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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嫁习俗是社会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域文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壮族婚嫁习俗文化景观的历史与现在对比发现,壮族婚嫁习俗已在通婚形式、通婚区域以及婚俗景观等方面发生变迁,而致使其发生变迁的原因主要与壮族生活地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变化密切相关,其中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起着关键作用。然而壮族婚嫁习俗在变迁中并没有完全摒弃自身的特色文化,相反却形成了融传统壮族文化特色与现代文化于一体的、新的婚俗文化,进一步丰富了民族文化的多元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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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资源》2013,(5)
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新华村,在县城西北7公里的凤凰山下,有3个自然村,是“茶马古道”上一个“小锤敲过一千年”的古老白族村寨.据《鹤庆县志》记载,早在明朝,新华村的村民们就开始加工民族首饰等工艺品,从唐南诏时期就已是云南铜银器手工艺中心,至今已有上千年的金、银、铜器加工历史,其产品沿着“茶马古道”大量输送到我国藏区及尼泊尔、印度等国,“鹤川匠人”的美名传誉海内外.
目前,新华村已形成“家家有手艺,户户是工厂,一户一品,一户一业”的生产格局.全村从事民族手工艺品加工的有878户,占总户数的80.5％;从业人员1,309人,占全村劳动力总数的49.1％,是西南地区最大的民族银器手工艺品加工地.产品远销国内外各地,主要销往西藏、四川、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新疆、贵州、湖南、河南等省、区.还远销泰国、缅甸、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日本、美国等国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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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腾冲胆扎村傈僳族民族生态史调查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艾怀森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5,17(5):36-39,46
1949年以后,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傈僳族与全国的所有民族一样,其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而与之相关的民族文化也发生了相应的演变。笔者通过运用文献资料查阅及半结构式访谈、参与观察、体验等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在云南腾冲的胆扎村就傈僳族的民族生态史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表明,胆扎村傈僳族人口、社会经济、耕地利用方式、生产方式、林权、森林经营方式和民族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与社会变革和发展、主流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影响等因素密切相关,而电视的普及、新技术推广、交通通讯的迅速发展更加快了这种变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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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对民族的形成、语言、习俗及地理分布具有深刻的影响作用。本文在依据一定的史实资料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我国赫哲族的源流和历史地域分布;赫哲语言和姓氏由来;赫哲族生产方式和习俗等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探讨。赫哲族作为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在长期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中,不同程度上仍然保留着本民族的固有特征。在地域分布上,各历史时期有相对稳定、集中的地域。而长期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习俗则反映了一个民族对地理环境适应与利用能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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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地名文化是以地名为载体,通过地名的形成、变迁、结构、内涵等因素来研究与之相关的各种文化,是地名与文化的有机融合。地名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和文化载体,记录着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民族变迁与融合、人们生活环境发展与变化。"地名是民族文化遗产",这是联合国第五届地名标准化会议对地名的物质性、社会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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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生态学报(英文版)》2016,(3)
作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之一的哈尼稻作梯田系统能够成功抵御百年一遇的大旱,不仅是因为森林生态系统和梯田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水源涵养功能,且以传统知识为主体的民族传统文化在系统成功抵御干旱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成功抵御旱灾是自然生态系统与民族传统文化和谐发展的结果。本文首先探讨了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成功抵御旱灾的机制;通过问卷调查、文献资料搜集和访谈的基础上对影响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结果表明传统文化在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水源涵养功能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哈尼族具有独特的兴修水利、水量分配、水沟管理等一系列水资源管理知识,并形成了水资源保护意识;(2)哈尼族通过对森林资源的分类与管理,以及对森林的崇拜等因素影响,有效地保护了森林生态系统;(3)哈尼族通过对梯田的开垦和维护,以及形成的耕作体系,有效的保护了梯田生态系统。本文通过对水资源管理、森林管理和梯田管理知识等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探究了哈尼传统民族文化在维持系统稳定性和实现水资源循环利用过程中的作用,该研究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及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哈尼稻作梯田系统)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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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们对具有特定方位、范围的地理实体,或者是个体地域赋予的专用名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一个民族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见证。我国历史悠久,许多地名源远流长,文化内涵丰富。推进地名标准化,规范地名命名、更名,必须正确把握地名标准化与民族习俗、历史传承的关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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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圈作为民族社会建构的重要机制,以及族群认同的表现形式和民族文化传承载体,对其现况及未来的研究关乎散居族群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大计。采用口述史、深度访谈法及文本分析的方法研究发现:贵州坡帽仡佬族的婚姻圈经历了族内异地通婚——族内本地通婚与近邻异族通婚——族内本地、近邻异族与异地异族通婚并存等几个阶段的演化。在传统农业社会,散居族群经历了居住、社会和教育多重隔离,通婚受族群性影响,以异地族内通婚为主;而在长期散杂居过程中,族际之间的长期接触融合,其婚姻圈又产生空间近邻性效应,异族通婚开始出现;中国社会转型期及经济一体化使散居族群的婚姻场域发生急剧变化,由此导致远距离通婚,族群性与空间近邻性效应开始减弱。坡帽仡佬族的婚姻圈演化反映了散居族群与主体社会关系的建构过程,但散居族群尚无独立发展的力量。当随着族群内部原有稳定性的打破,族群语言、文化习俗如何保留,族群认同如何维系等都将面临很大的挑战。通过婚姻圈变化之研究视角,关注全球化影响下少数族群文化的保护和发扬问题,是文化扩散和文化整合研究领域新的尝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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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绿色文明与民族边疆山区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云南省西双版纳为例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云南边疆、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寻求森林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寻求攀元民族文化下的山区资源利用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加强民族团结，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富裕、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文中运用高新技术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GIS），结合村寨社区调查，对云南西双版纳6种主体少数民族传统用地习俗、土地结构变迁及农村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评价，在此基础上初步探讨山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与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关系，提出看法及供商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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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州特困乡贫困类型划分 总被引：3，自引：1，他引：3
郭利平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1,13(1):78-86
贫困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更客观、更准确、更科学 分贫困类型，是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的重要步骤。云南的贫困和全国的贫困状况基本一致，首先是区域性贫困，其次是结构性和阶层性贫困。文山州位于滇东南岩溶地区，岩溶地貌发育完全，地表径流形成困难，干旱缺水、交通闭塞。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卫生、环境处于全面落后状态。贫困指标的选取涉及贫困乡村的人口资源、自然条件、经济状况、生活水准、社会发展、对外交流等方面。因子生态分析法是较为先进的现代多元统计方法。首先应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文山州50个特困乡进行主因子提取和信息归纳，其次，在因子分析基础上进行样本分层聚类，总结几个类型的贫困特征并给出反贫困建议。中国经济重心的西移和各方的共同参与有利于消除贫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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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西南旅游资源特色及其旅游文化开发 总被引：12，自引：0，他引：12
旅游文化的发展已成为旅游业新的增长点，旅游文化开发层次及主题定位的准确与否是旅游资源转化为高效益旅游产品的关键，桂西南旅游资源相当丰富，主要特色是边关风情、壮文化风情、喀斯特山水风光和生物景观，其旅游资源潜势充分发挥的关键是旅游文化的开发利用，应在深入探究的基础上，挖掘、开发区域内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合理布局景区景点，加强区域内、外的旅游协作，逐步形成广西独具特色的旅游区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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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景观基因特征 ——以湖南省炎陵县为例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以中国南方山丘区具有代表性的客家文化聚居区--炎陵县为例,采用客家文化景观基因的特征提取技术,从民居建筑、传统习俗、地方方言、宗法制度、民间信仰5个角度,提取了炎陵县客家文化景观基因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该县客家人以开放性“围堡式”的血缘宗族聚居模式,与畲、黎、瑶等少数民族通婚繁衍在山丘区的山谷地带;在“入乡随俗”谋求生存发展的环境中,某些方面已适应当地习俗,但仍保留了基本的客家精神及风俗;并以当地炎帝神农文化为主要文化参照,形成了独具炎陵县特色的客家文化。2）该县客家文化的景观基因在不同发生发展过程中有着衣、食、住、行、商等物质性方面的表达载体和地方语言、宗法制度、民间信仰、民情风俗、文化艺术等非物质性方面的表达形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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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贤法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7,19(3):50-54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认为随着经济发展，环境质量先下降后改善，环境质量与收入之间表现为倒U形曲线，这意味着经济发展最终会解决环境问题。应用这一思想，根据1991～2000年文山县城区大气污染指数及1998～2002年盘龙河水污染物浓度与同期人均居民收入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对多数污染物而言，表现为N形的高次曲线能很好的拟合两者之间的关系，据此提出一种简单但普遍的机理来解释EKC曲线，即经济发展对环境质量的正负反馈作用决定其在涨落中演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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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地开发与保护——以喀什地区为例 总被引：7，自引：3，他引：7
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主要表现形式为语言、宗教、历史、文化、艺术、生活习俗等，对国内外旅游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也很容易受以外来文化冲击，失去本民族特色，从而失去旅游价值，对这种类型的旅游资源开发应遵循民族性、神秘性、艺术性、特殊性、传统性原则。喀什地区内部旅游开发应注重以老城区为核心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城市-旅游一体化建设和维吾尔音乐舞蹈等艺术产业化建设；以喀什为基地对外延伸至周边中西亚国家，共同开发和建设中西亚贸易旅游区，并进一步促进商贸旅游区域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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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规民约石刻看历史时期云南民间的环境意识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基层民众的环境意识对环境变迁起着重大作用。云南乡规民约石刻中包含大量保护生态环境的条款,这些条款体现了人们对环境与审美、环境与风水的关系的理解以及对森林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的朴素认识。根据目前收集到的具有环保条款的乡规民约石刻,结合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将云南民间环境意识发展分为萌芽期、发展期、高潮期、低谷期、恢复期、下降期等6个阶段。民间乡规民约石刻的在时间轴上的分布规律和民间环境意识的变化是同步的。清代以前,云南地区植被覆盖率较高,自然环境良好,人口密度较小,对自然的破坏程度较小,环境问题尚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清代以后,随着人口压力的加大,经济开发对植被的不断破坏以及战争对正常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打乱,云南民间环境意识也就不断增强。从空间方面看,云南环保型乡规民约石刻分布广泛、相对集中,主要分布在经济开发历史最为悠久、人口最密集、工农业最发达、同时也是毁林开荒最严重的地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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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东南喀斯特山区生态系统服务时空格局及功能分区 总被引：4，自引：0，他引：4
明晰生态系统服务时空格局,划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区,将有助于实现土地资源精细化管理。本文以滇东南喀斯特山区典型区域文山市为例,分析2000—2017年食物供给、产水量、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土壤保持、生境质量和旅游文化6项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格局及其分异特征;运用K-means聚类法识别生态系统服务簇,划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区,并提出差异化生态管控措施。结果表明：① 2000—2017年间,除生境质量服务下降外,文山市其他5项服务均呈上升趋势。② 空间分布上,文山市6项生态系统服务高值区集中分布在西部和南部,低值区集中分布在北部和中部;6项服务的冷热点区域空间分布有差异,但整体上具有重叠性。除旅游文化服务的热点和冷点区分布面积占比分别为2.56%和0以外,其他5项服务的冷热点区面积占比均在21%~32%;能够同时提供3项及以上高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区域较少,85.50%的区域只能同时提供2项及以下高值服务功能。③ 根据服务簇聚类结果,文山市划分为生态保护区、生态过渡区、农业主产区和人类生产生活区4类功能区,针对各分区提出差异化生态管控建议。研究结果可为喀斯特山区城市资源利用和国土空间管控提供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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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梅县松口镇是岭南四大古镇之一,享有文化之乡、华侨之乡、山歌之乡的美誉。作为历史的产物和反映历史文化与民族习俗沉淀的千年古镇,其不但是稀缺的,而且是不可再生的。松口古镇文化是一种"活着"的文化,为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和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松口古镇应在加强保护的同时,科学、合理、适度地开发,突出"客味"和"乡土味",塑造客家文化旅游精品,促进古镇可持续发展,以期达到与旅游开发的和谐共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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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晋陕蒙接壤区为例,运用综合指数法、协调发展度模型和PCA模型方法,构建协调发展变化模型,借助GIS和SPSS技术,研究2000-2015年生态脆弱能源区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时空特征,揭示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时空协调演进机制。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晋陕蒙接壤区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度长期处于勉强协调发展类型;县域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度由“北高南低”演化为“中部高周边低”的空间分异特征;榆阳区、府谷县、横山县、神木县、东胜区、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的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度显著提升,河曲县、保德县、偏关县、兴县、达拉特旗和托克托县的协调发展度出现下降态势;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时空协调演进是居住环境因子、产业结构因子、基础设施因子、公共服务设施因子和政府宏观政策调控因子等多重动力因子综合驱动的结果。据此提出推进区域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向优质协调发展类型演进的对策建议。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