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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尺度上的流动人口是中国城镇化的核心主体之一,也是城市规模增长的主要贡献者,明确县市尺度的人口流动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0年、2010年和2020年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将流动人口统计口径在空间尺度上进行转换,核算3个时期中国县市尺度的流入、流出人口,根据修正复合指标法将其划分为六种基本地域类型,运用多项Probit模型从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地理区位和自然环境四个维度探究影响流动人口地域类型形成的因素。研究发现：(1)县市尺度流动人口绝对规模持续增长,人口流动活跃性增强,县市整体由相对不活跃的“低活跃性”时代逐步走向“高活跃性”时代;(2)平衡活跃型多转化为净流出活跃型,小规模净流出活跃型由东南沿海不断向内陆扩散,逐渐成为主导地域类型,大规模净流出活跃型实现从无到有的转变;(3)数量占比不足5%的大规模净流入活跃型县市集聚了全国超六成的流入人口,小规模净流入型县市对流动人口吸引力不断降低;(4)当前,经济因素仍是塑造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空间格局的主要力量,非农就业机会和城镇化率越高的县市越容易成为净流入活跃型,但非经济因素对其影响正在逐步加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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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时期演变视角下中国人口收缩区的识别、空间特征与成因类型分析 总被引：2，自引：2，他引：0
近年来,中国人口增长进入关键转折期,人口收缩现象在区域尺度上呈现快速蔓延趋势。利用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论文从多时期演变视角对1990—2015年县市尺度人口收缩区进行识别,并分析其空间特征;然后,在人口收缩影响因素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划分出不同的成因类型,并进一步选取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主要结果如下：① 人口收缩区存在不同的演变路径,约24%的县市为波动收缩,约13%的县市为持续收缩,约5%的县市为近期增长转收缩。② 波动收缩型分布较为广泛,包括长江中游地区、川黔渝地区、甘肃、陕西、江苏北部、福建西部等,持续收缩型主要集中在川黔渝地区和东北地区,而近期增长转收缩型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河南和新疆。③ 人口收缩的成因特征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经济滞后驱动型占比最高,以中西部地区分布最为集中;经济放缓和自然增长低双驱动型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自然增长低驱动型占比较低,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基于以上研究结果,论文认为需要重视区域尺度的人口收缩现象,并根据不同区域人口收缩演变趋势及成因的差异,采取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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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2010年中国县市尺度流动人口核算及地域类型演化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地理学报》2017,(12)
县市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调控流动人口的重要单元。本文系统梳理了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四期人口普查的流动人口统计口径,根据地理流数据的空间尺度转换原则,核算四期人口普查县市尺度的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构建对应的流动人口空间数据库。并提出新的修正复合指标法,划分出6种流动人口地域类型,包括大规模净流入活跃型、小规模净流入活跃型、大规模净流出活跃型、小规模净流出活跃型、平衡活跃型、非活跃型,据此分析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的演化格局。主要结论为:(1)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经历了从不活跃到活跃、从相对均势到高度极化的演化过程,大部分地区逐步转化为净流出活跃型,流动人口向少数净流入活跃型县市集聚,51个大规模净流入活跃型县市集聚了全国55.85%的流入人口。(2)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在空间格局同样呈现高度极化的演化过程,形成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2个流入人口高度集聚区,京、津及其他省会或首府等大城市则呈现单核式吸纳流入人口,净流出活跃型在"胡焕庸线"东南侧的"秦岭—淮河"以南地区呈现大面积扩张,成为中国最大的流出人口源区。(3)社会经济因素逐步成为影响流动人口集疏的主导因素,行政等级因素的作用也愈发突出。 相似文献
4.
村域尺度上的人口分布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对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农业普查数据和七普数据,综合运用空间探索分析和GWR、MGWR模型等对平原农区柘城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村域人口的规模分布以中小等级村庄为主,但位序-规模模型的拟合指数变化表明人口分布具有向县城、乡镇等高等级聚落集中的态势;城-镇-村层级结构大致呈“金字塔型”,且城区和镇区常住人口数趋于增加。(2)区域内人口分布格局呈动态变化,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比值较高的区域呈局部集中态势,即县城常住人口数量相对较多。(3)人口分布是村庄发展基础、区位条件、服务设施、产业发展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研究初期人口规模、村庄耕地面积的影响较大,其次为县城可达性,但其影响程度均趋于减弱,小学学校数量和商超数量的影响呈增强态势,村庄特色产业则逐渐向负向影响转变。(4)影响因素的尺度效应使其对不同空间单元的作用强度存在明显差异。在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可根据以上趋势,通过城区、镇区的优化布局和产业发展、服务设施的灵活差异化布局等举措以促进人口分布格局的进一步优化。 相似文献
5.
跨省界地区是中国精准扶贫的重点地区,也是区域治理的难点地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域界线详图集》等资料,本文构建了全国跨省界自然地理实体地名数据库,从数量特征、空间差异性和空间自相关三个方面探讨了中国跨省界自然地理实体地名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了由行政分割所引起的跨省界自然地理实体管理问题及其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建议。数据库共包括11325个跨省界自然地理实体地名,其中水系类地名4243个,陆地地形类地名7082个。湖南省和上海市分别是地名最多和最少的省级行政区。跨省界自然地理实体地名在中国南方地区呈现明显的聚集现象,而且水系类地名比陆地地形类地名的空间分布更趋随机。区域地形条件和人口规模是影响跨省界自然地理实体地名空间格局的重要因素,在相对高差介于1000~2000 m之间、人口数量介于4000~5000万之间的省份,跨省界自然地理实体地名的数量最多。行政分割造成了跨省界自然地理实体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区域发展目标、管理模式和发展时序等方面的差异。建议政府建立统一规范的跨省界自然地理实体管理机制,建立中央直属的行政管理机构对跨省界自然地理实体进行统一管理,加强跨省协作区联合统筹、建立以跨界自然地理实体为单元的申报机制。 相似文献
6.
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核算方法与分布格局 总被引：2，自引：2，他引：0
《地理研究》2017,(4)
"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被列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户籍人口城镇化研究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和理解中国城镇化发展规律具有重要参考。通过厘清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本地""城镇""户籍"等指标的统计口径,提出直接核算法、间接核算法两种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测算方法。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核算出中国县市尺度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并与县市尺度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半城镇化率对比分析,得出主要结论:(1)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显著滞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201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0.27%,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有39.34%。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较高的单元往往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差距较大,形成较高的半城镇化率,外来流入人口对常住人口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2)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分布格局与非农就业机会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沿海、沿江、北部沿边等地区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显著高于内陆地区。流入人口主要在沿海城市群地区以及中西部省会或首府等大城市高度集聚,半城镇化率呈现显著的极化格局,使得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高值区相对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值区显著收缩。(3)中国三分之二的县市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半城镇化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沿海城市群地区及省会或首府等发达城市的半城镇化水平较高,应积极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提升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而中西部的城镇化水平普遍偏低,应积极促进就地城镇化提升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 相似文献
7.
系统地梳理了2000—2016年中国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631个案例,归纳了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类型,包括撤县（市）设区、撤县设市、行政区合并、增设行政区、边界调整、隶属变更和建制升格7类,发现各种类型变更的背后都隐含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和特定的需求。详细分析了县级行政区划调整数量和类型的时空分布特征,发现具有时间上集中和空间上聚集相结合的特点,随着不同时期国家或区域发展的战略导向不同,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构成和指向会随之发生变化;县级行政区划变更有着明显区域差别,经济发达和城镇化发育较高的地区是调整重点,城镇化导向突出;县级行政区划较多的省份变更频繁,减少了县和县级市数量;注重了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行政区划变革,有利于促进民族和边疆地区发展。立足于空间治理,认为县级行政区划调整和优化基本上围绕城镇化、区域发展、边疆治理和民族地区发展等战略的要求展开,代表了未来调整的趋向。 相似文献
8.
基于吉林省各县市2005—2014年人口和经济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从整体及局部研究各县市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时空差异,同时采用协调发展度模型探究城镇化协调发展及空间演化情况。结果表明:吉林省县市间城镇化水平总体空间差异逐步缩小,城镇化发展联系日益紧密;城镇化水平总体空间格局稳定,东西部与中部相比,空间格局稳定且空间差异较小;多数县市在研究前期和中期城镇化发展不协调,末期协调型县市较多,人口城镇化滞后是城镇化发展不协调的主要原因;协调型县市主要分布在东部,不协调型县市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县市的协调类型倾向于向更加协调的类型方向变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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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城市群城市规模等级的时空演变分析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综合运用分形、马尔科夫转移矩阵、等级钟和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中原城市群城市规模等级的时空演变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①城市规模等级分布趋于"扁平化",首位城市郑州的垄断性较弱;城市在不同规模类型间的转移过程中,小城市向中等城市的转移概率低,中等城市向大城市的转移概率高,中等规模城市数量增长缓慢;城市个体位序的变化相对较小,城市规模发展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和连续性;②城市规模分布依然以省辖市为基础,在省辖市与周围县市的空间互动上,开封和平顶山对周围县市有显著的极化作用,郑州和新乡对周围县市产生了极化作用但不显著,其余省辖市与周围县市未形成紧密的空间互动关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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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2010年中国人口收缩区分布的时空格局演变——基于不同测度指标的分析 总被引：2，自引：2，他引：2
在人口收缩内涵界定的基础上,采用总人口和劳动力等直接指标结合出生率、老龄化率等间接指标进行综合测度,在地级尺度和县市尺度上分析了1990~2010年中国人口收缩区的数量变化、空间分布及演化特征（由于获取限制,未包含港澳台地区数据）,并对比了不同测度指标和方法之间的差异。主要的研究发现如下：①人口收缩区在数量上有明显的增长,收缩程度呈现出明显加剧趋势;②人口收缩区在中部和西部偏东地区快速扩张,川黔渝地区、长江中游地区、东北地区最为严重;③单一指标在识别人口绝对收缩方面效果较好,而且总人口指标往往比劳动力指标更早的反映一个区域的人口状况;④综合指标测度的方法能够更加全面的判断一个区域的人口发展状况,进而识别出人口处于相对收缩状态的区域;⑤人口收缩在县市尺度上比在地级尺度上表现更为明显,但两者的差异呈缩小趋势。基于以上研究发现,建议政府更加重视区域人口收缩问题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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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城市型政区设置研究进展与展望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政区设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关系到行政管理效率和政权的稳定性,因此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城市型政区的设置与调整是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客观要求,城市型政区不仅包括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等各级城市,还包含市辖区、建制镇和街道等。建制市是城市型政区的主要类型,中国的建制市仅有百年历史,却有着极其复杂的演变过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数量的快速增加,城市型政区设置变化较大。本文在辨析城市型政区相关概念与内涵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城市型政区的演变过程、设置模式、层级与管辖幅度,并对国内外城市型政区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在此基础上,评述了国内外城市型政区研究的主要特征与存在的不足,得出以下启示：合理设置城市型政区、创新大都市区管理体制以及减少城市行政层级。最后,通过对国内外城市型政区的行政区划研究进展的总结,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展望。 相似文献
12.
中国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总被引：6，自引：2，他引：4
撤县（市）设区是通过打破行政区经济,减少行政区边界,实现以地级市为基础的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手段,采用政策评估的常用工具——倍差法,对中国1990-2007年的撤县（市）设区的样本进行了分析,发现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约5年的短期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人均GDP增长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人均消费增长率等方面,对人均道路面积和人均公共汽车数量的增长率则是先抑后扬,对相邻城市的经济增长则具有约2年的短期促进作用;并以佛山撤县（市）设区为案例,分析了短期促进作用的来源和长期激励消失的原因,认为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在撤县（市）设区后的主要行为,以此带动产业转移和房地产消费,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由于撤县（市）设区削弱了地方政府的发展权限,向上级政府集中了资源的控制权,使得地方长期经济发展的激励消失。 相似文献
13.
国家级新区作为中国战略空间的核心内容,其设立与发展过程中的治理尺度建构至关重要。论文从尺度重构视角建立了分析框架,以此来考察国家级新区治理尺度建构的实践,并采用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不同治理类型的经济效应。研究认为,国家级新区治理尺度建构是各级行政主体通过刚性或柔性的手段在新区的定位、区划和权力配置等方面进行变革的作用过程。在具体实践中,不同国家级新区所建构的治理尺度在地域空间组织、行政主体构成和权力分配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异,形成了多样化的治理类型。其中,“市辖区+合署办公”和“市辖区+管委会”等治理类型具有较高的经济效应,有助于解决权力边界模糊和治理主体多元等问题,而“市辖县+管委会”和“跨地市+管委会”等治理类型则表现出较低的经济效应。对于跨地级市或包含市辖县的国家级新区,需要适时推进“撤县设区”来简化治理主体或通过上级政府的“强势权力介入”来统一地域发展逻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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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研究的地理学支撑与展望 总被引：13，自引：4，他引：9
行政区划研究一直是人文—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与政治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资源的新论断,对于重新认识和发挥行政区划在空间治理和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回顾总结行政区划研究历史的基础上,梳理了行政区划研究的发展脉络,分析了新时期政区设置的背景和影响因素发生的重大变化,如城镇化进程改变了人口经济集聚的空间格局,自然地理格局对行政区划设置的影响日益减小,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为扩大管理幅度创造了条件。结合空间治理的新需求提出了新时期的行政区划研究应把握3条主线,分别是优化和提高区域管理效率、预防和保障区域治理安全和推进政区精准精细化管理。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出发,提出行政层级和管辖幅度的优化可以提高空间治理效率;缩小经济强省和面积大省的管辖幅度可以保障空间治理安全;合理的管辖幅度和基层政区的优化设置有助于加强空间治理的精准化和精细化。科学合理的行政区划调整可以让空间治理更好的发挥作用,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空间治理体系提供基础支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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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对城市空间扩展产生了新的需求,撤县（市）设区是中国城市市辖区实现扩容提质的主要手段之一。以杭州为例,定量测度撤县（市）设区后杭州城区空间扩展的时空特征及其各方面的影响,并探讨了这一区划调整对城市空间扩展影响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通过撤县（市）设区,杭州城区的建设用地东扩趋势明显,萧山和余杭两区的建设用地新增面积和扩展速度均高于平均水平,且两地建设用地空间存在多中心集聚特征,成为新一轮的杭州建设用地扩展高密度区,城市功能不断凸显。总体来看,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空间的影响是间接的,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通过引导城市空间扩展的主要方向,实现中心城市人口和产业向新设市辖区的转移和集聚,提供城市空间扩展的载体。撤县（市）设区后需要通过后续的城市规划修编、土地性质和权限调整、生产要素集聚与空间重组等路径,对城市空间扩张与空间演变产生直接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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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体系和组织结构的基本形式,也是中央政府统治和管理全国各地的有效手段,是事关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就“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重要资源”的论断进行多视角的分析,提出“行政区划资源论”这一全新的理论解读。分别从空间、权力、行政和政策角度探讨行政区划的资源属性,并从行政资源的空间配置、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权力资源的空间整合、空间资源的优化重组和政策资源的空间载体等多个角度剖析行政区划的资源效应,最后提出应当将“行政区划资源论”这一新论断积极应用至主体功能区规划、空间规划、空间治理体系建设等实践领域,完善目前行政区划设置和调整的思路与要求,建立健全与国家发展战略及综合配套改革相适应的行政区划体系和管理框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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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来东北地区行政区划演变格局与成因分析 总被引：2，自引：2，他引：0
东北地区是中国北方一个完整而独立的地理和文化区域。建国以来,东北地区的行政区划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分为以下5个阶段：1949~1955年,省级政区大调整阶段;1955~1969年,省级政区稳定,地级、县级政区频繁分合阶段;1969~1979年,内蒙古东部地区划归东北三省阶段;1979~1996年,地级、县级政区调整频繁阶段;1997年至今,行政区划调整较少、以县市改区为主,政区相对比较稳定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条件、历史文化、自然地理和政策标准等因素对东北地区行政区划格局与调整产生了重要影响。最后分析了目前东北地区行政区划不同层级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行政区划调整的优化路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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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广东省2001—2017年121个区县的空间面板数据，对广东省区域发展格局进行了空间探索性分析。并从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经济差异和行政等级网状布局3个视角，采用3种中心?次级?外围划分模式，构建基于空间分解的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扩散回流和市场区效应。研究发现：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正在向广深?珠三角非广深?非珠三角的格局演变；上级区域对下级区域的影响仍以回流效应为主，扩散效应逐渐显现；次级区域和外围区域的发展仍受制于行政区划层级的制约，行政区划下的城市等级体系依然显著影响区域经济的扩散回流和市场区效应；下级区域对上级区域的市场区效应依赖于下级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当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时，下级区域难以形成支撑上级区域经济发展的消费市场，广州和深圳2个城市的市场主要是全国和国际市场，珠三角其他城市和非珠三角地市中心城区的市场依然是本地市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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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发展方针的演变调整与城市规模新格局 总被引：7，自引：3，他引：4
城市发展方针是指导城市持续健康发展、把握城市发展大局与方向的总体纲领。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城市发展方针来指导,城市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决定了城市发展方针是随着城市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调整的,因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对中国近60 多年来城市发展总体方针演变过程与指导效果回顾总结的基础上,客观分析了中国现行城市发展方针的局限性,包括现行城市发展方针与国家城市发展的客观现实不相符合,缺少对城市化重点地区“城市群”的基本表述,对大、中、小城市的划分标准不尽合理,现行城市发展方针指导下的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与行政区划不相协调等。最后提出了调整现行城市发展方针的建议方案,重新划分大、中、小城市的规模标准,将中国城市划分为超大城市（市区常住人口规模≥1000 万人）、特大城市（介于500 万~1000 万人）、大城市（介于100 万~500 万人）、中等城市（介于50 万~100 万人）、小城市（介于10 万~50 万人）、小城镇（<10 万人） 共六个规模等级标准;将新形势下中国城市发展方针调整为：引导发展城市群,严格控制超大和特大城市,合理发展大城市,鼓励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形成城市群与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国家城市发展新格局。到2020 年将形成由20 个城市群、10 个超大城市、20 个特大城市、150 个大城市、240 个中等城市、350 个小城市和19000 个小城镇组成的6 级国家城市规模结构新体系;重新构建建制市的设市标准,尝试建立民族自治市;鼓励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把其作为农业人口就近就地市民化的首选地,不断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