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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拐卖儿童犯罪给受害者带来身心创伤、给家庭带来巨大悲痛和长期困扰,已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该领域犯罪地理学视角的研究兴起较晚,且主要侧重宏观整体分析,当前亟需聚焦高发源地和重点人群作精细解析。为此,论文针对中国拐卖犯罪重灾源区四川省,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文本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探究四川省拐卖儿童犯罪的时空演变过程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数量上,被拐男童明显多于女童,被拐儿童主要来自乡村,虽呈现1~6岁和14~17岁的“双峰”型特征,但整体趋向低龄化。② 时间上,犯罪年际分布大致呈倒“V”型波动态势,高发期为1981—2000年;犯罪年内分布集中于夏半年,周内分布周末高发,日期分布每月1日的被拐儿童数量最多。③ 空间上,存在一个被拐高发区和多个被拐次高发区;县域尺度上的犯罪格局呈现“高—高”和“低—低”聚集;随着时间的变化,拐出热点区不断向南部和东部蔓延;宏观贩运路径上,向中东部地区分散拐入,华北和华南是重点拐入的“南北两汇”。④ 对1981—2000年犯罪高发期的原因解析发现,受教育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是影响拐卖儿童犯罪的主导因素。  相似文献   
2.
中国失踪人口的时空格局演变与形成机制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人口失踪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问题,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在尊重生命与保障人权的现实背景下,对失踪人口开展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利用“中国儿童失踪预警平台(CCSER)”数据,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数理统计、空间分析等方法,管窥了2015—2019年中国失踪人口的基本特征、时空格局演变与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 失踪人口中男性多于女性,高发年龄段由高到低依次为8~16岁、2~7岁、0~1岁和60~65岁;失踪类型由高到低依次为无意识失踪、主动失踪与被动失踪,失踪亚类由高到低依次为离家出走、走失、被拐卖、身患疾病、联系中断与家庭不和。② 时间上,失踪人口总数、性别与年龄变化均呈“驼峰”状,并以2017年为轴于两侧对称分布。空间上,总体为“低—高”和“高—低”集聚,广东、浙江和四川是人口失踪的高发省份。③ 人口失踪省内流动远高于跨省流动,省内流动以广东、四川、河南和江苏为最,跨省流动以“安徽—江苏”和“广西—广东”为主要路径。④ 人口失踪可用社会网络理论中的“强弱连接理论”来解释,其主要受人与社会网络关系的强度变化的影响。  相似文献   
3.
基于1985—2020年的321个副部级及以上犯案官员信息,综合运用数理统计与空间分析方法,分析职务犯罪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犯罪行为的时空分异与关联网络,探讨犯罪发生的原因机制并提出防控对策。结果表明:1)职务犯罪者男性远多于女性,初犯者以中青年为主,落马时多为中老年,犯罪类型以贪污、受贿为主,主要涉及能源行业与国企、事业单位。2)在时间上,初次违纪违法年份集中于1988—2008年,呈现“高位波动,集中三峰”特征;“落马”人数呈现“四峰两组,先小后大”态势,2011年后呈陡崖式上升,与社会经济变化和反贪腐力度有关。3)在空间上,职务犯罪者籍贯地多分布在华北、华东、华中,且于山东、江苏、上海、天津、北京和河南、吉林、黑龙江部分地区出现热点;任职地集中分布在华北和华东华中的部分地区,在京津冀、山西出现热点与大量集聚,在河南、四川、重庆、广东存在部分集聚;任职地变化的犯罪者多为迁移至北京直至落马,也有36.57%的犯罪者落马时在其籍贯地工作;职务犯罪者犯罪行为的辐射效应呈现地缘关联和“熟亲信”纽带,形成具有个体生命轨迹特点的“移动犯罪网络”。4)职务犯罪的发生可用公共选择等理论进行解析,是犯罪者根据自身条件与外部环境进行犯罪成本与收益比较后的决策行为,亦可从人-时-空方面进行综合防控治理。  相似文献   
4.
随着土地整理项目的开展与实施,农田基础设施、农田水利建设和田间道理工程条件都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同时也出现新的问题。如何将土地整理经费落到实处,如何将土地整理带来的好处长期的延续下去,对土地整理项目建设的基础设施如何进行有效管护等问题逐渐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本文针对土地整理项目实施后的管护提出几点建议,供读者参考。  相似文献   
5.
高精度倾斜摄影实景三维重建,基于区块化数据规范管理、像控制点选片、倾斜影像姿态信息整理等需求,在数据导入建模软件之前,需要对海量倾斜影像数据进行人工整理。传统倾斜摄影后续数据整理,涉及影像分类、按规范重命名、影像按航向旋转、倾斜影像信息表录入等繁杂的工序,通常需要人工进行操作,劳动强度大,特别是针对多视角海量数据,错误率较高。该文旨在研究一种基于消费级无人机的高精度倾斜摄影区块化倾斜影像快速自动整理方法,通过程序替代人工批量实现倾斜影像视角分类、多视角影像重命名、Exif-GPS信息提取、曝光点轨迹及区块化倾斜影像信息表制作等工作,并以山东省滕州市前杨岗村高精度实景三维重建为实例,验证该方法能够极大降低人工劳动强度、缩短数据整理周期、保障数据精度,对提高基于消费级无人机倾斜摄影的实景三维建模效率具有较大的借鉴及实用价值。  相似文献   
6.
以“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和CNKI核心文献库为数据源,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从发文时间、地区分布、学科分布、研究机构、关键词共现与高被引文献等方面,总结比较了2000年以来中外犯罪地理研究进展,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趋势。结果发现:1)国内外犯罪地理发文量整体呈现持续增长态势,美国发文量首位度明显。学科分布国外较为广泛,国内相对集中,且存在较大发展空间。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网络国外较强,国内机构联系较弱,后续研究力量正处于培育发展阶段。2)不同时期国内外研究关注的热点不同:国外侧重于暴力犯罪、恐怖主义犯罪、因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等引发的多类型犯罪研究,从微观到宏观,涉及地区、国家甚至全球层面;国内聚焦于城市社区“两抢一盗”犯罪、省域拐卖儿童犯罪和毒品犯罪等类型,微观和宏观并举,实证案例研究逐渐增多。3)随着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国内外犯罪地理发展势头良好。犯罪分布模式、空间防控对策与犯罪风险模拟仍是当下较为活跃的研究议题,“3S”技术开发和大数据应用将成为犯罪地理研究的两条并行趋势线。未来需要以综合性思维审视犯罪地理环境,持续关注犯罪地理研究的潜在领域。同时,信息技术发展与计量模型应用为犯罪地理带来新契机,必须立足于当下国际社会环境,加强个人、组织和团体机构之间的研究合作,交流和分享经验成果,探索多样化的犯罪防控模式,并采取全球合作的方式应对区域所面临的犯罪挑战。  相似文献   
7.
中国COVID-19疫情时空演化与综合防控   总被引:4,自引:0,他引:4  
李钢  王皎贝  徐婷婷  高兴  金安楠  于悦 《地理学报》2020,75(11):2475-2489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仍在全球范围内蔓延,是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个人、家庭、社会乃至国家均产生深远影响。基于官方通报的病例数据及相关POI数据,综合运用数理统计与空间分析等方法,从省域、市域、县域和小区4个空间尺度探究疫情在中国的时空演化过程,进而探索疫情防控的综合机制与策略。结果表明:① 中国COVID-19疫情在时间演变上,始于大雪,盛于立春,衰于惊蛰,滞于春分,并经历早期武汉主导暴发、中期全国差异扩散、后期武汉主导衰减及末期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4个阶段,对重要事件节点响应明显;② 空间分布呈现“喇叭”状的“一核两弧多岛”格局,主要受邻近性与联系强度影响;空间演化经历“核发—群发—散发—点发”4阶段模态,各阶段核心聚集区均位于湖北省内。最后,整合中国疫情演化的影响因素及相关措施,提出针对当前疫情发展和应对未来类似挑战的人地互馈协同发展的有效对策,具体随时间表现为及时响应、统筹合作、常态防控及严防输入等,并展望未来深入探究的方向。  相似文献   
8.
陕西省COVID-19疫情时空演化与风险画像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的暴发与蔓延,给中国乃至全球带来了极大挑战,已成为社会与学界关注的痛点问题。大流行病在人群与地域的传播扩散是人类与疫情抗争的时空动态过程,值得从地理学视角展开讨论。文章以毗邻中国疫情始发省域湖北的陕西省为研究区,基于官方通报的病例数据与人工判读采集的病例详细信息及相关POI数据,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文本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重点探究确诊病例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和疫情的时空演化格局,评估重点市域的疫情风险等级。结果表明:1)陕西省确诊病例以男性居多,年龄上整体趋向中高龄化,以40~49岁人群为最;外地感染与本地感染均以由“城”作起点的迁移主导;多呈由武汉输入型病例所致的小型核心家庭群聚感染模式,而大型复合感染及特殊场所感染影响深远。2)疫情时间变化差异性显著,整体呈现波动发展、低速衰退、平稳清存3个阶段,确诊时间相对发病时间及初诊时间存在滞后性,且输入型病例多在返陕后0~3 d出现症状。3)疫情在陕西省的空间扩散呈现“远鄂单核”的结构模式,这显著区别于其他环鄂省域。陕西省COVID-19发病率空间分异显著,表现为集中于中南部的倒“T”型分布模式;市域演变呈“三足鼎立”模态;流动路径以“武汉—西安”为主,呈“一源多汇、汉入中南”的流动格局。4)重点市域西安疫情风险等级的空间分布特征表现为“一组团三小片”格局,主城区风险等级高于周边区县。  相似文献   
9.
利用田野调查和网站登记的案例资料,运用生命历程理论与模糊损失理论,从被拐卖、被收养、开始寻亲到寻亲成功这一过程揭示被拐儿童的生命轨迹变迁型态与走向,并进一步探究其影响机制。结果发现:(1)被拐儿童的生命轨迹线整体呈现波动型和平稳型两种型态,寻亲成功后,他们的生命轨迹线仍然按照各自的处境持续发生变化。(2)被拐儿童的生命轨迹变迁型态与收养家庭的优劣程度密切相关,生活在恶劣型家庭的被拐儿童的生命轨迹线波动起伏较大,生活在中间型和良好型家庭的被拐儿童生命轨迹线比较平缓。(3)在整个寻亲过程中,宏观的社会变迁对被拐儿童的生命轨迹具有非常强的形塑力,但个体能动性的诠释力也不容忽视。(4)即使生命轨迹平稳向上流动的被拐儿童,也难以抵消拐卖经历带来的不利影响,拐卖事件通过连锁反应、持久作用、交互作用与累积效应多重作用力持续影响被拐儿童的生命轨迹变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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