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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权力与社会的地域重构视角系统探索了中国区域空间生产与治理的相互关系及作用机制。分析珠三角典型的“飞地经济”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地域重构过程,研究发现,首先,区域空间生产一方面依赖于政府的政策动员,另一方面企业主体的空间偏好决定了区域空间生产的结果。其次,区域治理对区域空间生产的多尺度修复是动态调整的,以资本的空间需求为导向。最后,区域空间生产与区域治理协同演进并相互促进。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区域的形成是“规划中心,市场为器”的国家治理体制在区域尺度的具体表现。现代政府治理能力的建构与对地方本位主义的路径依赖需要更深层次的激励机制与制度设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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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跨界区域不断涌现,形成以合作互利为制度基础的区域治理新主体。作为全球发展最早、规模最大、行政边界层次最为丰富也是最具代表性的跨界区域之一,欧盟跨界区域为世界各地的跨界发展与治理提供了经验范本。本文在概述欧盟跨界区域研究背景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其发展历程,指出欧盟的跨界区域发展与欧洲一体化的宏观趋势紧密相关,主要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空间导向的跨界发展萌芽期、法律导向的跨界发展成长期、经济导向的跨界发展拓展期以及制度导向的跨界发展深化期。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欧盟跨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特征,重点关注了其多层次的治理结构与稳定保障政策的形成过程与实施路径。以此为借鉴,结合笔者对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观察,本文对长三角区域跨界协同发展的政策实践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包括推动项目化的资金支持和运营制度的建立;丰富治理尺度,强化跨界组织和基层政府的治理参与;以及推动临界地区的合作发展。通过欧盟经验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实际行动的具体结合,笔者希望对长三角跨界区域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以此对我国跨界区域发展的支持机制、治理逻辑及空间落点的制度化提升有所启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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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城市区域治理的尺度重构机制研究——基于产业合作项目与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比较 总被引：2，自引：2，他引：2
珠三角作为中国东南沿海的巨型城市区域,旨在构建跨越经济社会系统的多元协同的综合一体化地区。本文以深汕特别合作区与穗莞深城际铁路两个区域合作项目为例,借鉴“新国家空间”理论,基于区域治理所面临的经济发展困境与行政治理困境,分析区域治理过程中的权力上移和下移,即省市关系调整的弹性应对策略。研究发现：区域产业合作项目中,为克服城市间合作的制度化不足的行政治理困境,省政府进行了包括资源注入、事权下放、去管制和扩大地方自主权的区域治理权力的尺度下移;区域基础设施项目中,为了解决省政府财权不足的行政治理困境,省政府进行了水平权力重组以构建综合博弈体、强制性地方事权上收和以收权导向的行政奖励的区域治理权力的尺度上移。由此,本文认为珠三角区域治理并非单向、机械的尺度建构过程,而是区域项目建设导向下,以修复行政治理困境为目标,灵活多向的尺度重配过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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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跨境经济合作区作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一种组织模式开始不断发展并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边境地区越来越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而跨境经济合作区成为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由于涉及国家主权让渡及各种要素跨越国界流动,跨境经济合作区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其建设进展相对较慢。通过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的案例分析,深入探讨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难题、形成机制及突破路径。研究认为,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面临典型的“尺度困境”,其困境大小主要取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国内多尺度治理协调程度及边境双边治理结构匹配程度等3个维度。跨境经济合作区作为多尺度汇聚的边境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降低跨境合作边界屏蔽效应的关键,而其治理需要从国家到地方多尺度的紧密合作以及边境双边的制度对接。打破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尺度困境”需要边境双边协同治理,国家尺度较完善的制度安排,或给予地方较大的自主权限,同时要加强跨境基础设施建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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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产业结构演化的路径突破 总被引：7，自引：4，他引：3
在经济转型新阶段,如何突破已有资源条件的束缚,创造新的产业发展路径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突破口。路径依赖和路径突破是区域创造产业发展路径的两种途径,已有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证实区域生产结构的演化依赖地区已有生产能力,是一种路径依赖的结果,而谁是突破区域现有生产能力实现新路径创造的开拓者却尚未得知。本文基于1999-2012年中国337个地级城市的424个四位数产业数据,沿用Hidalgo等人对生产能力的定义,研究中国产业演化过程中路径突破的可能,结果发现：地区新产业的进入以及已有产业的退出有助于地区突破对原有生产结构的依赖,是区域产业发展新路径的创造者。政府补贴一方面有利于地区现有生产能力的提升,增强地区路径依赖趋势;另一方面可为地区带来新的路径,实现路径突破并为区域创造新的发展机会。此外,政府补贴影响产业演化路径选择的效用受地方财政能力限制,并在空间上存在显著差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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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贸易产品空间路径演化 总被引：30，自引：11，他引：19
地区经济发展与其生产结构紧密相联。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地区生产结构的演化受技术关联的影响,是一个路径依赖过程;一些研究也认为产业和区域政策等因素可能创造新路径,实现路径突破。本文沿用Hidalgo等定义的贸易产品空间方法,基于2001-2013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产品贸易数据,对中国出口产品空间（Product Space）的演化路径进行探讨。结果发现：中国四大区域—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出口产品经历了较为明显的结构转型,不同区域的转型方向与路径各异。在2001-2007年间,四大区域的出口产品空间演化受到技术关联的显著影响,体现为路径依赖的过程。在2008-2013年间,东部、中部与东北地区的产品空间演化仍受技术关联的影响,而西部地区则更多受到产业和区域政策的推动,体现了路径突破的演化过程。本文研究启示,虽然中国区域生产结构演化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现有区域能力、技术和知识积累,但是区域性制度政策创新可以突破原有路径,为区域发展创造新的机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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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产业发展演化：路径依赖还是路径创造? 总被引：9，自引：2，他引：7
区域发展是区域产业不断演化、转型与升级的过程。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演化经济地理学旨在通过分析企业进入、成长、衰退和退出等动态过程阐释企业、产业、集群、网络、城市和区域的空间演化,认为区域产业发展演化遵循路径依赖,并决定于产业技术关联。然而路径依赖式演化理论过于强调内生发展过程,忽视了外生因素和制度变革带来的路径创造机会。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区域产业结构变动剧烈。技术关联推动了区域产业演化,显示中国区域产业演化具有路径依赖性,同时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的经济转型过程为区域产业发展创造了新路径。外部联系、制度安排、行为主体的战略性行为等促进了路径创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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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地区发展是新时期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热门议题,其产业演化深受地缘政治、国家和区域政策、本地发展、跨境交流等多元要素影响。本文在借鉴演化经济地理中制度演化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构建了开放发展视角下边境地区制度与产业协同演化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该分析框架剖析了边境地区制度与产业演化的动态过程、行为主体逻辑和开放发展的演化过程。本文选取了中老边境门户城市——云南西双版纳的勐腊作为案例区域,揭示了其不同阶段开放导向下制度与产业协同演化的四个模式,即层叠、转化、转变和替代。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深化开放导向下的“制度转化”与“良性层叠”将进一步强化勐腊在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合作节点地位。这种双向开放导向下的边境地区多重制度与产业协同演化路径模式,有助于深化和丰富边境地区、区域产业演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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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下,尺度重组已成为中国调控空间发展的重要跨界治理手段,以实现吸引资本流动、培育区域经济发展动能的目的。同城化地区作为一种城市区域尺度,其跨界治理机制逐渐成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议题。文章以国内同城化进程相对成熟的广佛同城为例,从尺度重组的视角探讨其跨界治理演变,研究发现广佛同城化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尺度重组：从“行政区”尺度到以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为代表的“功能区”尺度。新阶段治理机制在治理主体上增加了功能平台管委会和市场主体,强化以功能区为引导、以全周期为理念的规划建设运营机制,在激励机制上转向政策争取与制度红利共享,可视为广佛原有治理机制的经验保留和渐进式改革。广佛为适应不同阶段发展运用尺度重组策略推进治理创新的探索,能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其他都市圈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提供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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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的测度及评估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在充分理解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科学内涵的基础上,从产业协同创新、环境协同治理、服务协同共享和制度协同安排4个维度构建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流”空间、大数据、网络分析和联锁网络模型等理论与方法,对城市之间的相互关系、流动性、连通性和边界效应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1）城市之间的资本流动集中在广深之间,城市之间的知识流动集中在香港、广州和深圳之间;澳门、珠海、中山和江门等城市之间的环境协同治理水平更高,深莞惠和广佛等城市之间的环境协同治理水平稍差;广佛、广深、深莞等城市之间交通、通信、物流和银行等基础设施的服务协同共享水平更高;香港和澳门在跨境区域协同方面具有制度优势。2）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表现最优的是广州与深圳、广州与佛山、深圳与东莞、香港与深圳;同时,广州与东莞、深圳与佛山呈现联动趋势。虽然去边界化趋势明显,城市间流动性增强,但是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总体不高。3）广州和深圳两座中心城市的协同能力最强,香港和澳门两座国际化城市的协同能力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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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型科研基础设施共享的区域创新网络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总被引：2，自引：1，他引：1
在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创新在区域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网络化创新模式成为当下创新的主流模式之一。基于创新网络视角,利用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大数据,对山东省创新网络的空间特征和主体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山东省创新网络在形态上呈现出以济南为创新核心辐射带动济宁和淄博等周边边缘城市发展,同时形成东部青岛、威海和烟台作为创新次级核心集中连片发展的空间格局。然而,创新网络的形态核心节点与功能核心节点存在错位,从网络关联的角度出发,山东省区域创新网络节点存在核心、次核心、地方核心、外围4个层级,济南、济宁、淄博、潍坊中心地位明显,并且各级节点数量规模呈现金字塔格局,等级结构完善。网络联系强度最大的主要是济南市向周边辐射的联系,区域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基本确立,存在综合创新模式、异质创新模式、根植创新模式和孤立创新模式四种创新网络模式。通过QAP模型分析表明,行政、交通等因素使得创新合作更倾向于发生在与省会城市之间以及地理接壤、交通条件优越的城市之间。最后,基于研究基础,对山东省创新网络优化、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区域产业发展等提出发展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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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生态补偿是中国跨区域生态治理和自然区域保护的一项重要经济、社会、环境政策,涉及区域利益主体权益差异与协调、区域生态协同发展和合作模式构建等方面,是一个典型的地理学研究命题。本文将制度粘性引入到尺度政治理论中,剖析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府主体的博弈行为,探究不同政府主体的博弈特征和博弈机制。结果表明: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级政府等不同层级政府主体经历了竞争博弈、合作博弈和竞合博弈3个阶段,构建政府利益共同体能够推进流域生态补偿建设,中央政府的“适度介入”是开展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流域生态补偿制度从“垂直”模式向“垂直—水平”模式的变迁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制度粘性,政府主体利用政策革新和社会参与等制度约束稀释制度粘性,重塑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尺度转换是推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的核心机制,政府主体通过重新分配权力和资本、嵌入非正式约束塑造流域生态补偿话语体系,推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由“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结构模式的转变。研究结果能够为构建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提供理论支撑,为合理评价和指导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促进流域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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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级治理视角下跨界地区合作模式探究——以广佛为例 总被引：3，自引：1，他引：2
基于多层级治理的视角,以广州、佛山两市为研究地区,通过深入访谈、文献资料分析等方法,从宏观政策尺度和微观项目尺度分别对广佛两市及其所辖的区、街镇不同层级政府在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过程中,跨界地区合作模式制度建构及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出于行政压力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地级市政府的角色出现了新的变化,水平联系显著增强,促成了跨界地区合作在制度建构方面的新进展,形成了“以项目库为载体的地级市单一合作模式”。研究发现,这种新的合作模式有助于将不同城市的诉求表达程序化,可以协调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督办项目的进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可监督性;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受限于行政管理体制,目前的跨界合作集中在地级市单一层级,区及镇街政府缺乏直接合作的平台;合作平台不能全天候运作;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难以持续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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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湾区治理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文章构建包括权力结构、法律结构和社会资本结构3个维度的湾区治理制度环境比较研究框架,运用文本/桌面分析法,系统总结了大湾区与旧金山和东京湾区的治理框架,比较分析了3个湾区治理的制度环境;研究认为,湾区治理的模式特征及其效果与由权力结构、法律结构和社会资本结构构成的制度环境密切相关;权力结构影响着治理的灵活弹性,粤港澳大湾区权力结构呈现非对称和碎片化特征,总体较为封闭集中,导致治理模式单一,始终以政府为主导;法律结构影响着治理的交易成本,粤港澳大湾区尚未形成统一高效的法律体系结构,导致治理过程中的交易成本较高;社会资本结构影响着治理的多元参与和湾区凝聚力,粤港澳大湾区正向社会资本相对薄弱,多元参与治理不足,湾区自下而上的凝聚力不强。最后建议大湾区治理宜从权力、法律和社会资本结构入手,探索三地各自优势下的制度空间灵活重构;在制度环境建设中,引导非政府主体稳定有序参与治理,以提升大湾区凝聚力;在保证中央和省政府的权威方针基础上,适时探索大湾区地方政府的放权自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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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城市制造业企业区位调整与苏南模式重组 总被引：1，自引：3，他引：1
苏南地域广阔,区域和城市发展路径多样。较多研究关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和省级开发区发展带来的苏南模式创新,但是城市化对苏南模式重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基于企业数据的空间分析以及企业访谈和问卷调查资料,从制造业企业进入和退出的角度,考察无锡市南长区在从乡镇企业典型发育地区(郊区)转变为城区过程中的产业升级和空间格局调整过程。研究表明:南长区制造业经历了产权重组、结构重组和空间重组三个过程,呈现出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为主、空间上高度集中等城市化特征。政府表现出明显的"企业化"倾向,与传统苏南模式中直接介入企业经营不同,地方政府通过规划调控以及开发区建设、税收等金融刺激政策和措施影响企业区位行为,从而推动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空间再集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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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型企业的区位选择、转移及其驱动机制研究是环境经济地理研究的热点话题。现有文献从正式制度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对污染型企业进入退出、空间分布和产业转移的影响,相对忽视了地方社会资本如公众环保意识、企业环境责任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对污染型企业区位选择的作用机制。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以及城市统计年鉴等数据资料,从社会规范、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三方面构建中国城市尺度社会资本,利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探讨了社会资本与环境规制对中国污染型企业退出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环境规制对污染型企业退出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② 公众环保意识、企业环境责任作为社会规范因素,对污染型企业生存构成了外部非正式环境压力;但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并没有直接促进污染型企业退出。③ 社会资本在强环境规制地区中的交互作用显著,能够形成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良好互动。本研究从社会资本这一非正式制度的视角理解污染型企业退出的影响机制,不仅是对正式制度层面环境规制研究的补充,同时也对污染型企业的区位选择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具有借鉴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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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区域”主义下的中国区域治理模式重构——珠三角城际铁路的实证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中国的区域治理模式长期以来呈现出阶段性演化的特征。特别是近些年,传统省-市分层设权的权力组织关系被动态的、反复连续性的博弈所取代。本研究借助政治经济学与人文地理学关于“国家空间再中心化”及组织社会学者的“行政发包制”理论,立足区域基础设施项目,即“珠三角城际铁路网”展开实证,系统分析其规划、建设及运营过程。并聚焦其中的事权与财权动态演变过程,解析省政府的角色定位和省市关系的演变等两大关键问题,揭示中国城市区域治理重构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一方面,省政府的角色定位由“分包商”和“协调者”逐渐转变为协调与发展并重的新角色定位;同时,省市关系由结构化的“行政发包”转化为多轮协商的动态博弈连续体。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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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规划政策在中国五年计划/规划体系中的演变 总被引：4，自引：0，他引：4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规划对调节中国区域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自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尤其是随着市场化改革和权力下放,中国政治经济背景发生了重要变化,客观需要五年计划/规划体系中的规划内容做出相应调整。本文分析了空间规划元素在中国五年规划体系中从无到有、不断丰富完善的演变特点及其机制,同时指出了五年规划对空间发展作用的变迁:① 初期,并无空间规划,空间发展只是部门工业项目布局的结果;② 改革开放之后一段时期,空间规划的形式主要体现在划定特殊的政策区域和空间分类引导;③“十一五”规划以来,空间规划则以空间分类引导与约束并举的形式出现。通过构建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空间发展状态所引起的规划反馈3 个维度的分析框架,着重探讨了五年规划体系中空间规划元素的变迁机制。“十一五”以来重点加强和改善了空间规划内容,其目的是使经济规划与空间规划的结合更加紧密,以克服中国当前空间管治的各种困境。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