特征及非正规就业的发展对策.文中系统梳理和评价了国内研究现状,指出从地理学视角出发的3个非正规就业研究议题包括非正规就业与全球化、非正规就业与城市化以及非正规就业的空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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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发展特征与城市化效应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未进入城市正规部门,而进入非正规部门,但关于非正规就业对城市化的作用却不清楚.基于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中国城市非正规就业估算方案,采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测度与解释非正规就业对城市化的作用.自1990年以来,非正规就业已发展成为中国城市就业的主要方式和就业增长的主要来源,其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自东部,中部到西部依次减少的特征,其在城市就业的比重与城市化水平的关系符合倒U形的规律.模型显示:尽管短期内非正规就业,正规就业和城市化之间存在波动关系,但长期看非正规就业对城市化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非正规就业每增长1%,推动城市化水平提高0.1%.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非正规就业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地区的转移过程与劳动力在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之间的流动过程.结论强调,中国城市化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失业问题,而更多是如何应对处于社会保障系统以外的非正规就业问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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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规就业是旅游就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城市旅游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故宫博物院、颐和园等北京10个典型景区为例,调查研究了城市旅游景区非正规就业者的群体特征,并探索性地将测量野生动物和敏感人群数量的“捕获–再捕获”及蒙特卡罗模拟方法引入研究,对该群体的规模进行了测算。研究发现：①城市景区旅游非正规就业群体多为低人力资本从业者,青壮年女性居多,以纪念品（土特产）商贩和导游人员为主,多来自就近地区。②北京10个典型城市景区的旅游非正规就业群体规模较小,大约有1 126人,这与严格的城市人口疏解和旅游业治理举措密切相关。③“捕获–再捕获”方法可以有效测量流动性大、隐蔽性强的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的群体规模,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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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城镇非正规经济发展的载体,是影响非正规就业的重要因素之一。采用2006—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并利用邻接矩阵和地理距离矩阵构建空间杜宾（SDM）模型,实证分析了城镇化发展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镇化发展会通过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两种作用传导机制对非正规就业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直接效应主要通过集聚效应、空间效应、投资效应三种途径来直接促进本地区的非正规就业,同时邻近地区之间的城镇化发展存在协同效应,这使得地区城镇化发展对非正规就业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且相比于边界相邻地区,地理距离相近地区的正向溢出效应更强。而且,各省份的政府竞争在城镇化发展对非正规就业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是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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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非正规部门研究进展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国外非正规部门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最初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发达国家和地区也存在非正规部门,但存在方式和形成机制有别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通过对国外非正规部门研究文献的系统梳理和分析,表明国外非正规部门的研究已形成一定的研究体系和理论成果,研究内容主要涉及非正规部门的边缘性和异质性等特征,非正规部门的空间集聚与分异,非正规部门存在与发展的理论,包括贫困就业论、二元经济论、规制论和嵌入论等,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的联系,非正规部门的经济、社会影响以及非正规部门的正规化与政策等方面.但在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的人的空间特征、从综合视角分析非正规部门的形成发展过程、非正规部门对地域空间的影响以及对比研究和定量研究方面还较为欠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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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与非正规就业：规模、格局及社会融合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中国城镇化由偏重数量转向更加注重质量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就业质量成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目标,疫情影响下非正规就业问题更为突出。论文从新型城镇化与非正规就业的关系出发阐释非正规就业人口的历史产生和发展要求,基于人口普查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测度了中国城镇非正规就业的规模和格局特征,总结了非正规就业者当前面临的社会融合难题,并提出发展思路和路径。结果发现：① 城镇化与非正规就业之间关系密切,非正规就业为城镇化过程中农村转移人口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缓解了城镇就业压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需要关注非正规就业模式,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社会融合。② 经多源数据估算,中国城镇非正规就业占城镇总就业的33.2%~44.7%,就业人数达1.38亿~1.55亿,以隐性就业部分为主。在空间分布上总体呈现东、中、西逐渐减少的特征;在雇佣类型上以从事各类非正规工作的被雇型就业为主;行业结构主要集中在批发和零售贸易及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与制造业等。③ 非正规就业者主要面临职业困境、户籍限制、公共服务差距、风险应对能力弱等问题,需要通过完善就业服务体系等改革,提升就业质量,推动市民化和社会融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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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世界工厂的非正规职业中介及其作用——以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为例 总被引：2，自引：2，他引：0
国内外现有研究认为,农民工的求职渠道非常单一,主要依赖社会关系网络。本文选取典型的珠江三角洲世界工厂所在地——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为案例,对非正规职业中介机构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发现非正规中介机构在农民工的求职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帮助农民工实现灵活、即时的就业,其存在是在我国转型期市场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企业/工厂的用工需求、农民工的求职需要、中介机构的逐利目的和地方政府的宽容态度共同作用的结果。非正规职业中介机构是市场动力作用下的新型农民工非正规求职渠道,是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求职渠道的延伸。研究表明,在现阶段中国城市化过程中,非正规的动力在解决农民工求职乃至城市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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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规经济是世界城市化过程的普遍现象,关于它的发展态势及与城市化的关系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引入多指标多原因(MIMIC)模型估算中国非正规经济规模,在分析其发展空间格局的基础上,运用计量模型揭示了非正规经济与城镇化的动态关系。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中国非正规经济不断增长,2008年后出现较快增长态势,2017年占GDP比例达到20.55%,非正规就业人员达1.59亿人。非正规经济的空间分布呈现西北-东南高、西南-东北低的不平衡特点。模型显示,中国非正规经济与人口城镇化水平存在倒U型关系,即非正规经济占整体经济的份额随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过程,发生这一变化的城镇化水平临界值为72.48%。由此推断中国非正规经济占比还将伴随城镇化进程而继续上升,由于城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不同地区的非正规经济发展态势将不同。非正规经济还受到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流动人口、国有经济和政府管制等因素的影响。本文有助于加深认识非正规经济的发展规律,为制定基于城镇化发展阶段差异的非正规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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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外向型制造业非正规部门的形成发展机制——以广州市狮岭镇皮具产业为例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作为世界城市化发展中的普遍现象,非正规部门的形成发展一直是研究重点。以广州狮岭皮具产业为例,以非正规工厂和临时工为对象,研究了外向型制造业中非正规部门的形成发展机制。研究认为：正规企业为满足产品生产和降低成本的需求而采取的生产分包模式是非正规部门形成的根本因素;正规企业劳动保障的缺失与工人对自由轻松的工作方式的追求促使工人转入非正规工厂和临时工市场,推动了非正规部门的发展;当地宽松的管制环境为非正规部门的存在提供了可能。全球金融危机在短期内对非正规部门的发展起到了催化作用。研究支持了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是相互联系的关系,是产业经济发展中有利的组成要素。非正规部门不是劳动者进入正规部门的“跳板”,而是他们逃避正规经济过度剥削的“避难所”。最后讨论了有关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劳动者的政策启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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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城市化下的发展中国家城市住房供需矛盾突出,非正规住房在城市住房供给体系中的作用逐渐凸显。国际城市研究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非正规现象。论文综述了发展中国家城市住房供给模式及特征,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非正规住房供给包括非法占住、非法再分和非正规租赁等不同类型,非正规住房在发展中国家城市住房供应体系中的地位显著,但也引发了居住环境的恶化和贫民窟的形成,政府对非正规住房的态度正逐渐转化。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和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城市非正规住房现象逐渐凸显,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经验为我国城市住房制度建设和非正规住房管治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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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市场中介对上海外来女性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女性如男性一样大量地流向经济发达城市寻求就业。在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改革中,劳动中介已广泛地存在于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影响着劳动者的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状况。因此,考察和明确城市劳动中介机构对外来女性劳动者就业的影响,无论对提高其劳动市场产出还是对政府制定有针对性的就业服务政策都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在描述上海劳动市场中介机构现状的基础上,利用2006年对外来人口的调查数据,分析了上海外来女性劳动者的劳动中介使用特征以及中介使用对其工资水平、工作条件等就业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外来女性对本地中介机构的使用频率比较低,而且本地中介机构的使用会降低她们的劳动市场产出;原因可能在于正规就业服务的不足和大量不良劳动中介机构的存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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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等级城市的农民工人力资本增长差异及影响因素——基于河北省清苑县的调查分析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农民工外出务工动机正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人力资本成为影响其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通过对河北省清苑县的分层随机抽样调查,运用数理统计和对比分析法研究外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增长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相对于进入全国中心城市和其他中小城市的农民工群体,区域中心城市的农民工技能增长的比例最高。在人力资本增长途径上,非正式学习途径效果突出,正式培训对人力资本增长的效果以区域中心城市最为显著,不仅进入该类城市的农民工能够获得更多的正式培训机会,而且企业对员工的培训频次及培训专业化程度均较另两类城市高。非正式学习受农民工学习主动性的影响,Logistic回归显示企业培训频次对技能提升主动性发挥正向作用且效果最强,而地方文化设施环境与农民工技能提升的主动性呈现负相关,全国性中心城市尤为明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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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geography》2013,34(2):139-172
Although welfare rolls have dropped considerably in recent years, most welfare recipients who find work are employed in low-wage, insecure jobs. The problem of "working poverty" is especially acute in large city-regions such as Los Angeles, where local labor market restructuring has created an expanding, low-wage economy,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immigrant labo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mployment outcomes of 6,931 women who completed the county's welfare-to-work program in 1996. I evaluate their earnings,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job stabi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women were highly concentrated in low-wage service jobs and experienced high levels of turnover and unemployment. Many were unable to obtain employment in the formal labor market. I argue that the struggles of the working poor in a growing regional economy are explained not solely by human capital limitations, but by processes of local labor market restructuring that have contributed to widespread economic insecurity in Los Angeles County.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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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geography》2013,34(2):106-134
In this study I argue that Mexico's integration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has increased the dependent nature of it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has resulted in the weakening of organized labor and growth of the informal sector. Neoliberal policies in Mexico have accentuated the disparities between the formal and informal sectors and between highly paid skilled workers and those working in unskilled and poorly paid occupations. New forms of geographic dispersion and agglomer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contribute to the reproduction of differentiated labor markets in various regions and cities.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in those areas most affected by the global economy, such as the major metropolitan areas and the northern regions of the country. The main changes in the urban labor market associated with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Mexico during the 1980s are analyzed. The paper makes three main points: (1) the ability of the formal sector and especially industry to absorb labor has declined, and there is a clear trend toward a tertiarization of the economy; (2) the informal sector has experienced rapid growth, particularly in small firms and other less productive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3) the occupational structure displays more marginal employment and signs of polarization between the proportions of jobs with the highest and lowest levels of skill.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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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受教育水平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差异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通过对福建省女性流动人口的调查,获取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信息,对受教育水平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和"大专及以上"5组女性流动群体的就业特征以及差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水平越高的流动女性的就业层次越高、通过正式的市场找到工作的比例越高、获得较高收入水平的比例也越大;受教育水平越低的流动女性的工资越容易遭到拖欠,劳动强度越大,工作越不稳定,获得职业技术培训的比例越低且受培训愿望越不强烈。因此,有必要从提高女性流动人口整体素质,拓宽就业信息网络,规范劳动用工市场等方面采取相关政策以提高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能力、保护其就业权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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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90 年代广州市从业人员的社会空间分异 总被引：14，自引：4，他引：10
1990 年以来中国城市的内城区传统工业向郊区外溢,郊区大量劳动密集型国际资本进驻等因素带来城市不同职业从业者的居住空间格局的重构。以1990 年、2000 年广州市“街道层面”的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主要数据源,借用经济学中的区位商指标,分析1990~2000 年广州市不同职业从业者的居住空间分异特征,发现工业、低端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及政府 机关职员等从业者呈现出差异化的空间分异特征。工业从业者的居住空间从内城区向近郊区、远郊区等转移,低端服务业从业者的居住地一直高度集中于内城区,高端服务业从业者聚居于政府机关附近和高校、科研机构密集区,政府机关职员居住区完全与政府机关相重合。就业地与居住地的临近性是20 世纪90 年代广州城市从业者居住空间最为显著的特征。旧城区产业结构调整、城市空间扩展、郊区国际生产资本进驻、政府为迎合全球化而进行的政策及空间的调整、土地开发与住房商品化以及原有国家事业机关“单位制”居住模式的惯性等成为1990~2000 年广州市不同职业从业者社会空间分异的主要原因。基于区位商的方法来分析不同职业从业者的居住空间分异,为深入解析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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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examines the labour market outcomes of the recent economic crisis ( krismon ) in Indonesia, focusing on the change of employment structure between 1997 and 1998. Indonesia's labour market has been extremely flexible in adjusting itself during the crisis. Labour has moved from "modern" economic sectors to agricultural and "informal" sectors, reflecting the strategy of poor households to cope with the hardship. While the impact of the economic crisis on the majority of male workers has been severe, female labourer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involved in several jobs to enable the survival of their families.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