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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内部研发密集型制造业的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模式——以北京、上海为例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对北京和上海研发密集型制造业空间分布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其区位选择模式差异。研究发现,北京企业集中分布特征明显,热点区主要位于核心城区及近郊的少数地区,并形成以中关村-上地为中心的集聚格局;上海企业表现为集中与扩散并存,热点区在郊环线以里区域零散布局,并形成以漕河泾和张江为双核的联动共生集聚格局;北京和上海企业均存在开发区和交通指向性以及路径依赖,与此同时,上海企业还具有学研机构和老工业区指向性以及郊区化现象,北京企业则出现逆郊区化。研发密集型制造业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形成以开发区为空间载体的“紧凑型-中心性”模式和以开发区、学研机构和老工业区为多元空间载体的“离散型-郊区化”模式。不同行业企业基本符合总体特征,但又呈现一定的特殊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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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研发产业的空间集聚与影响因素分析 总被引：5，自引：1，他引：4
利用统计数据考察日本国内3302家R&D企业的空间分布和集聚现象,发现日本的R&D企业高度集中在三大都市:东京都、大阪府和名古屋市;东京都的R&D企业多属于接近公司总部型,名古屋市的R&D企业则多属于接近工厂型,大阪府的R&D企业则介于总部型+工厂型之间。三大都市的研发产业结构与当地的优势行业基本一致。本文结合美、欧、日等国家关于产业集聚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概括总结了日本研发产业集聚的时空过程、驱动力量和影响因素。经济发展周期和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日本研发产业集聚的形成。而在日本研发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政策驱动和市场驱动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政策尤其是政府在营建产学合作网络以及区域创新环境方面,极大地激励了日本研发产业的集聚和发展,以大型企业为代表的企业研发机构成为近年来日本研发产业集聚的重要力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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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县域可达性区域划分及其与人口分布的关系 总被引：31，自引：5，他引：26
可达性空间划分是交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分析其与人口布局的关系,对当下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借助GIS 软件平台,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全国县 (市、区) 域单元的空间可达性并进行区域划分,进而探讨中国大区域交通可达性与人口分布的关系,揭示不同交通条件和不同区域类型中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内在机制,为区域规划、交通规划和中国人口配置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①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可以实现空间可达性概念从定性描述转向定量计算的精确转换;②中国县域可达性以低值为主,具有圈层状和"反自然梯度"空间结构,"黑河-腾冲"线为明显分界线;③中国大陆分为3大区:可达性高值区、可达性中值区、可达性低值区。可达性中值区又可分为东南诸省亚区、陕甘宁晋亚区、吉林亚区;可达性低值区分为云川渝亚区、蒙黑亚区、新疆亚区、青藏亚区;④国家区域范围内县域可达性与人口密度具有明显的相关性,2.5小时圈是目前中国可达性与人口集聚产生作用的最远距离;中国县域可达性越高的区域,可达性对人口集聚产生作用圈就越大,而可达性值与人口数量的相关性越小,说明交通条件对落后地区人口集聚所起到的作用远远大于发达地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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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镇化发展趋势的中国交通网战略布局 总被引：2，自引：1，他引：1
以世界城市化新趋势和日本高速交通网与京阪都市圈联结带建设为参照系,分析了中国城镇化和城镇体系变化新趋势,重点论述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面向集聚性发展的交通基础设施战略布局问题。世界城市化正表现为3个特征,它们是：全球城市和全球城市-区域发展,都市圈再繁荣,城市巨型化和巨型区出现。日本三大都市圈呈现两极分化发展,在围绕产业发展实施东京首都圈功能重组的同时,通过编制和实施新的国土发展计划,集中建设京阪都市圈联结带世界超级巨型区。2018年中国人口迈过峰值进入下降通道,然而国家城镇化进程还处在加速期,未来国家城镇体系将从现在的“三纵两横”发展为“四纵五横”发展轴。从整体上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尽管与之配套的基础设施需求进入平台阶段,但在国家战略地带和潜力增长区以及由于新技术发展还会让以大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异彩纷呈。在未来一段时间,首先国家战略地带交通网需要加密布局,例如发展长江经济带大通道、长江三角洲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区扇形网、粤港澳大湾区陆上通道、环首都京津冀城市群交通网;其次需要超前规划布局无人驾驶高速公路,如上海-苏州无人驾驶高速公路、粤港澳大湾区内地无人驾驶高速公路和北京冬奥会无人驾驶高速公路;同时,重视补齐交通基础设施拉动潜力增长区发展,尤其应关注东北地区东、西高速通道、山东外向高速交通互联互通和东北-山东互联互通。此外,乌鲁木齐-喀什、银川-兰州-西宁、西宁-成都、重庆-贵阳-南宁-钦州、成都-拉萨、昆明-保山、银川-西安-武汉-南昌-福州-台北、合肥-南昌-赣州-广州等重要交通线规划布局也非常重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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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韩国在华研发投资的比较分析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日、韩在华研发投资动机、区位选择与在华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关联性.日本在华研发投资动机由早期的生产支撑型向复合型(资源寻求+战略驱动+技术换市场型)过渡.韩国企业在华研发投资动机则偏重市场导向型+政策引致型.日本企业重视和中国高校合作的研发模式;韩国企业则与我国本土企业联合研发形式较多.在空间分布上两国充分发挥自身的地缘优势,高度聚集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和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地区.韩国在华研发机构呈点状布局、尚处于初级阶段,日本在华研发投资已经形成较大规模,研发机构分布于中国主要大中城市.此外,与制造业直接投资不同,两国在华研发投资并没有出现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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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沪渝创新型城区研发产业集群研究 总被引：4，自引：0，他引：4
依据统计数据考察京、津、沪、渝创新型城区内6477 家研发企业的空间分布和集群模式,发现四个直辖市的研发产业高度集中在北京的海淀区、天津的滨海新区、上海的杨浦区和重庆的沙坪坝区。其中,海淀区、杨浦区和沙坪坝区都位于中心城区,拥有较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同时区内众多的高校和研究所也提供了优越的知识溢出环境,在市场和资源这2 个重要的"内生条件"下,空间集聚模式属于内生型集群型。依据发展阶段的不同,其内生型研发产业集群模式可分成3 个阶段,即初级阶段的"沙坪坝区单极增长模式"、中期阶段的"杨浦区多核协同模式"和成熟阶段的"海淀区簇团网络模式"。滨海新区则表现为"卫星平台模式"的空间形态和结构。知识溢出和产业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上述研发产业集群的形成,同时政策驱动和城市规划起到了重要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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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单项指标估测,分析了首都圈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及其限制性,提出了人口空间分布优化策略。首都圈水资源及建设用地生态适宜量限制了人口承载能力,京津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已基本达到饱和,环京津的冀东、冀中地区承载潜力还较大,冀北地区应紧缩开发空间而拓展生态空间。首都圈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及人口发展战略分区为：首都圈北部生态屏障建设区,人口限制发展;中部都市功能优化区,人口控制增长;东部人口产业沿海集聚区,人口鼓励增长;南部绿色空间优化区,人口适度增长。首都圈的健康发展,应实施差异化的土地利用及人口发展政策,整体提升人口承载力,并加大区域统筹力度,科学、合理地引导人口的空间分流和聚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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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微观视角,深入分析了全球前30强生物医药企业的价值链不同环节在华布局特征及各环节间的空间分工模式。研究结果表明:(1)从整体上看,绝大多数企业集中在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三大区域,其中总部和研发中心都集中在北京和上海,制造基地则散布在三大经济区内。(2)从区域内部价值链分工看,长三角、京津冀的价值链分工体系较为成熟,珠三角仍处于利用其成本优势吸引制造基地布局阶段。(3)在华跨国生物医药企业内部"研发中心"与"制造基地"的分工存在跨区域、同区域跨城市和城市内部3种模式,在华投资的路径可以分为"先制造后总部研发"的制造先行模式和"先总部后制造研发"的总部先行模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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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珠三角盆地和日本关东盆地平地人口密度对比研究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人口向珠三角盆地聚集,不断增加的人口负荷给区域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压力,也给珠三角盆地国土承载力带来挑战。以中国珠三角盆地和日本关东盆地作为研究区,选取2地2000和2010年普查人口和国土面积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和对比,认为用可居住的平地人口密度才能真实反映区域人口压力状况。研究结果表明,日本关东盆地人口增长率从1995年开始已降到0.5%,人口承载力接近饱和。以人口承载力接近饱和的日本关东盆地为参考对象,对比中国珠三角盆地和日本关东盆地的平地人口密度,2000年时中国珠三角盆地的平地人口密度低于日本关东盆地,珠三角盆地还有一定吸纳人口的能力;2010年时中国珠三角盆地的平地人口密度已超过日本关东盆地,其人口规模已经接近其国土承载力极限,进一步集聚人口的能力已经非常有限。依靠人口集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势在必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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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焕庸线”的稳定性及其两侧人口集疏模式差异 总被引：20，自引：10，他引：10
"胡焕庸线"是反映中国人地关系的重要地理发现之一。在当今中国经济社会背景下,"胡焕庸线"所表达地理意义及其对城镇化发展的指导作用受到广泛关注。在GIS的支持下,构建了改革开放以来4次人口普查的县级空间数据库,提出人口时空扩张的识别方法,对"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数量、集疏格局进行统计、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胡焕庸线"两侧人口数量94:6的大数一直相对稳定,但东南半壁人口持续微减、西北半壁人口持续微增。得益于较高的自然增长率,西北半壁具有较高的人口增长速度。2"胡焕庸线"两侧呈现出迥然不同的人口集疏模式。东南半壁人口集中化程度提升较快,负增长区在"秦岭—淮河"以南、东北等地区大面积扩张、人口正增长优势逐步极化到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等少数地区,呈现"马太效应"式的集疏模式。主要是由于东南半壁内部区域经济差异及快速城镇化带来的剧烈人口流动。3西北半壁则呈现"相对均势"的人口集疏模式,多数地区的人口普遍表现为正增长,但是空间分布广袤、增长不集中,人口集中化程度提升缓慢。主要是由于少数民族"多分散、少聚居"造成了自然增长优势的不集中。然而均势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同样存在一定的负增长区,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和"新欧亚大陆桥"两条带上。4未来时期,"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分布及集疏格局将进一步演化,东南半壁应关注内陆腹地及中小城镇对人口的吸纳作用,西北半壁应关注将分散的人口增长优势向少数城镇进行集聚,以期为人口地理学研究以及城镇化发展提供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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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广东韶关粤台农业合作试验区兰花种植业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及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台湾兰花技术扩散的社会网络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 兰花技术扩散网络呈多核心结构,台商兰场、大学与科研机构、农民合作组织等扩散主体处于网络的核心位置并有效加强了兰场间的交流与合作。② 兰花技术扩散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明显,其派系结构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地域空间限制,在“宗族家族扩散网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功能性扩散网络”。③ 兰花技术扩散网络的形成和变迁受试验区特殊的地域文化、各扩散主体及政府、市场等因素共同作用的驱动,符合演化经济地理学和关系经济地理学理论,存在一定“路径依赖”的同时,亦实现了“路径创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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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革和制度文化制约下的“多尺度嵌入”——以缅甸莱比塘铜矿项目为例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加速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而对于这些“走出去”的企业而言,往往面临着东道国社会环境及治理结构变革、制度制约、文化冲突等多重挑战。此前经济地理学提出的“主动嵌入”和“被动嵌入”,并不能完全解释“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所呈现的“外资”与东道国治理结构、地方制度文化环境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关系。本研究构建了“全球-国家-地方”多尺度嵌入的分析框架,以缅甸莱比塘铜矿为例,阐释企业如何通过多样化制度创新,顺应东道国的社会变革,突破制度和文化的制约,从而取得政府、企业、当地社区“多赢”局面的合作模式,从而从新的视角理解制度的多尺度性和尺度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发现：尺度要素之间存在耦合关联作用,且作用模式有不同的组合,同时多个尺度要素的嵌入和影响过程也存在时序效应。最后,结合莱比塘案例,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出了政策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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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采用贝叶斯统计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探讨两个间差异规律。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两个城市群的建设用地均呈现快速扩张的态势,增长速度均在2000—2005年达到峰值,对应的净增长率分别为36.6%和31.1%。(2)两个城市群城市扩张空间演化过程差异显著,长三角城市群建设用地扩张表现为“点—轴—波式循环”模式,空间异质性较高,出现多个城市扩张热点区域;而中原城市群表现为“点—轴—网”模式,地区间扩张差异较小,温点扩张区域居多。(3)影响两个城市群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和居民收入。从影响程度大小的区域对比来看,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居民收入对长三角城市群的影响程度高,人口规模对中原城市群的影响程度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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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文化产业空间分布特征 总被引：11，自引：5，他引：6
研究文化产业的空间分布特征有利于了解本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对引导产业发展有重要意义。以西安市文化产业为例,通过空间点模式分析,利用L函数得出西安市十个区域文化产业的集中指数,结合西安市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将研究区域分为:核心区、潜力发展区和分散区。通过地理集中度分析和核密度图,得出结论:①现阶段西安市文化产业的空间分布整体上是南密北疏的格局,并呈现以内城为中心的集中态势,集中模式以自下而上型为主,各区域的集中呈现不平衡状态;②影响各区域产业分布的因素包括:资源禀赋,区域职能,相关及支持性机构,政府政策;③产业空间分布的研究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有重要影响;④西安市文化产业分布具有动态变化性特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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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创新“二分法”的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网络研究 总被引：3，自引：3，他引：0
从创新“二分法”的研究视角出发,研究知识学习（STI）和经验学习（DUI）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网络构建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从网络结构看,DUI是装备制造业创新结网的主要方式,产业伙伴比知识伙伴更重要。② 从空间尺度看,STI和DUI的区域合作均重于本地合作;国家层面是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合作的最佳空间尺度。③ 从环境需求看,优化本地创新资源并不能有效增强网络创新能力。研究指出,培育DUI创新绝对优势、重视区域创新协同合作、推动符合产业创新特点的环境建设与制度安排将有助于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能力提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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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研究述评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中资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服务于中国"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两大政策方针,是重要的地理学研究前沿。本文系统评述了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定义、理论基础、研究内容、数据和方法,发现基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实践建立起的经典理论还不足以解释中资企业行为。相比于快速发展的中资企业跨国研发活动行为,现有的实证研究存在着研究视角、内容和方法的局限,未来应发扬地理学多尺度研究的优势,综合分析企业研发国际化与区域发展的互动机制;发扬地理学重视区域差异的优势,开展在"一带一路"国家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异质性研究;发扬地理学重视实地调研的优势,综合多种方法和数据的相互印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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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尺度视角下长株潭城市群工业旅游空间布局及联动模式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采用最邻近指数、泰森多边形、核密度估计、缓冲区分析等方法,基于城市群、县（市）、地区等多尺度对长株潭城市群不同类型工业旅游的空间布局特征及联动模式进行系统研究。结果表明：① 长株潭城市群工业旅游可划分为工业旅游示范点、工业遗产和工业区等3种类型,空间分布上均呈现为集聚态势,且总体集聚程度较强,具体表现为：工业旅游示范点>工业遗产>工业区。② 工业旅游形成“中心集聚?外围分散”的空间布局,分布密度由城市群中部向周边递减,中心城市向县、县级市递减。③ 从多尺度视角来看,工业旅游空间布局在城市群尺度上呈“团状”,县市尺度上呈“孤岛状”,地区尺度呈“块斑状”。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工业旅游的点?轴联动、集聚联动和一体化联动模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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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数据和零断尾负二项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1998—2015年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时空格局特征,并从东道国角度分析影响其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中国新建海外R&D机构数量快速扩张;海外R&D投资区域分布广泛,呈现分散和集聚并存的特征;以华为为例分析了典型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的空间布局特征,认为目前华为海外R&D投资呈现集中布局在欧洲,零散分布在亚洲、美洲、非洲的空间特征,主要是由其以全球技术升级和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等R&D国际化的战略动机所决定。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R&D投资的影响因素有共同点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① 现阶段东道国的R&D需求不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其进行R&D投资的主要因素;② 代表中国与东道国经济往来密切程度的关联要素是影响中国企业R&D投资的重要决策因素;③ 发达国家吸引中国企业对其进行R&D投资主要是因其创新能力强、R&D资源数量多,而政策及制度供给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进行R&D投资的主要因素;④ 地理距离对中国企业R&D“走出去”的阻碍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发展中国家的R&D投资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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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地方背景下东道国企业研发行为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技术溢出视角的广州市本土制造企业微观实证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以广州市本土制造企业为例,通过半结构式问卷及有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从企业微观尺度阐明全球-地方背景下本土企业研发行为的演变,从技术联系、生产联系及劳动力联系3个方面探究跨国资本技术溢出对本土企业研发行为演变的影响与机制。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本土企业研发行为经历由技术依赖型向自主研发主导下兼有研发内部化与国际化扩张的模式转变。跨国与本土企业技术差距减小、更紧密地嵌入全球产业链、劳动力从跨国向本土企业流动均显著提升本土企业的自主研发强度,国际技术采购则具有显著的负效应。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