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垩纪—第三纪界线的同位素地层学与钙质超微生物的“灾变性”灭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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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本文： | K.Perch-Nielsen,J.Mckenzie,何起祥.白垩纪—第三纪界线的同位素地层学与钙质超微生物的“灾变性”灭绝[J].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198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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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姓名： | K.Perch-Nielsen J.Mckenzie 何起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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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 |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地质研究所
(K.Perch-Nielsen，J.Mckenzie)，长春地质学院(何起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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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本文总结了八个地区白垩纪—第三纪界线的生物地层资料,试图确定一个完整的连续剖面.其中,突尼斯的艾尔·凯夫剖面出露最厚,生物地层标志也最全,包括白垩纪最顶部的Micula Prinsii带;第三纪最下部Globigerina fringa带中的“界线粘土”以及Globigerina eugubina and pseudobulloides带.根据这一分带,笔者对比了各剖面的稳定同位素地层标志.资料表明,白垩纪最晚期和第三纪最早期海洋的同位素组成,差别极大.碳同位素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海洋养分的变化,显然是全球性的,因而具有等时性.氧同位素的变化虽然也具全球性,但受古地理位置及古循环系统的局部影响.同位素地层与生物地层资料的一致性表明,第三系底部沉积物中的“白垩纪”超微化石,并非再搬运的,而是白垩纪—第三纪界线事件的幸存者,在第三纪最早期海洋中仍继续繁衍.这些孓遗种属在界线事件后几万年才发生灭绝,理应为事件造成的环境变化的结果,而不是事件本身引起的”灾变性”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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