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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卖儿童犯罪给受害者带来身心创伤、给家庭带来巨大悲痛和长期困扰,已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该领域犯罪地理学视角的研究兴起较晚,且主要侧重宏观整体分析,当前亟需聚焦高发源地和重点人群作精细解析。为此,论文针对中国拐卖犯罪重灾源区四川省,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文本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探究四川省拐卖儿童犯罪的时空演变过程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数量上,被拐男童明显多于女童,被拐儿童主要来自乡村,虽呈现1~6岁和14~17岁的“双峰”型特征,但整体趋向低龄化。② 时间上,犯罪年际分布大致呈倒“V”型波动态势,高发期为1981—2000年;犯罪年内分布集中于夏半年,周内分布周末高发,日期分布每月1日的被拐儿童数量最多。③ 空间上,存在一个被拐高发区和多个被拐次高发区;县域尺度上的犯罪格局呈现“高—高”和“低—低”聚集;随着时间的变化,拐出热点区不断向南部和东部蔓延;宏观贩运路径上,向中东部地区分散拐入,华北和华南是重点拐入的“南北两汇”。④ 对1981—2000年犯罪高发期的原因解析发现,受教育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是影响拐卖儿童犯罪的主导因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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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陆路交通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及发展的影响研究 总被引：5，自引：2，他引：3
基于加权平均出行时间、“板块旅游”空间结构理论、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探讨1996~2016年浙江陆路交通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及发展影响。研究表明：① 交通路网建设带来城市可达性提升,其地理过程、格局呈现围绕“四大都市区”轴带放射状“Π型”演变特征。② 交通网络效应下,新增景区密集分布于邻近中心城市主要对外交通要道两侧,耦合于可达性时空演变,且“板块”旅游地域结构特征显著。③ 空间计量结果发现,交通区位、经济基础、资源禀赋等因素不同程度影响地域旅游经济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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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城市人居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力研究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人居环境系统内部的耦合协调是保证人居环境均衡发展的基础。基于“人类-居住-支撑-自然-社会”5个子系统,构建人居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将2个系统间的容量耦合模型扩展运用到人居环境5个子系统中,综合熵值法、GIS空间分析以及地理探测器对辽宁省2005~2016年人居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与驱动力进行探讨,阐述人居环境系统内部协调性。研究表明:①2005~2016年辽宁省人居环境系统内部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缓慢浮动上升趋势;②辽宁省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度呈分散格局,并且呈现从中间向两侧递减的“屋脊”式格局和“双核结构”;东西方向上,空间演变趋势由倒U型逐渐向一字型演变,南北方向上由斜线型向“L”型演变。③全省出现了中耦合低协调区、中耦合过渡协调区、高耦合低协调区、高耦合过渡协调区、高耦合高协调区5种类型区。④空间分异驱动力主要包括人的需求、经济发展、住房、互联网发展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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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空间格局与空间效应研究 总被引：2，自引：1，他引：1
构建基本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河南省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空间格局特征进行了分析,最后采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基本公共服务的空间溢出效应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2005~2014年河南省各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呈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不高;空间格局上呈自西北向东南衰减的半环带圈层结构。② 基本公共服务在市际尺度上具有显著的全局与局部自相关特征,随时间呈现集聚-分散-集聚的演变模式;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的空间俱乐部趋同特征明显。③ 空间杜宾模型检验表明基本公共服务空间上存在溢出效应;城镇化水平、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能力、地方经济发展活力对基本公共服务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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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共生空间的类型识别及其特征分析 总被引：2，自引：1，他引：1
以ZG市公共空间盗窃、入室盗窃、寻衅滋事、接触诈骗、抢劫抢夺犯罪为研究对象,采用K均值聚类法识别不同类型的犯罪共生空间;并通过决策树模型分析了不同犯罪共生空间的特征。结果表明,ZG市犯罪共生空间可划分为4种类型：① 无犯罪类型共生区;② 公共空间盗窃和接触诈骗犯罪共生区;③ 所有类型犯罪共生区;④ 入室盗窃、寻衅滋事和抢劫抢夺犯罪共生区。城市中各异的社会环境和建成环境产生了不同类型的犯罪机会,而且各类社会环境和建成环境之间存在着条件交互性作用。研究结果为制定犯罪的联合防控策略和实现有限警力的合理布控并且提高执法效率提供了理论基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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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市级尺度的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空间演化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基于城市中观尺度,以中国333个城市数据为基础,运用多维变量测度中国城乡协调度及空间差异,并对其演变因素进行分析,主要得出如下结论：① 2004~2014年间,中国城市尺度下的城乡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② 城乡相关系数整体上在波动中呈递减趋势;城乡收入差异相对较大;城乡增长率逐渐缩小,且呈现倒U型。③ 中协调区的空间格局占多数,且中协调区和低协调区具有扩大的趋势。④ 中国城乡协调度存在区域间差异：东部地区协调度表现为上下波动,且增长趋势不明显;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整个研究时段的城乡协调度则呈现倒U型。⑤ 改革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愈高,其城乡相关系数、城乡收入差异、城乡增长率差异和城乡协调度排名相对愈好。⑥ 中国城乡协调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化因素多与中国当前政策、经济因素有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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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卖儿童犯罪作为一种影响恶劣的社会现象,已引起公众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犯罪地理学视角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且侧重宏观分析,当前亟须聚焦犯罪热区作精细解析。本文以中国拐卖犯罪主要源区贵州省为研究区,采用文本分析、数理统计、空间计量等方法,揭示被拐儿童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及拐卖儿童犯罪的多维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1~6岁男童为核心受害对象,拐卖导致的儿童迁移以城乡间交叉流动为主。② 犯罪在1944—2018年间呈“中段高发、首尾低发”态势,空间上集中于贵州西北半壁,尤以贵阳为最,微观地点上高发于人员流动频繁的开放型空间。③ 犯罪路径以“黔入东部”和“川滇入黔”为主,以省内跨市流动为辅。④ 犯罪主要受人口自然变动、生育政策、流动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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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三省人口分布空间格局演化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总被引：6，自引：4，他引：2
东北地区作为全国重要老工业基地,在面临新一轮振兴机遇的形势下,人口分布的集疏变化及其驱动因素亟待细致梳理。根据中国第四、第五、第六次分县人口普查资料,运用洛伦兹曲线、人口密度相对变化率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东北地区1990~2010年、176个县域的人口分布空间格局演化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选取10个自然和社会经济指标,使用偏最小二乘法（PLS）对东北地区人口分布空间格局演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①从总体分布格局变化特征来看,20 a来人口密度始终是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且以省会城市为主的多中心“T”型人口分布空间格局越来越明显;②1990~2010年,东北地区人口密度经历了从相对分散到相对集中的变化过程,且人口密度高的地区所占土地面积小,人口密度低的地区占地面积大。人口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正的空间自相关特征,即人口密度存在高高、低低集聚现象;③从人口密度变化类型来看,1990~2010年,共80个县域属于快速增加和缓慢增加类型,快速降低和缓慢降低类型的县域共96个,其中辽宁省县域人口密度变化“两极化”现象较为明显;④自然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同时作用于人口密度变化,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人口密度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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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约束下中国物流业效率的空间演化及影响因素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表征物流业,引入SBM-Undesirable模型,考虑低碳约束下的物流效率,对中国（除港澳台和西藏）的30个省（市、自治区）2003~2014年物流业效率进行测度,基于格局-过程-机理框架系统揭示了低碳约束下物流业效率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① 低碳约束下物流业效率总体偏低,空间分异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带性分异态势。② 空间分布具有一定地方依赖性,效率高值区集中于东部沿海,呈现由“大集中、小分散”向“条带状集聚”变化的特征,而低值区高度锁定于西北和西南半壁。③ 空间集聚性较弱,不断趋于收敛,高效率集聚区表现出“北扩西移”的演化趋势。④ 物流业高效率区与高产值区呈现显著的空间同配性。⑤ 物流业效率的空间演化受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经济发展、市场环境、产业集聚、信息化水平、政府调控对物流业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能源强度则具有负向影响,而对外开放程度、环境规制对物流业效率的提升作用不明显,研究结果可为区域物流协调发展、提高物流业效率提供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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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化进程空间格局动态演变及其驱动机制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运用综合指数法、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中国绿色化进程空间格局动态演变及其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研究表明：① 2000~2015年中国绿色化水平从0.352提升至0.859,其中绿色增长、绿色福利和绿色治理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绿色财富指数呈逐渐下降的态势;② 中国绿色化空间分异特征从“小差距低水平”向“大差距高水平”转变,呈东部高,中部低,西部较高的“凹”字形空间格局特征;③ 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创新投入、市场体制、全球化水平与绿色化呈显著性正相关,而产业结构（工业产值占GDP比重）与绿色化呈显著性负相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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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拐卖犯罪的重灾区也是典型拐出源区的西南地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为研究区,利用2008—2020年中国裁判文书审判数据,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数理统计、空间分析和负二项回归检验等方法,探索西南地区拐卖犯罪的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时间分布上,拐卖犯罪整体高发于2009—2014年,呈“三峰两谷”波浪形变化,“三峰”出现于2009、2012与2014年,而于2010和2013年出现“两谷”;最高发月份为12月,拐卖妇女次高发月份集中在3、6、7、9月,而拐卖儿童次高发月份为5、7、8、9月。2）空间分布上,拐卖犯罪呈显著的“东南—西北”轴线状分布,与川渝、云贵交界线高度吻合,省际交界区域是热点地域;省域空间分布以云南省为最,重庆市最次;微观地点多发生在人流量大的医疗、车站等场所以及乡村住宅附近。3）拐卖犯罪案发量受人口性别比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的正向影响,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登记失业率、少年儿童抚养比和客运量具有负向影响;其中,人口性别比、客运量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对拐卖妇女犯罪影响更大。最后,基于影响因素分析从加强社会建设、创新预防机制、强化打击机制3个方面提出防控治理对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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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景观基因视角下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以黔东北土家族村落为例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通过深度访谈和意象图分析,对土家族传统村落朝阳村的文化景观基因进行识别、挖掘和提取,发现村落景观基因由环境基因“山-水-田-寨”“上寨-中寨-下寨”十字轴线空间格局,布局基因“屋-巷-屋”“屋-坝-巷”交织的街巷肌理,建筑基因穿斗式、干栏式民居建筑形式与惜字塔、王字格及虎图腾窗花、八字朝门等土家族建筑装饰元素,以及文化基因中的惜字文化、傩堂戏、摆手舞、土家礼仪等共同组成。研究发现,由于过度的旅游开发,无序地挖山采石,导致水土污染、梯田荒废,朝阳村传统村落山水田格局、屋坝巷肌理和传统建筑元素均遭到了严重破坏。为走出困境,朝阳村借助“公众参与”理念,通过搭建“政府-村委村民-社会团体”体系,组织多方共同参与朝阳村文化景观基因保护,更好地传承与延续文化景观基因。与此同时,在整合建筑符号元素、统一街巷传统风貌、整治村落自然环境等方面取得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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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和线上访谈数据,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聚焦拐卖犯罪人,解析河北省拐卖犯罪的多维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拐卖犯罪人男性多于女性,犯案年龄以30~45岁为最;犯罪人的受教育水平较低,小学和初中学历占比过半;拐卖妇女、儿童的作案人占总犯罪人的79.8%;67.5%的犯罪人受到监禁矫正,获刑10年以上的仅占7.2%。2）河北省拐卖犯罪发生时间的年际变化呈“倒勺状”,分为增长期、波动期和减少期3个时期;案件审理时间则表现为“单峰型”,峰值出现在2014年。3）拐卖犯罪人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两热一冷”的空间格局,集中分布在冀南地区和滇桂交界;受害人分布更加集中,被拐儿童集中在冀南地区,被拐妇女则集中在冀北地区;河北省已形成邯郸市与“衡水—邢台—石家庄”内流、“冀南—鲁西”拐出、“川滇桂黔—冀南”国内拐入与“朝鲜—冀北”跨国拐入等主要犯罪路径。4）河北省拐卖犯罪的发生受地理区位、经济发展、传统观念、教育水平、政策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并且,由于河北省内部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南北不同地区拐卖犯罪的形成也存在一定差异。不同地理区位下差异化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在推拉相互作用下,形成河北省模式化的拐卖犯罪路径与独特拐卖犯罪地域网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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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卖犯罪的时间跨度长、社会危害性高,会对受害者造成一生的记忆创伤。未成年人作为弱势群体,极易受到拐卖犯罪的侵害。早前拐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学和社会学领域,基于地理学视角的研究起步较晚,且缺少针对犯罪高发区云南省的研究。为此,文章基于公益平台“宝贝回家”网站的数据资料,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等方法,从未成年受害群体视角探究云南省拐卖犯罪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来自乡村的被拐未成年人占总体的77%,从乡村拐入乡村的拐卖数量最多;同时,被拐未成年人整体趋于低龄化,呈现较强的低龄男童偏好以及大龄女童偏好。2）1958—2019年云南省拐卖未成年人数量在时间上呈现“倒V型”波动特征,高发期为1994—2005年,其时间演变受特殊历史事件、国家政策和打拐活动等的影响。3）空间上,云南省东部犯罪总量较高,扩散速率较快,其中曲靖、昆明、昭通为热点区域;县域尺度上,官渡区、昭阳区、盘龙区、西山区、五华区、镇雄县、宣威市的被拐未成年人数量占总数的49.5%;同时,过半案件发生在居住场所附近,封闭式公共场所附近案件发生量最少。4）影响因素上,自然因子对拐卖犯罪的影响力度最小,人口因子对犯罪快速增长期影响显著,社会和经济因子对犯罪高发期和低发期的作用显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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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卖人口犯罪是一种非正常（非自愿、被动）的人口迁移（失踪、迫害）现象,因其社会危害性大且对个体和家庭影响深远,备受公众和学界关注。囿于中国拐卖人口犯罪问题的隐蔽性、分散性、多变性和复杂性,早前研究学科视角较为集中和局限,近10年来地理学者通过不断探索逐渐取得了一些新认识和新进展。文章从地理学相关分支学科视角,重点梳理了中国拐卖人口犯罪地理研究的主要进展、现存问题、前景展望及治理启示。研究发现：1）拐卖人口犯罪是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社会痛点,地理学具有后发优势,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通将有助于深刻理解和系统解决问题。2）早前国际语境下的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研究其实是中国刑法语境下的拐卖人口犯罪的主体性研究,中国拐卖人口犯罪具有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其他犯罪类型的独特性。3）早前资料来源以民间为主,当前资料来源呈现民间与官方共现,线下与线上融合的特征,多源数据的整合利用是必由之路。4）在新冠疫情影响和寻亲途径拓展背景下,田野调查开辟出新途径,云端田野调查（云端访谈、直播间参与式观察等）成为传统实地调查与踏勘的补充性或替代性方式。5）基于数据更新验证,发现中国拐卖犯罪时空格局具有稳定性与主要路径的依赖性,热点边境地区和省际交界区域值得重点关注;未来研究将从单一转向综合：从量化转向量化与质性互补与混合,从案例数字转向个体、家庭及其社会网络,从源头转向源、流、汇结合,从人口拐卖单类型转向人口失踪多类型。最后,结合已有研究认识和当前犯罪动向,提出关于治理拐卖人口犯罪和扶助被拐与寻亲人员的整体策略与具体路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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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2009年西南地区极端干旱气候变化(英文) 总被引：9，自引：1，他引：8
Based on the daily data of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of 108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in Southwest China from 1960 to 2009, we calculate the monthly and yearly surface humid indexes, as well as the extreme drought frequency. According to the data,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xtreme drought frequency in inter-annual, inter-decadal, summer monsoon period and winter monsoon period are analyzed. The results are indicated as follows. (1) In general, the southwestern Sichuan Basin, southern Hengduan Mountains, southern coast of Guangxi and northern Guizhou are the areas where the extreme drought frequency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past 50 years. As for the decadal change, from the 1960s to the 1980s the extreme drought frequency has presented a decreasing trend, while the 1990s is the wettest decade and the whole area is turning wet. In the 2000s, the extreme drought frequency rises quickly, but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reduce. (2) During summer monsoon period, the extreme drought frequency is growing, which generally occurs in the high mountains around the Sichuan Basin, most parts of Guangxi and "the broom-shaped mountains" in Yunnan. It is distinct that the altitude has impacts on the ex-treme drought frequency; during winter monsoon period, the area is relatively wet and the extreme drought frequency is decreasing. (3) During summer monsoon period, the abrupt change is observed in 2003, whereas the abrupt change during winter monsoon period is in 1989. The annual extreme drought frequency variation is a superposition of abrupt changes during summer monsoon and winter monsoon periods. The departure sequence vibration of annual extreme drought frequency is quasi-5 years and quasi-12 years.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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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拐卖儿童犯罪案例数据,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等方法探究中国亲生亲卖犯罪的时空特征与决策机制。结果表明：1）被卖儿童呈现“低龄化”特征,多以1岁以内婴儿为主,男童远多于女童;出卖人多为中青年男性或青年女性,以无业、农民和工人群体为主,主要通过熟人社会网络/特殊职业群体/拐卖犯罪人介绍、借助网络媒介主动联系、或经买家/中间人诱导劝说将子女出卖给具有强烈需求的买方。出卖原因包括经济困难、未婚生育、子女众多、中介拉拢、偿还债务等。2）时间演变上,犯罪年变化可划分为稳序低发,快速增长、持续高发,平稳下降3个阶段;月变化上出生和出卖时间呈现同步变化趋势。3）空间分布上,呈现以“四川―山东―福建”为核心的“三源”拐出,以“山东―福建”为核心的“南北两汇”拐入的空间格局;迁移路径上,总体呈现“西南源区省际拐出,南北汇区省内流动”的特征,省际迁移多在利益驱动下由拐卖犯罪集团主导,省内流动多因满足买卖需求由临时一次性结伙犯罪形成。4）亲生亲卖犯罪主要受背景因素、先前经验和情景诱导的综合影响,由潜在犯罪人在决策评估“收益-成本-风险”后作出有限理性选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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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在农村推进中，出现了淘宝卖家集聚于某些村落的现象，这些村落被称为淘宝村。近几年淘宝村在农村地区快速发展，有些淘宝村甚至成为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以河北省羊绒产业集聚区为案例，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了县域尺度下基于当地产业发展起来的淘宝村的时空发展特征，并尝试分析其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河北清河、南宫等地以羊绒产业为主导，其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时期：羊绒产业快速集聚时期和羊绒产业转型升级电子商务时期；（2）淘宝村的时空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步发展—迅速发展—平稳发展，以东高庄村为中心，淘宝村通过渐进式、跳跃式向外围呈环状展开分布，最终形成“小范围集聚，大范围分散”的空间格局，并呈现近地缘扩散及沿交通轴线发展的空间特征；电子商务扩散强度随距离增长逐渐衰减，目前淘宝村的辐射范围仅涉及清河县东北部及南宫市的东南部地区，而两县的其他地区尚未出现淘宝村；（3）能人效应、农区特有的社会网络关系、雄厚的产业基础、交通条件以及政府的扶持等多重因素共同促进了县域电子商务蓬勃发展。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