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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识别与优化研究进展 总被引：4，自引：0，他引：4
“生产-生活-生态”(简称“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研究是在识别现状空间结构、格局及问题的基础上,对未来空间进行优化布局,实现空间的均衡、可持续性发展,是一种更具综合性的国土空间分区方式,已成为当前学术前沿和国土空间规划亟需解决的实践问题。论文通过文献调研法、对比法和归纳法,系统梳理了“三生”空间概念内涵、识别与优化研究现状。目前,“三生”空间识别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三生”空间形成的内在机理与概念探讨不足,“三生”空间的定量识别方法与技术体系研究有待完善,“三生”空间动态演化及驱动机制、空间冲突诊断和问题分析较为薄弱,“三生”空间优化理论和技术体系尚处于初级阶段。未来,应形成“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质”“量”观,借鉴国际空间规划已有的研究成果,以“‘三生’空间形成机理与概念界定、定量识别、演化机制挖掘、冲突诊断与问题分析、优化调控与模拟”为主线,系统构建“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的理论与技术体系;同时,重视具有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特征的山区“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研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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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6期高分影像数据和实地调查,定量分析贵州惠水涟江大坝1966—2016年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土地利用生产功能时空演变规律。结果表明：① 坝子生产功能定量诊断体系可有效识别坝子生产功能空间格局;动态演变监测模型敏感反映坝子生产功能由“单一路径”主导向“多元路径”时空动态演化过程。② 研究区生产功能空间整体由传统向非传统农业生产主导功能转向,2010年为坝区生产功能转型拐点。③ 坝区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呈“小幅增加-平稳减少-快速缩减”,非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呈“波动维稳-小幅增加-快速增加”演变特征,且功能多样性不断增加。研究结果提供了贵州典型坝子土地功能转型微观案例,对当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具有现实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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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地方化视角下旅游地尺度重组——以浙江乌镇为例 总被引：2，自引：1，他引：2
权力、资本与空间的作用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重要议题,近年来旅游地通过丰富的空间实践接驳全球化进程,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案例。以浙江乌镇为研究案例,通过全球地方化的研究视角,结合Harvey的资本循环理论和Smith的尺度重组理论提出分析框架,将尺度重组理解为一种由权力、资本作用于多尺度空间而形成的复杂过程。基于质性研究方法,对乌镇从“前旅游阶段”向“旅游阶段”和“后旅游阶段”转变过程中的尺度重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乌镇尺度重组过程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变革的微观映射;乌镇尺度重组是全球、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等级空间尺度“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综合作用的结果;乌镇尺度重组具有作为权力、资本与空间互动作用下的方式和结果的双重属性,权力、资本与空间之间的交互逻辑是其核心机制;乌镇的空间实践在微观层面上拓展了权力、资本与空间相关探讨的研究范围。作为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空间单元,乌镇的全球地方化实践走出了一条“兼容二元”的现实路径,这对改善中国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现状具有借鉴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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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保护与粮食安全背景下齐齐哈尔市国土空间优化调控路径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市域国土空间规划是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关键一环,基于黑土资源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东北黑土区的市域国土空间规划需统筹考虑黑土保护与粮食安全双重目标。本文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为例,建立了融合格网尺度与行政区尺度的黑土区国土空间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市域“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用地的时空演变特征,诊断了其耦合协调状况,并以区域发展的多元性、社会需求的多样性为导向,提出了齐齐哈尔市黑土保护与粮食安全战略背景下国土空间优化调控路径。研究结果表明,2010—2018年齐齐哈尔市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均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三生”功能轻度失调和勉强协调地区占比有所增加。国土空间格局冲突表现为“三生”功能协同性弱,冲突强度地域差异明显,对黑土资源的可持续性开发利用存在一定风险。本文以多尺度下“三生”功能冲突诊断结果为约束,建立了“三生”空间格局优化配置模型。研究认为,东北黑土区市域国土空间功能提升要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基础上,坚持以黑土保护利用为导向,统筹“人—水—地”资源要素的组合与匹配,依托现有工业基础和产业优势,分别从引导优势功能区发展、加强重点城镇建设、提高黑土资源利用效率,协调城乡国土空间利用水平等路径来具体实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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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质量水平格局与相关因素分析 总被引：2，自引：1，他引：2
城市作为人口集聚和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也是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矛盾集中地。本文在城市“三生”空间优化理论框架指导下,构建了城市“三生”空间优化评估指标体系与评估模型,分析2015年中国28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三生”空间质量水平的总体特征和空间分布规律。结果表明：城市“三生”空间质量指数总体处于较低水平,空间格局上从东南沿海向西部和东北地区递减;东北地区的生产空间质量塌陷尤为明显,西部地区生活空间质量堪忧,生态空间质量则与地方的自然生态条件和污染治理相关;生产和生活空间优化之间相辅相成,但不乏城市生产和生态空间质量反差较大;“三生”空间质量水平与人口规模、行政等级之间呈倒U型相关,即规模在1000万~1500万间的城市更利于实现“三生”空间优化,城市“三生”空间质量水平与人均GDP正向相关,职能综合城市和城市群地区城市“三生”空间质量水平更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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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空间重构与优化调控 总被引：1，自引：2，他引：1
科学解析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空间重构不仅有助于深化产业空间演化相应理论,也是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必然要求。论文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出发,基于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与全国工业企业库数据,采用经校正的产业比重变动方法对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空间重构进行了解析,并据此提出优化调控对策。主要结论有：① 产业空间重构是推动城市群发育与成熟的重要动力,其中嵌入全球价值链并持续攀升是推动城市群高级化的基础动力,而内部产业空间重构则是完善产业合作网络、推动城市群一体化的重要途径,此外,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全球化、郊区化的交互是形成双“C”字形空间格局的基础与支撑;② 在国际产业空间重构方面,目前天津市为承接核心,北京次之,其余城市发展则相对滞后;③ 在城市群内部产业空间重构方面,由北京—天津—唐山—沧州围成的内“C”字形范围是产业空间重构的核心区,不同类型产业表现出不同的驱动特征,其中纺织服装业表现为全球价值链主导下的市场驱动,化学产业表现为环境管制与水资源依赖的双重作用,钢铁产业表现为明显的政府主导,医药制造业则表现为全球价值链主导下的政府调控;④ 京津冀城市群的内“C”字形地区应侧重产业升级,外“C”字形地区则重点关注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转型,以内“C”引领外“C”,以外“C”保障内“C”,双“C”联动,以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顺利实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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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村是村域经济发展的特殊形式,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通过对河南省专业村2009年和2018年2次追踪调查,依据专业村内涵,在对河南省发展实力最强的约1200个(2008年)和1500个(2017年)村域经济评判的基础上,分别筛选出487和668个专业村。运用空间自相关、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计等方法探究了河南省专业村的空间变化。研究发现：① 在空间格局上,河南省专业村由局部集聚向全面扩散转变,呈现“整体分散、层次分明”的分布特征;专业村在豫南和豫西南地区分布数量仍然较少。② 在分区差异上,专业村集聚的中心—外围空间特征逐渐淡化,过去的“V”字形分区逐渐转变为“T”字形分区,不同分区间专业村密度差异显著,分区交界地带存在“灯下黑”现象。③ 在变化特征上,专业村空间分布重心移动轨迹呈现向东南方向移动,分布范围总体上呈现扩大趋势,尤其是豫东地区农业主导型和工业主导型专业村数量显著增长。④ 在集聚程度上,专业村集聚区由“点核”向“面状”转变,集聚程度有所减弱,部分地区专业村存在“增长下的消失”现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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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地理研究发展与态势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中国高校地理研究发展的本质是,解读地理知识产出空间结构,更深层次是地理科研活动空间不均衡的阐释。基于论文统计与数据挖掘方法,以1986—2018年《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和《地理科学进展》（简称“4地”）发表论文为基础数据,选取39所中国地理高校作为研究对象,构建高校发文指数,界定高校发展形态,分析不同区域、不同类别高校地理发展态势。结果表明：① 从发展历程分析,“985”高校是中国高校地理研究的核心,而“211”高校在2005年后普遍发展,形成以中、高发文量为主的集聚区,其他类高校形成高、中、低发文量均衡分布的态势;② 从空间集聚分析,东部高校逐渐形成“北上广南”的地理研究集聚区;中部高校于2004年后呈现快速发展,其中东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和安徽师范大学发展最为突出;西部高校总体呈现“西北强—西南弱”空间格局;③ 综合分析表明：中国高校地理学发展势头强劲,但“985”高校、东部高校地理发展内部差异较大,且短期内西部与中东部高校、其他类高校与“985”“211”高校地理发展不均衡依然维持。在未来发展中,除引进优秀科研团队、政策扶持外,中国高校地理发展还应抓住区域特色,培育自身地理团队,以实现区域研究协调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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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区域”主义下的中国区域治理模式重构——珠三角城际铁路的实证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中国的区域治理模式长期以来呈现出阶段性演化的特征。特别是近些年,传统省-市分层设权的权力组织关系被动态的、反复连续性的博弈所取代。本研究借助政治经济学与人文地理学关于“国家空间再中心化”及组织社会学者的“行政发包制”理论,立足区域基础设施项目,即“珠三角城际铁路网”展开实证,系统分析其规划、建设及运营过程。并聚焦其中的事权与财权动态演变过程,解析省政府的角色定位和省市关系的演变等两大关键问题,揭示中国城市区域治理重构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一方面,省政府的角色定位由“分包商”和“协调者”逐渐转变为协调与发展并重的新角色定位;同时,省市关系由结构化的“行政发包”转化为多轮协商的动态博弈连续体。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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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在中国地理学界受到“热捧”,但也有学者对此存有分歧、质疑、困惑和焦虑,认为新范式“缺少地理味”“跑偏了”。在梳理西方人文地理学派思想及其范式演变的基础上,对新范式的出场背景、基本议题和内涵及意义进行了剖析。研究认为：① 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倡导的“人之主观意念”“理论转向”“空间间性关联”“伦理道德及本体生成”,既是对以计量革命为特征的实证主义和空间科学,以及伯克利学派“文化超有机体”的反思,也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益凸显的增长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引致的复杂社会空间和文化认知的新阐释。② 在研究视角和对象上,新范式倡导“人之主观意念”,并确立“人”在地理学中的位置和对“地”的人文主义说明;通过社会文化等“理论转向”滤镜,预见社会空间的可能性,以及社会文化的意义和价值;通过“空间间性关联”滤镜,引导人们对多种空间,尤其是空间关系的关注;通过“伦理道德及本体生成”滤镜,强化社会文化地理的道德实践和人性提升,重构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③ 新范式用一种独特的方式,阐释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空间进程和交织的社会经济及文化发生动因,是人类对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实践认知演变中的一次重大变革,代表一种新的地理学哲学观和思维观。④ 中国学术界对新范式之所以存在不同声音,原因之一是研究者对新旧人文地理学范式的哲学认知缺乏深度对话,另一原因是学术界针对新范式的理论阐释不足。未来社会文化地理学的中国学派,需要主动拥抱并吸收西方前沿理论的合理内容,在此基础上参与建构新的学科范式,积极回应反映时代中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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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土地利用和城市空间结构的相互关系一直是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和交通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大容量公共交通、混合型土地开发、宜人的步行环境和高质量的公交服务是公交导向型开发(TOD)模式的主要特点。本文分析了TOD对城市土地利用和城市空间结构的作用机理发现:土地开发强度、土地利用结构以及土地价值是TOD影响城市土地利用的3 个主要方面,而TOD对路网结构、城市规模和城市空间布局的作用进一步影响城市空间结构及其演化。进一步研究发现:大容量公共交通的建设使得城市竞租曲线和开发密度具有多波峰的特点,遵循"随着时间的变化从城市中心向外围递减"的规律。基于中外城市发展背景差异,本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3 个层面提出建立以大容量公共交通为主轴、以TOD站点为枢纽的轴辐网络状城市空间结构,并提出了TOD站点开发的距离、级差密度、多样性和设计的4Ds原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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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系统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作用研究——以广州为例 总被引：15，自引：5，他引：10
在评述国内外城市交通系统对土地利用影响作用研究的基础上,以广州为案例,利用有关政府部门资料、统计资料和实地调查资料,引入定量分析和GIS、RS空间分析技术,系统全面地研究了城市交通系统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作用。首先,作者论述了城市交通系统发展对城市空间格局演化的引导作用;接着,应用GIS和RS技术分析论证了城市交通系统建设对土地利用开发的刺激作用;第三,应用GIS技术和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探讨了城市交通系统对土地利用价格的影响作用;最后阐明了城市交通系统对广州各类用地布局的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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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经济社会活动视角的城市空间演化过程模型 总被引：4，自引：0，他引：4
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带来了诸多问题,亟需制定合理有效的城市空间政策以确保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开展城市空间发展过程模拟、实施政策检验对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市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土地利用/交通相互作用模型”(Land Use/Transport Interaction Model, LUTI),以经济社会活动为切入点,构建了城市空间演化过程模型(Urban Activity Spatial Evolution Model, UASEM),并进一步给出了UASEM模型各子模型的具体实现和模块之间衔接的逻辑结构,从可操作层面给出了模型的实现方法。该模型可用于模拟城市空间演化过程、检验政策实施等,将成为城市空间可持续发展模拟分析研究的重要工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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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住-就业空间特征及组织模式——以广州市为例 总被引：20，自引：1，他引：19
作为城市居民生活与生产的两大载体,城市居住与就业用地及其空间组织对城市发展及空间格局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和城市规划建设的发展,大城市居住-就业的空间格局发展巨大的变化。本文以广州为案例,分析了广州市居住-就业空间均衡性、宏观空间组织模式和不同片区的居住-就业中微观空间组织模式等,并从历史因素、政府因素、市场因素和社会因素等角度揭示了广州"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居住-就业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和规律。论文倡导多元化的土地开发模式,提倡从居住与就业空间协调的角度调节交通需求的空间分布,进而优化城市空间结构,达到提高城市运作效率的目的,并试图在研究视角上为国内其他城市的同类研究提供借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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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与通勤行为研究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以广州市2001年、2005年和2010年大型家庭社会调查为基础,研究了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和通勤行为的演化,从微观层面分析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分离和城市通勤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分离趋势较为明显,但通勤成本仍然是城市居民居住区位或工作地选择过程的重要考虑因素;通过使用职住空间平衡测量指标来测度城市职住空间平衡的空间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内圈层存在最为严重的职住空间失衡,而随着近年来广州市产业和居住郊区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城市郊区的职住空间失衡状况有明显改善,职住空间平衡率大幅度提升。从通勤行为来看,广州市城市居民使用传统的通勤方式比重最高,家庭收入、文化程度、住房产权和性质状况、工作单位性质等城市居民通勤行为显著影响通勤方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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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城区扩展的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2000年以来北京市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由此引发了经济活动的空间重构,伴随着住宅郊区化、职住分离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将引起新一轮城市空间扩展。构建顾及综合可达性因素、邻域因素、自然因素、规划因素以及社会经济因素的城市空间扩展模型,分析诊断北京城区扩展进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及问题,从而为指导与管治北京市城市空间的有序扩展提供科学支撑。研究表明：① 综合交通静态可达性（单一年份）与城市扩展呈显著负相关;综合交通动态可达性（年份之间的可达性变化）则在引导北京市城市空间发展方面并无显著影响。② 邻域建设用地百分比与城市扩展呈正相关,而农用地、林业用地及水域用地的比例将减少土地开发的概率。③ 城市总体规划在指导城市空间扩展的纲领性地位逐渐受到重视,其对城区扩展的影响程度最为显著。④ 常住人口的分布现状、第二产业企业数量、第三产业企业数量分布现状对土地开发无显著影响。⑤ 认为北京市静态可达性与土地利用变化呈负相关,即可达性条件较差的地区,土地开发的可能性越小,这与北京市“摊大饼式”空间蔓延和居住郊区化的发展现实相符;北京市动态可达性与土地利用变化亦呈负相关,表明可达性提高程度越大的区域并不一定带来更高的土地开发几率,这从侧面传递了沿着既有建成区进行土地扩展的概率远远大于由于诸如轨道交通建设而带来可达性极大改善区域的概率。因此,重视与发挥综合交通动态可达性指标对城市扩展的引导作用,将是有效破解城市蔓延式扩张、优化城市扩展的重要手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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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开发城市的交通与土地利用互动关系——以广州为例 总被引：19，自引：4，他引：15
在评述国内外城市交通系统与土地利用互动关系研究的基础上,以广州为案例,利用有关政府部门资料、统计资料和实地调查资料,引入定量分析和GIS、RS空间分析技术,系统全面地研究了我国高密度开发城市交通系统与土地利用互动关系。结果表明：城市交通系统与土地利用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交通系统的发展引起城市空间形态、土地利用开发、土地利用价格和用地布局特征的变化;反之,土地利用特征的改变也带来了交通线网格局、交通密度特征及交通模式的改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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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规”新旧土地利用分类体系比较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近年来“两规”衔接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两规”新用地分类体系的先后发布给“两规”衔接带来了契机。运用比较分析方法研究了“两规”新、旧用地分类体系的相互关系,将“两规”用地分类体系的关系演变划分为1997年以前相互独立发展、1997-2006年相互冲突和2006年以来相互衔接3个时期。“两规”旧用地分类体系的比较表明两者在分类重点、分类体系构成、建设用地分类方法和空间范围4个方面的矛盾和冲突最明显。“土规”新、旧用地分类体系的比较表明有4个方面的特征变化：①现状、规划两套分类体系由相互分离转变为相互衔接;②现状分类由三级体系变为二级体系;③在建设用地分类中突出考虑了行业因素;④增强了规划分类的弹性空间。“城规”新、旧用地分类体系的比较分析表明有2个方面的特征变化：①增加城乡用地分类体系;②修订城市建设用地分类体系。最后构建了“两规”新用地分类体系的对应关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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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国旅游业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旅游城市土地投资和开发日益强盛。以典型旅游城市黄山市为案例,以1870宗城市出让用地为样本,采用数理统计、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其土地出让区位选择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商服、住宅、工业三类用地与用地总和的出让均属于凝聚型空间分布状态,分布均衡度均较低。② 城市东南部和区县城区是土地出让热点集中地区,城市外围地域是冷点集中地区。住宅用地热点地区主要集中于城市近郊、重要旅游区周围;工业用地热点地区主要集中于开发区、工业园区和重要交通沿线;商服用地热点区域主要集中于城市商业集聚区、大型公共设施和旅游景区周围、重要交通设施附近。③ 土地出让区位选择呈点状集聚、线状网络并存,表现为“东南部分布密度较高、西北部分布密度较低”“中心城区密集、外围区县稀疏,县城密集、一般乡镇分散”“交通指向显著、呈带状分布”布局特征。④ 土地出让区位选择涉及城镇化推动的城市内生型、自然环境优美的资源依托型、要素流动便利的交通指向型和集聚经济优势的开发区集中型四种选择模式。⑤ 土地出让区位选择是自然条件、人口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制度、城镇化建设、交通设施、旅游发展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政府、企业、居民等不同主体相互作用与博弈的结果。地形对土地出让区位选择的空间约束性和指向性显著;土地出让与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有较高匹配度;土地政策、城市规划对用地出让的规模和方向有重要影响;交通和旅游快速发展对于土地出让具有明显影响。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