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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设备制造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近年来,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业发展迅速,其空间格局呈现出新的特征。论文基于中国2013年规模以上通信设备制造业企业数据、2014—2019年成立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数据,运用核密度分析、负二项回归分析等方法,分析中国新创通信设备制造企业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新创通信设备制造企业趋向在该产业基础较好的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4大城市群集聚,其中以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产业集聚优势更加明显;② 在4大城市群内部,新创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从核心地区向外围地区扩散;③ 该产业原有产业基础较弱的南昌市、红河州、郑州市、贵阳市等中西部地区,也集聚了一些新创通信设备制造龙头企业;④ 城市的知识复杂性和原有产业基础对所有类型新创通信设备制造企业进入具有正向的影响,产业关联密度有助于增加内资和大规模企业进入的机会,非相关多样化有利于外资企业和大规模企业进入,全球化和政府力量分别有助于外资企业、大规模企业进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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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最邻近指数以及核密度等分析方法,并基于点与面2个方面对中国民族乐器制造企业的空间格局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基于点的方面,中国民族乐器企业及其分类别的民族乐器企业的空间分布均呈显著集聚状态,且集聚度较高,其中吹奏乐器企业集聚度最低,而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以及滇、豫等区域是其重要的集聚区;基于面的方面,中国民族乐器企业及其分类别民族乐器制造企业分布均呈弱集聚状态;其热点区数量均很少,且分布与基于点的集聚区分析结果基本一致,而全国绝大部分的城市为冷点区域。中国民族乐器制造企业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可归纳为资源禀赋、历史基础以及集聚经济效应3个方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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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创企业区位选择不仅是企业重要的决策活动,也深刻影响中国制造业地理空间格局演变。在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背景下,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12）”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2013）”中新创企业及城市属性数据,采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分析中国汽车制造业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研究发现：① 1998—2012年,中国汽车新创企业活跃地区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尤其是2010—2012年,新创企业呈现向中西部大规模扩散趋势,西部成渝地区逐渐成为新热点区域。② 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时空综合机制来看,全球化影响不显著,而市场化和分权化均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劳动力、集聚经济、市场潜力与区位商等因素能促使新创企业成立,而国有企业占比则会阻碍新创企业成立。③ 在时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表现不显著,分权化则始终保持对新创企业的显著影响。市场化的劳动力因素影响作用变化说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正逐渐从关注劳动力成本转向于关注劳动力质量,而集聚经济和市场潜力在多样化和城市化经济的冲击下作用减弱。④ 在空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的出口因素在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在中西部地区表现不明显,市场化中劳动力因素和市场潜力在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因素则显著为正,除此之外,外商直接投资、集聚经济、区位商和国有企业占比对不同区域新创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大体相同。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情景下,揭示新创企业时空分异及区位选择机制,强调“区位机会窗口”对某些地区实现企业区位空间调整及其把握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性,不仅能丰富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还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典型区域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和空间重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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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制造业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总被引：12，自引：10，他引：2
基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热点分析和核密度估计等多种空间统计方法,从省域、区域、县域及县域以下多个空间尺度,对1998年、2003年、2008年和2013年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异格局进行点、面结合测度,并运用地理探测器,解析影响全省以及杭嘉湖绍、宁台温舟和金衢丽三大区域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的地理因子。结果表明：① 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程度呈递减态势,空间分布沿着“西南-东北-西北”的Z字型路径向外扩散; ② 浙江制造业经历了“三核并立”-“三核多中心”-“三核连片发展多中心”空间分异格局; ③ 环杭州湾地区一直处于全省制造业热点地区,浙江省冷热点区域空间格局大体呈现“东北-西南”的走向; ④ 影响全省制造业企业分异格局的核心因素主要为信息化、地形、市场规模、城镇化和技术创新等,影响三大区域制造业空间布局的核心因素存在时空差异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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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服装业空间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基于服装企业点状数据,采用核密度、标准差椭圆、热点探测和Ripley's K函数相结合的点模式空间分析方法,对比研究了1995、2000、2005和2010年深圳服装企业空间分布特征,进而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检验主要区位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深圳服装业随时间演变,核密度高值区域日渐明朗,整体呈现集中分布态势,标准差椭圆面积有所收缩,热点区域在扩大,西部热点区倾向北移,中部热点区得到进一步强化,集聚特征呈现“先增后减”趋势,集聚范围逐年扩大;负二项回归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区域协作和制度因素对服装业空间演化有着显著影响,其中产业集聚和制度因素影响逐渐加强,而区域协作在城市产业发展中寻求着空间动态平衡。深圳服装业空间演化惯性效应突出,因企业对集聚经济内在需求和区位环境等外部需求产生的路径依赖,约束了产业后续空间演化的各项特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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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时空演化分析 总被引：6，自引：3，他引：3
以中国336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核密度估计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01~2014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结果表明：①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总体水平不断提高,平均值从2001年的4.769亿元/km2增加至2014年的15.375亿元/km2,但地区差距逐渐扩大;②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表现出显著的全局空间正相关性,相邻地市相互影响,呈现出“高–高”或“低–低”的空间集聚态势,且从LISA集聚图来看,城市土地经济密度通过空间聚类可以划分为“高水平均质型地域”、“塌陷型地域”、“极化型地域”和“低水平均质型地域”4种类型,不同地域类型的空间分布范围和稳定性等都存在差异;③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冷、热点区域的空间分布具有相对稳定性,总体上表现出“东热西冷”的分布格局,热点区主要分布在东部的京津冀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等,广大中、西部地区则大多处于低值簇,属于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冷点区或次冷点区;④ 自然条件状况决定城市土地的供给能力和开发潜力,是导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基础性因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政策、土地利用管理政策也会对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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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是中国品牌汽车主要出口市场，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汽车市场变化对中国品牌汽车深入实施国际化战略有重要意义。该文采用空间自相关、新兴时空热点分析、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分析2005—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59个国家汽车市场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汽车消费市场整体增长较为缓慢，销量占全球汽车销量比重呈现下降趋势；②不同区域的汽车市场存在较大差异，南亚地区汽车产销规模大而且增长较快；③大部分国家汽车市场主要依赖进口，南亚及东南亚地区汽车市场潜力较大；④新兴时空热点分析方法识别出印度、俄罗斯、伊朗及印度尼西亚为连续热点、加强的热点、持续的热点等三种时空变化模式；⑤ 面板数据动态差分GMM模型表明“一带一路”沿线滞后一期汽车销量、人均GDP、服务业增加值、汽车产量、城镇人口等因素对汽车销量有促进作用。研究认为在中美经贸关系频繁波动背景下，中国汽车企业应该高度重视“一带一路”汽车市场的重要性，在不同区域因地制宜地采取差异化国际化策略；根据“一带一路”汽车市场具有惯性效应这一特点，中国汽车企业可侧重印度、俄罗斯、伊朗、印度尼西亚等已有汽车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深入推进国际化战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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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和民用汽车拥有量的增加,人们对汽车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以郑州市主城区为例,基于核密度估计法、局部Getis-Ord G*指数,采用汽车服务业电子地图兴趣点（POI）大数据对郑州市主城区汽车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格局及其与内外交通的空间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郑州市主城区汽车服务业空间分布极不均衡,街道之间汽车服务企业数量的空间分布差异明显,且呈不断拉大的趋势;（2）汽车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显著,空间上形成了中心城区双核块状集聚、边缘城区次中心分散发展的多中心、轴带状集聚格局,两大集聚热点片区越来越突出;（3）各细分行业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集聚趋势,汽车配件和汽车销售行业的专业化集聚区域逐步收缩,而汽车维修养护和汽车租赁业的专业化区域则大幅度地向城市外围地区拓展;（4）城市内部交通和对外交通便捷性是影响汽车服务业空间布局的重要因素,沿城市道路的轴线分布和沿高速公路出入口邻近分布是汽车服务企业区位选择的主导趋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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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全国化工产业密集区——长三角地区为例,基于规模以上中国工业企业详细数据,从化工企业入园率的视角出发,综合运用均值中心、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及空间自相关等分析方法,分析并揭示了1998—2013年长三角地区化工产业时空格局演化规律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998—2013年长三角地区化工企业总体上呈现不断增长趋势,入园率由6.19%提升到36.98%;化工企业“西北-东南”方向分布明显,且近似呈“先东南,后西北”的路径迁移规律,较之全部企业,入园企业具有更高的离散度、更大的迁移幅度,入园企业与全部企业逐步由空间失配演变为空间匹配;中心集聚与外围扩散态势并存,发育并逐渐形成了环太湖集聚区、沿杭州湾集聚区、沿长江密集带及沿海密集带四大化工产业集聚片区,化工产业的区域空间结构趋于复杂化、有序化与稳定化;地级尺度上化工企业入园率不断提升,2003年与2013年呈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热点区逐渐由浙江东南转移到苏皖北部,冷点区从安徽北部迁移到浙江西北,基本完成了空间格局上的对称反转变换,但化工企业入园率与空间密度分布一直处于错配失衡状态。通过结合化工产业特性与长三角区域特征,定性探讨了长三角地区化工产业时空格局演化的影响因素,特别是阐述了化工产业“园区化”进程的作用机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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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企业社区分布格局与形成机制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研究传统企业社区分布格局,有助于综合认识和科学优化城市内部空间。选择西安市主城区为研究区域,基于POI数据,结合实地调查,采用空间分析方法,探究城市企业社区的分布格局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莲湖、新城、碑林、雁塔四个区企业社区数量多,莲湖区达238个;桃园路、土门、电子城、张家村、胡家庙、红庙坡、长乐中路、韩森寨、纺织城、枣园等街道的企业社区最为集中,桃园路街道多达70个,企业社区密集的街道基本地处钟楼周围的近中心区。企业社区主要分布于距钟楼2~8 km的明城墙之外、三环路以内,占总量78.59%;同时沿陇海铁路东西延伸,南侧集中于8 km宽度,呈“大分散、小聚集”的带状与团簇状分布,北侧集聚在距铁路2 km范围,向外幂次减少。企业社区的热点街道包括莲湖区的土门、枣园、桃园路,新城区的长乐中路、韩森寨,灞桥区的纺织城和雁塔区的小寨路;冷点主要集中在主城区北部的大片地区以及城市中心区域,以未央区未央湖街道、莲湖区北院门街道,新城区的解放门、西一路、中山门街道尤为突出。核密度分析显示企业社区空间结构亦呈大范围分散、小范围集聚的特征,分布密度高值的街道与热点分析结果有较高一致性。传统企业社区分布格局主要是计划经济下城市社会发展的结果,具时代和地方特色,受政策推动、交通线路、城市格局、规划设计、企业位置、自然条件及城市化、市场化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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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在华知识密集制造业投资进入方式的时空特征及区位影响因素 总被引：7，自引：1，他引：6
外资知识密集型制造业进入中国市场,对中国制造业升级转型起着一定的作用。本文围绕区域制度环境和区域吸收能力,探讨影响知识密集型企业进入方式的区域环境,旨在揭示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外商进入方式的地理驱动机制,有利于加深理解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区域与城市获得外生技术发展动力的机制。采用从1982-2014年德国在华投资企业数据库,结果发现,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呈现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扩张、沿海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扩散的时空趋势,并且在1995年后,其进入方式从合资为主向独资为主转变。逻辑计量模型显示,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的进入方式受到多项区位因子的影响,其中地方人力资源水平和产业专业化水平是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选择以合资方式的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区位因素,表明区域知识吸收能力是形成全球—地方战略协同的关键变量;另一方面,实际使用外资存量和地方专利授权量这两个区位影响因素则会显著促成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采用独资的进入决策,反映了区域制度环境对吸引以知识产权保护为战略核心的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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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特征与权力等级是城市网络的重要要素。基于“产业-区位”视角,通过对2012年中国汽车产业供应链体系分析,凝炼中国城市网络特征。研究发现：① 基于汽车产业供应链体系的中国城市网络表现出明显的“低密度-多核心、高聚类-少趋同”的结构特征。② 城市网络的结构特征与权力等级存在显著“悖论”,即城市节点的网络地位不仅取决于链接城市的数量,还需考虑关联网络的空间属性和资本容量。③ 城市网络权力等级中既包括上海、重庆等领导核心城市,也包括广州、芜湖等中心集约城市和苏州、成都等权力门户城市,说明转变中心性与转变控制力不仅能有效揭示中国城市网络节点的真实权力属性,也更符合经济现象的地理空间非均衡规律。④ 重庆、上海、天津、长春、北京、十堰等领导核心城市并未完全锁定中国六大汽车产业集聚区,其中长三角地区网络权力最突出,珠三角地区网络权力最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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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sk geografisk tidsskrift. Norwegian journal of geography》2012,66(3):135-151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firm networks is a key resource for the competitiveness of small firms. The literature on small firm networking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building a balanced network of regional and extra-regional networks in order to engender optimal levels of firm performance. In peripheral regions, the academic debate is focused on understanding how geographical remoteness affects the spatial orientation of networks of small firm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urvey responses and financial accounts of 26 small manufacturing firms located in Sweden's northern periphery, the study investigates how the spatial configuration of networks, and particularly their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mponents, is related to other aspects of the firms, such as geographical location or level of performance. The study shows that increased geographical remoteness tends t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stead of hindering them and that peripheral small firms able to penetrate international markets tend to achieve higher levels of productivity. The subsequent discussion stresses the need to rethink the spatiality of policies promoting small firm networks, from a locally-bound to a more diversified, internationalised one.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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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典型行业微区位选址比较研究——以北京企业管理服务业和汽车制造业为例 总被引：5，自引：2，他引：3
以微观企业数据为基础,采用核密度空间平滑和条件逻辑选择模型等方法,重点关注企业在城市内部微观尺度下的区位选择,并对北京典型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区位选择的差异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 北京中小型制造企业倾向于在集聚区分布,符合马歇尔式产业集群的特征,而服务业则是大型企业更倾向于集中布局;② 尽管微观尺度下多样化和上下游产业链对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依然有重要影响,但是与宏观尺度下不同的是对于现代服务业来说过度多样化并不利于其发展,对于制造业来说区域专业化劳动力规模而非专业化程度更为重要;③ 政府对地铁等公共设施布局选址将对现代服务业的微观区位产生重要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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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研发企业集聚与知识溢出强度——连续空间中的微观分析 总被引：4，自引：0，他引：4
利用2005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以长三角地区为范围,对企业地址进行地理编码,建立企业点对点的空间邻近关系,将距离从5 km逐次扩大到100 km,进行企业知识溢出的空间效应分析。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的研发企业比较集中,大约在20 km范围内有明显的集聚状况,之后则有比较明显的分散,并与整体制造业活动空间分布趋向一致。知识溢出的空间强度随距离递增呈负指数幂函数形式加速衰减,于40 km处左右减势趋于平缓。与连续空间上的微观数据分析相比,区域层面上的归并数据分析放大了知识溢出的效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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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中心—腹地关系一直是区域与城市发展领域关注的经典内容。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推进产生了“流空间”和“中心流理论”,为现代城市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企业联系流反映的城市间关系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但多数研究聚焦在“整体空间”的城市网络特征表述,少有从特定问题出发,在更广阔的“非本地”范围研究中心城市与腹地的关系。论文基于1990—2018年县域尺度的企业流数据,研究北京与河北(本地)和京津冀区域外(非本地)的企业联系的时空格局和影响因素,从企业联系视角为北京与河北的经济落差提供解释,主要结论如下： ① 1990—2018年北京的本地性企业联系较弱,企业联系较强的县市主要集中在非本地,尤其是长三角等地区,非本地联系是北京企业联系的主要形式。从投资金额来看,北京与本地联系最强的行业为制造业,与非本地(主要是长三角)联系最强的行业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建立分支数来看,北京与本地和非本地联系最强的行业都为金融业。② 北京的本地企业联系主要受本地的经营环境(金融环境、政府干预、政策环境)和区位条件(地理邻近)的影响,非本地企业联系主要受关键资源(政治资源、科技投入)、经营环境(经济开放)和市场潜力(消费水平)的影响。河北综合承载力较弱、与首都产业链不协调和不匹配等问题给北京与之建立本地联系上带来了一定的阻力,使北京倾向于与具有更优越市场潜力和经营环境的城市建立跨区域的非本地联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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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动态是中国制造业空间重构的微观基础。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根据新企业成立和就业净增长的关系,把中国城市划分为创业型、旋转门型、惯例型和缓增型4类增长模式,描述其在2003—2008年和2008—2013年的时空变化。发现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东部外向型制造业核心区的城市新企业成立不足,现有企业增长乏力,制造业就业增长率下降,由惯例型转变为缓增型;在国内市场潜力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东部的相对欠发达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城市持续吸引了大量新企业成立,并推动制造业就业快速增长,由旋转门型转变为创业型。论文建立“全球力量和地方力量”的分析框架,采用多项Logit模型揭示全球力量和地方力量对中国城市制造业增长模式在2个时期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全球力量中的出口导向和地方力量中的集聚经济对中国城市制造业增长的影响经历了从向心力到离心力的转变;全球力量中的出口导向和地方力量中的小企业比重和产业结构的影响此消彼长,体现了“全球-地方”联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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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provides new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patterns of firm entry across sectors and space. Based on Pavitt’s four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ategories—supplier-dominated, scale-intensive, specialized suppliers, and knowledge-based—we use China’s firm-level database, covering all manufacturing firms with sales above 5 million RMB from 1998 to 2008,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spatial patterns of new entry firms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and firm heterogeneity. Based on our analysis, there are three key findings. First,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fluencing the sectoral pattern of new firm entry. Secon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supplier-dominated industry to a scale-intensive industry from 1998 to 2008 in China has largely influenced spatial patterns of new entry firms (mainly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entry similarity between regions). Third, the heterogeneity of firms (mainly firm ownership, firm size, and technological relatedness) affected the location choice of new entry firms. Based on our findings, we conclude that the importanc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firms in revealing the spatial pattern of new entry firms should receive more attention. Key Words: China, firm entry, firm heterogeneity,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sectoral and spatial pattern.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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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and R&D networks of foreign ventures i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technological dynamism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ature of FDI local networks in production and R&D activities in China and discusses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echnological dynamism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We investigate foreign ventures (or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FIEs) in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industry, based on a large-scale survey of ICT firms conducted in three mega-city regions of China: Beijing, Shanghai-Suzhou, and Shenzhen-Dongguan. Our data show that FIEs in China are gradually localizing their production, but the extent of local embeddedness is contingent upon home country effects, local specific contexts and FDI-host region relationships. We have also foun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FDI location and network decisions. Beijing tends to have broader FDI sources and better integrated global-local networks, while in those regions dominated by FDI such as Suzhou and Dongguan, FIEs are thinly embedded with local economies and tend to establish global-local networks among themselves; local embeddedness is limited by a series of technological, institutional, spatial, and structural mismatches. Shanghai and Shenzhen are in between. More efforts are still needed to better integrate FDI with local economies and strengthen China’s local innovative capacities.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