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聚集发生的时空特征及传播路径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刘郑倩  叶玉瑶  张虹鸥  郭洪旭  杨骥  王长建 《热带地理》2020,40(3):422-431

利用珠海市卫生健康局公开发布的98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流行病学调查数据，通过26个疫情聚集单元的时空特征分析和4类典型传播路径的案例剖析，深入探讨了珠海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聚集发生的时空规律和传播路径。结果表明：1）珠海的疫情发展与武汉的人口流动与管控密切相关，由于管控及时，目前仍以疫源区直接输入和家庭聚集扩散为主要传播方式，在有限范围内扩散。2）存在输入一代家庭聚集传播、输入一代非家庭聚集传播、输入二代家庭聚集传播、输入二代非家庭聚集传播4种不同的传播路径，且以第一种为主要方式，但非家庭聚集传播的路径复杂，应加强流行病学调查和防控。3）对输入性病例从输入到发病的滞后周期以及聚集单元最长发病时间间隔来看，有少部分病例或携带者可以突破14 d限制，应警惕目前普遍采用的14 d隔离措施可能存在的风险。  相似文献   

基于人口流动的广东省COVID-19疫情风险时空分析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叶玉瑶  王长建  张虹鸥  杨骥  刘郑倩  吴康敏  邓应彬 《地理学报》2020,75(11):2521-2534

人口流动,特别是来自疫源区的人口输入,COVID-19疫情传播的关键风险来源。本文以广东省为例,利用人口迁移大数据与地理空间分析技术,综合考虑人口来源地风险差异与流入地社会经济属性差异,并依据输入性病例发病的间隔时间分布引入时滞过程,构建了包含时滞效应的疫情风险时空分析模型,理论上可以根据现状人口流动研判未来一定时期的疫情风险的变化趋势及空间格局,为提前谋划和精准防控提供决策参考。分析结果表明：① 广东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2020年1月29日拐点初现,随后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② 基于输入性病例发病的时滞过程分析,输入性病例从输入到发病普遍存在间隔时间,且间隔时间为1~14 d的病例比重较高。③ 疫情风险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各地疫情风险依据输入风险、易感风险以及抵御风险能力的不同而存在较大的差异。④ 广东省各地市与疫源区城市之间的联系程度、人口流动规模及其交通区位因素,显著影响省内疫情风险的分级。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是高风险区,东莞、佛山、惠州、珠海、中山等邻近深圳和广州的珠三角城市是中风险区,珠三角城市群外围的粤东西北地区是低风险区。应根据疫情潜在风险,制定基于分区分级的防控措施,促进局地精准防控与社会整体良性运转。  相似文献   

高水压作用下煤层底板隔水关键层弹性力学解     

王妍  姚多喜  鲁海峰 《煤田地质与勘探》2019,47(1):127

针对高承压水作用下的底板隔水关键层的隔水能力问题,将隔水关键层简化为固支梁,分别采用弹性力学中的应力函数法和半逆解法求取应力以及位移。并将2种计算结果与FLAC3D模拟结果进行对比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应力函数法得到的应力及位移与FLAC3D模拟计算结果更加贴切,建议关键层固定梁弹性力学分析方法首采用应力函数法。研究成果可为采场底板突水的预测预报提供理论支撑。   相似文献   

新丰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遥感评价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朱远辉  刘凯  艾彬  周霞  张虹鸥  何执兼 《热带地理》2013,33(2):133-140

利用新丰江流域1988、1998和2011年3个时期的遥感、土地利用、气象和DEM等数据,建立了新丰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体系。在数据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利用ArcGIS的空间主成分分析方法,综合评价了新丰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时空分布格局和动态变化情况。结果表明：新丰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保持较好,主要受到水热气象因子、地形地貌因子和土地覆盖因子的影响;1988―2011年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优”占据了80%以上的面积,质量等级“差”占据的面积均低于5%;新丰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质量较差的区域是以建设用地和耕地为主的平原地带,主要分布在新丰江流域的西部和东部地区,表明其主要受人为因素的干扰,生态环境质量随着时间推移有轻微下降的趋势。研究表明利用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区域环境质量进行评价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可以迅速准确地判定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变化趋势。  相似文献   

珠江三角洲城镇群产业结构演变的城镇空间响应强度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陈伟莲  张虹鸥  吴旗韬  陈凤桂 《热带地理》2014,34(4):544-552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重要的转型时期,产业升级和空间优化成为城镇群地区跨越发展门槛、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的关键因素,研究产业发展与城镇空间的相互关系成为一项全新、紧迫的科学问题。文章从空间视角切入,提出“产业结构演变的城镇空间响应系数”,定量分析了珠江三角洲不同产业的城镇空间响应强度时空特征,探讨了城镇空间响应强度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内在关系。根据第二、第三产业的城镇空间响应强度,将珠三角各县（区）划分为一致响应型、偏R2（第二产业发展的城镇空间响应系数）响应型和偏R3（第三产业发展的城镇空间响应系数）响应型。经济发展水平、城镇人口集聚水平、区域政策和制度是影响珠三角城镇空间响应强度的主要因素,工业化进程越快,城镇空间响应强度越强。在不同工业化阶段,要采取差异化的调控措施,把产业结构演变与城镇空间优化相结合,建立土地利用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相似文献   

产业承接地评价模型及应用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陈凤桂  张虹鸥  吴旗韬  叶玉瑶 《热带地理》2010,30(6)

运用区域分析方法,对广东省珠三角经济区以外的各个县区进行综合分析,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确定各指标权重,通过评价模型进行适宜度和优势度评价。结果显示,在珠三角经济区以外的80个县区中,有14个县区为最优产业承接地,另有22个县区适宜承接产业转移,这些地区不仅资源环境条件优越,还具备较好的发展基础。其中粤西地区是优选产业承接地最集中的地区;粤东则是另一集中地,尤其是汕头市,该市除海岛县——南澳外,其余县区均列为优选产业承接地;粤北地区由于生态环境相对脆弱,是三大区域中优选产业承接地比例最低的区域,今后的发展仍应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  相似文献   

基于基塘系统保护的国土空间治理策略——以顺德区为例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龚蔚霞  张虹鸥  周晴  陈彩霞  魏士翔  张金林 《热带地理》2021,41(4):685-693

以佛山市顺德区作为实证研究案例,采用野外调研、访谈等研究方法,剖析基塘与国土空间的协同发展机制,提出基于多功能基塘的国土空间治理策略。结果表明：顺德国土空间治理面临空间破碎化和空间嵌套分布、灾害与生态风险加剧、岭南水乡文化特色日渐流失等问题;协调基塘与不同地域子系统之间的功能耦合关系,发挥基塘对地域系统功能的支撑与协同作用,是实现国土空间协同发展和可持续利用的基础;实施基塘功能分区治理,保护集中连片基塘,整合基塘文化资源,推进基塘与村级工业园、村边塘、村心塘协同治理等策略,发挥基塘的多功能作用,有助于实现国土空间的安全、高效与可持续利用。  相似文献   

中国外向型经济区制造业空间重构的理论基础与科学议题     

叶玉瑶  张虹鸥  王洋  吴康敏  吴旗韬  陈艳华  杜志威 《世界地理研究》2021,30(2):331-343

当前,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与我国经济转型形成历史性交汇,表现出不同以往的多元化过程与不同尺度的空间响应。我国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区内部出现企业迁入与迁出并存、旧产业区衰退与新产业区增长并存的新现象。这一新现象与经典的“核心-边缘”理论所描述的核心与外围之间的集聚、扩散过程有很大区别,是核心区域内部,在集聚、扩散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同时出现增长与衰退的空间分化。需要深入研究新时期制造业企业集聚、扩散的多元化过程、经济区域演化的多尺度空间效应、制造业空间重构的多重动力机制等科学议题,从“多元化区位过程-多尺度空间效应-多重动力机制”,建立一个从企业区位到经济区域演化的理论分析框架,探索符合时代背景与我国国情的产业集聚和扩散理论,为我国外向型经济区积极应对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主动谋划转型与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相似文献   

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内涵与机制变化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叶玉瑶  王翔宇  许吉黎  张虹鸥  刘郑倩  孙嘉仪  卢秦 《热带地理》2022,42(2):161-170

区域协同发展是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提升国际竞争力、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关键,也是一项复杂、系统、与时俱进的科学议题。特别是当前伴随全球化格局、区域治理体系以及技术革新的快速演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将面临机制性的变化。文章通过对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内涵与机制的系统性分析,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经历了生产要素一体化、制度整合一体化和全方位融合一体化3个阶段的演变,新时期协同发展涵盖产业协同创新、环境协同治理、资源协同配置、服务协同共享和制度协同安排5个维度,并且在全球化、市场要素、政府治理和技术变革影响下产生了诸多机制性变化。  相似文献   

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生存危机的主因到底是什么？   总被引：2，自引：2，他引：0  

王鲁海  黄真理 《湖泊科学》2020,32(4):924-940

野生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种群正面临灭绝的风险,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对其生存危机的主因缺乏共识,导致缺乏针对性保护措施.基于中华鲟种群模型,我们把主流专家提出的五个主因——捕捞、污染、航运、全球气候变化、水利工程与中华鲟种群衰退的影响因子进行对比,归并为繁殖群体损失、补充群体损失、存活率降低和长江水坝累积影响四种可能因子,在此基础上进行单因子和多因子情景计算和分析,并评估这些情景发生的可能性.结果表明:长江水坝的累积影响是中华鲟生存危机的主因.捕捞、污染、航运等其他因素对种群数量有一定不利影响.我们的定量情景计算和分析,验证了1982年中央批准把中华鲟列为葛洲坝救鱼唯一对象的共识和观点-葛洲坝对中华鲟影响最大;揭示了长江水坝对中华鲟种群衰退和灭绝风险的影响机制;厘清了各影响因素的主次关系,否定了长期存在的、把中华鲟生存危机主因归咎于非法捕捞、污染、航运、全球气候变化等传统主流观点.我们认为,要挽救野生中华鲟种群,必须采用针对性措施减缓长江水坝的影响,恢复野生群体的自然繁殖是中华鲟保护的当务之急.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