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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的富营养化污染日益严重，针对太湖水生植被的研究工作非常重要，然而全面的太湖水生植被调查已经有将近二十年未见报道.基于2014年夏季全湖水生植被调查结果，结合历史资料，比较分析1960年以来太湖水生植被演变情况.结果表明，1960年以来，共有23种水生植物从太湖消失，其中1981、1997和2014年分别消失7、4和12种.从分布区面积来看，1960年以来太湖水生植被总体呈北部湖区水生植被消失，东北部、东部及南部湖区水生植被分布区面积持续扩张的态势，1981年全湖水生植被分布区面积占8%，到2014年已经有33.82%的水面有水生植被分布.从生物量组成来看，太湖水生植被先升后降，从1960年的10×104 t，持续上升到1988年的44.72×104 t，1997年下降到36×104 t，2014年进一步下降到29.09×104 t.但挺水植被以外的水生植被，尤其是浮叶植被的生物量一直保持上升态势.总生物量的下降与东太湖挺水植被大面积消失有关，到2014年全湖挺水植被生物量比重仅占5.15%，东太湖沼泽化问题已不复存在.从群落组成变化情况来看，苦草（Vallisneria natans）群落分布区面积锐减，马来眼子菜（Potamogeton malaianus）和荇菜（Nymphoides peltatum）分布区持续扩张.目前太湖水生植被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北部湖区水生植被恢复和东部湖区水生植被过量生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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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贡湖湾水生植被分布现状(2012年) 总被引：4，自引：2，他引：4
贡湖湾是无锡和苏州两市的重要水源地,随着近些年太湖水质的急速恶化,贡湖湾蓝藻暴发现象日益严重,危及饮水安全.为提供贡湖湾水资源管理的理论依据,于2012年开展贡湖湾水生植被野外调查.对8个断面进行为期5天的调查,结果表明:(1)共记录贡湖湾水生植物20科27属34种,单子叶植物和沉水植物分别为优势分类群和生态型;(2)贡湖湾水生植被分布区面积占总水域面积的45.35%,为典型半草型湖泊;(3)共有8种水生植物群落分布,其中马来眼子菜群落分布区面积和生物量最大;(4)贡湖湾水生植被总体表现出北部无水生植被分布,东部生物量高、群落及物种组成复杂,其他区域生物量小、群落组成单一的分布格局.水质恶化和插网捕鱼对贡湖湾水生植被分布现状存在影响,过度清淤可能是造成北部水域裸露的原因.结合贡湖湾水生植被分布现状分析结果,建议在贡湖湾水生植被管理中要开展北部裸水区植被修复,促进湾口区域马来眼子菜群落生长,加强对"引江济太"工程上游来水和贡湖湾水质的监测,并注重外来入侵植物尤其是水盾草群落的监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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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北部滨岸区水生植被自然修复观测研究 总被引：13，自引：2，他引：13
1997－1999年连续3年对太湖北部围隔实验区水生植被自然修复过程的观测表明，大型富营养化浅水湖泊滨岸水域，通过实施围隔保护等途径，土著水生高等植物如荇菜、菱等能够在次生裸区水域自然修复生长。1998年夏季荇菜、菱种群覆盖面积分别达到围隔保护区总面积的14．3％和12．7％。伴生种群有马来眼子菜、狐尾藻和苦草等。分析了人为刈割、水产养殖对水生高等植物自然修复进程的影响。据此提出治理太湖等大型浅水湖泊富营养化污染的对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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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弱光环境是水生态系统沉水植被恢复面临的常见问题,因此研究沉水植物在弱光胁迫下的适应性是必要的.本研究以云南大理州洱海南部重度退化的湖区(惯称湖心平台,曾分布有大面积沉水植物)作为实验地点,选取4种沉水植物——苦草(Vallisneria natans)、轮叶黑藻(Hydrilla verticillata)、穗花狐尾藻(Myriophyllum spicatum)、竹叶眼子菜(Potamogeton wrightii)作为研究对象,开展原位盆栽实验,通过比较4种沉水植物的生长情况来选取潜在的目标物种,为洱海湖心平台沉水植被恢复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1)水下弱光环境对4种沉水植物生长均造成胁迫,生物量和株高显著性降低,物种间的相对生物量差异表现为:苦草和竹叶眼子菜轮叶黑藻和穗花狐尾藻,相对株高差异表现为:苦草竹叶眼子菜穗花狐尾藻轮叶黑藻;2)生理特征方面,苦草、穗花狐尾藻和竹叶眼子菜有相似的胁迫反应,均表现为:氮(N)和游离氨基酸含量均升高,碳氮比(C∶N比)、可溶性糖含量与淀粉含量均下降,仅苦草的叶绿素含量升高,而轮叶黑藻的生理胁迫反应表现为:氨基酸含量下降,可溶性糖和淀粉含量升高;3)四者最终存活率为:苦草竹叶眼子菜穗花狐尾藻轮叶黑藻,且苦草相对生物量和相对株高高于其他3种植物.以上原位实验结果表明,与其他3种植物相比,苦草更能适应湖心平台的水下弱光环境,可考虑作为湖心平台沉水植被恢复的目标物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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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洋淀位于雄安新区腹地,是雄安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后花园,生态补水与植被恢复是白洋淀生态修复的重要内容.本文运用遥感影像资料,对比分析了雄安新区设立以来(2017年和2020年)白洋淀挺水植被、沉水植被、陆生植被、开阔水域、建设用地和裸地6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趋势,深入剖析了挺水植被、沉水植被和陆生植被的时空分布格局、生长期内逐月生物量变化及其演替规律,探讨了水位变化对挺水植被和沉水植被生物量的影响,分析了雄安新区设立以来生态补水对淀区植被恢复的整体效果.结果表明:白洋淀水生植被主要分布在淀区北部、西北、西南和沿岸水深较浅的区域,相比2017年雄安新区设立之初,生态补水作用下,2020年淀区水位平均上涨0.63 m,沉水植被、陆生植被分布面积分别扩大了7.5%和21.4%,挺水植被和裸地面积则缩减了19%;挺水植被在8月生物量达到最大值,其分布面积和生物量随水位的增加整体呈减小趋势,同时受季节演替影响,温度升高则会显著促进挺水植被生长;与之相反,沉水植被随季节演替,其年内生物量最大出现在5、9和10月,但分布面积未有明显变化,且其生物量变化受水位影响不明显.总体而言,雄安新区设立以来,白洋淀年内植被生物量明显增加,为淀区水环境质量和水生态安全提供保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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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长湖水生植物多样性及群落演替 总被引：4，自引：0，他引：4
在2011年的调查基础上,结合已有资料,研究长湖水生植物多样性、群落特征、水生植被分布现状及水生植物多样性的动态变化和群落演替规律,探讨驱动水生植物群落演替的主导因素.结果显示长湖现有水生植物95种,水生植物优势群落12个.与1985年相比,长湖水生植物无论是在优势种还是优势群落上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原来以沉水植物为主的优势群落逐步演替为以挺水植物+漂浮浮叶植物为优势的水生植物群落.同时水生植被分布面积急剧缩小,生物量显著下降,2011年全湖水生植被覆盖率仅为4.2%,单位面积平均生物量只有2001年的10%,全湖生物总量相比于2006年下降了88.5%.分析表明,大规模围网养殖等人为干扰活动及水体富营养化是致使长湖水生植物多样性显著下降和群落发生逆向演替的主要原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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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山湖水生维管束植物群落研究 总被引：15，自引：1，他引：15
论述了淀山湖水生维管束植物的种类组成、分布、群落类型、群落的数量特征及演替。结果是:（1）湖中分布有26种水生维管束植物,隶属16科,21属;其优势种为苦草、菹草、马来眼子菜、芦苇等。（2）湖中水生植被呈不规则环带状分布,并可划分为挺水、浮叶、沉水三个植物带,12个主要水生维管束植物群落。（3）水生维管束植物的重要值以苦草最大,茨藻属植物最小。（4）淀山湖水生维管束植物群落有由沉水型向浮叶型、挺水型或漂浮型过渡的趋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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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水植物和螺类都是水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的牧食关系也是水生食物网中重要的一环，而不同的基质类型可能会影响两者的生长和改变沉水植物对螺类牧食的防御策略.以耳萝卜螺（Radix auricularia）和苦草（Vallisneria spiralis）为对象，研究基质类型、螺类牧食对沉水植物的生长及防御策略的影响，以及基质类型及沉水植物对螺类生长和生理特征的影响.研究发现，螺类牧食和基质类型对苦草生长和元素特征具有显著的影响，存在螺类牧食时，泥沙基质和沙基质苦草的相对生长速率显著降低，泥沙、沙和泥基质苦草地上生物量分别减少了67.74%、58.58%和17.84%，根冠比分别升高了177.51%、217.23%和1.44%；且泥沙基质中苦草的叶片数显著低于无牧食组.不同基质类型下，牧食对苦草总碳含量无显著影响，但泥和泥沙组中，螺类牧食使苦草的总氮含量均显著降低，碳氮比均显著升高；沙基质下，螺类牧食使苦草总酚含量显著降低.基质类型对螺类的形态特征（除壳宽外）、生长及元素含量均无显著影响.总体来看，基质类型对耳萝卜螺牧食和苦草防御策略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对螺类的生长及元素特征基本无影响.本研究可以为牧食理论的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支持，也可为沉水植被恢复、水生生态系统稳定提供参考，但基质类型对螺草牧食关系的长期影响，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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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东部不同类型湖区底泥疏浚的生态效应 总被引：9，自引：1，他引：8
为研究底泥生态疏浚对太湖东部不同类型湖区水生生态系统的影响,2012年8月于东太湖养殖湖区和胥口湾草型湖区采集沉积物和生物样品,分析疏浚对底泥污染控制、水质改善以及各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底泥疏浚能有效去除表层沉积物中的营养物质,降低底泥重金属含量及其潜在生态风险,但底泥疏浚对不同类型湖区水质和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别.在富营养化较严重的东太湖养殖湖区,底泥疏浚达到了一定的改善水质的效果,浮游植物密度、生物量均不同程度降低,且群落中蓝藻所占比例下降;水生植物和底栖动物群落也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恢复;胥口湾草型湖区的底泥疏浚则破坏了原先良好的水生植物群落,造成湖区整体水质下降,各主要生物类群的恢复相对缓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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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nologica》2021
Inlay Lake is the second largest natural lake in Myanmar. Located in Shan State,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country, it is a known biodiversity hotspot. The lake is negatively affected by an increasing local human population and rapid growth in both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In recent decades, several studies have listed faunistic and floristic groups in Inlay Lake, but there is still a general lack of knowledge about the aquatic macrophyte and phytoplankton community composition and abundance, and their interactions. To fill this knowledge gap, field surveys of biological and physical and chemical parameters were carried out in the period 2014–2017. They show that Inlay Lake is a shallow, clear water and calcareous lake, with nutrient concentrations indicating mesotrophic-eutrophic conditions. However, close to the shore, nutrient concentrations are generally higher, reflecting pollution from inflowing rivers, shoreline villages and floating gardens. Both the richness and abundance of aquatic macrophytes in Inlay Lake were high, with several species forming extensive stands in most of the lake over the whole survey period. Total phytoplankton and cyanobacterial biomass were low, but cyanobacteria included toxin-producing strains of Microcystis, suggesting that cyanobacterial and total phytoplankton biomass need to be kept low to avoid potentially harmful cyanobacterial blooms. Submerged macrophyte abundance and phytoplankton biomass were inversely correlated in the heavily vegetated northern lake area. Our survey suggests a great importance of the submerged macrophytes to the general water quality and the clear water state in Inlay Lake. Maintaining high macrophyte abundances should therefore be a goal in management strategies, both for Inlay Lake and other lakes in Myanmar. It is highly desirable to include macrophytes and phytoplankton in the lake monitoring in Myanmar.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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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在入湖营养盐增加,水质持续下降,藻类生物量逐年升高及水位大幅波动下,洱海沉水植物群落演替速度加剧.2016年7月调查显示：洱海沉水植被退化严重,物种数量显著低于近期（2011年）历史水平,分布面积较有记录的历史最高水平（1980s）下降超过70%,优势物种由1960s的海菜花（Ottelia acuminata）、蓖齿眼子菜（Stuckenia pectinata）和大茨藻（Najas marina）等转变为微齿眼子菜（Potamogeton maackianus）、金鱼藻（Ceratophyllum demersum）以及苦草（Vallisneria natans）.沉水植物群落在浅水区（0~2.5 m）主要遭受了浮叶植物细果野菱（Trapa maximowiezii）过度生长带来的生境胁迫,在中等水深区（2.5~4 m）面临微齿眼子菜和金鱼藻的过度生长导致的群落结构的单一化影响,而在深水区（>4 m）面临着面积萎缩的风险,这些严重抑制了沉水植物清水稳态效应的发挥.通过对比洱海典型湖湾洱滨村水域沉水植物群落结构在恢复与优化前后的变化,发现洱滨村水域各水深区间沉水植物群落各项多样性指标与恢复物种的丰度均显著提升.因此,我们总结提出了针对洱海典型富营养湖湾沉水植被恢复和管理的建议和对策,以期为后续进一步开展洱海生态系统恢复相关工作提供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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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海近50a来沉水植被演替及其主要驱动要素 总被引：8，自引：6，他引：2
依据文献报道的洱海水质、水文(水位)和沉水植被(物种组成、生物量及分布面积)数据,分析了近50年来洱海的水质变化、水位波动情况以及沉水植被的演替过程,探讨了驱动洱海沉水植被演替的主要环境因子.分析表明,洱海沉水植被群落经历了原生、过渡、顶级和衰退等主要阶段;自1980s以来,流域入湖营养盐增加、水质持续下降、藻类生物量逐年升高、沉水植被群落结构简单化和抑藻功能退化等因素是驱动洱海沉水植被演替与分布的原动力,水位大幅波动加速了洱海水生态系统由清水态向浊水态转变,并导致沉水植物大量衰退和某些特有物种消失.因此,在洱海水生态系统的治理以及沉水植被的恢复过程中,应优先考虑降低外源营养盐输入和优化水位调控.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