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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贵州喀斯特山区“三生空间”格局演变特征,有助于该区国土空间优化和区域协调发展。基于1980—2018年贵州省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应用动态度、转移矩阵、重心迁移模型分析其38a间“三生空间”演变特征,探寻贵州喀斯特山区土地利用结构演化的过程和规律。结果表明:(1)1980—2018年,贵州喀斯特山区绿色生态空间与农业生产空间缩减,工矿生产空间、城镇生活空间和农村生活空间迅速扩张;(2)贵州喀斯特山区用地优势功能空间是绿地生态空间,平均占比为71%;(3)各功能空间转移方向主要是农业生产空间转入城镇生活空间与工矿生产空间,绿色生态空间转入城镇生活空间与工矿生产空间;(4)贵州喀斯特山区“三生空间”用地类型在不同时期的重心迁移差异较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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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及其驱动机制 总被引：5，自引：1，他引：4
利用1990年和2000年两期遥感图像,通过遥感和GIS空间分析方法,研究了1990-200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情况.宁夏土地利用变化最主要的特点是耕地增加,草地和未利用土地的减少,城镇居民建设用地有小规模快速增长,其它土地利用变化处于动态平衡中.空间变化表明,土地利用变化随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不同有不同程度和幅度的变化.宁夏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以反映人类活动强度和区域社会经济情况的人类活动综合度和距居民地距离因子,及自然属性方面的海拔与坡度对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作用最显著,说明人类活动和社会经济的发达程度是宁夏土地利用变化的基本驱动力,而自然的限制因素海拔与坡度等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变化的分布.由于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压力,宁夏在原有耕地分布基础上,新增耕地较多的位于远离灌渠、道路和居民地的地区,而且海拔和坡度均趋于不合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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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斯特石漠化--中国西南最严重的生态地质环境问题 总被引：99，自引：1，他引：98
王世杰 《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2003,22(2):120-126
作为最严重的环境地质问题,日益扩展的土地石漠化,正在吞噬着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民众的生存空间,已经构成灾害和贫困之源。喀斯特石漠化是土地荒漠化的主要类型之一,是人类不合理经济活动叠加于脆弱生态地质环境背景上的综合作用结果。它以脆弱的生态地质环境为基础,以强烈的人类活动为驱动力,以土地生产力退化为本质,以出现类似荒漠景观为标志。中国西南脆弱的喀斯特生态环境是经过漫长的地质历史演化而形成的,它对喀斯特石漠化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构造运动塑造了陡峻而破碎的喀斯特地貌格局,古环境演化奠定了石漠化的物质基础。喀斯特地区的人口压力及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导致土地资源的严重退化、植被覆盖度锐减、水土流失加剧和生态环境严重恶化,超载的社会经济压力是导致喀斯特土地石漠化最重要的驱动力。尽管喀斯特石漠化综合治理非常艰巨,但仍具备恢复或重建生态环境的可能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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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漠化是南方喀斯特湿润区在人类活动驱动下,流失侵蚀导致地表岩石裸露的荒漠化景观[1].人为干扰方式导致石漠化的本质为土地退化,土壤退化是土地退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喀斯特地区有别于常态地貌的土壤类型,富钙偏碱的地球化学环境,人为干扰导致的荒漠成因,影响了喀斯特石漠化过程中的土壤生物地球化学特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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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尺度喀斯特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研究 总被引：5，自引：0，他引：5
以贵州典型喀斯特地区贞丰县、北盘江镇、花江示范区作为研究样区,讨论了不同尺度喀斯特地区土地利用动态变化过程。结果发现: 研究样区土地利用的数量变化主要表现在农用地与未利用地之间的增减变化, 而且1997— 2000年的土地利用变化速度比2001- 2003年的快。在土地利用的结构变化上,北盘江镇园地所占比例增长、未利用地所占比例减少和贞丰县林地面积所占比例变化最大,花江示范区同北盘江镇的结构变化相似。在土地利用的程度变化上,三个研究区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都有所提高,整体趋于平衡。县级尺度的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大于镇级尺度,村级尺度的土地利用综合指数最小。三个研究区的景观偏离度呈有规律的缓慢增长趋势,表明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的影响逐渐加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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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喀斯特山区的土壤侵蚀性退化及其防治 总被引：36，自引：6，他引：30
论述了贵州喀斯特山区土壤侵蚀性退化的三种类型(石漠化、土壤贫瘠化、土壤结构性恶化)及特征,从岩性、地貌、人类活动等方面详细剖析了土壤侵蚀性退化的成因机理,指出土壤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是喀斯特山区土壤侵蚀性退化的内因,而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则是该地区土壤侵蚀性退化的诱因和外动力。在此基础上,根据各喀斯特地域的具体情况,结合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有关生态建设的要求,提出了保护抢救喀斯特山区土壤资源、防治土壤退化的对策措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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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是地球系统物质循环的核心,是维系地表生态系统稳定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气候变化以及人类的过度干扰可能会显著改变表层地球系统中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尤其是脆弱的喀斯特生态系统。特殊的多孔隙关键带结构也加速了喀斯特地区物质循环及其对外界环境变化的响应,影响了不同尺度的物质循环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本研究主要综述了宏观尺度（气候变化）、中尺度（人类活动）和微观尺度（微生物活动）的环境变化对喀斯特地区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影响。结果表明多要素变化导致喀斯特地区物质循环受到强烈影响,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和微生物活动及其耦合关系对喀斯特地区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调控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本研究强调了现有研究的局限性并指出未来研究的挑战与方向,即未来应从系统研究（如地球关键带）的视角出发,将多尺度观测－分析与综合模型集成研究并举,从而构建多源多尺度耦合的过程和系统模型,进而为阐明喀斯特系统的演变规律和动力学机制、实现喀斯特地区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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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斯特生态系统服务研究进展与展望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喀斯特生态系统是全球典型的脆弱生态系统之一,它为人类提供了重要的服务功能和价值。回顾国内外喀斯特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文献可发现,当前研究多遵循“土地利用变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响应”的研究范式,仅重视中小尺度喀斯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异质性,强调土地利用变化和生态工程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而今后应加强基于“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功能—服务”级联框架的喀斯特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构建喀斯特生态系统服务分类体系,突出大尺度喀斯特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拓展喀斯特生态系统服务之间权衡与协同及喀斯特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定量分析自然和人为因素对喀斯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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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少人多,耕地后备资源不足,特别是生态环境脆弱的喀斯特山区尤为突出。科学计算该区域土地生产潜力,努力寻求土地承载人口的最佳容量已引起广泛关注。本文以兴文县石海镇为例,针对喀斯特山区地形特点,提取适宜耕地的数量及其空间分布;融合研究区气象、土壤特点,利用潜力递减法、改进的农业生态区域模型(AEZ)进行基于行政村尺度的粮食生产潜力分析,并对比研究土地资源人口承载量,提供比较客观的研究区人口承载量。结果表明:喀斯特山区人口承载量低,特别是峰丛峰林所在的个别行政村,从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的角度看,移民在所难免,政府应作好相应的规划和应对准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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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阐明岩溶石漠化的演变趋势,对正确认识岩溶石漠化发生发展过程及实施有效的石漠化综合防治措施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1）驱动石漠化发生与形成的因素有岩溶山地农户生计单一、土地压力大、土地承载力低和生态脆弱等4个主要因素;石漠化发生扩展其实质就是在低土地承载力背景下,过伐、过垦、过牧等土地利用方式触发了岩溶山地土地退化,即石漠化。（2）岩溶石漠化在发生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随着社会经济背景的演变和石漠化驱动因素的变化、消失,石漠化面积扩张的趋势会发生根本性的转折,即石漠化转型。（3）中国西南岩溶山地土地利用方式改变引起生态系统机制改变,从而引起石漠化转型演变。石漠化转型是土地利用系统对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系统综合作用的响应,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系统演化的总体趋势。（4）中国西南岩溶山地石漠化演变对揭示该区域人地关系变化具有指导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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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桂岩溶山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分析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基于黔桂岩溶山区1990、2015年的土地利用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利用典范对应分析方法对1990-2015年25年间的土地利用变化及社会经济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如下:（1）黔桂岩溶山区土地利用变化存在明显的时空分异现象;（2）贵州高原区以草地大幅减少和林地增加为主要特征;黔桂峰丛洼地区以水域面积增加和草地减少为主要特征;广西丘陵区的主要特征是耕地减少和建设用地增加。（3）贵州高原区土地利用类型变化以经济和人口因素为主要驱动力;广西丘陵区土地利用类型变化以经济因素和农业结构水平为主要驱动力;农业因素对黔桂峰丛洼地区的土地利用变化驱动作用明显。未来应提高贵州高原和黔桂峰丛洼地区岩溶山区草地生态功能重要性的认识,在加强森林植被恢复的同时加强草地资源保护;城镇化发展背景下黔桂岩溶山区应减少优质耕地占用,开发低丘缓坡土地,建设山地特色城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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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喀斯特石漠化地区植被动态监测与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分析 总被引：4，自引：3，他引：1
基于2001至2014年MOD13Q1数据集、数字地面高程数据以及中梁山地区多期土地覆盖数据,进行植被覆盖度（FVC）估算及其变化趋势模拟、多期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分析,探讨中梁山地区植被覆盖度动态变化特征、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特征以及土地利用和地形同植被覆盖度间的响应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中梁山76.69%的区域为植被改善区,退化区面积占总面积的10.12%,存在明显的改善趋势,生态情况得到良好恢复;人类活动对中梁山区域影响方式主要表现为耕地向林地和建设用地转化的特点;植被生长趋势的空间异质性与坡度有关,坡陡区植被改善面积约为退化面积的14倍,缓坡区仅为7倍;植被退化现象受人览活动的影响较大,而人类晃动对植被改善影响较小,植被改善主要与植物的自然生长演替有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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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rocky desertification and its driving forces in karst areas of Northwestern Guangxi, China 总被引：6，自引：1，他引：5
Qing-qing Yang Ke-lin Wang Chunhua Zhang Yue-min Yue Ri-chang Tian Fei-de Fan 《Environmental Earth Sciences》2011,64(2):383-393
Rocky desertification (RD) is a process of land degradation that often results in extensive soil erosion, bedrock exposure and considerable decrease of land productivity.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RD not only reflects 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changes but also directly impacts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study area, Hechi, is a typical karst peak cluster depression area in southwest China. Remote sens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 and statistical techniques were employed to examine the evolution, including the identification of driving forces, of karst RD in the Northwestern Guangxi.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RD became most apparent between 1990 and 2005 when areas of various types of RD increased. Within the karst RD landscape, slight RD was identified as the matrix of the landscape while potential RD had the largest patch sizes. Extremely strong RD, with the simplest shape, was the most influenced by human activities. Overall the landscape evolved from fragmented to agglomerate within the 15-year timeframe. Land condition changes were categorized as five types; desertified, recovered, unchanged, worsened, and alleviated land. The largest turnover within the RD landscape was between slight and moderate RD. With regards to the driving forces all RD had been increasingly influenced by human activities (i.e., the stronger the RD, the stronger the intensity of human disturbances). Dominant impact factors of the RD landscape had shifted from town influence and bare rock land in 1990 to bare rock and grassland in 2005. Moreover, the impacts of stony soil, mountainous proportion and river density on RD increased over time, while that of others decreased. The significant factors included human activities, land use, soil types, environmental geology, and topography. However, only anthropogenic factors (human activities and land use) were reported as leading factors whereas the others acted simply as constraining factors.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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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均耕地资源不足,中低山区耕地资源安全问题更为突出。高速城镇化进程致使耕地数量减少,耕地资源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耕地数量安全作为耕地资源安全的重要构成,具有可量化与可调控等特点,更具研究价值和实际操作性。以中低山区为研究区,对区域耕地资源数量进行调查研究,通过实证方法对耕地结构、变化、影响因素、利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利用中低山区丰富的耕地后备资源合理补充耕地、有序推进"山地整理"满足城镇化需求、实施中低山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挖掘农村建设用地潜力等方法,以保障中低山区耕地资源数量安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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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分区—分层—分波段方法,对贵州省大方县1988年、2001年、2009年三期TM影像进行土地利用类型分类,并对其时空变化规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三个时间段内耕地既有扩张也有缩减,但总体面积减少,减少幅度为33%;林地扩张范围大于退缩范围,总体面积增加,增加幅度为34%;草地面积先减少后增加,空间格局变化剧烈,总体减幅为11%;建设用地数量上持续扩张,增幅比例最大,增幅达715%。总体而言,人类活动是影响大方县土地利用数量和空间格局变化的主要原因,海拔和坡度等自然因素对耕地、林地的扩张和退缩有明显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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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use/cover change and its driving forces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elds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research
since the 1990s. Karst areas are distributed extensively on the Earth’s surface and are usually characterized by a fragile
eco-environment. In southwest China, karst landforms are fully developed and their eco-environment is highly fragile. Over
the past decades, irrational land use practice has caused a series of alarming eco-environmental issues including forest clearing,
soil erosion, and karst rocky desertification.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tudy land use/cover change
in this area and its driving forces in order to re-build the damaged eco-environment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land use.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conduct a case study on land use/cover change and its natural and human driving forces since the early
1970s in southwest China’s Maotiaohe watersh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land use/cover pattern in the study area has
undergone a very complex change, which is a result of combined action of both natural and anthropological factors. In the
1970s and 1980s, climate change and fast population increase played dominating roles in the change of arable land, shrub land,
grassland, and rocky desertification land. Since the early 1990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gradually taken the place of population
change to become the overwhelming human factor to go along with climate change in driving the land use/cover change, particularly
the change in arable land, construction land, and rocky desertification land.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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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岩溶山区地下采矿活动对上覆岩层及山体的变形影响，依托贵州纳雍普洒“8.28”特大崩滑案例，在现场地质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纳雍普洒“8.28”崩塌体特征和山体变形发展过程，采用UDEC离散元数值方法研究了地下采动作用诱发强烈岩溶山体崩滑失稳过程及变形特征。结果表明:山体上部灰岩溶蚀强烈，形成众多裂隙和岩溶管道，在地下采动作用下经历了较长的变形发展过程；地下采动影响下，山体上覆岩层向采空区方向变形，并随着顶板岩层冒落，岩层变形显著增大；上覆岩层深大裂隙对山体变形有重要影响，上部岩层沿着裂隙向下形成沉降带，同时裂隙也得以扩展；崩塌区前缘岩体由于开挖卸荷，向坡外发生挤出变形，前缘阻滑力降低；随着采空区不断扩大，山体稳定性不断降低，最终山体整体溃屈，发生破坏。普洒崩滑模式为“山体后缘拉裂沉陷—裂隙扩展贯通—整体溃屈”。本研究为开展西南地区地下采动对岩溶坡体稳定性影响评价提供借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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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在分析采矿型崩滑灾害发育特征的基础上，得出西南煤系地层山区地下采动型崩滑灾害常发生在层状碳酸盐岩与碎屑岩地层组成的褶皱翼部和核部的陡崖带上，与地形地貌、地层结构与地下采矿工程活动等因素关系密切，并指出薄矿层开采诱发大型山体崩滑灾害的具体过程:①采空后覆岩顶板塌落—覆岩顶板离层，采空区上覆岩层内部及层间自下而上应力传递；②地下水运移通道形成，并加快更大范围岩体结构破坏及扩展，加速了岩体结构面的松动与破坏；③上覆岩层不均匀沉降导致坡脚压裂，山体大型岩体结构面逐渐拉剪或压剪变形扩展，最终山体发生累积损伤与大规模崩滑灾害。此外，传统经验公式的计算方法对此类采矿型崩滑灾害已不适用，建议开展西南煤系地层山区地质结构与地下采动诱发崩滑灾害的相互作用关系、薄矿层采空区上部山体累积断裂损伤—岩体松动、裂隙扩展-岩溶管道流、裂隙流变化的链式响应机制、地下采动型崩滑灾害评价方法等关键科学问题的研究，以推动采矿型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工作的发展。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