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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1998年-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对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企业空间布局进行描述，借助EG指数对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算和分析，发现零部件企业集聚“沿海沿江”特征明显，企业区域间分布趋向均匀，新增零部件企业空间不均衡性呈“高—低—高”趋向，沿长江经济带区域是其区位选择的热点区域。针对新增零部件企业构建基于地级以上行政区为地域单元的的泊松回归分析模型，结果显示：地方化经济能显著提高新企业进入的可能性，且以自身行业为主导;当地方化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后，将出现拥挤效应；除集聚外部性因素影响外，新增零部件企业对土地、交通及国内市场潜力要素较敏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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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制造业集聚与企业区位选择 总被引：8，自引：0，他引：8
本文利用2001-2009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汽车制造业企业有关数据,对近10 年来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空间布局进行描述,利用地理集中度指数和EG指数对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算和分析后,发现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空间集聚水平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的集聚水平对汽车制造业具有决定性和先导性影响。针对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的特点,构建了基于地级以上城市为空间单元的新建企业区位选择模型,进行估计后发现：① 中国不存在类似欧美日等国家整车和零部件企业邻近的空间集中集聚现象;② 零部件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特点显著,不利于产业生产率和专业化水平提高;③ 在不考虑集聚经济的条件下,市场规模和地方保护对新建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非常显著。在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使得中国汽车制造业的专业化水平和空间集聚程度越来越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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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集聚经济指向的空间效应 总被引：1，自引：2，他引：1
集聚经济指向是中国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特征,同时企业的选址决策通常受到集聚经济的空间效应影响。因此,尝试使用空间泊松模型探讨中国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集聚经济指向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① 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但空间效应的作用要弱于本地效应。② 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的空间效应是不同的,前者存在溢出效应,后者则为阴影效应。③ 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的正向影响尺度也存在差异,前者正向影响尺度较大,而后者正向影响仅限于本地。④ 集聚经济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效应存在行业差异,其强度存在正相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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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经济、外资溢出效应与中国汽车企业效率 总被引：3，自引：1，他引：2
随着中国汽车产业的迅速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东北、长三角、湖北十堰—武汉、重庆市、珠三角和京津地区六大汽车企业集聚区,集聚经济和外商直接投资显著影响我国汽车企业效率。本文以2004年中国2160个汽车企业为研究对象,分别考察集聚经济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汽车企业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内部规模经济、城市化经济和地方化经济能显著提升汽车企业效率,汽车企业规模越大、相同产业或相近产业的集聚越能有效促进汽车企业共享基础设施、劳动力市场和信息资源,增进企业的上下游联系,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外商直接投资对汽车企业的影响较为复杂,一方面,城市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对我国汽车企业效率没有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城市汽车业外资对本地汽车企业没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但对本地汽车生产企业有较明显的溢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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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宏观统计数据的传统产业集聚研究方法多以行政区划为空间统计单位,难以体现产业的空间连续性。数据开放平台上企业数据集的出现,使得基于微观层面的产业集聚研究成为可能。本文收集了2008-2014年珠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工商登记数据,采用基于距离的指数体系及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2008年珠三角制造业集聚特征及2008-2014年基于增量的制造业聚集演变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为：①珠三角区域制造业沿西北—东南向集中分布于深圳、佛山、广州、东莞、中山5市,周边各市制造业密度相对较低;②集聚程度与行业属性密切相关,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程度最高,资本密集型行业分散程度最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呈现微弱集聚水平,而资源密集型行业无明显集聚或呈分散特征;③2008-2014年新增企业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不同城市变化趋势差异较大,其中深圳市新增制造业企业逐年减少,东莞、中山等市新增制造业企业上升趋势明显,其余各市维持平稳或缓慢增长。新增制造业企业重心存在从深圳逐渐向东莞、中山等市转移的现象。新增制造业企业中,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数量占比有所降低,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数量有所上升,集聚指数亦表现出相同趋势,表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正在发生结构和空间演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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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产网络中企业去地方化的形式与机理研究 总被引：4，自引：2，他引：2
经济活动的去地方化既是生产活动的空间转移过程,也是企业供应链在不同空间尺度的分离与再组合的功能整合过程,并且对地方产业的前后向联系、社会资本和就业等方面产生影响。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企业去地方化的动力主要是网络权力的拉力和社会资本的粘性。在两种力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网络权力的依赖关系,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企业去地方化形式。企业去地方化可能会导致地方生产网络断裂,并且由于去地方化形式的不同,对企业经济绩效和地方集聚经济产生的影响也不同。最后,对中国沿海外贸加工业的去地方化情况和发展前景进行了初步思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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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链网下的地方产业集群,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欠发达地区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是特色资源、产业基础、创新文化、政策激励和市场驱动对地方化和全球化两股力量“粘滞—集聚—再粘滞—再集聚”的循环积累结果。针对韶关资源丰富、产业基础厚实,但空间粘滞作用不强、产业集群化程度低的现状,认为韶关汽车零部件产业应走“立足资源,一园三片;精细专工,错位发展”的特色集群化道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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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2009年河南省农作物地理集聚及其演化机制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以河南省17 种农作物为对象,采用1989-2009 年的地市级数据,对农作物的集聚特点、专业化格局及其演化机制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河南省农作物的集聚水平低且整体增长缓慢,尤其是遍在农作物;部分农作物有分散化的趋向,而水稻的集聚程度一直很高,较大程度上影响了河南省农作物整体的集聚水平;经济作物的集聚与区域专业化程度均高于粮食作物,且分布格局变化不大,仍集聚于研究时段初始时的优势区域;蔬菜类作物专业化程度较低,其空间分布与城市化水平高度相关,不断向郑汴地区集聚;水果类作物不断向豫西山地尤其是三门峡市集中,而部分水果类作物如葡萄、桃等则出现分散化的趋势。总体来说,各市域间农作物结构相似度高,分工与专业化生产初现雏形。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稳定—变化—选择—适应”过程分析框架,对河南省农作物集聚与专业化格局的形成演化机制进行阐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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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以来,生产性服务业因在推动城市经济增长中具有愈发重要的作用,故其在城市内部的区位选择业已引起经济学、地理学领域的广泛关注;而作为一种中国特有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组织形式,建设监理企业的城市内部区位研究尚未展开。论文在分析建设监理企业生产链特点的基础上,结合生产性服务业相关区位理论,探究了建设监理企业城市内部区位选择的集聚取向及形成机制,并以西安市内建设监理企业区位选择的实例对理论分析观点进行验证。借助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在Geoda 软件平台上检验了2000 年至2011 年该市街区尺度上企业数量的聚散过程,解析其特定区位格局的形成是受制于何种预期的理论机制。研究表明：① 在城市内部特定空间上集聚是建设监理企业城市区位选择的基本特征;② 即时接触关键人员、获取地方化经济、追逐制度政策优惠等三方面的需要是引起建设监理企业区位集聚的主要作用力;③ 在西安的实例研究中由企业间协作或效仿的需要主导的区位集聚类型与由开发区规划导向带来的区位集聚类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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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的跨境资本因其文化多元性、地缘特殊性而受到国际经济地理学家的广泛关注,“多元资本主义”等多种理论框架被提出以解释其特殊性。然而,由于数据、方法的限制,相关研究多停留于理论及定性探讨层面,基于微观企业样点的研究较为欠缺,特别是纳入企业异质性等新经济因素的定量模型研究更为缺乏。论文基于微观企业样点数据,综合考虑传统一般经济因素与制度、集聚、创新、企业异质性等新经济因素,采用核密度分析方法以及空间回归分析,研究了2005—2009、2009—2013年2个时段的珠三角新晋跨境制造业企业(new-born cross-border manufacturing firms, NCMF)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差异,并重点关注金融危机前后(2005—2009年)这一特殊的经济转型时期,珠三角NCMF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珠三角NCMF的空间集聚程度较以往有所降低,2005—2009年与2009—2013年2个时段的NCMF在结构与分布特征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热点区位在2005年后开始由珠三角东岸地区向西岸拓展,2009年后则再次呈现以东岸为主的集聚特征;②金融危机前后,珠三角的发展动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往吸引跨境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与开发区政策优势逐步弱化,而集聚因素、创新因素以及企业异质性成为影响跨境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与区位选择的关键影响因素;③处于动力转换期的珠三角,需要通过构建完善的制度环境、建立创新网络、增强要素集聚、根据企业偏好制定多元化引资政策来重新获得发展的新优势。论文旨在从企业微观层面揭示经济区域内部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同时也为理解转型时期中国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区域的动力转换与空间重构提供实证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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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最邻近指数以及核密度等分析方法,并基于点与面2个方面对中国民族乐器制造企业的空间格局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基于点的方面,中国民族乐器企业及其分类别的民族乐器企业的空间分布均呈显著集聚状态,且集聚度较高,其中吹奏乐器企业集聚度最低,而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以及滇、豫等区域是其重要的集聚区;基于面的方面,中国民族乐器企业及其分类别民族乐器制造企业分布均呈弱集聚状态;其热点区数量均很少,且分布与基于点的集聚区分析结果基本一致,而全国绝大部分的城市为冷点区域。中国民族乐器制造企业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可归纳为资源禀赋、历史基础以及集聚经济效应3个方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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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市场结构与生产率——基于中国省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总被引：4，自引：0，他引：4
利用1987~2003年中国制造业8个产业分省份面板数据对集聚经济效应的存在与否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在制造业8个产业中,大部分产业存在地方化经济效应和城市化经济效应,即产业自身规模以及其他产业规模对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从而验证了集聚经济效应的存在性。研究同样对市场结构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并没有支持"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更能促进创新"这一理论预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效应要强于市场竞争对创新的促进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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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批发企业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选择因素 总被引：8，自引：1，他引：7
随着服务业对居民生产、生活影响程度逐渐增强,其企业区位选择已成为从微观视角解析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途径。以北京为典型案例地,将批发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Ripley's K(d)函数以及条件Logit模型,分析了北京批发企业空间格局演变规律与集聚特征,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批发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批发企业主要集中在北京五环以内,且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集聚规模主要集中在0~28 km范围内;② 从空间集聚强度看,集聚峰值出现的距离不断向外扩张,二环内集聚强度有所下降,并在外围形成了3个核心集聚区;③ 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土地价格、集聚效益、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对批发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土地价格和集聚效益的影响最大,新企业在区位选择中都存在明显的集聚效益;④ 从不同类型批发企业来看,外资批发企业通过检验的影响因素较少,受已有该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显著且对交通区位条件、创新环境要求更高,但商业基准地价在外资企业区位选择中影响不显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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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产业空间聚集分布情况探寻城市结构特征,是当前大都市区实证研究中的聚焦点所在,但由于方法论的限制而无法真正揭示产业地理集聚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基于已有研究基础,试图通过完善潜力模型、设置距离参数、结合主成分分析法实现对产业地理集聚测度方法论的完善与发展,并选取极具代表性大都市区核心城市——沈阳市为样本单元,以2008年的经济普查部门企业数据开展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沈阳市部门企业之间除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中心产业属于地方化经济外,其余的均为企业关联;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产业依附于制造业呈临街抑或隔街集聚,而与公共管理和组织产业之间同街道集聚;支配主角之间,存在中心CBD主宰制造业的布局,而制造业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中心的布局;企业地理集聚形成的城市结构依然是一个明显的“单中心圈层”结构,没有表现出“去中心化”抑或多极化或分散化演变趋势。研究成果与现实情况基本吻合,侧面说明该模式对揭示城市产业地理集聚模式以及由此形成的城市结构特征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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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珠三角地区白色家电制造业产业链空间演变规律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区域内产业链与都市区的协调发展。该文基于企业层面微观数据,运用核密度估计、全局空间聚类检验测度2004—2018年珠三角地区白色家电制造业产业链集聚特征及空间演变规律,并进一步利用OLS回归模型剖析其影响因素和作用效应。结果表明：(1)珠三角地区白色家电制造业整体由零星状向多核心布局演变,珠江东岸零部件制造区段集群明显;(2)零部件制造区段形成低值区域聚类明显、集聚程度不断加强的双核心结构,整机制造区段则趋向于高值区域聚类分布;(3)珠三角地区白色家电制造业产业链两区段空间关联性尚不明显,自2008年起产业链区段间空间关联性显著提升;(4)经济规模和产业集聚效应是珠三角地区白色家电制造业的关键影响因素,地方政府引导力、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发展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在不同时段的作用各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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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研究与开发》2021,40(5)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采用阈值法、位序规模法则、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2002—2017年中国国家级城市群的发展阶段、空间扩张特征及动力机制。结果表明:国家级城市群发展阶段分为由初级到高级的趋向集聚、集聚加速、集聚衰减、趋向分散4个阶段,趋向集聚和集聚加速阶段的城市群空间扩张多为中心城市引领,全域夜间灯光均值增速较快,处于开发建设热潮;集聚衰减和趋向分散阶段的城市群空间扩张多为外围城市引领,全域夜间灯光均值较高,土地整体开发强度较高。不同阶段城市群空间扩张的动力机制有所异同,资源供给、固定资产投资均是4个阶段的主要动力,区位条件和人口增长是趋向集聚阶段的主要动力,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工业发展是集聚加速和集聚衰减阶段的主要动力,文教水平是趋向分散阶段的主要动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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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的不一致性指数和空间自相关模型,从时空角度出发,对1993,2003,2014年新疆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的不一致性现象的空间分布及地域关联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 1993—2014年新疆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呈现严重的不平衡,二者之间存在错位现象,人口集聚高于经济集聚成为主要特征。人口的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之间关系有所协调,但仍具有不均衡性。2新疆人口经济不一致性地域分异明显,各类型区在空间分布上存在集聚性。3新疆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的不一致性存在正的、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且这种相关性有增强的趋势。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下,全疆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的不一致性从东到西形成了"低-低""不显著""高-高"平行分布的集聚格局,且"低-低"与"高-高"的分布格局具有背向性,新疆人口经济不一致性的现状正在逐步改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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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区信息通讯企业空间集聚与新企业选址 总被引：21，自引：0，他引：21
高科技产业是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发展与区域竞争的关键,但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空间极不平衡,空间要素显著影响高科技企业区位选择及空间集聚。针对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省等大尺度单元,本文引入空间点模式分析方法,探讨了1996-2006年间苏州市区不同空间尺度上信息通讯企业的时空集聚特征。研究发现:在0~6km的尺度上,信息通讯企业表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并随着尺度的增加呈现出倒"U"型集聚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空间集聚的"热点地区"逐渐从老城区向外围推移,但是集聚峰区依然主要分布在老城区及其外围的国家和省级开发区;同时,新企业的选址与原有企业的分布特征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运用计数模型的计量结果也表明企业集聚特征对新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同时起作用的还有地方政府政策影响下的开发区建设、城市内外交通条件、自然环境条件等因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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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研究与开发》2016,(5)
在构建综合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采用TOPSIS、区域不平衡测度及ESDA分析方法对2000—2014年哈长城市群内8个地级市、49个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对各地区经济格局的时空演化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4年哈长城市群整体经济呈现稳步发展势头;同类地区在空间上集聚,但地区间差距逐渐拉大,经济格局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不同时期、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热点、冷点区域转移概率与转移方向无较明显"轨迹";局部空间自相关显著,各区域单元的空间经济格局变动较大,主导轴线和核心城市引擎作用尚不足,哈长城市群在东北地区的优势地位并不突出,短期内对引领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能力还较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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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观企业数据从关联性视角对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特征和模式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其区位选择因素的异同。研究表明：①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布局均呈现出以主城区为主体、外围局部地区为补充的“中心-外围”空间格局,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主要集中在河谷地带的主城区,制造业集聚区则呈现出明显的郊区化趋势,二者在空间上存在关联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可分性。② 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了以城市中心区和郊区国家级新区及卫星城镇为多元空间载体的“紧凑型-中心性”模式,制造业则形成了以国家级新区和产业园区为空间载体的“离散型-郊区化”模式。③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企业的区位选择需在产业环境、要素禀赋以及政策导向方面进行权衡,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较为关注区域整体发展氛围,制造业企业则更注重自然因素、区位历史和产业政策的影响。④ 传统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受到地方化经济、区位资源禀赋的影响最为显著,现代型和高端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则更容易受到政策的导引从而形成空间集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主要依附在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且交通便利的地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具有产业政策优势及土地成本优势的开发区和新区布局,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受成本要素的制约较小且更加注重集聚经济的外部效用。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