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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年来有关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和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成为我国学者广泛关注的研究主题,较高的社会融入水平已成为流动人口获得生活满意度的根本。基于珠三角流动人口问卷调研数据建立两个结构方程模型,探究社会融入各维度及其影响因素的路径效应,进一步分析社会融入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实现"生活满意度期望",即感受到本地生活满意度高于老家的路径机制。结果显示:珠三角地区社会融入可分为经济融入和非经济融入两部分,但经济融入的基础作用不凸显;个体、家庭与制度等因素对社会融入各维度存在较大影响差异;社会融入影响"生活满意度期望"可归纳为"经济融入-生活满意度期望"的直接影响路径和"非经济融入-生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期望"的间接影响路径;提高流动人口市民化和社会融入水平,不仅要关注流动人口的经济收入问题,还应注重流动人口与本地人邻里关系建设,以形成良性的城市更新与和谐的社区环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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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三大经济区城市流动人口的多维度社会融入及其地区差异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以流动人口集中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经济区35个城市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为基础,采用均方差权值法,综合经济、社会、心理、制度和公共服务5个维度构建衡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计算和比较了三大经济区及其35个城市流动人口各维度社会融入指标和社会融入综合水平得分及其地区差异。研究结论显示,社会融入综合水平得分由高到低依次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同一地区流动人口的融入状况在各个维度不均衡,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社会维度的融入程度最高,制度维度融入程度最低;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的心理维度融入居前列,但社会维度融入位列最后;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的社会维度融入程度最高,公共服务维度融入不足。此外,就整体而言,三大地区流动人口的工作强度大、交往对象固化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长期居住意愿多数仍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三大地区都存在落实居住证/暂住证制度和流动人口享有城镇医保等方面较为薄弱等诸多问题并共同制约着流动人口真正融入流入城市。为此,需要在政策制定中予以关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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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子女随迁的乡-城流动人口家庭为对象，基于2016年金华市区问卷调研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辅以访谈数据，探讨其社会融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此类流动人口家庭的社会融入主要涉及子女教育、经济适应和心理融入3个维度，社会融入度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子女教育融入度最高，其次是经济适应，而心理融入度最低，且各维度内部差异较大。子女教育融入度虽高，但也存在难以进入公办学校的困境，缺乏自主选择学校的权利。政策层面虽降低了对流动人口的准入门槛，但在执行中由于资源有限、供需不匹配和宣传不到位等原因，福利制度仍以本地居民为主，流动家庭难以平等享受福利保障，造成严重的本外差异，心理融入度低。个人层面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经济层面的职业和收入，教育层面的学校类型和教育支出等对社会融入均有显著影响。综合来看，与个体流动相比，子女随迁的家庭化迁移对流入地的需求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能否较好地提升子女受教育水平是其融入城市的首要考量，其次是经济和心理层面因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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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环境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广州的实证 总被引：4，自引：2，他引：2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坚持以人为本。流动人口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其主观幸福感的水平是衡量当前城镇化质量的重要依据。现有研究较少关注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在城市微观尺度的空间差异性,少有研究探讨邻里环境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文基于2015年广州调查问卷数据,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广州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水平及其主要影响因素,重点关注社会支持、邻里建成环境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广州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平均水平仍然较低,具体表现为：①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较低、消极情感偏高;②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地理空间异质性;③邻里社会环境(如邻里贫困、人口密度)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邻里建成环境(如整洁程度、交通可达性)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其中,邻里流动人口比重和人口密度,与流动人口的消极情感得分呈显著负相关;④广泛的社会支持能显著提升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因此,减少地区贫困、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拓展社会支持的来源等都将有助于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以及新型城镇化的推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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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珠三角六城市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数据，划分流动人口就业类型，从职业布局和多样化指数的角度比较了新生代、中生代和老一代三代流动人口职业结构差异，利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发现：1）珠三角流动人口整体就业水平不高，就业结构在代际间分异明显。新生代在技术型就业和公司文员型就业上表现出优势，中生代在各行业就业相对均衡，老一代多被束缚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基础型部门；就业多样化水平随代际的升高而下降。2）代际就业结构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方式存在共性和差异，共性因子为受教育程度、月薪水平和性别；外出务工时间正向影响新生代服务型和管理型就业，工作环境稳定的职业对已婚新生代更具吸引力，中生代对户籍和工作保障因子更为敏感。政府可从代际就业特征出发，为流动人口制定有针对性的就业政策；针对就业市场中女性和农村户籍人口的弱势地位，为其提供就业引导，创造健康的就业环境，提高流动人口整体就业水平。 相似文献
6.
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选取福厦泉城市群,构建融入-隔离对比的指标体系,探讨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主观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主观社会融合程度较高,但融入与隔离并存,且以融入为主。② 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合受流迁模式、社会网络、生计资本、制度政策和人口特征等因素综合影响：宏观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显著地增强融入、削弱隔离,淡化了户籍制度造成的融入障碍;中观上在流入地加强社会交往和积极参加组织活动、改善住房和提高收入确实有助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增强融入、减弱隔离,但基于流出地方向的土地预期收益、家庭困难及乡土依恋等主客观因素则增强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主观隔离、削弱了主观融入;微观上近距离、长时段和家庭化迁移的流动人口主观融入程度较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流动人口削弱主观隔离,更好地融入流入地。研究认为应促进流动人口客观融合并使其与主观融合相匹配,改变以流动人口融入当前流入地实现市民化的单向思维,统筹考虑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双向影响,将流动人口市民化工作重心由落户转向基本公共服务的无差别覆盖,实现流动人口从主观“愿意”到客观“能够”的社会融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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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法系群体的日常生活与地方认同研究 总被引：2，自引：1，他引：2
“流动中国”的社会新常态使中国成为观察和总结非西方背景下的国际流动人口研究的重要试验地。近年来，广州承担世界城市的角色和功能不断深化，吸引大批外籍人士迁入。其中，法系群体虽然是广州的传统国际流动人口，但当前研究尚未给予充分关注。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对居住在广州市的法系群体的日常生活和地方认同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法系群体在经济层面的效能感和获得感较积极，但由于语言的差异和生活配套服务的不便，该群体在社会文化层面对广州的地方认同产生了消极影响。相对在穗日韩流动人口，法系群体的融入意愿普遍较高，被动融入本土社会的驱动力较强。在从“英语世界主导的全球化”向“面向多元文化服务的全球化”的转型过程中，为来自非英语国家的国际流动人口提供更贴切的生产和生活服务，增强国际流动人口对于迁入地的地方认同，是学界和社会未来需要共同探索的方向。 相似文献
8.
《地域研究与开发》2021,40(4)
基于对城-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重新理解,依据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客观和主观视角对现有维度进行二分类,构建包括客观层面和主观层面的城-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均方差权值法、空间自相关和泰尔指数,探讨省域尺度上城-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空间结构特征与地域模式。结果表明:(1)在组间差距的作用下,城-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综合水平、客观维度、主观维度发展程度均表现出典型的非均衡性;(2)城-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综合水平、客观维度、主观维度都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和明显的集聚中心,但三者间的集聚呈梯度下降态势,区域粘滞水平是主导机制;(3)城-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呈现出明显的首位特征和长尾特征;(4)可划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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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心理融入的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流动人口心理融入处于较高水平;② 流动人口心理融入区域差异显著。东南沿海及少数西部城市心理融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山东和川渝等地区心理融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③ 流动人口心理融入存在空间集聚效应。除川渝地区外,热点区集中于北方地区,冷点区集中于东南地区。④ 拥有房产、雇主身份和较高受教育水平加快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入;工资收入的增加不利于心理融入,这与相对剥夺感有关;参与“新农合”对流动人口心理融入具有约束效应;暂住证/居住证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心理融入的重要途径。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利于流动人口心理融入。跨省流动存在抑制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家庭规模和本地居留时间的作用不显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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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通过GIS空间分析工具和二元logistics回归分析为主的数理统计方法,探讨珠三角乡城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空间分异、群体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珠三角乡城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空间分布呈现中心-外围圈层模式并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与城镇化率、流动人口规模占比空间分布相反。(2)单身期、形成期、扩张期、稳定期四类乡城流动人口家庭的平均年龄、迁入地居住年限、月均总支出和长期居留意愿呈递增规律性变化。(3)珠三角乡城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经济因素、迁入地因素、迁移因素、社会保障因素以及个体特征因素。(4)经济因素、迁移范围、每万人医疗机构数和迁入地区位对四类乡城流动人口家庭长期居留意愿均产生显著影响,其中经济因素影响最大;迁入地因素对单身期和稳定期乡城流动人口家庭的长期居留意愿较形成期和扩张期家庭影响更为显著。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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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区地理》2015,(5)
社会资本作为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当前急需辨明社会资本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并依次寻求改善生活质量的对策措施。基于甘肃省665户农户的调查数据,以非正式网络、正式网络、普遍信任、制度信任、规范为指标测度社会资本,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社会资本与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1)社会资本差异有助于解释农户的生活满意度差异。(2)社会资本指数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其中,非正式网络维度、普遍信任维度、制度信任维度与农户的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而正式网络维度与规范维度虽均与农户的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但在统计上均不显著。(3)收入、相对生活水平、抗风险能力均与农户的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4)提出了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对策及进一步需要关注的问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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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及其对定居意愿的影响 总被引：4，自引：2，他引：2
流动人口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加强其定居意愿特征分析对制定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中国40个主要城市的宜居城市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描述统计和地理探测器方法,揭示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特征及其对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评价分异明显,呈现出“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自然环境舒适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环境健康性>交通便捷性>城市安全性”的递减特征;②中国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环境健康性和城市安全性等4个维度城市宜居性感知对其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且影响强度依次递减,但二者关系并不完全呈简单的线性特征。③相对他人收入满意度、生活满意度、住房价格感知和地理区位等参照变量,以及年龄、性别和职业等个体与家庭属性也是影响中国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重要因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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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融入是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以英国伯明翰市中国旅居群体为例，着重探求文化融入与生活质量间的耦合关联。研究发现，生活质量与英国文化融入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286，与国际认可的Ward系数基本吻合；在文化融入的众多指标中，“与本地居民交往”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最为突出。中国旅居群体在伯明翰的文化融入状况处于从“基本生存”向“身份认同”转化的过渡期，希望与本地居民交往并得到认可与尊敬，但是这种需求远远没有实现，致使整体生活满意度偏低。为了缓解文化冲击带来的焦虑，中国旅居者特别是“分离”等类型的群体十分依赖中国文化并从中寻求各种支持，表现为居住的集聚及族裔经济的繁荣。但研究表明，对母国文化身份的坚守与生活质量提升并无直接关联；而“整合”与“同化”人群英国文化融入的行为性和实践性等方面较强的情况下，生活质量比较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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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中国大城市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特征与机制 总被引：5，自引：3，他引：5
采用2014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及心理健康调查”专题数据,基于流动人口对城市和家乡的身份认同情况,结合多项分类Logistic模型等计量分析,探讨了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模式、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分为融合型、同化型、分离型和边缘型,总体上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城市身份认同较低;②除了个人因素以外,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还受到城市和家乡的双重影响,例如城市住房、社区类型、城市歧视感知、城市行为观念适应、乡愁情感以及家乡土地等因素;③存在从分离型到融合型、再到同化型的衍化路径,但部分流动人口会从分离型转化为边缘型;④ 同化型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满意度高于其他类型流动人口。基于实证结果提出,在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制度设计中,需从城乡两个方面同时着手,并积极推进其实现身份认同上的同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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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市民化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客观要求，系统探索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既是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前提，又能为城市管理提供决策依据，已成为当前地理学、社会学研究的重点。本研究基于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安徽省为案例地，在探讨安徽省人口流动的总体特征上，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解析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及影响因素，探究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的代际差异。结果表明：（1）安徽省流动人口以跨省流动为主，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明显，流向省外人口主要向长三角城市集聚，但流动人口规模已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和空间距离是影响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2）安徽省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较高，有随着流入地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的趋势；从新生代与初代流动人口来看，初代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定居，而新生代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经济发展中等和较弱的城市定居，但整体差异不大。（3）从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来看，同住人数、流动原因、流动时长、流入地经济发展水平、户口所在地的影响最大；从代际之间来看，性别、就业收入、净收入、就业身份等因素显著影响新生代流动人口，而家属随迁、流动地经济水平、年龄对初代流动人口的影响较为显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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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口—经济—土地—社会—生态”城市化协调度时空变化及其聚类模式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多维城市化协调度评价是衡量区域城市化质量的重要方面,探究城市化时空聚类模式则是分析区域城市化特征的有效方法。针对目前城市化协调度评价缺乏多维度时空综合分析的现状,本文以广东省为例,提出一种基于时空权重矩阵的复杂时空系统协调度评价模型,运用此模型分析2006-2014年城市化协调度的时空变化特征,并借助时空扫描方法分析其聚类模式。研究结论为：①近10年来城市化水平呈现3种时序特征,人口城市化水平表现出随时间均衡发展的“集中”特征,而经济与土地表现出低频次的“集中与分散”交替,社会、生态及综合水平表现出高频次的“集中与分散”交替;稳定型城市主要位于珠三角核心区。②各维度及综合系统协调度时空聚类区既有空间分异性又有重叠性,人口协调度时空聚类于粤西地区,经济与土地维度协调度时空聚类高度重合于珠三角与粤北地区,社会与生态维度协调度时空聚类交叉于珠三角与粤东地区,而综合系统协调度居中。此外,时空聚类区的人口、经济与社会维度的协调度稳定性要优于土地与生态维度。本文结论有助于揭示区域城市化的时空特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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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丘陵沟壑区乡村社区恢复力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陕西省米脂县高渠乡为例 总被引：2，自引：1，他引：1
乡村人口与土地利用方式变革压力下,构建恢复力已成为保障区域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以陕西省米脂县高渠乡为研究区,从社会、经济、制度、生态4个维度,运用熵权TOPSIS法对黄土丘陵沟壑区20个乡村的社区恢复力进行测度,探讨了2015—2019年社区恢复力的时空演变;利用障碍度模型分析了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子作用机制,并通过比较当前关键影响因子所处维度,将社区划分为不同类型,实现社区的分类治理。结果表明：①（① “四会”指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 研究期间社区恢复力由0.171提升到0.318,其中经济恢复力上升较为明显,制度、生态恢复力呈小幅提高,而社会恢复力则表现为下降;社区恢复力空间分异更加显著,呈现为“中部高、边缘低”的分布格局。② 研究期末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素中,经济维度有养殖业发展水平、种植业发展水平、农业产业化带动农户数、农民人均收入;制度维度为基层领导平均受教育年限、公平性管制、村民参与决策机会;社会维度为乡村公共空间比例、流动人口比例;生态维度为“三田”面积占比。③ 通过当前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子各维度障碍度大小排序,依次识别经济、制度、社会、生态恢复力低值区,最终将高渠乡20个乡村社区划分为3类,结合不同类型乡村社区的特点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期为精准化、差异化管理提供决策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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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回流是新世纪中国人口流动的最新趋势之一,亟待对其特征与机制开展深入研究。本文以武汉为例,采用描述性统计和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揭示中部地区大城市省内与省际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总体偏低,省内流动人口低于省际流动人口。② 性别、教育、家庭结构、家庭年收入及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等内源因素驱动流动人口回流,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信任、身份认同等外源因素则对回流有抑制作用。③ 省内流动人口回流受个体、地区因素影响较大,省际流动人口回流更易受家庭、社会因素影响。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要重视不同流动人口回流机制的差异性。建议通过精准施策,一方面增强省际流动人口定居意愿,一方面促进省内流动人口就近城镇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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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针对现有研究在社会融合的空间特征及流入地作用方面的研究不足,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引入空间分析和分层线性模型,揭示了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空间格局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总体社会融合指数为0.43,存在行为融合（0.71）>心理融合（0.61）>经济融合（0.33）的维度特征。②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和集聚性,高水平社会融合区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山东半岛和川渝地区,低水平社会融合区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关中平原和华北平原地区。在这些地区中,总体上存在人口50万以下的小城市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高于大城市的基本特征。③ 流入地因素和个体因素共同影响和形塑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水平和空间格局,且流入地的人口规模、住房支出（房价水平）和公共服务等因素对个体因素的影响具有调节作用,包含正向极化、负向极化、正向均化、负向均化等4种调节机制。本文呼吁从流入地—个体因素关联的人地关系视角开展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重视流入地因素对个体因素的影响,为基于流入地的政策调控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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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 总被引：11，自引：7，他引：4
利用东部和中部地区9个城市的流动人口问卷调查,采用多水平回归模型,分析了城市差异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过程存在南北差异,并呈相同地域较接近的特征。城市区位、经济发展水平、以房租为代表的物价水平、以方言为主的地域文化、流动人口占比,社会保障的落实程度等地方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产生显著影响,但城市人口规模影响不显著。地方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效应是复杂的、多向的,即使同一因素既有积极的方面,也存在消极的方面。推动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必须正视城市差异,因地制宜地提出包容性的社会政策。方言重的城市,尤其是这些城市的公共场所和公共办事窗口要推动普通话的普及,鼓励使用普通话;降低城市社会保障的准入门槛;房租高的城市,保障房建设要以公租房建设为主,把流动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要本着先易后难,同步推进的原则,优先推进省域内流动人口市民化,城镇化转移支付应向流动人口比例高的城市倾斜。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