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查询到18条相似文献，搜索用时 203 毫秒
1.
城市舒适性理论作为知识经济时代解释城市可持续发展新动力的理念,西方发达国家已有近70年的研究历史,而中国相关的研究甚少。新时期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以创新驱动城市发展已成为学界、政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而城市舒适性理论为此提供了较好的视角。论文首先从城市舒适性概念的提出及内涵探讨、理论形成、水平评价以及舒适性影响的实证研究4个方面的梳理入手,对国外城市舒适性的研究框架进行系统分析;其次,从舒适性概念引入与评价、舒适性与人才流动、舒适性与创意产业集聚、城市发展与舒适物配置4个方面系统总结国内的城市舒适性研究的前沿进展;最后,在比较国内外城市舒适性研究差异的基础上进行文献述评,从城市发展的前瞻性视角提出有必要在中国深入开展城市舒适性研究,并对如何在中国城市经济转型、人才迁移及城市规划研究中借鉴国外城市舒适性研究理念和实证经验进行了展望。 相似文献
2.
文化创意产业的地理学研究进展 总被引：6，自引：0，他引：6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人文地理学与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城市规划、经济学等学科一道对文化创意产业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这些研究涉及了很多议题。其中与地理学关系较为密切的包括：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和特征;产业的空间集聚;城市环境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关系;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方法等。由于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是新生事物,上述每一个议题都充满争议。西方地理学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并且对城市政策、文化政策领域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十分值得我国地理学界加以借鉴。针对我国国情,笔者指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发展政策,地方社会文化环境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文化、经济与地理理论的结合应当是我国地理学界当前主要关注的议题。 相似文献
3.
地方创意环境和实体空间对城市文化创意活动的影响——以北京市南锣鼓巷为例 总被引：11，自引：4，他引：7
文化创意产业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点。本文以北京南锣鼓巷的案例,展示了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自发形成的地方创意环境和实体空间对城市文化创意活动的影响。近十年来,作为老城中心休闲场所的南锣鼓巷,已经成为演员、导演、编剧和其他艺术者集中的文化创意地。质性访谈和小样本的问卷调查显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周边高等级的艺术和演出机构提供了创意活动的有力支持,有形的历史文化空间则形成创意过程的催化剂;而酒吧和咖啡店等的出现使创意人才得以聚集,其中的创意交流活动则促进创意成果的产生。本文认为,打造文化创意园区并非唯一的发展之路。是否能吸引具有创意潜质的人才,将其有机地组织并提升集体创造力,进而促进创意活动更密集地发生才是关键。 相似文献
4.
电商粉丝经济的地理格局及其影响因子探析——以抖音直播带货主播为例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直播带货是在互联网时代快速崛起的新兴电子商务业态,同时也是粉丝经济的表现形式之一,已有文献缺乏从地理学视角对粉丝经济开展研究。论文基于网络空间理论,以抖音带货主播为例,结合电子商务的影响因素及城市舒适性理论构建了影响中国带货主播空间分布的指标体系,运用区位熵、莫兰指数、冷热点分析方法,对中国带货主播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了可视化分析,通过空间回归模型探析了影响带货主播的地理因子。研究表明： ① 带货主播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集聚现象,且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以广州、杭州最为突出;② 以直播带货为例的粉丝经济正在重塑中国原有的城市等级体系,具有娱乐传媒、电商、旅游特色的城市(如长沙、金华、丽江),对带货主播有很强的吸引力,甚至超过部分一线城市;③ 通过空间回归分析发现,电商创业环境、文化旅游对粉丝经济生产者的空间分布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生活便利性与自然环境也具有重要影响;相比而言,人力资本影响较小,专利数量甚至对带货主播具有较明显的挤出效应,说明直播带货具有很强的草根性。研究为揭示粉丝经济的空间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提供了详实的实证案例,为地方政府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和制定人才引进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相似文献
5.
创意城市是当前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之一。然而，当前研究主要关注创意城市构成要素，缺少从全球尺度分析不同地区创意城市发展的异同性。本文系统梳理创意城市的概念内涵，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成员城市为基础数据，通过聚类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考察了全球创意城市的类型与空间分布特征、区域多样性以及“创意城市网络”的结构特征。研究发现：(1)全球创意城市在类型上以手工艺和民间艺术、音乐为核心主题，在空间上呈现以西欧、东北亚、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为主要集聚地的发展态势。(2)全球创意城市因受到历史文化和地理邻近等因素的影响表现出很强的区域聚类现象，全球国家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音乐媒体艺术类国家（以欧洲和加勒比海国家为主）、文学创意类国家（以印欧语系国家为主）、手工艺与民间艺术类创意国家（以古丝绸之路国家为主）、设计创意及美食类国家（以亚洲国家为主）。(3)韩国、澳大利亚、意大利、美国、中国等国家在全球创意城市网络中占据中心位置，中国创意城市数量较高，但网络中的度中心性有待进一步提升，这主要由于中国的创意城市存在较为严重的同质化现象，缺少多样化创意发展战略。 相似文献
6.
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与浙江实证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以浙江省为例,基于区位熵方法借助从业人员数据刻画文化创意产业空间格局,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与OLS模型,甄别驱动因素佐证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结果表明：① 市域尺度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区位规律不仅具有“资本空间”（杭州）集聚性,还具有“地方空间”（舟山、金华和台州）分异性;② 经济科教、政府支持、市场需求、环境、交通和地方性是重要区位因素,且不同重点行业、不同地理层级所受区位因素不尽相同;③ 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全行业区位特征主要是基础设施和管治双要素驱动型,8重点行业区位特征主要是“软因子”驱动型;④ 研究有助于提升城市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着力点与规划调控协同性。 相似文献
7.
针对以往文化产业区位特征研究中缺乏与城市功能格局有机联系的问题,以中国西部重要的文化产业集聚中心西安市为案例,采用土地利用区位商、标准差椭圆、热点分析和叠加分析等方法,分析其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及与城市功能格局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2016年西安市的文化产业布局具有较强的“空间+功能”依附性特征,其空间集聚以城市发展主轴为方向线,集中在以一类工业和科教功能为主、开发较为成熟的城市综合功能区。传统商贸业、物流业等要素集散枢纽对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影响较为显著。面向生活服务的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业的空间分布相对均衡,而面向生产服务的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业则表现出较强的产业关联导向和环境氛围导向特征。 相似文献
8.
从创意企业集聚到创意空间:理论架构与核心概念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创意产业发展既重构了大都市产业空间与文化社会空间,又促成大都市功能提升与结构优化。内城新经济研究认为大都市创意产业发展,既孕育了创意空间,又对其有高度依赖,但是对于创意空间的内涵与认知却众说纷纭。梳理国内外研究发现:(1)创意空间形成的基本路径是创意企业集聚;(2)创意空间在本质上是创意阶层与创意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形成的具有地方性和创新性文化特质的场所;(3)创意空间在现实社会中常见典型代表是创意产业园、创意产业集聚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大学城。 相似文献
9.
"人才争夺战"背景下人才流动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以中国"一流大学"毕业生为例 总被引：4，自引：2，他引：2
自2017年以来,“人才争夺战”如火如荼,城市步入以人才为核心要素的高维竞争阶段。作为人才争夺战的主要目标和人力资本的重要承载者,本文聚焦中国“一流大学”毕业生,基于2018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运用Cartogram地图呈现了毕业生的空间流动特征,并梳理政府人才政策文件构建了人才政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有向迁移模型剖析毕业生流动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就学地存在粘滞性,但区域差异显著,毕业生向一线城市集聚。② 城市吸引力水平分异明显,部分城市通过发布人才政策以补充地方经济、舒适性吸引力的不足。③ 经济维度要素与城市舒适性均能有效吸引毕业生流入,较高房价收入比会引发“挤出效应”。人才政策中,落户政策对毕业生流入起激励作用。 相似文献
10.
基于中国数字创意上市企业、新三板挂牌企业数据,运用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基尼系数、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总体呈“东密西疏”的空间结构特征,集聚与扩张共存并以集聚为主,且始终保持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多核心空间集聚形态,空间分布高度不均衡且区域重心北向迁移显著。② 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空间分布具有行业异质性,其集聚区域、集聚强度因产业特性和所有制性质不同而存在差异。③ 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的空间分异受到集聚经济、基础设施、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因素中的文化活跃度与企业家创新精神、宏观经济环境因素中的全球连通性、金融集聚水平等因素影响,具有明显“高等级城市偏好”。企业空间分异影响因素因产业特性和所有制不同存在差异。 相似文献
11.
中国城市舒适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 总被引：5，自引：0，他引：5
随着城市经济向新知识经济转型,舒适物被认为是影响高端人才移入和城市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在西方研究基础上,基于中国国情,探索性地构建了中国舒适物系统的综合指标体系,其中包括自然、文化、商业、交通、卫生和社会等6个一级指标以及34个二级指标。结合中国26个主要人口聚居城市的舒适物指标数据,对不同城市的舒适物综合指数水平进行测评;同时对测评结果的差异进行了解释分析。研究发现：① 城市舒适物综合水平呈现出比较大的差距,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明显高于中西部城市;进一步聚类分析表明,中国大城市的舒适物水平既存在差异,也存在舒适物发展上的共同特征;② 与西方城市人口普遍重视自然舒适物相反,商业舒适物和交通便利程度是影响中国城市舒适物总体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卫生服务设施、文化舒适物、商业舒适物与城市吸引力和宜居程度总体评价的相关性最高,这说明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仍以物质消费为主,而人才流动主要看重舒适物中的文化和消费设施发达程度、卫生医疗水平和交通便利程度,对自然舒适物和社会舒适物等“软”环境的重视不如西方国家;③ 中国城市舒适物结构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状态,表现为发展不均衡的结构类型。城市舒适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紧扣舒适物概念和内涵,具有操作性和延伸性,一方面根据评价结果可以判断中国大城市舒适物水平的优劣与结构特征,另一方面评价结果可用于进一步分析其与城市经济、人才、企业等变量的关系,从而完善中国转型期城市发展和增长理论。 相似文献
12.
基于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社会经济统计等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中国300个城市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基于负二项回归模型识别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中国城市高学历劳动力规模呈现级差化分异特征,其位序-规模分布符合幂函数特征,在空间上呈现集聚分布和东中西地带性分异的格局;东部沿海地区、辽中南半岛、哈长城市群及内陆省会城市是主要分布地。2）从高学历劳动力占总就业的比例看,北方资源型城市及东部沿海城市群高学历劳动力优势突出,中部和西南地区存在明显“凹陷”;从高学历劳动力和总就业劳动力耦合的结果看,相对占优型和绝对占优型两类城市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和东北的工业城市、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及内地省会城市。3）实证结果表明,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格局受城市舒适物、经济机会及城市规模带来的集聚效应共同影响。从全国层面看,经济机会、城市规模、房价主导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格局,凉爽的夏季气候、优质中学教育资源、游憩及交通资源对其也有重要影响作用。4）在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中,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均受到经济机会和舒适物的影响,但舒适物因子在各类型城市中发挥的作用差异较大。 相似文献
13.
国外城市舒适性研究综述与启示 总被引：5，自引：2，他引：3
城市发展中所关注的研究内容随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时代而变化。西方发达国家对城市舒适性的研究已经有长达70年的历史,而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开展甚少,并且对国外城市舒适性相关研究缺乏全面的认识。首先系统梳理了国外研究中关于城市舒适性的理论基础、概念、内涵,及其与人口迁移和城市发展的关系,并对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其次对国外城市舒适性研究进展进行了简要的评述和研究趋势展望,进而提出,从城市发展前瞻性的视角出发,有必要在中国深入开展城市舒适性研究,并对如何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城市经济转型研究中借鉴城市舒适性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 相似文献
14.
选取厨师创意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历年《国家名厨》入选厨师流动轨迹数据的收集,借助空间分析和网络分析等方法探究厨师创意群体的空间分布和流动网络特征,在此基础上采用岭回归分析方法揭示影响名厨在中国不同城市流动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名厨的出生地和现居地呈现差异化分布特征,不同菜系名厨均在菜系发源地周边形成一定的地域集聚,但部分菜系名厨呈现全国扩散趋势,反映地缘文化和市场因素的共同作用。2）名厨流动网络空间不均衡性明显,并且不同阶段的流动网络存在一定差异,欠发达地区人才流失现象突出,核心名厨群体表现出更高的地方“嵌入性”。3）建立在“学徒制”之上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影响名厨空间流动的最核心要素,其次是城市餐饮业、服务业和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而基础设施和文化娱乐设施等因素影响并不明显,反映厨师群体特殊的社会网络结构、工作性质和文化水平特征。 相似文献
15.
中国城市舒适性的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 总被引：2，自引：1，他引：1
舒适性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基于城市舒适性内涵构建指标体系,利用均方差决策法测算中国286个地级城市的舒适性水平,并探讨其地域分异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城市舒适性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但级差化特征明显;城市舒适性水平呈现明显的东中西地带性梯度,东部高,中西部低;集群化分布特征突出,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和珠三角为高值集聚区,低和较低等级舒适性城市趋于中西部山区、省际边缘区集中分布,形成四个连片低值集聚区。地理区位通过自然环境的地带性分异和东中西经济梯度主导着中国城市舒适性水平的整体空间格局;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舒适性水平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第三产业产值占比、旅游业接待量分别通过供给和需求作用于舒适性;公共部门就业人数对中国舒适性水平的影响为负,与预期方向不符,表明大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仍相对不足。 相似文献
16.
This paper examines two propositions in the creative-class debate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large cities. The first evaluates Richard Florida’s contention that creative workers enjoy higher level of well-being and are happier than blue-collar workers. The second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urban amenities, lifestyle, and work on creative workers’ happiness. Both propositions are analyzed in relation to China’s post-Socialist, industrial, and mining cities. Based on data from a household surve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Chinese creative workers are indeed happier in post-Socialist, or service-sector oriented, cities. However, creative work does not explain their happiness. Stable social sites that reinforce authentic experience of urban cultural amenities (e.g. the teahouse rather than modern coffeehouses, bars, and theaters) are a significant factor for creative-class happiness in post-Socialist Chinese cities. However, creative work is more likely to explain creative-class happiness in mining cities. Further, our study found that blue-collar workers report a higher level of happiness in those settings with less pronounced inter- and intra-class distinctions at the workplace—in those places where power and status are more evenly distributed. 相似文献
17.
18.
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引入时间的新维度,采用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在城市尺度上刻画流动人才居留状况的空间分布格局;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流动人才居留意愿和实际居留时长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流动人才居留意愿与实际居留时长的空间分布格局均呈现南北差异。(2)流动人才的居留意愿和实际居留时长差异明显,大量人才虽然在流入地短期居留,但多有长期居留意愿。(3)随着人才主观居留意愿和客观居留时长增加,舒适物对人才居留的影响在增加。(4)影响流动人才长期居留意愿和实际长期居留的主要因素存在较大差异,流动人才长期居留意愿更大程度上受人才自身特征影响,而实际长期居留更大程度上受流入地因素影响。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