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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
饶力 《地震工程学报》2019,41(6):1493-1498
以往通过专家经验判断遗址公园建筑结构地震安全性时存在一定误差,可信性低,因此提出新的遗址公园建筑结构的地震安全性鉴定方法。构建材料本构模型,判断遗址公园建筑结构损伤情况;使用局部损伤指数评价模型,计算遗址公园建筑结构局部损伤指数;通过局部损伤指数获取遗址公园建筑整体结构损伤指数,以此为依据判断遗址公园建筑结构地震安全性。以古罗马遗址公园建筑结构为例,进行地震安全性分析。结果显示,当地震波幅值达到800 gal时,该遗址公园建筑结构地震安全性最差,损坏程度为高度损坏,且此方法的分析结果精度极高,可信性强。  相似文献   
682.
湖北松滋关洲遗址沉积环境演化及长江河道变迁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下载免费PDF全文
关洲古文化遗址位于长江松滋段江心洲地表之下,是江汉平原地区迄今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也是同时期规模最大的遗址,是长江中游史前文明化进程的重要佐证.江心洲何以引来古人类栖居,尚未得到很好的解释.为了探讨该古文化遗址与长江关洲段河道变迁历史及其沉积环境演化过程之间的关系,对关洲遗址典型剖面的沉积物样品进行了14C测年和粒度分析.结果表明:剖面沉积年代为约12 783 cal.a B.P.至近现代;剖面下部(11.65~6.70 m)沉积物粒度偏细,粒度曲线反映出水动力较弱、低能的河流漫滩沉积环境;中部(6.70~2.10 m)沉积物粒度粗细互层交替出现,粒度曲线反映水动力较强的边滩-漫滩交替沉积环境,属于河床堆积;上部(2.10~0 m)沉积物粒度偏细,粒度曲线反映水动力较弱、低能的河流漫滩沉积环境.基于以上分析,关洲遗址沉积演化及长江关洲段河道变迁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1.65~6.70 m),约12 783 cal.a B.P.至明清,关洲与陆地相连,且城背溪文化期至明清之间古人类倚河而居,该阶段关洲位于长江主河道南侧的高河漫滩环境;第二阶段(6.70~2.10 m),明清后期,为动荡的河道沉积环境,关洲处于河流凹岸,侵蚀作用加剧,长江主河道逐渐往南迁移,河道河床沉积出现,关洲逐渐演化成心滩;第三阶段(2.10~0 m),近现代期间,关洲正式演变成江心洲,长江主河道迁移至关洲岛南侧.   相似文献   
683.
娅怀洞遗址是广西近年又一项重要考古发现,是一处石器时代洞穴遗址,文化遗存分为4期,第一至第三期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第四期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本文以该遗址出土动物遗存为研究对象,鉴定其种属、部位、死亡年龄和性别等信息,观察遗存保存状态和表面痕迹,对其进行尺寸和重量测量.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可鉴定标本数、最小个体数和骨骼发现率的统计,并依据统计结果进行自然环境的复原、人类行为和生业经济的初步分析.遗址出土动物包括软体动物(瓣鳃纲和腹足纲)和脊椎动物(鱼纲、爬行动物纲、鸟纲和哺乳动物纲),计27科19种(属).分析结果显示: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的主要动物,都包括有扁蜷螺科、方形环棱螺、斜口环棱螺、梨形环棱螺、高大环口螺、塔锥短沟蜷、佛耳丽蚌、刻纹丽蚌、三型矛蚌、圆顶珠蚌、河蚬、鲤鱼、青鱼、鳖科、龟科、钝吻鳄科、鸭科、雉科、猕猴、猪獾、野猪、牛亚科、羊亚科和不同体型的鹿科动物等,这表明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附近的自然条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一直都存在有茂密的森林和相对广阔的水域,各种动植物资源都非常丰富;动物构成始终以哺乳动物纲中的鹿科和猪科数量最多,说明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一直以狩猎鹿科和猪科为代表的野生哺乳动物来获取主要的肉食资源,同时也采集野生植物、捕捞水生的螺类、鱼类和爬行类作为食物资源的补充;从保存数量最多的鹿科和猪科骨骼发现率来看,存在有部分长骨骨骼缺失的现象,说明遗址并非先民宰杀肢解动物的主要场所,遗址中的动物多为先民宰杀肢解后带来的;鹿科动物掌/跖骨及与之相连的腕跗部骨骼发现率普遍较高,且要明显高于同时期的猪科动物,可能与先民有意识选择鹿科动物该部位的骨骼来制作骨器的行为有关;大量出土螺类存在壳顶缺失的现象,这应该与先民对螺肉的取食有关,与娅怀洞遗址的年代相当的柳州白莲洞遗址也存在类似的现象.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纵向演变来看,先民对哺乳动物的利用程度是在逐渐增加的,对鱼的利用程度是大幅度减少的,对腹足动物的利用也有一定程度的减少,遗址动物群构成的这种变化体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生活方式和生业经济选择(定居和农业)的变化.  相似文献   
684.
高度互动性的宗教祭祀与仪式性活动是早期复杂社会维持与强化社会治理常用的手段,通过对仪式性活动使用消耗性祭品(如动物牺牲)的考察则可为探讨精英阶层的影响力与控制力提供参考.鉴于此,本文从动物饲养方式入手,采用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方法,对二里头宫殿区东北部1号巨型坑内祭祀遗迹出土的35例动物骨骼、1例人骨碎块以及年代相近的其他单位出土的骨骼遗存进行分析,并结合相关资料探讨仪式性动物的饲养方式及来源,为认识二里头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参考.研究发现,祭祀遗迹出土猪的δ13 C值与 δ15N值变化范围均比较大,暗示二里头猪群的饲养方式个体间差异较大,且还存在个别野猪.与此同时,狗与牛的食物结构基本以C4类食物为食,羊则C3与C4植物兼食.对比发现,祭祀遗迹猪、狗与羊的食物结构与灰坑、地层等其他单位出土的同类家畜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两类遗迹的牛均呈现出对粟作农业的高度依赖,但巨型坑牛骨的 δ15N值却显著低于其他单位的牛骨.结合二里头遗址对周边较大地理范围内同时期聚落的控制力,我们认为以巨型坑猪为代表的家畜的食物结构的多样性,暗示了它们有着多元化的来源.与此同时,仪式性用牛是否被特殊饲养仍有待进一步探讨.我们的研究支持二里头遗址存在高度互动的宗教祭祀等仪式性活动,即二里头遗址宫殿区祭祀活动所用动物牺牲的来源可能与动物资源由周边地区向二里头遗址的输入有关,这对于我们认识王权在二里头遗址资源流通与宗教活动等方面的控制力具有重要意义.  相似文献   
685.
作为晚商的都城和当时最大都市的殷墟(1300~1046 BCE),家养黄牛是最重要的大型家养动物之一.殷墟的家养黄牛可以肉食、可以役用,骨料可做骨器,是最主要的祭牲,其肩胛骨还可以用于占卜、可以记载甲骨文.本文对安阳殷墟孝民屯遗址普通灰坑和祭祀坑出土的15例牛骨线粒体DNA控制区285 bp的片段进行分析研究,其中有13例获取了所需的DNA序列.DNA分析表明12例属于家养普通牛(Bos taurus),1例属于野生原始牛(Bos primigenius).殷墟孝民屯家养普通牛的单倍型类群分布频率为以T3为主约占58.3%,T4次之约占33.3%,T2最少约占8.3%,该遗传多样性在当时已经达到或保持在可能的最高水平了.推测作为都城和大都市的殷墟聚集了中国早期各个地区的黄牛.孝民屯祭祀坑和普通灰坑出土牛骨线粒体DNA单倍型类群没有明显的差异,表明孝民屯用于祭祀的黄牛没有经过特殊的"母系"筛选,但不排除有对核DNA控制的特殊体质、生理或行为等性状进行有意识地筛选,以示祭祀的神圣性和特殊性.本文有限的DNA数据显示普通灰坑出土牛骨的DNA保存相对较差,暗示着普通灰坑的牛骨作为食余废弃物可能经历了更多炊煮活动中的高温处理,坑内埋藏环境不同也可能使普通灰坑的牛骨保存状况不如祭祀坑内的牛骨,普通灰坑牛骨样本DNA降解和破坏得更厉害.  相似文献   
686.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中心,自然环境复杂,生业经济形式多样,东西方文化交流频繁,是了解欧亚大陆古代人类活动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区域.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在该区域出土了丰富的石制品,但对其功能的研究较少,尤其是一些中国内地不常见,而与中亚、欧亚草原类型相似的石器.本文对新疆伊犁地区青铜时代吉仁台沟口遗址(82.77°E,43.84°N;3600~3000 cal.a B.P.)出土的具有安德罗诺沃文化特征的长条形石磨盘、石杵和饼形石器的表层残留物进行了淀粉粒和植硅体分析,为这些石器的功能研究提供了直接证据.分析结果显示,石器表面的淀粉粒来自禾本科小麦族(the tribe Triticeae)和某些块根块茎类植物,而石器表面发现的775粒植硅体中,粟类作物稃片植硅体占9%,其他类型的植硅体以早熟禾亚科(Pooideae)型和棒型为主,另在石杵上发现栝楼属(Trichosanthes)植物果皮植硅体及植物组织.结合遗址中大植物遗存证据,研究结果表明:石磨盘曾用于研磨麦类作物种子和某些块根块茎类植物,石杵亦用于麦类作物研磨,但也对粟类作物进行脱壳以及加工栝楼属植物果实.用于分析的饼形石器有两种类型,第一类为打制饼形石器,残留物中的植物遗存显示可能与石磨盘组合用于加工植物的块根块茎;第二类为磨制饼形石器,其表面发现极少量粟类稃片植硅体,推测其可能用于粟类作物脱粒.研究结果为新疆伊犁地区考古遗址出土安德罗诺沃文化石器的功能、农作物加工过程,以及古代社会生计模式的认识提供了依据;石器残留物中块根块茎类淀粉粒以及农作物植硅体的发现,是对已有大植物遗存分析结果的进一步补充.  相似文献   
687.
西藏拉萨昌果沟遗址位于雅鲁藏布江中游支流的阶地上,是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探讨昌果沟遗址附近的古环境,对遗址附近开展地貌调查,在遗址北面约1 km处选取1个全新世风成沉积剖面进行光释光测年和环境指标分析,在雅鲁藏布江中游选2个阶地剖面进行光释光测年分析;此外,还总结了雅鲁藏布江中游23个全新世古土壤/泥炭的测年数据,进行概率密度分析,试图揭示区域的环境演化特征.研究表明:全新世古土壤/泥炭年代的概率密度可以较好地反映区域气候变化,9.0~6.0 ka古土壤/泥炭发育在波动中增强,气候由冷干向暖湿转换;6.0~2.9 ka古土壤/泥炭发育最强,气候相对温干;2.9 ka后鲜有古土壤/泥炭发育,气候变得冷干,史前人类活动受限.4.5 ka之后雅鲁藏布江中游及其支流一级阶地的形成为新石器时期先民提供农业耕作的场所,古土壤的发育为农作物提供了丰富的营养.1.4~1.1 ka期间(吐蕃王朝时期)局部地区有古土壤发育,气候好转.  相似文献   
688.
试论早期人类占据河湾盆地的时代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吴文祥 《地球学报》2002,23(3):249-254
随着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发现越来越多,何时人类开始成为泥河湾盆地的主人已逐渐成为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以及第四纪地质学家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目前泥河湾盆地旧石器考古学证据,结合新生代环境研究的进展,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早期人类对温带泥河湾地区的占据可能是旧大陆直立人地理大扩张发生在中国地区的一例,其时间可能发生在早更新世末期气候转型期间,具体时间为1.2-1.0MaBP左右。  相似文献   
689.
陈西御  杨文秋 《地图》2009,(6):52-57
从石器时代的良渚遗址、牛河梁遗址、姜寨遗址……到夏商时代的二里头遗址、殷墟遗址……再到曲阜鲁国故城、秦始皇陵、汉长安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太和城遗址、辽上京遗址、西夏陵、南宋临安城遗址、景德镇御窑遗址、圆明园遗址……100个沉甸甸的名字构成了大遗址保护项目库的首批名录。这里面有些名字已经为人们所耳熟能详,得到广泛的宣传、科学的保护;有些却还非常陌生,就连生活在其上的居民也不知道它们真实的面貌。这就是我国大遗址的现状。"大遗址"是一个年轻的概念。放眼世界,比起欧洲国家几百年的遗址遗迹保护经验,才十多岁的中国大遗址保护工作只能说是"刚刚起步",略显稚嫩。大遗址,作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思路和新形式,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挑战,会有一个"大"未来么?  相似文献   
690.
There are about 19 Neolithic Age sites and 120 Shang-Zhou dynasties sites in the western lakeshore of Chaohu Lake, Anhui Province, China. Based on sites data, topographic data, drainage maps, administrative maps and SPOT5 remote sensing data,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were introduced into the archaeology of Chaohu Lake Basin with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The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include: 1) Point Density Analysis with density model to acquire the shift of the sites; 2) Distance Analysis to reveal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sites; 3) 3D Analysis based on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to get micro-geomorphologic features of the sites; and 4) Buffer Analysis to disco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tes and river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archaeological sites spread from the western lakeshore of Chaohu Lake gradually to the northwest, later to the south, and then symmetrically spread. Controlled by productive forces and other factors, ancient people preferred to reside in those places near water, or in plain and fertile land, which resulted in linear and decentralized distribution of the sites, and presented such disciplines as river valley directivity, terrace directivity and soil directivity.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was influenced earlier by natural elements and later by human elements in the study period. The research is important for the integration of GIS and archaeology.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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