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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海洋陆源性污染日益严重，加强陆海统筹、联防联控治理已迫在眉睫。文章基于系统动力学（SD），构建系统仿真模型，研究不同的联防联控机制情景对浙江省海洋陆源性污染的影响效应。仿真结果表明：联防联控机制将有效减少浙江省入海陆源废水的排放，但是对GDP影响较弱；相较于维持联防联控机制的实施现状，提高排污标准、技术投入、环境治理投资总额、法律约束力等联防联控三大机制的实施强度对浙江省海洋陆源性污染的治理效应更为显著；不同联防联控机制情景的仿真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技术投入和环境治理投资总额的增加对浙江省海洋陆源性污染的治理效果最为明显。提出：制定更加严格的排污标准,控制陆源污染源头;拓宽环境治理投资和技术投入的支持渠道,提高陆源污染物净化效率;完善联防联控立法,加强联合防治监管能力,强化法律的约束力等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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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我国海洋经济和海洋生态环境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文章以浙江省防治海洋污染政策为例,基于2006—2017年我国48个沿海地区的面板数据,运用合成控制法定量评价陆海统筹防治海洋污染政策对宁波市海洋污染的影响,并对评价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省近岸海域污染防治规划》围绕陆海统筹理念制定,2013年实施后有效缓解宁波市的海洋污染,促降效应的发挥同时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和持续性,地区安慰剂和替换处理组的检验策略均证实该评价结果的稳健性。研究结果可为运用陆海统筹理念防治海洋污染提供重要的实证支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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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海岸带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心,更是发展海洋经济的前沿阵地,分析其经济与环境的协调问题有利于揭示区域经济与生态间的矛盾与差异,从而促进沿海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缓解人地资源矛盾。基于2005—2018年东海海岸带52个沿海县区城市的投入产出面板数据,利用传统DEA和超效率SBM模型评价了区域经济效率和生态效率,以TOPSIS模型分析了投入产出与生态效率的叠加特征,并以变量松弛度分析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及提出相应的改善途径。结果表明：① 东海海岸带经济效率均位于DEA效率前沿的86%以上,综合效率、经济纯技术效率、经济规模效率各年份平均值排序：上海市>福建省>浙江省。② 东海海岸带生态效率均位于DEA效率前沿的80%以上,生态效率总体上较经济效率有所下降,生态效率各年份平均值排序：上海市>福建省>浙江省。③ 生态效率变异系数增长了11.08%,内部县区间生态效率的差异性显著。东海海岸带47个县区生态效率值处于上升趋势,5个县区趋于下降。上海市、浙江省和福建省生态效率上升（MI>1）,主要受益于技术进步变化（TC>1）。④ 投入产出与生态效率的叠加类型多样化和复杂化,以“低-低-低-高”为主导类型,“高-高-高-高”“高-高-高-中”“高-高-高-低”等类型较多。⑤ 生态效率损失的影响因素具有共同性和差异性,改进方向集中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吸引国内外投资与高素质劳动力,发展以旅游、生态等为主导的第三产业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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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建减船转产背景下沿海渔户生计脆弱性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以浙江省舟山市转产渔户为研究对象,应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比较分析了不同生计方式、不同转产时期下转产渔户生计脆弱性的变化,并实证检验了影响转产渔户生计脆弱性变化的具体因素。研究表明：① 虽然转产后的渔户生计暴露性水平下降,但生计敏感性程度提高且适应能力出现显著下降,最终使转产渔户的生计脆弱性水平上升,总体生计状态表现出恶化趋势;② 不同生计方式下的转产渔户生计脆弱性变化存在差异,其中转产后从事休闲渔业的渔户生计脆弱性水平下降,其余4种生计方式下的转产渔户生计脆弱性水平均有所上升;③ 2个不同转产时期下的渔户生计脆弱性水平均上升,但2015年以前转产的渔户生计脆弱性水平增加幅度更小;④ 受教育程度、减船转产补贴、转产转业时间以及是否参加过转产技能培训对生计脆弱性变化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减船转产补贴对生计脆弱性变化的影响最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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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承载力（MCC）是判断海洋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依据。文章从压力与承压力两方面构建包含海洋经济系统、海洋生态系统和海洋社会系统的MCC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05—2014年中国沿海1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空间面板数据，运用状态空间法、Moran’s I指数和β收敛模型定量刻画MCC在中国三大海区间的空间差异及其收敛性。研究发现，一方面中国MCC常年处于超载状态，改善速度缓慢，总体不容乐观，且地理位置邻近或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地区间MCC不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另一方面，MCC在三大海区间存在空间差异性，其中东海和南海MCC较高且承载状态改善较大，黄渤海MCC较低且未见明显改善。同时，MCC空间差异处于条件收敛过程，存在MCC较落后地区的追赶效应，但收敛趋势并不稳固。其中黄渤海MCC空间差异的收敛速度最快，南海次之，东海较慢。尤为有趣的发现是条件β收敛模型报告的结果显示各控制变量对不同海区MCC变化影响的相关性和显著性不同。南海MCC变化的动因在于海洋经济规模和社会支持力度的提高；东海MCC提升速度的加快存在显著的人口红利效应；与东海和南海不同，海洋经济的发展并非黄渤海MCC变化的显著动因，同时海洋环境污染的加重会显著降低黄渤海MCC的提升速度。此外，利用效率低下使得社会支持力度的加大对黄渤海MCC的提升收效甚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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