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查询到18条相似文献，搜索用时 171 毫秒
1.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全球视野与理论模式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新时代最有共识、最有优势、最富挑战的战略方向,亟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理论探索。国内外经典创新系统理论更加专注于创新系统内部,注重单一空间的创新要素与创新活动组织问题,忽视了全球和区域之间要素的关联模式,缺乏在全球视野下宏观与微观结合的综合观察。由此,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经典创新系统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全球视野下的以“科技”和“人才”为核心,以“科技-产业-全球生产网络”和“人才-环境-世界城市网络”为链条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理论模式,认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全球创新网络、全球生产网络和世界城市网络三重网络结构的核心节点,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需要实现三重网络的协同效应。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双核心与双链条的发展情况,并以此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路径和相关建议。 相似文献
2.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模式与政策导向的初步研究 总被引：10，自引：4，他引：10
结合世界城市同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以及区域基础这间的关系，世界城市结构演化及其成长过程等的一般规律，在内外部环境综合分析基础上，提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基本经济模式与空间结构模式。加大开放程度，推进产业价值链分工，提高高级生产者服务以及高科技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积极吸引跨国公司总部与研发机构，增强对全球经济资源的配置能力，为基本经济模式；而在首都圈与环渤海地区形成合理的空间分工，以及改北京单中心结构为近、远程多中心圈域型结构，为基础空间结构模式，并进一步提出了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六大政策导向。 相似文献
3.
城市体检：空间治理机制、方法、技术的新响应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城市体检评估是促进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全面提升的重要政策工具,有助于落实国家发展战略意志、提高城市综合治理水平、有效回应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结北京已开展的体检评估实践经验,提出城市体检评估从机制、方法、技术3个维度对空间治理优化提供了新响应。机制维度,注重建章立制,形成了“监测?诊断?预警?维护”的城市体检闭环工作体系、“自评估+第三方评估+公众参与”相结合的工作模式、综合多源数据的常态化数据获取渠道,面向不同关注重点,强化体检评估结论严肃性权威性。方法维度,围绕指标体检、任务体检、领域体检3个方面建立成果体系,与总体规划统筹实施机制流程上下衔接。技术维度,积极运用多维度多层次、全要素多主体、重思辨可验证的诊断思路,不断深化城市体检评估多维诊断分析关键技术。 相似文献
4.
基于WIPO数据库中全球专利合作数据，构建2010—2019年上海参与全球科技创新网络以及2019年全球32个第一等级科技型城市间的科技创新网络；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功能多中心迭代分析，探究上海参与全球科技合作的地位。研究发现：10年间上海在全球科技创新网络中已经扮演了相对重要的角色，但并未明显提升自身在科技创新网络中的地位。上海在全球32个城市创新联系强度排名第六，在创新联系广度上排名第一，上海现阶段与其他城市间的科技创新联系表现为广泛多元而不深入的特点。通过功能多中心迭代分析对32个城市进行分级，可以发现网络中各城市的创新地位表现为多中心高低分布特点；上海与伦敦、鹿特丹的地位相当，位于第三等级；在创新联系强度排名前6名的城市中已属于“边缘型”，与前5名城市的科技创新联系强度存在较大差距。 相似文献
5.
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力及其职能演变——基于上市企业总部的研究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国家中心城市是核心和枢纽城市,也是大企业最为集聚的地方。企业总部是企业的决策和命令中心,拥有大企业总部的数量及企业总部规模是衡量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利用国内上市企业的数据,计算中国城市的控制和命令指数（简称CCI指数）,从全国尺度考察北京、上海和广州等8个国家中心城市的竞争力及其职能演化,并剖析国家中心城市总部职能的专业化格局。结果发现：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控制和支配功能要远远强于其他国家中心城市,一直位居前两位。从2005年到2014年,北京的CCI指数显著增强,且优势逐渐扩大。北京地位的显著提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金融业央企的上市和增长,这是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独特优势进一步释放的结果。而其余国家中心城市的CCI指数大多呈现下降趋势。在行业上,金融业、制造业和采矿业一直占据中国经济的主要控制与支配地位。过去10年,金融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显著增强,尤其是东部大城市的金融业CCI指数普遍有大幅提升;相反,制造业和采矿业的控制与支配功能则明显减弱。对国家中心城市的分析来看,北京、上海和广州在大部分行业中都具有明显优势,属于全国性的综合型大城市。而其余5个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专业化程度较低。此外,8个国家中心城市与周边区域发展的相互联系存在明显差异,究其原因在于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和城市产业发展特点。 相似文献
6.
探讨华为手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在后发赶超过程中的建构与重构,对于明晰发展中国家领先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价值捕捉及演进趋势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城市网络和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视角,通过建立城市网络与价值链体系之间的映射关系,以“实体清单”正式生效日期为节点,系统整理断供前后华为手机供应商数据,借助总部—分支、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揭示研发型(高端价值捕捉)、生产型(中端价值捕捉)和代工型(低端价值捕捉)城市网络的空间分布、网络结构和社群结构。结果表明：(1)华为手机的生产组织模式具有典型“全球研发+国内生产/代工”特征,断供后高端价值供应商退出明显,核心零部件国产化替代趋势明显。(2)断供后,深圳、上海和北京在城市网络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显著增强,在高、中、低端价值生产环节均占据核心地位,在研发型城市网络中尤为显著。(3)断供后,美国高端价值供应商所在城市的影响力大幅降低,以存储芯片和摄像头芯片为主的日韩供应商所在城市的影响力提升明显。(4)断供后,高、中、低端价值生产环节的网络集聚效应均有不同程度提升,推动华为价值链更加区域化。(5)断供前后,研发型城市社群变化最大;生产型城市社群数量... 相似文献
7.
国家中心城市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在全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关于国家中心城市的内涵与判别标准,目前尚无明确界定。鉴于此,文章在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系统论述了国家中心城市的基本概念和功能特征,明确了国家中心城市是指那些在全国城镇体系中具有核心控制作用,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功能节点作用的特大中心城市;确定了国家中心城市的判别标准,进而构建国家中心城市六元判别指数--经济集聚指数、空间辐射指数、对外开放指数、文化创新指数、管理服务指数和生态保护指数,据此判定了12个国家中心城市,排名依次为：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天津、深圳、武汉、南京、成都、杭州、沈阳和大连;最后,根据判别结果,综合分析各项判别指数的得分情况和12个国家中心城市的优劣势,并指出今后的建设重点,即要特别加强对所有国家中心城市的管理服务功能建设,整体提升空间辐射水平,保证文化创新水平在稳定中持续增长,进一步加快经济集聚功能、对外开放功能和生态保护功能的建设。 相似文献
8.
中国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综合评估与空间格局分异 总被引：9，自引：0，他引：9
创新型城市是开展创新活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基地,是探索城市发展新模式和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因而在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当前,中国已进入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攻坚阶段,但创新型城市建设尚处初级阶段,尚未完成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战略质变,与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型城市还有很大差距。本文以全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综合评估对象,采用自主构建的中国创新型城市综合评估体系和开发的中国创新型城市综合评估监测系统软件,从自主创新、产业创新、人居环境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四大方面对中国创新型城市的建设现状做了综合评估,分析了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认为,中国城市综合创新水平偏低,建设创新型国家难度大,87.8%的城市综合创新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综合创新水平与城市经济发达水平呈密切的正相关关系,东部地区城市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城市自主创新水平、产业创新水平、人居环境创新水平和体制机制创新水平呈现出与城市综合创新水平一致的空间分异规律。到2020年争取将北京、深圳、上海、广州建成4大全球创新型城市,成为全球创新中心;把南京、苏州、厦门、杭州、无锡、西安、武汉、沈阳、大连、天津、长沙、青岛、成都、长春、合肥、重庆共16个城市建成国家创新型城市,成为国家创新中心,形成由4个全球创新型城市、16个国家创新型城市、30个区域创新型城市、55个地区创新型城市和182个创新发展型城市组成的国家城市创新网络空间格局,进而为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做出贡献。 相似文献
9.
1985-2015年全球贸易网络格局的时空演化及对中国地缘战略的启示 总被引：3，自引：1，他引：2
从社会网络视角,采用中心度、社团划分和结构熵等社会网络指标,探究全球贸易网络的空间格局及演化特征,重点分析中国在网络中的社团归属及其地缘战略启示。研究表明：随着时间推移,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使得全球贸易网络结构呈现日益多元化的复杂格局;全球贸易网络的社团演化经历了发达国家主导、亚洲崛起的萌芽、亚洲社团的分离和“三足鼎立”四个阶段,中国从被支配的边缘地位逐步走向“舞台中央”;中、美、德三国在全球市场细分过程中形成一种“错位竞争”关系,亚太、中东、非洲和拉美地区成为大国之间争夺贸易市场的博弈区域。中国应首先立足于亚太地区,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延伸至中东、非洲和拉美地区,将经济优势转化为全球战略影响力。 相似文献
10.
如何在城市转型过程中通过城市重构实现国际化跨越,是全球化时代众多城市的发展难题。德国前首都波恩,正是在失去政治功能的巨大挑战下成功转型为国际城市。波恩从单纯的首都政治功能逐渐向多元化功能发展：在联合国机构和众多国际非政府机构影响下建立国际政治功能;在德国电信和德国邮政等大型跨国公司的经济动力下成为生产性服务业中心,扩展国际经济功能;积极发展国际高级科研中心,将城市创新功能作为城市转型的核心。波恩成功实现了从“废都”到具备重要政治、经济和创新功能的国际城市的转型,为中国城市国际化转型与发展提供了积极的示范。 相似文献
11.
回顾满意度的概念内涵,在城市研究中的应用进展基础上,总结了北京城市体检及住建部城市体检工作中满意度调查的实施方案和主要分析结论,梳理了社会满意度调查的特征。研究表明,主观满意度数据相比客观数据更为鲜活,能够准确反映不同群体对城市发展的价值判断与意愿,体现居民的关注点,在分析中与人群属性链接可以深挖不同人群的主要诉求,并且根据体检评估对象情况,灵活设置指标和确定优劣等级,易于发现水平差异和问题短板。未来城市体检中应建立常态化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调查工作机制,注重与客观数据、市民热线数据等多源数据的融合,主客观相互印证来指导城市规划及管理,从而提升城市建设精细化水平。 相似文献
12.
通过对世界国际性城市的研究梳理,提炼出城市功能驱使大城市地位转变的内在逻辑,构建了“战略功能-基础功能-城市地位”三者之间的作用模型。文章提出世界（国际性）城市功能可以分为战略功能与基础功能两类。其中,战略功能是驱使大城市地位转变的根本动力,在国家经济、区域布局中承担控制中心的角色。基础功能则是战略功能的重要外在表现,是维持和提高战略功能的重要保障,起到枢纽、节点的作用,能够提供高度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与国际服务功能;同时也会间接影响战略功能的作用效果以及城市地位的转变。利用此逻辑框架,对杭州城市地位升级的实现路径进行了论证,识别出数字经济功能是杭州的战略功能,证实了数字经济的腾飞使得杭州发展迅速,城市地位提升,也回应了当下杭州进入“一线城市”的舆论呼声。 相似文献
13.
研究人口密度与人居环境感知的非线性关系对于合理控制大城市规模、制定适宜的人口密度控制标准以及寻求城镇化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杭州为案例城市,基于2020年住建部“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问卷调查结果和杭州城市建成环境空间数据,利用三阶段逐步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重点分析了人口密度与居民生态宜居感知、健康舒适感知和交通便捷感知的非线性关系,并分析了人口密度对不同维度人居环境感知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人口密度与居民生态宜居感知、健康舒适感知和交通便捷感知具有显著的倒U型关联,当人口密度在（1.5~2.0）万人/km2时,居民对这3个维度的感知情况最好;在影响路径方面,人口密度对居民生态宜居感知的影响路径为部分中介,对居民健康舒适感知以及交通便捷感知的影响路径为完全中介。研究不仅可以加深对于紧凑城市理论的理解,还可以为城市体检工作中指标参照值的设置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促进新型城镇化健康有序地发展。 相似文献
14.
通过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旅游出行大数据,应用基于O-D联系的ArcGIS空间分析和Gephi网络分析,深入挖掘旅游数字足迹所蕴涵的“位空间”与“流空间”信息,全景式解析中国旅游出行的空间分布规律与结构特征。研究显示,全国旅游出行的总体空间分布呈现出“菱形”空间架构。全国旅游出行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显著,国家主要中心城市及城市群在旅游出行方面拥有强大的辐射带动作用。依据旅游出行强度指标,并综合考虑地理区位、空间联系、职能定位等因素,将中心城市按旅游出行能力划分为国家综合中心、国家门户中心、区域中心、省域中心、地方中心5个等级体系,旅游出行的城市等级规模递增特征极其明显。大数据显示,全国旅游出行的适宜距离为600~2 000 km,最佳出行距离为1 200 km,人均旅游出行距离为1 060 km,不同等级中心城市旅游出行随着空间距离增加总体上呈现波动衰减特征。旅游联系网络分析显示,在区域尺度上,全国形成了以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广州-深圳、成都-重庆为核心的4个旅游社团联系网络,区域旅游出行“各自为政”,而大空间尺度上旅游出行是“全国一盘棋”。研究通过划分不同空间距离区段,对中心城市旅游出行分布规律及其社团结构进行多尺度、分层次的扫描式空间解构,从而实现更加精准和细致的空间刻画与结构图谱展现。 相似文献
15.
本文阐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对首都北京的定位具有重大意义。在我国,只有首都北京才能建设成为全球性“流”的最大节点之一,全球经济影响与支配中心之一。首都北京的国家最高级的金融商贸中心地位,也是国家经济和安全的重要支柱。首都北京的定位和实现其定位是国家的千年大计,是其他任何大城市所不能替代的。对其高端金融商贸区需要科学规划,本文对此提出了若干建议。天津滨海新区由于功能定位不妥和过大规模的开发,导致了严重的浪费,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相似文献
16.
中国城市体检评估的理论基础和方法 总被引：2，自引：1，他引：1
城市体检评估是中国城市新发展阶段下,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重要创新,是推进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系统化、精准化和科学化的重要工作方式,也是建设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的城市,为人民群众提供高品质生活环境的重要抓手。从地理学的系统性思维、经济学的规模经济、城市规划关于密度与空间的匹配以及城市宜居性等视角分析了城市体检评估的理论基础,并提出了城市体检评估的基本导则。在此基础上对体检评估的指标设计、数据采集、评估分析方法和整体技术流程进行了系统的构建。得出结论：城市体检评估必须建立理论框架和方法体系,形成综合和系统评价体系、科学数据采集手段、分析和模拟方法、诊断和反馈机制等全流程的体检评估机制,全面推进中国人居环境的高质量发展。 相似文献
17.
In today’s world, the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become the key support for improving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nd changing the mode of social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 The country that possesses world-clas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ities maximizes the attraction of global innovation factors and wins a strategic initiative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Based on the urban zip code geodatabase, an evaluation system of urban innovation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outputs, and the spatial evolutionary mode, concerning the structure of innovation space of Shanghai and Beijing from 1991 to 2014, was developed.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indicated that the zip code geodatabase provided a new perspective for studying the evolving spatial structure of urban innovation. The resulting evaluation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urban innovation using the urban zip code geodatabase established by connecting random edge points, was relatively effective. The study illustrates the value of this methodology.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innovation of Shanghai and Beijing demonstrated many common features: with the increase in urban space units participating in innovation year by year, the overall gap of regional innovation outputs has narrowed, and the trend towards spatial agglomeration has strengthened. The evolving spatial structure of innovation of Shanghai and Beijing demonstrate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ommon features during the 25 years as well: in the trend towards the suburbanization of innovation resources,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innovation of Shanghai evolved from a single-core to a multi-core structure. A radiation effect related to traffic arteries as spatial diffusion corridors was prominent. Accordingly, a spatial correlation effect of its innovation outputs also indicated a hollowness in the city center;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innovation of Beijing had a single-core oriented structure all the way. Together with the tendency for innovation resources to be agglomerated in the city center,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effect of innovation outputs reflec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volutionary feature where “rural area encircles cities”. The innovation spatial structure of Shanghai and Beijing have intrinsic consistency with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ir respective regions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region), which suggested that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 and disproportional distribution of a city-scale pattern of technological and innovational activiti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regional innovation pattern. 相似文献
18.
《Urban geography》2012,33(10):1422-1442
ABSTRACT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contested cities are inherently characterized by uncertainty and uses the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conflict, uncertainty and urban planning as a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investigating conflict cities. In the contested city of Jerusalem,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stems from the Israeli occupation over East Jerusalem. Focusing on recent urban regeneration plans for West Jerusalem’s city center, the article explores how the municipality locates, plans and imagines the city center when the city’s external and internal boundaries are contested and unfixed. A two-tier analysis is employed. First, a histo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city center”, as defined by authorities, is an unfixed locale that shifts in concurrence with shifts in the city’s boundaries. Then, a geopolit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by shifting the city center’s boundaries, the Israeli authorities decouple the city’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west) from Israel’s continuing ethno-national policies (in the east).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