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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ITC公布的2001、2007、2013年和2018年贸易数据,构建全球电子信息制造业贸易网络,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全球电子信息制造业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电子信息制造业贸易总量增幅较大但增速放缓,贸易地区高度集中且贸易重心向发展中经济体偏移,但未出现明显“多极化”趋势;网络成员间联系渐趋紧密,中心性位居前列的成员基本稳定但整体地位下降;子群内部成员变动较大,尚未出现明显的派系林立现象;网络存在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核心区与半边缘区内发达经济体地位下降,东亚与东南亚部分经济体的地位上升;中国大陆在网络中已占据重要位置,但中心性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且尚未形成稳定的“朋友圈”。（2）经济规模差异、技术差异、文化差异、劳动力数量差异、陆地接壤对电子信息制造业贸易网络具有较大程度的正向影响,地理距离与物流绩效差异显示较小程度的显著负向影响,需求差异近年来具有较小程度的显著正向影响,制度差异未产生明显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要素禀赋理论与技术差距理论对全球电子信息制造业贸易网络特征有较好的解释力,需求相似理论的解释力比较有限,全球电子信息制造业贸易兼具产业内与产业间的贸易特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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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手机贸易网络演化特征研究 总被引：1，自引：2，他引：1
基于复杂网络方法，运用Pajek、Ucinet、Gephi等软件，构建全球手机产业贸易网络，探究2001-2016年全球手机产业贸易网络结构及其演化过程。根据研究发现全球手机贸易网络呈现稠密化发展趋势，网络整体遵循“核心-边缘”的圈层结构，结构内部不断演化和重组；全球手机贸易网络呈现由双核主导向多核演变，空间格局上形成由欧美日发达国家向东亚发展中国家的转移趋势；全球手机贸易网络的四大子群网络板块特征明显，且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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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贸易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但现有贸易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格局演化。该文构建了一个四维菱形分析框架,并将社会网络分析与空间计量分析相结合,基于1993—2016年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及其演化机制。结果表明：① “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网络密度不断提高,贸易关系和贸易强度不断加深,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呈波动上升态势,并出现明显的贸易俱乐部现象;② 该粮食贸易网络呈现由无核到多核再到重塑的演化历程;③ 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经历了从出口导向到进口导向的演化历程,“一带一路”倡议提高了中国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地位;④ “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演化是受资源禀赋、经济环境、文化认同和政治博弈4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因素在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不同;粮食贸易较其他贸易而言特色鲜明,其稳定性更强。研究结果对促进“一带一路”国家农业贸易的健康繁荣,建设开放包容的经济环境具有指导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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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 总被引：1，自引：1，他引：1
为清晰刻画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体系变迁,本文利用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2000—2017年高科技产品贸易数据,从产品结构、网络结构和影响因素3个方面探讨了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结构的演化态势。研究发现：① 产品结构上,以电信设备为主的电子通讯产品主导全球高科技贸易发展,但在国家尺度上,化学产品和武器产品是大部分国家（地区）的进口依赖产品或出口优势产品;② 拓扑结构上,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持续扩张,联系紧密,是一典型的“小世界”网络,并发育出稳定的“核心—边缘”式的等级层次结构;③ 空间结构上,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格局呈现出由欧洲—北美主导向由东亚主导转变,贸易最大国也由美国转变为中国,网络空间结构也呈现出由以美国为核心的“双拱”格局向以中国为核心的“多拱”格局转变,但美国依然在多种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中占据核心地位;④ 影响因素上,贸易规模、经济邻近性和文化邻近性对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演化皆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地理距离对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的演化起到明显的负向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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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正处在新旧动能的转换期,数字贸易成为当前经济结构转型的典型特征。本文利用OECD数据库中2008—2019年的贸易数据,筛选出6类数字化程度高的行业,从网络结构和影响因素两方面探究了全球数字贸易结构的演化态势。研究发现：(1)全球数字贸易格局空间分布不均衡,主要的贸易节点和贸易联系都分布在西半球和北半球,“美日欧”作为全球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引领者,在全球数字贸易网络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2)不同行业数字贸易网络的结构和紧密程度有一定差异,但除金融服务的贸易网络为多中心结构外,其他行业的贸易网络均呈现以美国为核心的单中心结构,中国在6类行业的数字贸易网络中均处于外围位置。(3)信息通信技术、对外开放水平、互联网普及程度、相同收入水平、共同货币、共同语言及区域贸易协定均对促进双边贸易流量的提升有积极作用,接壤关系仅在早期有利于贸易流量的提升,宗教文化对数字贸易并无显著影响,而地理距离对开展数字贸易仍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打破了“距离已死”的说法。本研究旨在探讨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空间分布及演化,以期增强中国在全球数字贸易网络的辐射能力,寻求竞争优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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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2015年全球贸易网络格局的时空演化及对中国地缘战略的启示 总被引：3，自引：1，他引：2
从社会网络视角,采用中心度、社团划分和结构熵等社会网络指标,探究全球贸易网络的空间格局及演化特征,重点分析中国在网络中的社团归属及其地缘战略启示。研究表明：随着时间推移,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使得全球贸易网络结构呈现日益多元化的复杂格局;全球贸易网络的社团演化经历了发达国家主导、亚洲崛起的萌芽、亚洲社团的分离和“三足鼎立”四个阶段,中国从被支配的边缘地位逐步走向“舞台中央”;中、美、德三国在全球市场细分过程中形成一种“错位竞争”关系,亚太、中东、非洲和拉美地区成为大国之间争夺贸易市场的博弈区域。中国应首先立足于亚太地区,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延伸至中东、非洲和拉美地区,将经济优势转化为全球战略影响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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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领域。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石油产品贸易网络演化研究有助于加强沿线国家在石油产品贸易上的合作。以石油产品为研究对象,运用复杂网络分析21世纪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石油产品贸易网络的动态演化,并揭示其与原油贸易网络的异同。研究发现：（1）石油产品贸易网络是“核心-边缘”式的小世界网络,呈现规模扩大、紧密性提升、结构日趋复杂的特征,且这些特征比原油贸易网络更显著（;2）石油产品贸易空间不均衡性显著,呈现出新加坡、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等枢纽节点辐射,新加坡、中国、马来西亚等枢纽节点辐合为主的空间形态,枢纽节点地位日益强化（;3）石油产品贸易网络社团逐步聚拢,演化成以俄罗斯、新加坡和中东国家为核心的三大稳定社团,中国逐步“脱俄入新”。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和启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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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作为电子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是全球关键核心技术竞争的焦点。本文基于全球集成电路出口贸易数据建立网络矩阵,引用“关系升级”概念,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空间探索技术,对2000—2019年全球集成电路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演变与国家位置变动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全球集成电路贸易趋于复杂化和网络化,并具有两极分化特征。(2)全球集成电路贸易的空间分布重心向东南方向迁移,基本形成西北-东南的空间分布格局。(3)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崛起,推动网络空间结构由北美主导的单中心演变为北美、东亚-东南亚主导的多中心格局。(4)基于关系视角的核心-边缘体系层次结构分明,各位置的国家分布具有显著空间异质性,核心位置始终被欧美发达国家主导,新兴贸易大国长期处于次核心和卫星位置。(5)关系升级呈现“渐进式为主,跨越式为辅”的演化特征,并伴有路径依赖和路径锁定效应,中国成为唯一核心发展中国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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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贸易网络演化特征研究 总被引：5，自引：1，他引：4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全球各产业贸易逐渐呈网络模式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电子信息产业对促进社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WTO统计数据库1993年~2012年的电子信息产业贸易数据,通过贸易区位熵测算国家间贸易集聚程度,从而刻画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贸易网络及其演化特征,在识别主要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探讨了影响机理。研究认为,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贸易网络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经历了由"单极化"向"多极化"的演变历程,子产业贸易网络遵循"发达国家(地区)—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发展模式,呈现"出口集聚、进口分散"的特点。处于产业链低端、中端和高端的产品贸易网络存在较大差异,低端产品基本实现了向发展中国家的全面转移,而高端产业目前仍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处于演化初期。研究表明,影响贸易网络演化的因素分为政策环境、经济水平、生产要素市场、生产技术水平等方面,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电子信息贸易网络形成,区域经济集团化带动贸易活动向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国集中,廉价生产要素为发展中国家贸易网络发展提供优势,高生产水平国家保留价值链高端产业贸易网络。此外,政策要素同样为重要影响因素,我国电子信息产业政策对自身贸易网络扩张有引导性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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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社团检测方法探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品贸易网络社团动态演化特征,利用2003~2017年沿线各国面板数据,结合新古典增长理论构建β收敛模型,分析社团内部经济收敛状况,探讨贸易网络社团内部联系对缩小各国经济发展差异的效应。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商品贸易网络密度不断增强,形成跨区域联系的贸易合作体系;“一带一路”商品贸易网络社团演化较为稳定,2013年后东南亚-西亚社团国家数量突增;欧洲国家内部联系紧密,形成区域性贸易合作体系,仍为“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弱影响区;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对缩小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全时段内,沿线各国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收敛趋势;世界金融危机有利于加快社团内部收敛速度,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社团内部收敛速度显著高于整体贸易网络收敛速度,以中国为核心的东南亚-西亚社团在三个时段内均呈现出收敛趋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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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稀土产业链视角,通过依赖关系构建稀土初级加工品、中级加工品和制成品贸易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动态指数随机图模型对稀土贸易网络结构演变特征及其影响机制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 3个环节稀土贸易网络均呈现向复杂网络演变的趋势,且稀土中级加工品贸易网络的变化趋势依次领先于稀土制成品和初级加工品贸易网络;② 从主干结构看,3个环节稀土贸易网络依次由欧洲主导向欧美并立演变、由中国主导向欧亚并立演变、由欧美亚三足鼎立向亚洲主导演变;③ 中国在3个环节稀土贸易网络中均发展成为直接影响力前三甲国家（地区）,但其领先优势逐渐缩小,而间接影响力仅在初级加工品和制成品网络进入前三甲行列,且增幅较小;④ 互惠、三角形、星形辐射和星形扩张结构效应对3个环节稀土贸易网络动态演变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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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产业链的全球铜贸易网络结构研究 总被引：4，自引：2，他引：2
基于产业链视角研究铜贸易网络,构建了2017年铜矿石、粗铜、精炼铜、铜材和废杂铜5类含铜产品的全球贸易网络,对比产业链上各环节产品的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以全面刻画铜资源的全球流动以及国家（地区）之间的铜贸易关系。主要结论如下：① 2001年以来,全球含铜产品贸易重量稳定增长,其中铜矿石贸易重量最大,精炼铜次之。② 5类含铜产品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存在明显差异,根据社区发现算法可划分为4~8个组团,模块度在0.216~0.482之间。由于资源禀赋和工业体系发展程度不同,大部分国家（地区）在5类贸易网络中分属于不同的组团。③ 中国对铜资源的需求巨大,围绕着中国的需求产生的贸易关系在铜矿石、粗铜、精炼铜、废杂铜4类贸易网络中都构成第一大组团,分别包含47、102、120、135个国家（地区）,表明中国在全球铜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也反映了中国铜资源自给率低、对外依存度大等问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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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10 年中国非竞争型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对 30 个省区市的出口增加值进行核算,从全国和区域尺度分析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省域出口增加值对全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划分出资源消耗型、技术引领型、服务业促进型和出口起步型 4 类区域,前 3 类区域通过出口增加值分别提升了全国 GDP中资源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比例;从出口增加值对本地产业结构的影响来看,欠发达地区出口增加值普遍有利于推动本地产业结构升级,发达地区出口增加值提升了资源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地区 GDP 中的比例,但阻碍了服务业比例的提升,出口增加值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最后提出促进和改善出口增加值的政策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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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研究综述 总被引：7，自引：0，他引：7
通过总结最近国际上关于贸易隐含碳排放的研究进展,指出国际贸易对国家及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具有重要的影响。传统的基于领土范围的CO2排放统计方法极易歪曲一国CO2排放的真实情况,不仅会引起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碳泄漏＂现象的发生,也会间接地导致全球CO2排放的增加。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由于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及较高的能耗水平,事实上为国外,尤其为发达国家排放了数量巨大的CO2。中国不是其碳排放的唯一责任方。在未来的气候变化谈判中,国际贸易对国家及全球CO2排放的影响应被高度重视;发达国家应该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继续承担主导作用,同时也应该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生产技术的转让和财政支持;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除了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外,还应加强对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研究,以可靠有利的数据为国家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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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2012年和2017年《福布斯中国名人榜单》中娱乐明星行动轨迹数据探索中国娱乐传媒产业全球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模式。研究发现：① 中国娱乐传媒产业的全球化经历了“产品引进”“产品输出”“对外投资并购与跨国生产”几个阶段,具有明显的内需驱动式全球化特点;② 中国娱乐传媒产业生产网络形成较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相较于典型制造业生产网络表现出更加快速的动态演化特征;③ 娱乐传媒产业各类价值活动的地理分布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反映出不同价值环节的需求与各区域平台、资源或市场条件的战略耦合关系;④ 中国娱乐传媒产业的国外活动呈现出向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邻近国家集聚的趋势,体现出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娱乐传媒市场结构以及“地理-文化邻近效应”的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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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联合国贸发数据库中2000—2018年的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贸易数据,采用二元和加权2个方法构建世界制造设备和电子元件出口贸易网络,在综合分析ICT贸易网络结构特征的基础上,采用QAP方法对ICT出口贸易网络进行结构演化解释。结果表明：① 制造设备和电子元件出口贸易的网络密度很高,世界各国（地区）ICT贸易关系密切;② 中国成为制造设备出口贸易网络的核心节点,发达经济体依旧占据主要市场;电子元件出口贸易网络中存在投资带动发展以及“抱团”现象,中国的电子元件在出口贸易网络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③ 多维距离因素能够解释制造设备和电子元件出口贸易网络的结构变化的18%和15%。这一结论为中国ICT产业参与全球贸易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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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2002、2007和2010年中国非竞争型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对这3个年份中国八大区域出口增加值进行测算,揭示出口增加值的区域分布和经济贡献率格局,并探讨了格局演变的趋势特征和主要原因。结果显示：中国的出口增加值在规模、产业结构和经济贡献率指标上都存在东中西部的梯度差异;2002年以来中西部地区出口增加值的快速增长,在全国出口增加值中的占比由2002年的14.6%增长到2010年的23.2%,改变了其分布格局;在区域政策和要素成本变化的共同作用下,中部与西南地区在劳动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增加值增速加快,而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在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增加值增速放缓,推动了分布格局的演变。最后为区域出口增加值的提质增效提出了几点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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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产品贸易网络结构及其演化的影响因素探究——基于贸易成本视角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地扩展和加深,生产分工进入产品内分工阶段,中间产品贸易所占比重逐渐增加。中间产品贸易是产品内分工的主要表现形式。论文选取了纺织业、运输业和电子产业分别作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传统全球分工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代表,研究其贸易网络结构的特征与演化趋势。并以中国为中心的中间产品贸易网络为例,探究了影响贸易网络变化的因素。研究表明：① 3种产业的中间产品贸易网络结构有明显差异,电子产业网络联系紧密,而运输业和纺织业的结构则相对松散。② 1998—2017年,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明显提升。③ 从影响中间产品贸易网络结构的因素来看：地理距离对中间产品出口偏好的影响显著,但是仅纺织业体现出了地理距离衰减效应,在电子和运输业中,地理距离越大,贸易偏好反而越高;沟通成本显著影响中国对目的地国家的出口偏好,中国文化在目的地国家推广能够提高贸易偏好;目的国制度质量对贸易偏好的影响显著,国家的话语权和可靠性能够提高中国对目的地国家的中间产品出口偏好,但同时,规制的质量越高,中国对其出口偏好则更低。④ 劳动力成本的差异在3种产业中均体现出十分重要的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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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集装箱海运网络层次体系与派系划分对深入了解全球集装箱港口布局和分工及港口投资建设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基于全球10 大集装箱班轮公司的航运数据，以海运国家为节点构建全球集装箱航运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采用“核心-边缘”模型，从国家间海运联系广度和国家间海运联系强度两个角度对全球集装箱海运网络进行层次体系划分，并且应用社会网络分析中的C 层次派系法对全球集装箱海运联系网络进行派系划分。结果表明：根据联系广度和联系强度划分出的全球集装箱海运网络“核心-边缘”结构并不相同。但是，中国、荷兰、新加坡、德国、巴西、阿联酋和法国这7 个国家在两种层次划分方法中都处于核心区，可见这7 个国家在全球集装箱海运网络中不仅在连通性上处于核心枢纽位置，在功能性上也处于核心地位。在C层次派系法中，从区域性上看，跨区域派系较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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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整车及其零部件贸易格局演化特征 总被引：3，自引：1，他引：2
以汽车产业为例,采用中心性、E-I指数和核心-边缘模型等网络分析方法,分析2003~2013年间,全球整车及零部件贸易在全球化和区域化力量共同作用下的演化特征。结果显示：① 整车贸易和零部件贸易的全球化程度和区域化程度均有所提高,但贸易全球化特征相对更明显;② 整车贸易网络核心一直为德、日、美3国,零部件贸易网络核心则由美、日变为中、德;亚洲汽车零部件贸易网络以中国为核心迅速发展,欧洲汽车零部件贸易网络重心向东欧和南欧转移明显;③ 发动机系统组件贸易向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国家集中,电子电器组件贸易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集中,附加值低的轮胎和内胎组件贸易向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分散。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