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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大陆居民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安全感知事件为例，搜集2013—2018年我国大陆居民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游记，从网络关系视角出发，分析并刻画其旅游安全感知事件的时空网络结构特征。研究发现：（1）中国公民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安全感知事件分布存在集聚特征，在年尺度上表现出固化性；（2）从区域和国家层面分析得出旅游安全感知事件呈现出稳中渐变特征，如区域层面来说，西亚是旅游安全感知事件重灾区，而中亚是旅游安全感知事件的相对沉寂区；（3）各类旅游安全感知事件的空间分布同质性与异质性并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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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为西北内陆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共享新时代国家改革发展成果带来了重大机遇。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考察内陆省份对外贸易的地理空间转向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利用2000—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采用GIS空间分析法、RCA指数，分析了甘肃省出口贸易产业的时空格局演变，并通过构建拓展引力模型，对甘肃省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出口贸易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表明：（1）21世纪以来，甘肃省对外出口的贸易规模和份额发生了较大的空间转向，主要在“一路”和“一带”东、西两个方向呈现波动转移，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态势日趋显现；（2）金融危机前后两阶段各产业RCA指数走势分化明显，初级产品和资源性制成品逐渐失去比较优势，中高技术含量制成品的出口份额有所增加，但仍处于比较劣势地位；（3）模型实证检验得出双边经济规模、华人数量对于贸易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地理距离和人口数量呈负向作用关系。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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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生产网络时代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生产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推进有着重要意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内外对其有着诸多误解以及曲解,建立有利于“一带一路”实施的话语体系同样至关重要。本文运用投入产出、增加值分解以及网络分析等方法,对“一带一路”生产网络演化过程以及中国通过生产网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带动作用开展定量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5—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网络联系不断加强。② 生产网络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重心转移和一体化趋势并存。③ 中国通过生产网络合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贡献不断加大,有效地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④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贡献量分布呈现出南北高,中间低的地理格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生产网络合作是激活后发优势,凸显比较优势以及共同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的有效方法,同时“一带一路”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仍然任重道远,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努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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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科学合理的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防范和化解地缘政治风险的重要前提。基于事后交易成本构建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通过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全局莫兰指数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水平、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时间维度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2）从空间分布看,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集聚特征明显,主要集中在中东和东欧地区,但东亚的地缘政治风险近年有所升级。3）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治稳定、经济自由、经济增长率、教育支出以及自然资源对地缘政治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基于此,研究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加快国家现代化转型,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提高地缘政治风险抵御能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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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与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点。投资者往往会选择低风险且具有高收益潜力的国家或地区进行高投资,然而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却存在高风险与高投资并存的投资悖论现象。本文遴选2013—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吸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较高且存在较高投资风险的国家,解析这些国家的时空特点,探究投资悖论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1）从空间视角看,投资悖论国家大多数为中国的周边邻国。从“一带一路”的空间走向看,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分布较多;从分布密度看,东南亚地区是投资悖论国家分布的集中区。（2）从时间视角看,高风险高投资在时间上具有延续性,6年间有13个国家出现两次以上的投资悖论现象。按投资悖论出现的频次,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高频国家、中频国家和低频国家。（3）从形成机理看,地缘区位、能源资源、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人文社会这五个因素分别从不同的方面作用于投资悖论的产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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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城市扩张和形态变化分析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城市化进程对其经济、政治和环境系统所起的重要作用,但对监测区域范围内城市扩张和形态变化的比较研究却极为有限。基于欧空局气候变化倡议项目最新发布的1992—2015年300 m分辨率的全球土地覆盖数据集、1992—2012年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和2000—2015年LandScan人口数据,本文首先分析了1992—2015年“一带一路”陆域城市用地增长的空间格局和十大分区城市用地面积的动态。其次,通过分析3个时间点（1992年、2003年和2015年）上同心环内城市用地密度的时空变化,量化了“一带一路”沿线80个城市的扩张和形态变化。最后采用3种统计模型（线性、幂律和指数函数模型）来分析城市用地面积、加权灯光面积和城市人口之间的长期关系。结果显示,“一带一路”陆域城市用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从1992年的0.24%上升至2015年的0.56%,并且非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是“一带一路”监测区域城市化的主要贡献者。同心环内城市用地密度从城市中心到城市边缘呈递减趋势,且城市间的空间分布完全不同。中国、欧洲、非洲、西亚、东南亚和印度6个分区人口数超过100万的城市间比较显示,除了中国城市形态变得分散,其他分区城市形态总体变得紧凑。分析结果也显示,夜间灯光信号所反映的城市经济活力和城市人口分布趋势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城市空间扩张和形态变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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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风险综合评估及防控 总被引：1，自引：1，他引：1
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评估对“五通”目标的实现和“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18个指标构建评价体系,对“一带一路”沿线74个国家的综合风险进行评估和排序,运用空间自相关、冷热点分析等剖析了2001—2016年不同风险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提出风险防控建议。结果表明：① 200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风险整体呈下降趋势,政治风险变化幅度较小,经济风险经历了“下降-上升-再下降-再上升”的演变过程,社会风险总体呈下降趋势,综合风险波动剧烈的国家主要集中在西亚、欧洲和东南亚;② 200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风险均存在显著的集聚性和区域差异性,高危险和较危险等级国家主要分布在北非、中亚、西亚、南亚和东南亚;③ 政治、经济和社会3个风险子系统存在较显著的相关性,政治风险高的国家往往伴随着较高的经济和社会风险;④ 中国对“一带一路”部分国家的投资存在投资量大与风险等级高并存的“投资悖论”现象。未来应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共同努力,建立动态评级和预警机制,做好风险防控,逐步打造“一带一路”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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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是中国品牌汽车主要出口市场，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汽车市场变化对中国品牌汽车深入实施国际化战略有重要意义。该文采用空间自相关、新兴时空热点分析、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分析2005—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59个国家汽车市场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汽车消费市场整体增长较为缓慢，销量占全球汽车销量比重呈现下降趋势；②不同区域的汽车市场存在较大差异，南亚地区汽车产销规模大而且增长较快；③大部分国家汽车市场主要依赖进口，南亚及东南亚地区汽车市场潜力较大；④新兴时空热点分析方法识别出印度、俄罗斯、伊朗及印度尼西亚为连续热点、加强的热点、持续的热点等三种时空变化模式；⑤ 面板数据动态差分GMM模型表明“一带一路”沿线滞后一期汽车销量、人均GDP、服务业增加值、汽车产量、城镇人口等因素对汽车销量有促进作用。研究认为在中美经贸关系频繁波动背景下，中国汽车企业应该高度重视“一带一路”汽车市场的重要性，在不同区域因地制宜地采取差异化国际化策略；根据“一带一路”汽车市场具有惯性效应这一特点，中国汽车企业可侧重印度、俄罗斯、伊朗、印度尼西亚等已有汽车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深入推进国际化战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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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亚投行设立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研究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在此背景下，很多研究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然而，鲜有研究关注亚投行对中国海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叠加影响。本文基于全球130个国家的数据，运用面板回归和双重差分等模型，考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因素，着重分析亚投行设立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亚投行对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有所差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海外投资更多集中在亚投行成员国；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向亚投行国家和非亚投行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一带一路”沿线的亚投行成员国是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这可能是由于亚投行国家作为出资方，其金融和投资环境更为优越、对中国投资更为友好，因此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更为积极，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吸引力更强。此外，东道国GDP和制度环境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也有重要影响，而地理距离、技术水平、自然资源和贸易联系的影响不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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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伊朗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节点国家，研究中伊贸易结构与潜力不仅可以深化两国经贸合作，更有助于推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往来。基于此，该文利用2010—2016年中伊双边贸易数据，结合比较优势指数、互补性指数以及劳伦斯指数，从多个角度深入分析两国贸易的结构；其次通过建立引力模型，评估中伊双边贸易潜力。研究结果表明：1）2010—2016年中国对伊朗出口贸易额增加48.01%，促使双边贸易逐渐趋于平衡；2）伊朗较好地发挥了对中贸易的互补优势，而中国未能发挥对伊贸易中石料等产品的互补优势；3）中伊双边贸易产品出口结构年际变化呈明显不规律性；4）中伊贸易潜力缩小16.89%，双边商品贸易发展空间有限，需要开拓新的贸易类型。研究认为未来中伊两国需要建立贸易应急备案，增强贸易互信，加大文化交流，借助“一带一路”平台实现创新驱动，寻求双边贸易新的增长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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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皖湘赣四省是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利用标准差、变异系数、赫芬达尔指数、聚类分析、ESDA及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等方法对四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① 豫皖湘赣四省承接产业转移的总量和绝对差异都在拉大,相对差异和集中程度都在降低后,有趋于稳定趋势;② 空间分布上大致形成以省会城市为核心、中间高四周低的圈层等级结构;③ 空间格局上,空间集聚态势进一步强化,逐步形成以郑州市和南昌市为核心的两大高高集聚区;④ 空间交互作用是四省承接产业转移空间差异形成的重要因素;⑤ 劳动力成本对产业转移有负向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吸引力、技术创新能力、集聚效应、成本因素、对外开放度、区位条件及产业结构对产业转移具有正向作用,市场吸引力、集聚效应及对外开放度影响最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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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TD）的研究数据为基础,运用地学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2000－2018年东南亚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进行时空演变特征分析及其参与组织的社会网络关联解析,得出以下结论：1）东南亚恐怖主义发展态势呈现显著的阶段性波动增长,在空间上表现为明显的集聚性,由2000－2013年的两极集聚中心转变为2014－2018年的三级集聚中心。2）东南亚恐怖主义组织众多,恐怖组织类型复杂,各恐怖组织及独狼型恐怖主义之间通过情报、资源及人员交流等方式进行联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跨地区恐怖组织网络;以伊斯兰祈祷团（JI）为代表的东南亚恐怖组织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利用域外组织的支持建立了一个横跨多国、分工明确的4M活动网络,并利用此活动网络进行资金筹集、人员培训、策划活动等。3）东南亚恐怖主义迅速发展有其深层次原因,既有地区内部社会文化、政治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又有区域外恐怖主义势力的干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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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ArcGIS软件与DPS软件,结合世界银行数据库与《非洲统计年鉴》等,分析21世纪以来非洲跨国移民空间格局及其对FDI影响,结果表明：基于目的地国、原籍国的跨国移民分别集中于北非地区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其中前者呈现以“摩洛哥-埃及-苏丹”为中心的集聚格局,而后者先以科特迪瓦最为集中,随后逐渐被南非所取代;北非地区FDI分布最为集中且增长稳定,南非、东非、西非和中非四大分区FDI较少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趋平衡;相比基于原籍国的跨国移民,基于目的地国的跨国移民重心与FDI重心重叠性与一致性均较高,即基于目的地国的跨国移民对FDI吸引力更强,这与灰色关联分析法得到的研究结论一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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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城市群重心移动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总被引：13，自引：2，他引：11
长三角城市群在整个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深入把握这一地区发展的空间变化态势、更好地指导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实际,在测算和分析1994～2004年间长三角城市群重心位置及其变化趋势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近些年长三角城市群重心移动的驱动因素。结果显示,1994年以来,长三角地区的城市群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了超过20 km,重心所在位置由苏州和嘉兴的交界处移至苏州市中心附近。而从其变化的趋势来看,未来的城市群重心仍将偏向西北方向,落到苏州和无锡的交界地带。这种态势的出现主要是由于长三角内部各城市受到其自然和区位条件、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其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进而驱动了各城市不同程度的发展及其在整个长三角地区地位的转变,并最终致使城市群重心向自然区位条件优越、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西北方向移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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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重心迁移、面板分位数回归分析法研究2003—2015年中国省域水资源“农转非”的时空格局、过程及机制。研究表明：① 水资源“农转非”呈显著空间分异特征,自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递减,且北方地区总体低于南方地区。② 水资源“农转非”重心轨迹波动较大,2003—2008年受重庆、青海、云南的引擎拉动呈西南向移动,2008—2015年在西部省份水资源“农转非”减缓,以及辽宁、吉林、北京等水资源“农转非”提升的共同影响下,呈持续东北向迁移。③ 产业结构变动、市场化水平提高、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及生态环境改善是水资源“农转非”主要驱动力,水资源利用比较收益、经济发展水平及人口规模等因素则制约了非农用水占比的提升,城市化水平与农业有效节灌率在不同时段对不同等级地区的作用方向与强度呈相反态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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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域工业污染对劳动力集聚的影响研究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基于2003~2016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研究工业污染和劳动力空间分布的演化特征及内在联系,继而将地区收入水平和工业集聚作为门槛变量研究工业污染对劳动力集聚影响。结果表明：①工业污染和劳动力的重心在移动方向上背向而驰,工业污染重心整体向北移动,劳动力重心整体向南移动,工业污染与劳动力的空间分布演化特征与二者相应的重心移动轨迹相契合。②工业污染会造成劳动力集聚水平降低,且随着地区收入水平的提高,高污染水平导致劳动力集聚水平下降的现象愈发明显。③以工业集聚作为门槛变量时,工业污染对劳动力集聚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全国和东部地区劳动力集聚水平呈现出先降低后升高特征,中部地区为逐步升高的正向效应,西部地区则是逐步降低的负向效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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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援助是一国地缘政治与经济的重要承载,是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主要手段。中国对外援助的空间演化体现了大国崛起时代背景下中国国际地位和世界责任的变迁过程。然而,现有研究较少从发展地理学视角研究中国的对外援助问题。本文研究了中国对外援助的部门特征、时代特征与区域特征,结果表明：中国对外援助的地区和部门分布与受援国需求紧密相关,“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对外援助分配影响显著;中国对不同部门的援助资金主要流向了特定受援地区,且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的对外援助重心逐渐由东南向西北偏移,体现了中国对外援助战略倾向的转变;中国对外援助遵循“南南合作”的援助理念,属于东亚援助模式;国内学者应加强发展地理学领域内对外援助相关问题的理论构建与认识论研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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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市工业集聚与污染排放的空间特征及计量检验 总被引：10，自引：6，他引：4
采用空间分析和计量模型等方法,研究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工业集聚和污染排放的空间特征及内在关系,结果表明：① 工业集聚与污染排放的重心分布、轨迹、距离、速度差异较大。东部的工业集聚水平高于中西部,工业污染中西部更突出。工业集聚与污染排放总体呈负相关关系,局域上分为低高、高低、低低3种关联类型。② 工业集聚在全国及东中西部均有利于降低工业污染,但是对不同区域减排作用的大小有所不同,作用由大到小依次是西部、中部和东部。③ 对于工业污染的防治,应继续走集聚化道路。东部要优化产业结构,控制合理的集聚规模;中西部应加强产业集聚,提高技术溢出的污染减排效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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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全国化工产业密集区——长三角地区为例,基于规模以上中国工业企业详细数据,从化工企业入园率的视角出发,综合运用均值中心、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及空间自相关等分析方法,分析并揭示了1998—2013年长三角地区化工产业时空格局演化规律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998—2013年长三角地区化工企业总体上呈现不断增长趋势,入园率由6.19%提升到36.98%;化工企业“西北-东南”方向分布明显,且近似呈“先东南,后西北”的路径迁移规律,较之全部企业,入园企业具有更高的离散度、更大的迁移幅度,入园企业与全部企业逐步由空间失配演变为空间匹配;中心集聚与外围扩散态势并存,发育并逐渐形成了环太湖集聚区、沿杭州湾集聚区、沿长江密集带及沿海密集带四大化工产业集聚片区,化工产业的区域空间结构趋于复杂化、有序化与稳定化;地级尺度上化工企业入园率不断提升,2003年与2013年呈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热点区逐渐由浙江东南转移到苏皖北部,冷点区从安徽北部迁移到浙江西北,基本完成了空间格局上的对称反转变换,但化工企业入园率与空间密度分布一直处于错配失衡状态。通过结合化工产业特性与长三角区域特征,定性探讨了长三角地区化工产业时空格局演化的影响因素,特别是阐述了化工产业“园区化”进程的作用机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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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差异时空特征及影响机理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基于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数据,利用ArcGIS空间分析、泰尔指数、重心模型等方法分析了1996―2008年广东省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差异的时空特征,并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其影响机理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1）1996―2008年,广东省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总体差异波动增大,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重心向西北偏移;2）广东省各城市之间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差异显著,空间格局上存在较明显的集聚和峰值效应;3）广东省各城市之间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的相对发展速度差别较大,按基础水平和提高速度的差异划分为4种类型区,其中基础高密度提高较慢类型区和基础低密度提高较慢类型区涉及城市数量较多;4）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资本与劳动力投入规模的增大、交通区位的改善和科技水平的提升,广东省城镇建设用地的经济效益将会得到不断提高。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