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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细菌性痢疾是常见疾病,也是备受关注的公共健康问题。近年来,京津唐地区的细菌性痢疾发病率相对较高。本文首先分析了2012年京津唐地区细菌性痢疾的季节性和人群特征;其次,使用热点分析模型,探索了京津唐地区细菌性痢疾发病率的时空聚集性;最后,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研究了细菌性痢疾的发生和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量化关系。结果表明:① 细菌性痢疾发病的峰值时间是8月;发病率最高的年龄段是0-9岁,其次是80岁以上;农民群体发病率最高,其次是散居儿童。② 京津唐地区细菌性痢疾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存在聚集性。空间上,细菌性痢疾发病率的高聚集区主要分布于北京市的房山区及门头沟区和天津市的滨海新区,低聚集区主要分布于唐山市的滦县,时间上,细菌性痢疾发病率的高聚集区在12个月均有发生,低聚集区主要发生在1-4月以及6月。③ 影响细菌性痢疾发病率空间分布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人口密度和各区县的人均GDP,它们的解释力分别为61%,37%和20%,并且发现它们的交互作用都大于独自影响的作用。本研究通过对京津唐地区细菌性痢疾发病情况的人群特征、时空特征以及影响因素的分析,为本地区细菌性痢疾的预防和控制提供理论依据。 相似文献
52.
广州市登革热时空传播特征及影响因素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以广州市主城区为研究区,着眼于街道等微观尺度,首先通过实地调查分析法、核密度分析法、标准差椭圆法,探究登革热时空传播特征;其次结合交叉相关性分析法与地理探测器,分析温度、湿度、气压、用地类型对登革热传播的影响,讨论了不同用地类型交互作用与登革热扩散的关系。研究表明:1)登革热时空传播具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多发生于居住环境较差、人口密度较高的区域,并快速向外扩散;2)登革热发展初期,以输入型病例为主;3)环境较差、老年人口众多、人员构成复杂、交通便捷的老城区是登革热高爆发风险区域;4)温度、湿度、气压对登革热传播存在显著滞后性影响关系,温度、湿度与登革热传播呈正相关关系,气压与登革热传播呈负相关关系;5)居民人口分布与登革热传播关系最为密切,池塘、农田、草地、公共绿地交互地区会增加登革热传播风险。 相似文献
53.
中国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格局及影响因素识别 总被引:6,自引:2,他引:6
论文以中国大陆县域为研究单元,构建乡村地域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半变异函数和地理探测器等模型,对2000—2015年中国乡村多功能指数进行综合测评,揭示中国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分异特征,定量识别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乡村地域多功能在空间上呈现出平原、东部沿海等地区高值集聚,高原、山地等地区低值集聚,各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整体呈现出逐渐提升态势;② 经济发展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对乡村地域多功能的贡献率逐渐增大,农业生产功能和生态保育功能对乡村地域多功能的贡献率逐渐减小;③ 2000—2015年,中国大陆范围内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自相关范围和强度总体呈现减小的趋势,随机性因子成为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力;④ 县域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是影响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各影响因素之间的两两交互作用会增强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分异;社会环境因素对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影响程度逐渐上升,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程度逐渐下降。 相似文献
54.
京津冀地区植被时空动态及定量归因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作为气候变化的敏感指示器,植被的物候、生长、空间分布格局等特征及其动态变化主要取决于气候环境中的水热条件,因此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气候-植被关系成为了全球变化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本文综合平均温度、降水、水汽压、湿度、日照时数、SPEI等气候因子,坡度、坡向海拔等地形因子及人为活动因子,应用地理探测器方法针对2006-2015年京津冀地区不同季节NDVI、不同地貌类型区、不同植被类型区生长季NDVI的定量归因研究,揭示了过去10年间植被时空分布格局,及植被对气候、非气候因素响应的季节差异与区域差异,以期为生态工程的建设与修复提供参考意义。趋势分析表明:①2006-2015年京津冀地区NDVI呈现增加趋势,但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如山地生长季NDVI的增长速率大于平原、台地、丘陵等地;②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定量归因结果表明,降水是年尺度上NDVI空间分布的主导因子(解释力39.4%),土地利用与降水的交互作用对NDVI的影响最为明显(q=58.2%);③NDVI对气候因子的响应存在季节性及区域性差异,水汽压是春季NDVI空间分布的主导因子,湿度是夏、秋两季的主导因子,土地利用是冬季的主导因子;④影响因子对生长季NDVI的解释力因不同地貌类型区、不同植被类型区而差异显著。 相似文献
55.
中国农村深度贫困的空间扫描与贫困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 总被引:2,自引:1,他引:2
从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中选取贫困的影响因子,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确定了贫困的主要影响因素,利用GIS空间分析和BP人工神经网络,分别模拟了省域、市域和县域3个尺度下的自然致贫指数与社会经济消贫指数,进一步计算获得了3个尺度下的贫困压力指数,对其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借助Flexible空间扫描探测识别出深度贫困县,在此基础上运用地理探测器揭示其主导致贫因素,并提出差别化的减贫对策建议。结果表明:① 省域、市域、县域3个尺度的自然致贫指数和贫困压力指数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呈现出明显的“东低西高”的空间分布格局;社会经济消贫指数的空间分布一致性不高,县域尺度更为破碎。以黑河—百色线为界,县域贫困压力指数在空间上表现出“大分散、小聚集”的分布状态。识别出的全国贫困县共计655个,主要分布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② 3个尺度下,空间扫描识别出的贫困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县域尺度下识别出208个深度贫困县,多位于省际边缘区。③ 地理探测器识别出深度贫困县的7个致贫主导因素,按照主导因素将深度贫困县划分为地形要素制约型、区位交通制约型、经济收入制约型和生态环境制约型4类。 相似文献
56.
城市滨水空间作为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是体现城市活力与形象的重要载体。然而,目前研究主要侧重于单一类型的滨水空间活力的影响因素研究,缺乏对不同类型滨水空间活力的差异影响因素及各影响因素间的交互作用研究,难以对城市不同类型滨水空间的精细化管理提供指导。基于此现状,本文拟以深圳市为例,以百度热力图人口数据作为滨水空间活力的表征,整合多源地理数据,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探寻不同类型下滨水建成环境与活力之间的交互关系,结合地理加权回归分析进一步识别活力的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各类滨水空间活力驱动因素存在较大差异,滨河空间中区位及可达性因子为主要驱动因子,q值高达0.757、0.720,滨湖空间区位、人口密度、滨水绿地率以及交通可达性因子活力的解释力更强,其中区位q值为0.807,海滨空间活力的驱动因子包括:区位、道路可达性以及建筑与水面的高宽比因子,q值分别为0.774、0.694和0.499;(2)任意2个影响因子共同作用的解释力并非均大于单独作用结果,与以往研究不同,研究显示功能混合度因子及滨水绿地率因子与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对于滨水空间影响力提升最为显著;(3)活力影响因素空间差异大... 相似文献
57.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南京市住宅租金空间分异格局及驱动因素研究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以南京市“一主三副”住宅小区为研究单元,运用GIS中的渔网(Fishnet)分析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对“一主三副”住宅租金的空间分布进行模拟和估计,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从住宅小区的区位特征、建筑特征和邻里特征3个方面探究住宅租金空间分异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南京市住宅租金总体呈上升趋势,空间上表现出主城向副城递减的中心外围模式,住宅租金空间结构逐渐由单核向双核发展,且住宅租金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② 住宅租金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和区域集聚性,热点区自内城核心区至副城趋于弱化,冷热点空间格局呈圈层结构;③ 交通位势和中心位势是对一主三副住宅租金解释力最大的因素,商务配套、金融设施和住宅房龄的解释力次之,特征因素对主城副城租金的影响强度各异。 相似文献
58.
商业空间结构是城市经济活动的重要载体,识别商业中心和商业热点区以及探究其影响因素对于商业资源优化配置显得尤为必要,进而指导城市有序发展。论文以乌鲁木齐主城区为例,利用开放平台大数据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 POI),采用地理学空间统计方法定量识别商业中心和商业热点区,对商业分布和空间集聚特征进行分类和解读,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方法探寻其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① 乌鲁木齐市商业高值区分布在吐乌大高速—和平渠沿线地带,大型商业中心主要有南湖商圈、中山路商圈、友好商圈、会展商圈、米东商圈、铁路局商圈。② 商业热点区呈现“T型”双轴分布,北部新城商业地带与南部传统商业地带共同构成乌鲁木齐市最具活力的商业地带;6类商业热点区的分布可归纳为3种类型,商务和金融服务类为单一点状型,住宿和餐饮服务类为带状延伸型,生活与购物服务类为带状双核型。③地价、集聚效应、路网密度等是影响商业宏观分布的主要因素,其次为人口密度和中心可达性,自然因素如高程、地形起伏度等对商业布局影响有限;各因素对不同类型商业业态的影响程度各异,如人口密度、路网密度对购物类影响较大,中心可达性和地价对于商务、金融类影响较大;就各业态类型网点间的关系而言,商务和金融类协同作用强,餐饮与购物类协同效应较强,共同影响城市商业空间。 相似文献
59.
重点镇是小城镇发展的龙头,形成科学合理的重点镇布局对优化中国城市化战略格局有重要意义。论文以2004年和2014年分别公布的1887个和3675个全国重点镇为样本,对其分布及效应的变动特征进行探究,进而在地级尺度对重点镇布局的影响因子及其作用进行地理探测和局部空间回归。结果表明:① 经增补调整,中国重点镇布局及建设效应的均衡性增强,主要集聚区西移北扩,冷热点的分布突破“胡焕庸线”,经济辐射效应的分化程度减弱,体现出政策因素的有力影响。除县际均衡和区域倾斜政策外,重点镇的分布还受到海拔高度、公路网密度、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等因子的显著作用。② 因子探测器、GWR模型和交互作用探测器的结合能更精准地刻画影响因子的作用方式、方向、路径和强度。中国重点镇的布局不是5个显著性因子均匀、独立、直接作用的结果,而是影响均具空间异质性的各因子两两交互作用后增效的产物。③ 县际均衡政策与其他因子的协同作用是形成现有重点镇分布格局的主导力量;区域倾斜政策的效果总体较好,但目标区域还需更准确。 相似文献
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