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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思考 总被引：4，自引：0，他引：4
基于对全球创新格局与趋势的探讨,以及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内涵与特性的解读,剖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当前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所具备的优势与面临的挑战,并对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出几点战略性的思考。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处于整体迈进知识经济时期,创新要素在地理空间上高度集聚,创新生态条件不断完善,创新全球化的影响在区域内初显,拥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市场对创新的需求极为可观,基本具备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条件。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由于粤港澳一体化的制度障碍以及巨大的区域内部差距,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发展还存在创新要素聚而不联、创新要素流动不畅、体制机制转换对接困难、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现实挑战。在充分发挥粤港澳互补优势、补齐短板的基础上,粤港澳大湾区应立足源头创新,将建设国际产业创新策源地作为立区之本;实施产业驱动,将建设国际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核心功能;推进制度创新,将建设协同创新示范区作为关键突破。以源头创新促产业创新,以制度改革推协同创新,最终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协同与一体化融合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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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创新集聚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总被引：4，自引：2，他引：2
《地理研究》2017,(12)
创新对邻近性的高度依赖使得创新活动在城市层面最为活跃和丰富,但由于城市内部创新数据的缺乏,大多数的创新研究都停留在国家和区域尺度,而城市内部创新活动研究一直难以获取。利用北京市乡镇街道层面的专利数据,深入分析了城市内部创新集聚的空间特征、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北京市的创新活动高度集聚并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在市域内形成了中关村—上地、望京、CBD、金融街、亦庄经济技术开区、丰台科技城6个创新集群。(2)城市内部创新集聚的空间分布主要受创新投入和创新环境两类因素的影响。企业、大学与研究机构的研发投入是影响本地创新产出的重要因素,地区的科技服务水平、产业多样化程度、制造业基础、大公司比例等创新环境因素也对本地的创新集聚有重要影响。(3)创新投入和创新环境对创新集聚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企业、大学与研究机构的研发投入、地区科技服务业水平和产业多样化水平的提高都会促进周边地区的创新产出。其中,企业研发投入和地区产业多样性水平比大学和研究机构研发投入、地区科技服务业的空间溢出范围更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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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是推进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典型示范,对引领文旅产业发展、释放夜间消费潜力具有重要意义。采用GIS空间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中国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格局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呈现“东密西疏、南多北少”的集聚型分布态势,“环城、亲水、傍景”布局特征明显,“一主、两副、多微核”的空间形态显著。（2）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分布的空间正相关性明显,呈现“东热西冷”圈层式递减的空间分异格局。（3）类型结构上,遗址遗迹类分布在历史文化悠久地区,风土民俗类集聚在少数民族地区,产业主题类空间分布广泛,风景名胜类分布较为均衡,文旅商综合类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地区。（4）地形、河流和气候是影响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分布的基础要素,人口素质、客运能力、产业发展和政策支持是影响其分布的关键因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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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粤港澳大湾区的珞珈一号辐射亮度数据和高精度土地类型数据融合,在区县级行政区划上构建分区逐步回归模型,获得大湾区2020年500 m人口格网数据并进行精度验证,从人口数量和密度、空间方向性和空间集聚分散等角度分析2020年人口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珞珈一号夜光遥感数据与土地类型数据的融合提高了人口空间化精度;2）大湾区人口数量与密度具有高度协同的空间分布关系,存在五大人口集聚区,分别是广州天河、越秀、海珠、荔湾和白云西南部组成的集聚区;东莞内部环形集聚区;深圳西、中和北部集聚区;港澳集聚区和肇庆端州集聚区,边缘城市人口稀疏;3）人口分布沿广州—东莞—深圳—香港方向性显著,说明经济水平是影响人口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4）人口集聚特征明显,68%的人口分布聚集在27.64%空间范围内,人口热点区位于东莞、深圳和香港一带,冷点区域主要分布在肇庆和江门内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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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速交通技术和移动基础设施的迅速发展,城市创新活动已经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理空间,在网络空间中彼此远离但有着较强经济活动关联的城市之间是否也可以实现协同创新,目前仍缺乏经验证据。基于2001—2016年中国289个地级市宏观面板数据和微观层面上市公司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工具变量法以及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定量研究了集聚外部性与网络外部性对于城市创新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创新要素依旧存在着向头部企业和中心城市集中的趋势,且正是这种集中所带来的集聚外部性促进了城市的创新发展;城市可通过融入经济关联网络,借助于网络外部性来提高自身创新水平;就集聚外部性与网络外部性促进城市创新发展的传导机制来看,虽然政府科教支出水平、城市基础设施状况以及高铁网络的建设是集聚外部性与网络外部性发挥的重要条件,但经济活动密度的提升所带来的集聚外部性还可以强化网络外部性所带来的创新效应,而外商直接投资活动所分享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则帮助网络外部性突破了地理空间的限制。因此,政府在探索城市创新发展路径的过程中,就无需囿于创新要素的空间集聚这一条路径,积极融入城市群内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凭借网络外部性所分享的新知识与新技术,同样也能实现创新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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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政策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六市为例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外商直接投资（FDI）企业按知识基础类型可分为解析型、合成型和象征型,从政策工具维度对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六市2007—2016年的创新政策进行文本分析,以创新政策强度和创新政策协同度两个指标量化评估珠三角核心区六市创新政策环境,利用多项式逻辑回归模型识别和检验创新政策环境对异质性知识基础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珠三角核心区六市创新政策环境时空分异显著,以2010年为时间节点创新政策强度显著提升而协同度明显降低,创新政策强度与协同度均呈楔形空间结构但二者空间异构明显;② 创新政策强度和创新政策协同度对FDI区位选择皆有显著的正效应,且随着创新政策协同度的提升区域更有可能成为解析型和合成型FDI区位选择的对象;③ 政府态度、企业进入方式和布局区位对FDI区位选择有显著影响,集聚因素中的商务服务水平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城市人口密度和集聚经济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研究结果对地方政府实施更加本地化的创新政策吸引差异化知识基础的FDI,构建区域竞争优势带来重要启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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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人才空间分布是科研实力、技术分布、发展潜力的表征。洞悉科技创新人才分布规律,从而科学制定人才战略,为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和人才高地建设提供决策参考。论文通过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科技创新人才的规模、密度、聚集指数、空间自相关性刻画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如下：① 从“十一五”到“十三五”,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人才规模发展迅速,从约43万人增长到114万余人,但空间分布不均衡。② 深圳科技创新人才密度居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之首,单位人口人才密度约是最小值的7倍,单位面积人才密度约是最小值的190倍;江门、肇庆等地科技创新人才密度相对较低,低于大湾区平均水平。③ 深圳、东莞、广州有相对较强的科技创新人才聚集能力,而惠州、江门、肇庆聚集能力相对为弱。“十三五”期间,深圳、东莞、香港、珠海的聚集能力增强,澳门、中山、广州、佛山科技创新人才集聚能力有所下降。④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科技创新人才分布特征与空间位置的关联性不强,大湾区人才高地建设各城市未有效联动形成合力。⑤ 城市生活基础保障的提升、科技创新发展环境氛围的营造和科技投入力度的增大会对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人才工作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影响科技创新人才的分布特征。因此,结合国内外先进的理念做法,提出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人才分布格局,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人才高地的对策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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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创新生态系统与综合性功能区域是促进开发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经。相关研究侧重于开发区的集聚、创新等经济领域,综合性研究较少且对于微观主体及影响因素关注不足。故基于多元数据,建构企业发展、生活服务、科技创新、环境保护、土地利用综合评价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Tobit回归等方法研究上海市开发区可持续发展系统协同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上海市开发区可持续发展系统协同发展水平总体较高、呈上升趋势但差距增大;(2)开发区可持续发展系统协同发展呈现空间分异,主城区高协同发展、主城区边缘协同但发展不足、外围区低协同发展;(3)主城区开发区面临土地资源不足及系统耦合下降问题,主城区边缘面临生活服务供给、科研创新能力不足问题,外围区面临土地利用率低、发展动力单一问题;(4)政策导向及开发区过度竞争形成的资源集聚是可持续系统协同发展水平空间分异与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5)推进产城融合、完善开发区社会服务功能有利于提升系统协同发展水平,土地资源、税收优惠则促进作用不明显。因此,转变开发区重经济、轻社会的发展思路,注重开发区经济、社会等要素的协同建设,有助于实现开发区可持续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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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武陵山片区人口城镇化与流通产业发展协同演化及其减贫效应研究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运用协同度模型、空间ESDA、趋势面分析和面板计量回归模型,分析湖南省武陵山片区2001—2017年人口城镇化与流通产业发展协同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减贫效应。研究发现：湖南省武陵山片区人口城镇化与流通产业协同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水平偏低,不同板块间协同水平差异显著且有扩大倾向;具有“集聚–分散–集聚”空间循环过程,局部空间极化效应明显,形成邵阳板块的显著热点区和湘西自治州板块的显著冷点区;协同发展“东高西低”空间分布格局更趋明显,“北高南低”分布态势减弱;两者协同发展对农民收入提升、贫困减缓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空间效应分解发现协同减贫的空间正外溢性显著;实施人口城镇化与流通产业发展“双轮”协同驱动战略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也是落实高质量脱贫方略的重要支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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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实施“双循环”战略、产业转型升级的先行区,将产业创新与产业优势有效融合才能实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论文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粤港澳大湾区地级城市单元2000—2020年工业各行业的创新优势与产业优势的时空匹配关系进行研究,并重点关注了珠三角9市与港澳创新联系和产业优势的关系。研究发现：大湾区各城市创新的工业行业分布格局虽然不同,但均呈现向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等行业集中的趋势;同时各地市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等行业具有产业优势,且与创新的融合度较高,但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化学原料制品、纺织等优势行业的创新融合度较低;珠三角城市与港澳地区的创新联系不断加强,尤以广州、深圳两市的联系强度最高。最后,从促进大湾区融合创新、产创协同的角度提出政策建议。研究从实证角度为理解产业链创新链融合的空间和部门属性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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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的战略方向,也是中国应对未来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值《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实施3周年之际,论文通过梳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的主要进展、问题,对新形势下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进行战略再思考。粤港澳大湾区已初步进入“创新经济”发展阶段,平台建设、人才集聚与政策配套持续强化,多样化的跨区域创新协同模式不断涌现,但是在成果质量、资源配置、人才结构等方面存在现实挑战。在继续巩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已有的基础上,未来应从“创新资源的获取与创新能力的提升”“创新资源的协同与再分配”等方面持续进行战略优化与调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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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科技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区域发展效应,论文以粤港澳大湾区688个科技基础设施为研究对象,以56个县区为基本研究单元,采用平均最近邻距离法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基础设施的空间集聚性与空间差异格局。基于地理探测器从经济水平、居住收入、住房价格、人口学历结构4个方面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基础设施的区域发展效应。结果表明：①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基础设施呈现高度的空间集聚性分布,主要集中在广州核心区、深圳南山区和香港南部地区,在县区尺度上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和空间极化现象;②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基础设施分布对人口学历结构、经济水平、住房价格的空间格局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显示出区域发展效应;③ 不同性质科技基础设施的区域发展效应有所差别,基础研究类科技基础设施对人口学历结构的影响强度最高,应用类科技基础设施对经济水平的影响最为明显。该研究可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地理的学术研究提供案例补充,也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基础设施的合理布局和优化配置提供决策支撑,具有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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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产业技术创新的地理格局及其多样性特征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以粤港澳大湾区点尺度的发明专利空间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战略性产业与专利IPC分类号之间的联系,提取了大湾区6类主要行业的发明专利,利用核密度分析、标准差尾值检验、熵值法和平均最邻近距离分析等方法,识别粤港澳大湾区多类型技术创新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差异。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技术创新的地理格局呈现显著的空间不均衡性,区域尺度形成了广州与深圳2个集聚核心,珠江东西两岸在创新能力上存在较大差距,技术多样性的区位主要分布在大湾区核心城市的核心区;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材料、绿色石化3类产业的创新占大湾区整体的51.67%,不同技术类型的创新在空间上呈现显著分异,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东莞、珠海的核心区,其中,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的空间集聚度最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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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和创新区已日益成为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元素,在科技和人才日渐成为激发城市创新型经济,及促进城市活力的主导甚至决定性因素的当今时代,尤为如此。通过对欧洲、北美和亚洲三个不同类型的科技型创新区国际最佳实践的系统梳理,甄别出用以打造一个科技型创新区的共通性要素、标准和原则。国际最佳实践证明,科技型创新区的人本化构建正在成为一种主流趋势,即综合考虑人在各阶段、各层次等多样化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对文化要素的有效鉴别和这些要素之间的作用机理,使它们有机融合并系统嵌入到创新区的空间打造中。结论表明：要成功打造一个科技型创新区,必须考虑并重视七大要素,即创意人才、企业集群、能动设施、资金保障、运营管理、空间结构和文化氛围。基于此,提出对中国科技型创新区建设与发展的五大启示,即愿景导向下的持续培育、前瞻性定位、人本化空间布局、创新激发型活动安排和多利益群体参与。最后,还提出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互动关联研究,以构建空间/地方人本化打造的完整理论体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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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创新网络结构与分工研究 总被引：3，自引：3，他引：0
在城市群创新网络视角下,采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创新相关数据,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地理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水平及城市创新分工。研究结果表明,从创新分工来看,创新研发集中于珠三角9市,创新转化集中于香港和澳门。进一步分析创新研发合作情况,深圳以企业应用型创新为主,广州以基础创新为主,二者处于湾区创新网络的中心位置,带动了交互创新的4个城市子群,并在空间上形成创新分工三大片区。粤港澳大湾区已初步形成创新集群式发展格局,为湾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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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网络结构及其演化特征对于新时期大湾区的创新化发展转型至关重要。论文通过构建包括技术创新、知识生产、创新资本3个维度的协同创新测度指标体系,基于城市群流空间网络构建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系统性研究了多创新维度下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网络结构及其演化特征。结果表明： ①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流空间结构呈现出显著的极化特征,且随着时间推移,极化效应不断强化,深圳、香港、广州在创新流空间网络中占据绝对核心地位;② 多维度创新流要素网络结构呈现出显著差异性,技术创新与创新资本维度中,香港、深圳占据了城市群网络的核心,知识生产维度的核心城市则是广州与香港,广州在各维度网络中均扮演了重要的“枢纽型”城市角色,深圳在各维度网络中的创新层级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增长;③ 综合多维度指标的测度结果显示,香港与深圳分别是早期与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网络的核心,当前大湾区整体呈现为穗深港三核心并立的城市群网络空间结构。研究可为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资源的合理化配置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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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定位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其技术创新活动深刻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技术创新的竞争和合作。论文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技术(知识)异质性视角,使用包括申请人地址和专利分类号的2001—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授权发明专利数据,通过运用分布拟合、技术空间可视化和Logit回归模型等方法,对其技术创新特征及其路径演化进行深入剖析。研究结果表明：① 粤港澳大湾区的技术创新类别呈现幂律分布,集中在电通信及计算等少数技术类别,存在马太效应,技术的路径依赖较强。技术创新的跨产业“产品—零部件/软件—新产品(新产业)”和产业链上游“产品—零部件—基础材料”的关联拓展带动了区域的产业升级。②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技术演化路径存在较大差异,深圳在专注核心技术的同时,进行相关多样化;广州从其强势的医学转向电通信及计算技术,进行非相关多样化。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创新趋于同质,未来需要进一步促进城市间创新协同。对比现有文献,论文提出技术创新路径受到所在区域技术创新特征的强烈影响,当前全球—地方(城市)视角研究需要加入区域尺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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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都市区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研究——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为例 总被引：3，自引：2，他引：1
随着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技创新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助推器;其中,大都市区是科技活动的聚集地。在中国,京津冀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文章通过分析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科技资源投入产出的主要指标,阐述了3大都市区的科技发展态势,并运用熵值法和DEA模型方法,评价了科技资源配置综合效率。通过研究发现,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科技发展态势及资源配置效率具有以下特点：①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是中国科技资源的主要聚集地;②京津冀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存在极化现象,创新单元分布不均衡;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创新水平整体较为一致,有望成为中国最具创新活力的地区;③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科技资源配置综合效率整体优于京津冀地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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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在区域经济增长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创新活动的行业和空间特性与各地区各行业的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文章对中国最具有创新性的28个行业的大中型企业创新数据进行分析,揭示目前我国创新活动的空间分布态势和地区专业化特征。目前,中国创新活动已经形成沿海、沿江或沿铁路地理集中的态势,并且呈现不同形式的核心边缘现象;创新活动呈现明显的地区专业化特征,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山东、浙江以及广东等极具创新能力的省市呈现不同的创新行业特征。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