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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新形势下中国不同类型地区人口集疏变化研究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参考意义。论文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基于2000—2020年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全国以及城市群、原连片特困区和边境区等不同类型地区的人口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人口分布东密西疏的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2020年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人口比值仍约为94∶6。目前中国分县人口已经进入负增长阶段，2010—2020年超过一半的县域人口负增长。(2) 2000—2020年城市群人口增长1.53亿人，2020年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接近90%，是承载中国人口的主体区域。2010—2020年，19个城市群中珠三角和长三角人口增长最为显著，而哈长和辽中南城市群人口负增长。(3)原连片特困地区在2000—2020年人口持续减少，20年间人口减少了1100万人以上。新疆南疆三地州和西藏区2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增长明显，2010—2020年人口增幅超过15%。(4)边境地区县域2000—2020年人口基本保持稳定，但2010—2020年人口集聚度和人口密度略微下降。其中，东北和北部边境地区人口下降明显，201...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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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口分布地域格局时空演变分析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基于分县数据,在分析人口空间分布地域格局的基础上,利用人口数量增减变化和人口稳定度对近30年来河北省人口分布格局时空变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河北省人口密度分布呈"西北山地丘陵区密度低—东南平原区密度高"的模式,且呈现出人口密度"高密度—高密度"相邻和"低密度—低密度"相邻的分布模式;随着地区发展差异的显现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明显加快,近30年来河北省各县域人口数量由普遍增加趋于人口增减频繁,人口集散进一步强化,集散程度明显提高,且在空间分布上人口减少或人口疏散地区多围绕人口显著增加或人口强集聚地区呈环状分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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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0年中国不同地区人口密度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总被引：5，自引：0，他引：5
人口空间分布及其集疏变化是区域发展规划的重要科学基础之一。2000-2010年中国人口变化格局及其驱动因素有待进一步梳理。鉴于此,以分县为基本研究单元,利用2000年与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首先根据人口密度变化将中国不同地区划分为快速增加、缓慢增加、缓慢降低和快速降低四个类型,并分析其空间格局与地域特征。在此基础上,选取11个自然与社会经济因素,利用偏最小二乘法 (PLS),对全国及四类地区的人口密度变化影响因素及其地域差异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 相较于2000年,2010年全国超过60%的分县单元人口密度增加,平均增速为21人/km2,主要分布在城镇密集地区;不到40%的分县单元人口密度减少,平均降低13人/km2,主要分布在人口密集省份、老城区和边境地区;② 自然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对人口密度变化均有影响,但社会经济因素影响更大。高经济发展水平、医疗条件和通讯能力是人口密度增加的主要“拉力”,而地区内稠密的人口是人口密度降低的主要“推力”。上述结论基本理清了中国近10年来人口增减变化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地域影响因素,可为未来人口发展和区域规划提供有益的借鉴。 相似文献
4.
借鉴都市区概念,采用“六普”城乡统计口径,以区、县为基本单元,利用人口密度、城镇化率等指标界定了128个大都市区。其次,对2000~2010年中国大都市区人口规模结构和空间分布的特征及变动进行了研究。从规模结构上看,以大都市区人口表征的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符合位序规模法则,且属于较为分散的类型,但斜率q从2000年的0.787提高到2010年的0.891,显示都市区的规模分布趋向集聚,且高等级都市区仍有一定发展空间。从空间分布上看,东部是中国大都市区的主要分布地带,且人口有进一步向该地区集聚的趋势,并形成了三大都市区连绵地区;中部地区都市区数量增加较多,但人口比重有所下降;西部地区大都市区发展最为滞后,都市区极化现象十分突出。最后就中国大都市区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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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是新时代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基于2000年和2010年全国分县人口普查数据，运用GIS空间统计方法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33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租赁住房发展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研究表明：2000—2010年，中国租赁住房发展经历了“空间分散化”向“空间集聚”的发展态势，租赁住房发展高值区向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西部地区的部分区域中心城市以及北京、厦门等经济发达城市更加靠拢；中国租赁住房发展和变化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且空间集聚趋势越来越强，而不同时期的中国租赁住房发展热点区分布有所变迁；空间计量模型表明，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住宅价格、租售比、外来人口比例、常住人口、65岁以上人口比例、家庭户规模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等因素是影响2010年中国租赁住房发展区域差异的显著因素；而2000—2010年中国租赁住房发展变化主要与常住人口、外来人口比例、人均住房面积、65岁以上人口比例、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少数民族比例等因素有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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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00、2010和2020年3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区县作为空间单元,采用时序比较法、标准差椭圆、Moran’s I指数、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以及空间计量回归模型,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1) 2000—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人口老龄化整体呈加速加深的趋势,但不同区域及2010年前后呈现相对不同的变化;2）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人口老龄化主要表现出相似类型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且考察期内低-低型集聚的区县逐渐向成渝两大城市集中,而2010年之后,高-高型集聚的区县快速向成渝两大城市中轴线的两翼集中;3）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人口老龄化的整体差异在考察期内加速扩大,且不同时期区域内差异增减变化不一,区域间差异的扩大更多发生在2010年之后,人口老龄化的整体差异主要源于超变密度的较大影响;4）与2010年相比,不仅老龄化惯性、生育惯性、人口流入以及教育水平等因素在2020年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的影响更大,且2010年后有越来越多的老龄人口向人口更密集的区县集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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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研究与开发》2015,(1)
采用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00—2010年山西省迁移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变化。结果表明,山西省迁移人口规模具有明显地域差异,空间分布上呈现"核心-外围"结构。其中,晋中地区迁移人口集聚趋势最为显著,晋北地区集聚由强变弱,晋西地区集聚逐步增强,晋南地区变化较稳定。进一步结合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分析山西省迁移人口空间格局变化的经济因素,认为经济总量的增加与迁移人口规模具有显著正相关性;煤炭销售量与迁移人口规模关系不明显;三次产业产值与迁移人口就业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而且省会太原市第三产业对迁移人口具有较大吸引力,县(县级市)第二产业对迁移人口的吸引力较大,而地级市三次产业对迁移人口的吸引力均不明显;公路网密度和等级与迁移人口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尤其是高速公路密度对迁移人口集聚规模具有重要影响。 相似文献
8.
珠三角地区人口分布时空格局及其变化特征 总被引：7，自引：0，他引：7
采用人口增减变化、人口商度以及人口集聚度等方法,对珠三角地区1982、1990、2000和2010年4期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分析,定量揭示了珠三角地区近30年来人口分布的时空格局及其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从人口总量变化来看,1982―2010年珠三角地区人口数量增加了3 821.66万人,增长率达215.61%,远超全国平均水平;2）从人口流动状态看,1982―2010年珠三角地区以人口流入为主,其中珠三角的中部以及东部城市成为人口流入的主要地区,人口迁移流入是珠三角地区总人口增加、人口集聚程度增高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近10年珠三角地区的人口流入速率有所减缓;3）从人口集聚度上看,1982―2010年珠三角地区县市人口集聚程度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逐年增高,深圳、广州、东莞等市已成为区域人口集聚中心。 相似文献
9.
中国城市群集聚特征与经济绩效 总被引：6，自引：2，他引：4
城市群作为中国城镇化的主要载体,社会经济要素将会向城市群大规模的集中,人口和经济集聚对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和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对1995-2010年间中国20个城市群人口和经济集聚程度进行研究,表明中国城市群集聚程度整体仍是一个增加的过程,且经济集聚度高于人口集聚度,两者呈现很高的线性正相关关系;进一步采用城市基尼指数和首位城市集聚度两种方法分别对城市群集聚程度进行测度和分析,认为20个城市群可以分为强单中心、弱单中心、多(双)中心以及弱中心4种城市群集聚类型;使用局部加权回归的方法对城市群集聚水平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性分析,发现城市群经济集聚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整体上符合倒U型假说的特征,而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规律性特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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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视角下中国人口分布演变特征 总被引：18，自引：4，他引：14
以“十三五”提及的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采用第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数据,引入重心模型、空间自相关、泰尔指数等研究方法,从城市群视角分析中国人口分布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 2000-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密度、自然增长率、流动人口、常住人口的空间演变与城市群的分布、发展密切关联;全国常住人口的空间分布重心朝东南方向移动;城市群是全国人口密度和人口总量增长的高值区,是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低值区;全国集聚或扩散的人口流量较大的城市主要位于城市群内。② 10年间城市群内外地区的人口密度差异均呈扩大趋势,城市群的发展使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群或其核心城市,城市群内的人口分布不均衡程度加剧,成为全国人口密度差异进一步扩大的主要原因。③ 中国城市群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处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群表现出不同的人口集聚和扩散效应;处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群主要位于东部沿海人口稠密地区,对人口有较强的吸引力,人口呈现总体集聚的特征,且逐步形成一定的等级结构。人口较稀疏的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群大多仍处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对人口的吸引力较弱,人口呈现核心集聚边缘扩散的特征,城市体系结构尚未稳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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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群人口老龄化时空格局 总被引：15，自引：2，他引：13
老龄化和城市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两大人口问题。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空间组织形态,是老龄化的特殊区域。本文基于2000年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综合应用地理探测器和变异系数等方法,清晰地刻画了中国20个城市群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特征,审视了人口老龄化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0年中国城市群人口老龄化平均水平为7.32%,其中12个城市群的人口属于成年型,到2010年时人口老龄化平均水平已上升为9.00%,除珠三角与宁夏沿黄城市群外,其余18个城市群均步入了老年型人口,表现出明显的水平升级与类型替变态势。② 老龄化高值、较高值区域不断向内陆城市群跃迁。③ 城市群老龄化的增量和增速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老龄化水平的低值区和高值区增量少、增速慢,而较低值、中值和较高值区增量多、增速快。总体上表现出区域性城市群——国家级城市群——地区性城市群老龄化速度递减的态势。④ 在城市群内部,老龄化分布格局表现出隆升—塌缩并存的现象。国家级城市群内部老龄化分布格局从隆升结构向塌缩结构转变,城市群中心区人口老龄化水平降低;而地区性城市群和区域性城市群内部老龄化分布格局则从均质结构向隆升结构转变,中心区人口老龄化水平上升。⑤ 城市群人口老龄化是内外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基期老龄化程度、人口年龄结构替变和人口流动性是主导性因素。其中人口年龄结构的普遍性抬升是城市群老龄化升级与类型替变的关键,低龄人口迁入到城市群对人口老龄化则起到“稀释作用”,城市群发育阶段不同引致的聚集和扩散效应对老龄化则起到诱导作用。 相似文献
13.
中国城市发展方针的演变调整与城市规模新格局 总被引：7，自引：3，他引：4
城市发展方针是指导城市持续健康发展、把握城市发展大局与方向的总体纲领。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城市发展方针来指导,城市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决定了城市发展方针是随着城市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调整的,因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对中国近60 多年来城市发展总体方针演变过程与指导效果回顾总结的基础上,客观分析了中国现行城市发展方针的局限性,包括现行城市发展方针与国家城市发展的客观现实不相符合,缺少对城市化重点地区“城市群”的基本表述,对大、中、小城市的划分标准不尽合理,现行城市发展方针指导下的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与行政区划不相协调等。最后提出了调整现行城市发展方针的建议方案,重新划分大、中、小城市的规模标准,将中国城市划分为超大城市（市区常住人口规模≥1000 万人）、特大城市（介于500 万~1000 万人）、大城市（介于100 万~500 万人）、中等城市（介于50 万~100 万人）、小城市（介于10 万~50 万人）、小城镇（<10 万人） 共六个规模等级标准;将新形势下中国城市发展方针调整为：引导发展城市群,严格控制超大和特大城市,合理发展大城市,鼓励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形成城市群与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国家城市发展新格局。到2020 年将形成由20 个城市群、10 个超大城市、20 个特大城市、150 个大城市、240 个中等城市、350 个小城市和19000 个小城镇组成的6 级国家城市规模结构新体系;重新构建建制市的设市标准,尝试建立民族自治市;鼓励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把其作为农业人口就近就地市民化的首选地,不断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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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及的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5个维度构建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剖析2006—2018年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格局特征及其分异机理。结果表明：① 总体来看,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呈增长态势,各维度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存在差异。② 从空间格局看,总体保持“东中西”梯度递减格局,但随着中、西部部分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上升,空间梯度格局呈减弱趋势。③ 从空间集聚特征看,城市群高质量发展集聚态势逐渐增强,集聚类型中HH型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HL型出现在各城市群的核心省会城市;LH型主要位于长三角城市群高值集聚地区的周边城市;LL型主要位于成长早期与初级阶段城市群的交界处。④ 从探测因子作用力强度看,“十三五”规划中期各因子作用强度排序为收入水平、人口密度、教育水平、政府调控和投资强度。其中,投资强度作用力于“十二五”时期下滑趋势明显,说明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依赖投资驱动的作用减弱。此外,不同发育阶段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主导因素在不同时期也发生变化。⑤ 针对不同发育阶段城市群应因“群”施策。成熟阶段城市群应注重收入水平、政府宏观调控及人口集聚的重要作用,成长阶段城市群需提高收入水平,重视教育水平的提升,同时加强投资具有分工潜力的产业或产业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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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背景下,以建设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为引领,遵循城市发展规律,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明确京津冀城市群等级结构及其空间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京津冀城市群156个区县为研究对象,从经济中心性、交通中心性、信息中心性、人口中心性4个角度,利用4种空间聚类方法进行5个等级的聚类分析,并基于克氏中心地理论对京津冀城市群等级划分结果进行空间结构分析。结果显示,自组织特征映射神经网络算法(SOM)较适合京津冀城市群的等级划分;京津冀城市群正从以北京城区为单核心的圈层空间结构向3条带型空间结构转变,其中京津都市发展走廊发育成熟,沿海都市发展带也初具规模,而包括雄安新区在内的京石都市发展带正在孕育。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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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人口“镇化”发展的时空分异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将中国人口城镇化细分为城镇人口“镇化”与“城化”,采用“镇化水平”和“镇化贡献率”两个指标,从不同空间尺度及主体功能区视角,系统分析1982-2015年中国城镇人口镇化发展的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包括：① 中国的城镇人口“镇化水平”和“镇化贡献率”在不断提升。2015年镇化水平为41.8%,2010-2015年期间镇化贡献率为55.1%。② 中国城镇人口镇化呈现显著的时空分异特征。镇化主导型县市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占全国国土面积的70%以上;城化主导型县市主要集中分布在沿海城市群地区,在全国国土面积中所占比例较小。③ 展望未来,中国城镇人口的镇化贡献率和镇化水平将稳中趋缓,应加强探索出基于主体功能区域分异的差异化小城镇发展模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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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际人口空间格局演化的分析方法与实证 总被引：8，自引：0，他引：8
中国正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城镇化过程,2011年全国城镇人口已达6.91亿人,城镇化率攀升至51.27%。按2030年城镇化水平到70%计算,还将有接近3亿人口从农村流动至城市。与此同时,由于总生育率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以及社会思潮的共同作用,人口自然增长率正在减少,“单独二胎”政策即是国家对人口发展战略的重大战略调整。由此可见,对正处在城镇化、工业化和全球化加速推进的中国而言,人口自然增长与空间迁移正在且必将持续重塑人口空间格局,因而科学地认识中国人口自然增长和空间迁移的区域差异、准确地把握人口空间格局及其演化趋势,对于科学编制城镇化发展、土地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各类空间规划和制订流动人口、区域协作等各项空间管理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一种全新的自上而下的人口预测方法,考虑人口自然增长和空间迁移两种影响因素,着重对一级单元 (全国) 和次级单元 (省级) 在2010-2050年间的人口总量进行预测,并进一步研判我国人口空间格局的发展情景和演化特征：从各省人口密度变化来看,中国人口空间分布密度继续保持了东部高、中部次之、东北再次、西部最低的总体格局。东部省份中上海、北京、天津及江苏的人口密度始终保持在一至四位,最末三位依次是新疆、青海和西藏。根据本文提出的省际人口变化强度及其主导类型的测算指标和量化结果,可将中国划分为人口快速变化区 (净迁入主导型、净迁出主导型、自然增长主导型)、人口低速变化区 (净迁入型、净迁出型) 以及人口平稳区。净迁入主导型人口快速变化区将吸纳99%的未来新增流动人口,其中上海、北京、浙江至2030年时人口密度达到顶峰,而广东的人口密度持续增加到2035年;净迁出主导型人口快速变化区,包括河南、安徽、重庆、湖北,75%的新增流动人口将由此类型区域迁出;辽宁和山东同属于自然增长主导型人口快速变化区,其新增流动人口比重极小,由人口自然增长变化主导区域的人口快速变化态势。在低速变化区中,除福建和海南作为少有的流动人口净迁入型省份,其余省份人口密度不断降低则缘于大量的劳动力输出和逐渐走低的生育率;大部西北和西南省份属于人口平稳区,其人口密度呈现出稳中有减的态势,人口密度平均值大多在100人/km2以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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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anglin FANG 《地理学报(英文版)》2015,25(8):1003-1024
Urban agglomerations are an inevitable outcome of China’s new 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reaching relatively advanced stages of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30 years. In the early 2000s, urban agglomerations became new geographical units for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competi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China has spent the past decade promoting them as the main spaces for pushing forward its new form of urbanization. The convening of the first Central Work Conference on Urbanization and the National New-type Urbanization Plan (2014-2020) further defined the status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as the main players in promoting China’s new type of national urbanization. Nevertheless, urban agglomerations remain a weak link in Chinese academia and are in urgent need of study. Only 19 articles on the theme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were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between 1934 and 2013, accounting for only 0.55% of all articles written during that period. Not only are there very few, they have also all been published within a relatively short period of time, with the first having been published only 10 years ago. The studies are also concentrated among only a few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and research is aimed at national requirements but is rather divergent. Even so, some studies on urban agglomerations have played a leading role and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dictating the overall forma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nationwide. Specifically, a proposed spatial pattern for urban agglomerations formed the basic framework for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guided the government to make urban agglomerations the main urban pattern when promoting the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 proposed standards and technologies for identifying the spatial dimensions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defining the scope of national urban agglomerations; a series of studies in the area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spurred more in-depth and practical studies in the field; and studies on issues related to the formation and growth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provided warnings on the future sel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Taking the progress and results of these studies as a foundation, the foci of selecting and developing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are as follows: to be problem-oriented and profoundly reflect on and review new problems exposed in the sel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to concentrate on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lay importance on the formation of a new “5+9+6” spatial structure for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s; to rely on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new pattern of national urbanization along the main axes highlighted by urban agglomerations; to be guided by national strategic demand and continue to deepen understanding of major scientific issues in the course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cluding studying the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high-density urban agglomerations, scientifically examining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ies of high-density urban agglomerations, creating new management systems and government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for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study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public finance systems and public finance reserve mechanisms for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studying and formulating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for urban agglomeration planning and standards for delineating urban agglomeration boundaries.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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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POI与NPP/VIIRS灯光数据的城市群边界定量识别 总被引：1，自引：2，他引：1
科学识别城市群边界是城市群精明紧凑发展的关键,也是国家空间治理体系与空间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论文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3大城市群为研究区域,采用NPP/VIIRS(Suomi National Polar-orbiting Partnership / Visible Infrared Imaging Radiometer Suite)夜间灯光影像与POI(Point of Interest)数据,基于密度的曲线阈值法与分形网络演化算法,对3个城市群的实际物理边界和集聚空间范围进行精准识别与空间特征解析。研究结果表明：① 基于POI密度的曲线阈值法与NPP/VIIRS分形网络演化算法识别出城市群边界均小于国家城市群规划的行政边界,识别范围约占规划范围的20.90%~24.40%,识别结果显示3大城市群中长三角城市群发育最好,识别的城市群面积是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的2倍左右;② 从POI与NPP/VIIRS灯光数据提取的城市群边界面积非常接近,其中POI数据提取的城市群面积偏大,更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城市群整体边界轮廓而非内部细节;NPP/VIIRS影像提取的城市群更细碎,能更好地识别城市群聚集中心与关键核心区域,2种方法可以相互比较和验证;③ POI与灯光数据识别的城市群边界叠置分析发现,3大城市群中除了关键核心地带(集聚区)以外,外围还有众多孤立的点状区域(中小城镇),外围的点状区域与城市群集聚中心区空间割裂,一定程度上很难快速有效地接受来自城市群核心区域的辐射带动(涓滴效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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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群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与未来发展方向 总被引：27，自引：8，他引：19
中国的城市群是近30年来伴随国家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产物,自21世纪初期城市群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之后,中国连续10年把城市群提升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空间主体,首次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进一步明确了城市群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地位。然而,城市群在中国的研究目前尚处在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系统总结从1934-2013年的80年间发表在地理学报的城市群主题论文,只有不到19篇,仅占总篇数的0.55%,不仅发表篇数少,而且发表时间短,首次发表城市群研究成果不到10年,研究单位和作者群体集中,研究内容瞄准国家需求但比较发散。即便如此,仅有的城市群研究成果还是对国家城市群总体格局的形成起到了引领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具体体现在,提出的城市群空间格局推动国家形成了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基本框架,引导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把城市群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提出的城市群空间范围识别标准与技术流程对界定国家城市群范围起到了重要作用,提出的城市群系列研究领域带动城市群的研究向着纵深与实用方向拓展,提出的中国城市群形成发育中存在的问题对未来城市群的选择与发展起到了警示作用。以这些研究进展和成果为基础,未来中国城市群选择与培育的重点方向为：以问题为导向,深刻反思检讨中国城市群选择与发育中暴露出的新问题;以城市群为主体,重点推动形成“5+9+6”的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新格局;以城市群为依托,重点推动形成“以轴串群、以群托轴”的国家城镇化新格局;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继续深化对城市群形成发育中重大科学问题的新认知,包括深入研究城市群高密度集聚的资源环境效应,科学求解城市群高密度集聚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创新城市群形成发育的管理体制和政府协调机制,研究建立城市群公共财政制度与公共财政储备机制,研究制定城市群规划编制技术规程与城市群空间范围界定标准等。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