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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拉斯曼丘陵麦氏贼鸥种群变动及其原因 总被引：4，自引：0，他引：4
在１９８８－１９９４年期间，对南极拉斯曼丘陵东部麦氏贼鸥种群动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种群尺度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考察建设期间达到最大，随后逐渐减小，该区多国考察站，点的建设和发展中，一度缺乏对废弃物品和垃圾等有有效管理，使周围生态环境受到不良影响，以及频繁和人员活动对栖动物的直接侵扰与危害，是造成本区麦氏贼鸥毓与种群数量变化的主要因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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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极乔治王岛菲尔德斯半岛贼鸥的食性生态进行观测与研究 ,结果表明 ,本区贼鸥的食物结构中 ,自然生态类食物百分组成 ,棕贼鸥 (C .s.lonnbergi)占 63.4% ,灰贼鸥 (C .maccormic ki)占 77.8%。同期 ,取自考察站的人类废弃物中垃圾食物的百分组成分别为 36.6%和 2 2 .3%。贼鸥食性对考察站废弃物有一定的依赖性 ,与本区环境质量下降 ,尤其考察站对废弃物的疏于管理有着直接的关系。由此表明 ,强化南极考察人员环境意识 ,建立封闭式废弃物管理系统 ,对保护南极环境有重要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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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极长城站附近棕贼鸥(C.s.lonnberg)、灰贼鸥(C.maccormicki)和两者的混合配对(hybrid)的食性与考察站环境质量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贼鸥的食物结构受站区人类废弃物的直接影响。贼鸥食性构成同时与人类活动和动物生态习性相关而起到双重信息载体作用,可作为南极环境生态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对推动实现南极环境生态评价的量化有重要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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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极长城站和中山站两地的贼鸥种群进行包括营巢行为、觅食习性、种群变化、繁殖生态 ,以及贼鸥栖息地的地理和生态环境等的比较研究 ,结果表明两地贼鸥种群存在明显的生态学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贼鸥的生态习性与栖息地自然环境和生态结构的密切相关性 ,更体现了该种海鸟对南极不同生存环境极强的适应能力。人类活动以及贼鸥对人类废弃食物的依赖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动物食物结构 ,并对贼鸥生态习性乃至种群数量变化均产生一定影响。两地贼鸥种群通过改变觅食对策和调整产卵、孵化时间和延长育雏期等 ,达到对不同地理纬度和气候条件的适应 ,确保物种的延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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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南极中山站附近麦氏贼鸥巢区和无巢贼鸥群栖地的贼鸥回吐渣团及其他食物残物进行收集、分析和鉴定 ,结果表明 ,本区麦氏贼鸥主要捕食雪 ,其残物在食物项中的平均出现率为 6 7～ 80 %;同时贼鸥从本区几个考察站觅取人类遗弃的垃圾食物作为其重要的食物补充 ,垃圾食物的平均出现率为 6 .8～ 1 1 .6 %。不同巢区贼鸥对雪 的捕杀量和垃圾的需求差异较大 ,其主要与营巢地域的雪 分布密度以及摄食区的占有与否有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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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1-2002/2003南极夏季期间,对中国南极长城站所在地乔治王岛菲尔德斯半岛及邻近区海鸟群落组成与种群分布特征进行了观测研究。本文报道了对该地区三次考察期间记录的海鸟共11科25种。其中,有繁殖活动的海鸟12种,优势种有白眉企鹅(Pygoscelispapua)和黄蹼洋海燕(Oceanitesoceanicus),常见种有纹颊企鹅(Pygoscelisantarctica)、巨鹱(Macronectesgiganteus)、花斑鹱(Daptioncapenis)、南极燕鸥(Sternavittata)和灰贼鸥(Catharactaantarctica)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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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2月～1990年2月,在东南极拉斯曼丘陵南极中山站附近,对南极麦氏贼鸥的生态和生物学进行了观察。本文报道了麦氏贼鸥在该地区的栖息环境,活动规律,食性及繁殖生态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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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昆仑站建设的背景
我国自1980年开展南极考察工作以来,已先后于1985年2月20日在南极乔治王岛、1989年2月26日在东南极大陆拉斯曼丘陵地带分别建立了“长城站”和“中山站”两座科学考察站,并成为《南极条约》的协商国,在国际南极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对南极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科学问题已经逐渐演化为全球性环境乃至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仅有的两个位于南极大陆边缘的考察站已无法满足我国深入开展对南极考察研究的需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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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电感偶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分析了南极长城站区和中山站区企鹅和贼鸥骨骼中稀土元素,两种海鸟骨骼中稀土总量∑REE介于0.8-3.5μg/g,并具有明显富集轻稀土的特征。企鹅和贼鸥骨骼中稀土元素总量存在显著的种间和地区差异,长城站的∑REE为:金图企鹅>贼鸥>帽带企鹅,而中山站的情况是:金图企鹅>贼鸥>阿德利企鹅,且长城站海鸟骨骼稀土含量明显高于中山站的同种个体。两种海鸟不同部位骨骼稀土含量也具有显著差异,腿骨明显高于翅骨,约为翅骨的2倍。南极海鸟骨骼稀土配分模式相对富集LREE,呈现负斜率变化,HREE则呈现平坦型;企鹅和贼鸥骨骼具有不同的稀土配分模式,对海水没有明显的继承性,是食物链和海鸟生理机制的综合反映,以及受陆源环境的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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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度南极夏季，对中山站附近麦氏贼鸥雏鸟的生长进行了观察和研究。本区麦氏贼鸥育雏期大约在每年１２月中旬至翌年２月下旬，雏鸟的成活率较低，本年度为３８．９％，从出雏到育成（首飞日），育期平均５３．２天（范围５２－５５天）。雏鸟平均体重日增长率，第一雏鸟为２７．４２ｇ／ｄ，第二雏鸟为１６．５６ｇ／ｄ。雏鸟生长的逻辑斯蒂克曲线数学方程式为：Ｗ＝１２５５．４１＋２２．６０３４ｅ－０．１５１８ｔ（第一雏鸟）生长曲线渐近线为１２５５．４ｇ，拐点为２０．５ｄ，第一雏鸟体重的最大日增率ｘ＝４３．９４±８．２４（ｇ）。影响本区麦氏贼鸥雏鸟生长和成活率的主要外部因子是天气（如暴风雪）同类自残以及食物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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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科学》2019,(6)
为了探讨赤山湖国家湿地公园建设对越冬水鸟种群的影响,分别在该湿地公园建设前(2013～2014年)、建设期间(2015～2016年)和建成后(2017～2018年)的水鸟越冬季(12月至翌年3月),开展了逐月水鸟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共记录越冬水鸟38种,隶属于7目10科,雁鸭类是绝对优势类群,其中,斑嘴鸭(Anas zonorhyncha)的种群数量最大;1月的水鸟物种和种群数量都最大,各月水鸟群落的物种组成变化较小,12月至翌年3月,水鸟群落的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逐月增大;各年度越冬季水鸟总物种数几乎没有差异,2015～2016年越冬季的水鸟种群数量最大。该湿地公园从建设前到建成后其越冬水鸟群落的多样性和均匀度指数在不断增大。赤山湖国家湿地公园建成后,在此越冬的水鸟的觅食和栖息地质量得到改善,越冬水鸟群落结构更为优化,说明该公园的建成对越冬水鸟起到了更好的保护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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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珍稀濒危物种的种群数量和栖息地特征,是实施物种保护与种群恢复的基础。分别于2017年1月、2018年1月和2019年1月,对石门县中华秋沙鸭(Mergus squamatus)越冬种群数量及其栖息地进行了调查和观测。研究期间,共记录中华秋沙鸭268只,其中,有雄性中华秋沙鸭145只,雌性中华秋沙鸭123只,雌雄比为1∶1.179;2017年1月、2018年1月和2019年1月,分别记录了76只(占当年在湖南省内越冬的中华秋沙鸭种群总数量的42%)、92只(占60%)和100只(占51%)中华秋沙鸭。研究结果表明,在石门县越冬的中华秋沙鸭偏向选择低海拔、水体清澈、石质水底、缓流、水面相对较窄、水较浅和人类活动干扰少的河流作为栖息地,大多数河流沿岸紧临山林地或悬崖峭壁。目前,在石门县,干扰中华秋沙鸭越冬种群和栖息地的人类活动主要为河道采砂、捕鱼、水电站、公路建设和捕鸟等。在石门县越冬的中华秋沙鸭种群数量逐年呈增加趋势,石门县已经成为湖南省该物种越冬种群数量最多的一处重要越冬地。最后,建议加强多部门合作与执法力度,关停河道上的采砂场,禁止非法捕鱼,调节水电站冬季蓄水,营造中华秋沙鸭越冬适宜栖息地景观格局;同时,建议县政府和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提高对越冬中华秋沙鸭的保护意识,加大保护科普宣教工作,持续开展对越冬中华秋沙鸭的科研与监测工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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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科学》2019,(6)
深圳湾是水鸟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内的重要滨海湿地之一,为数以万计的迁飞水鸟提供了重要的停歇地、繁殖地和越冬地。通过比较深圳湾广东内伶仃岛-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2号～4号鱼塘生态恢复前、后的水鸟物种和种群数量,以水鸟为指示物种,分析2号～4号鱼塘生态恢复项目的具体成效。研究结果表明,2号～4号鱼塘进行生态恢复后,水鸟群落的物种和种群数量明显增加,与2015年9月至2016年5月期间(恢复前)相比,2018年9月～2019年5月期间(恢复后),水鸟物种数量和种群数量分别增加了28种和13 737只;鸻鹬类是生态恢复区域的主要栖息类群;水鸟群落的Margalef指数逐年增大;2017年9月～2018年5月期间(恢复后),鱼塘生态恢复区水鸟群落的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2.621)、Pielou均匀度指数(0.688)都最大,说明该时间段水鸟群落的物种多样性水平最高且群落中不同物种种群数量分布相对均衡;鱼塘生态恢复后,春、秋迁徙季水鸟群落的物种和种群数量明显增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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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第一批学者登上南极冰大陆是在1956年1月5日。同年2月13日筹建第一个南极和平考察站,并在这里开始了系统地科学观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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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是水禽栖息地及其迁徙停歇地中的重要食物基础。吉林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白鹤(Grus leucogeranus)和东方白鹳(Ciconia boyciana)等珍稀濒危鸟类迁徙的重要停歇地。针对该保护区中的鱼类资源增殖能力下降、水禽栖息地及其迁徙停歇地的适宜性水平降低的现状,2016年至2017年期间,采用湿地水文和基底修复的方法,对嫩江近岸浅水区和洪泛区中鱼类的自然栖息地进行了修复;鱼类栖息地修复前、后,分别于2015年9月和2017年11月至2021年9月期间,在鱼类栖息地,开展了鱼类样本采集和调查,研究了鱼类栖息地修复前、后鱼类群落的组成和结构特征,评价了鱼类栖息地的修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与鱼类自然栖息地相比,修复栖息地的鱼类物种数量明显增多,而经济鱼类的相对种群生物量和相对种群数量却分别减小了16.02%和39.98%,小型非经济鱼类的相对种群生物量和相对种群数量比自然栖息地分别增大了1.43倍和63.54%,鱼类现存资源量、平均年鱼类现存资源量和平均年鱼类分布密度大幅增加;修复栖息地鱼类群落的Simpson多样性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比自然栖息地分别减小了31....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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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的真正科学考察开始于1957—58国际地球物理年。自那时以来,其规摸不断扩大,其认识水平也不断提高。到目前为止,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家参加了南极的考察工作,在南极有100多个夏季考察站。在1990—91年期间,18个国家的48个越冬站(其中有8个站位于60°S以北)坚持工作。 就学科分类而言,目前在南极进行的有:测绘与制图学、地质学、地理学、固体地球物理学、大气物理学、冰川学、海洋学、气象学、行星质学(陨石)、生物学、天文学、人体医学、后勤技术,以及近年兴起的环境科学。值得一提的是,在南极科学活动中,高技术的应用与推广速度似乎比世界其它地区更快。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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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月，中国首次派出两名科学家赴澳大利亚的南极凯西站，参加澳大利亚组织的南极考察活动，从而揭开了中国极地考察事业的序幕。20多年来，中国南极长城站、中国南极中山站和中国北极黄河站相继建成，这三个科学考察站的建立，既为我国开展极地科学考察提供了重要平台，又为我国进行对外科学交流打开了重要窗口。2004年10月25日从上海出发的第21次南极科学考察又在为我国的第三个南极科学考察站进行选址准备。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