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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职住优化效应的代际差异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城市的职住关系一直为研究者广泛关注。过剩通勤概念以实际通勤与理论最短通勤的差距反映城市职住关系与通勤状态,是衡量通勤效率和优化潜力的常用指标。国内的过剩通勤研究数量有限,且鲜有从年龄视角考察。本文利用2017年9月上海市手机网格数据,分析不同年龄段居民的职住与通勤状态,采用模拟个人换居的方法测度过剩通勤,并探讨职住关系优化效应的代际差异。结果表明：上海居民的职住关系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青年人是劣势群体,老年人是优势群体,中年人介于其间;上海全市过剩通勤率为69%,职住关系优化的潜力和效应巨大,可使得通勤距离显著减少,代际分异缓和,青年人的获得感最大,城市年龄空间结构更加均衡。提出上海的空间规划和政策应以理想的城市年龄空间结构为目标,以提高人的居住和就业空间的流动性、青年化城市中心、中老年化城市外围为途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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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的相互关系 总被引：2，自引：2，他引：0
随着城市的扩张,人们的就业—居住空间跨度不断扩大。通勤方式的多样化和通勤效率的提高会对就业者的职住状况产生影响。以通勤时间作为通勤成本能从就业者的角度辨析个体的职住失衡状况。本文基于贝叶斯-tobit的统计分析方法,结合北京市7个街道和地区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慢行交通、机动车、轨道交通、地面公交等4种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的相互关系。同时,引入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其对不同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之间原有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慢行交通的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程度存在负相关性;②机动车、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的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程度存在正相关性;③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会弱化慢行交通、轨道交通、地面公交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程度的原有关系,即在低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条件下,慢行交通通勤者的职住失衡度更低,而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通勤者的职住失衡度更高;④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的差异对机动车通勤与职住失衡之间的关系没有影响。上述结果表明：低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能够缓解慢行交通通勤者的职住失衡程度;但对于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的通勤者来说,低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会加剧其职住失衡的程度。此外,机动车通勤者不易受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而改变出行方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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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住房困难人群职住关系及影响因素分析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居住和就业的空间关系,既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反映,也是评判城市空间合理性的重要准则。新就业大学生(取得专科及以上学历且工作未满3 a,在南京无自有住房且租房居住)、外来务工人员(收入低于2016年南京市人均可支配收入4166元/月,在南京无自有住房且租房居住)和中低收入人群(南京户籍,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3074元/月,人均住房面积不大于20 m 2)等住房困难人群,普遍面临住房机会不平等的问题,职住关系也呈现出特殊性。论文基于南京市这3类住房困难人群的873份问卷数据,采用两步聚类法对通勤流向模式进行划分,基于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通勤时间和通勤方式的影响因素,并以南京鼓楼区为案例解析住房困难人群的职住关系。结果表明：新就业大学生通勤流向主要为内部通勤,通勤时间最短,职住关系受通勤流向和工作单位影响;外来务工人员通勤流向主要为侧向通勤,通勤方式机动化程度最低,职住关系受通勤流向、工作单位和性别显著影响;中低收入人群通勤流向主要为侧向通勤,职住分离程度最高,职住关系主要受到住房类型的显著影响。以鼓楼区为例,论文进一步发现新就业大学生以交通条件为导向、外来务工人员以工作地为导向和中低收入人群以居住地为导向的职住关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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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低密度多中心城市——中山市为例,采取政府主导的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库中40445 个调查样本,应用ArcGIS 等分析工具,利用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库中的个体属性与职住地点等信息,对居民职住比、通勤时间、通勤距离和通勤方向进行可视化,分析中山居民的职住空间关系格局。结果表明：职住比、通勤时间、通勤距离在空间上有一定的区域差异,但圈层结构均不明显。全市职住空间分布整体较均匀,主城区职住基本平衡;周边镇区尤其是西北组团、东部组团职住比高,而主城区较低。全市平均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均显著低于国内大城市和发达国家城市。主城区和外围镇区间的通勤量及其比重小,全市没有产生大规模的外围―中心“钟摆式”通勤,在通勤方向上更多表现为内―内通勤和外―外通勤。居民的职住关系空间分布特征与城市空间结构、人口结构、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土地利用以及交通设施建设具有密切的关系,低密度多中心的城市职住平衡程度高、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均较短,而主城区与外围镇区通勤联系不紧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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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手机信令数据构建居委会尺度下的职住联系数据库,分析广州过剩通勤及其空间分异格局。研究发现,广州市过剩通勤为76.01%,与国内和西方国家城市相比处于较高水平,说明广州市职住空间组织效率偏低。过剩通勤的空间分异特征主要表现为：功能相对单一的郊区大型工业或房地产集聚区过剩通勤率偏高;传统市中心虽然就业机会集中,但因为高居住成本也出现较高的过剩通勤率;近郊区的特定功能区域,如大学城、偏农业发展型城郊村等区域出现较低的过剩通勤率;快速轨道交通（地铁）建设因降低了居民对通勤距离的敏感度而导致过剩通勤水平的提升,高过剩通勤率空间分布与地铁沿线和地铁站点分布存在一定的空间一致性。提升大城市的职住空间组织效率除需重点考虑提升区域职住空间平衡外,优化城市功能结构、降低住房成本区域差异等也需予以重点考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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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与通勤行为研究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以广州市2001年、2005年和2010年大型家庭社会调查为基础,研究了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和通勤行为的演化,从微观层面分析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分离和城市通勤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分离趋势较为明显,但通勤成本仍然是城市居民居住区位或工作地选择过程的重要考虑因素;通过使用职住空间平衡测量指标来测度城市职住空间平衡的空间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内圈层存在最为严重的职住空间失衡,而随着近年来广州市产业和居住郊区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城市郊区的职住空间失衡状况有明显改善,职住空间平衡率大幅度提升。从通勤行为来看,广州市城市居民使用传统的通勤方式比重最高,家庭收入、文化程度、住房产权和性质状况、工作单位性质等城市居民通勤行为显著影响通勤方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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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分析职住平衡的概念及内涵,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视角提出了两种职住平衡测度方法。采用移动手机定位数据对珠海居民的就业和居住空间分布、通勤距离、通勤来源进行了分析,同时测算了各规划分区的职住指数。结果表明：就业地与居住地在空间分布上保持较高的一致性;全市居民以短距离通勤为主,平均通勤距离为2048m,各规划分区的居民通勤距离存在较大差异;各规划分区有80%以上的居民实现了本地就业或居住。同时,从自然、规划、政策方面分析了职住影响因素,并提出了优化产业和人口空间配置、打通各规划分区之间交通瓶颈、合理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等相关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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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西部大城市的职住平衡与通勤效率——以西安为例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城市规划和政策若追求减少小汽车依赖,增加公共交通的吸引力和改善生活品质,职住平衡是当中不可忽视的问题、甚至是策略。既有职住平衡研究很少审视发展中的城市,尤其是中国西部城市。本文提出了影响职住平衡的6 组因素,而职住平衡影响通勤效率。6 组因素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影响也不同。因此有必要辨识出影响发展中城市的具体因素以便改善其职住平衡和通勤效率。改善职住平衡和通勤效率有助于这些城市吸引人才和提高它们在交通机动性、生活品质和可持续方面的竞争力。利用2011 年西安市居民交通调查的59967个样本,研究了该市的通勤效率、职住平衡和过剩通勤,并和其它国内外城市可比指标进行比较。本文发现西安平均通勤距离较短,通勤效率较高。从交通分析小区的水平,西安职工的平均通勤距离和工作岗位/居民数量和工作岗位总数成反比。当地单位大院的职住平衡和通勤效率较好,但正在降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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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职住空间组织特征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以兰州市为实证研究对象,基于2010年兰州市内1 500份家庭调查问卷数据基础上,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兰州市居民的职住空间组织特征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兰州市居民的居住地和就业地之间的平均距离为2.34 km,有一半居民的通勤距离在1 km内,和北京、上海、广州等东部大城市相比,兰州市的通勤距离比较短,还没有出现类似东部大城市的职住分离比较突出的现象。兰州市作为多中心、带状组团城市,各组团内部就业与居住基本平衡,居民通勤多以本组团内部的通勤行为为主,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跨区通勤,各组团居民的通勤行为具有“近多远少”特点。各组团职住空间特征存在明显的差异,城关区和安宁区的平均通勤距离较短,七里河和西固区的平均通勤距离较长。职住空间组织特征与城市中居住功能和就业功能的空间差异有关。城关区属于单向外来通勤流为主的区域、七里河区属于双向通勤流比较平衡的区域、安宁区和西固区属于单向外出通勤流为主的区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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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过剩通勤的相关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总被引：8，自引：3，他引：5
在不改变目前城市结构的前提下, 通过模拟居民的居住与就业区位的最优组合获取理论上的最小通勤, 过剩通勤是实际通勤成本与最小通勤成本之间的差值, 它反映了城市通勤效率和潜力。利用线性规划函数, 以广州市为例, 利用2001 年和2005 年家庭调查问卷数据, 计算两年的过剩通勤分别为58.41%和44.74%, 这部分通勤是可通过优化居住与就业的区位组合而理论上可节约的。过剩通勤与家庭社会经济特征有关, 尤其与家庭收入、户籍类型、 住房产权和类型等密切相关, 家庭结构分化和收入分化是产生过剩通勤的重要原因。除受模型假设产生的误差影响外, 过剩通勤的产生还受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城市规划与建设及个人 的居住与就业偏好等因素的影响; 住房、国企和土地等相关制度的改革导致城市居住与就业空间重组、城市规划较少关注小区域范围内居住与就业的平衡、个人的择居和择业偏好的变化, 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共同对过剩通勤的产生和扩大产生重要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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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外来人口集聚型城中村流动人口职住分离研究 总被引：3，自引：3，他引：0
居住和就业是居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职住分离现象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采用人口集聚指数、GIS空间分析及Logit回归分析等方法,利用北京市“六普”及实地调研数据,来获取外来人口集聚型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及职住特征,并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北京流动人口集中于城市拓展区,呈“环状圈层”分布特征。②近郊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距离普遍较长,职住分离较明显,相应通勤时间也较长;远郊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距离较短,以就地工作为主,由于远离城市核心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较差。③家庭就业人数、未成年及老人数、住京时长、收入、受教育程度、行业、交通工具选择等对其通勤距离具有显著影响。上述结论可为研究城市弱势群体工作居住空间结构、制定城市规划等提供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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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从业劳动力空间分布变动分析 总被引：13，自引：1，他引：12
根据地方专业化指数与负指数函数模型方法, 利用上海市1996 年和2001 年两次基本单位普查基于工作地的从业劳动力数据, 分别以不同圈层、区县及乡镇街道为基本地域单元, 系统地考察了1996~2001年间上海从业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动特征。发现上海从业劳动 力分布总体上呈都心区密度最高、由此向外依次降低的负指数函数分布的圈层结构模式。其 变动呈现都心区密度下降、周边地区上升、从业劳动力由都心区逐步向周边地区扩散的均衡化趋势。第二、三产业从业劳动力的分布变动互不相同: 第二产业主要表现为由中心城区向郊区扩散的较大范围的单向均衡化变动; 第三产业从业劳动力空间分布的变动则相对更向中心城区集聚, 表现为在距离市中心15 km 圈内由都心区向其边缘区扩散、15 km 圈以外地区特别是远郊区则反呈趋向中心城区的集中化变动。上海城市功能分异正向中心城区以“商” 为主、郊区以“工”为主, 空间模式由单中心结构向多中心结构演变。从业劳动力的这种空 间分布模式及其变动趋势, 基本符合大城市空间发展的一般规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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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国外过剩通勤理论,构建了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通勤行为影响度公式,并利用大规模问卷调查获取的通勤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定量分析了不同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程度要小于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对居民通勤的影响程度,因此,为了减少通勤,既要调整城市空间结构,更要减少个体自由选择职住区位的制度性约束;与单中心城市相比,各组团内部职住平衡度较高的多中心城市,在减少居民通勤距离,提高城市通勤效率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