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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
 共查询到19条相似文献,搜索用时 187 毫秒
1.
基于北京、深圳、成都和中山4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抽样调查监测数据,采用计量模型探讨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与区位选择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新生代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回流意愿,且不同类型(智力型、投资型和劳力型)在回流意愿和区位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2)其回流意愿受个体“客观属性”(人口学因素、经济因素)与“主观感知”(经济地位感知、社会心理感知)双重影响,特别是人口学因素和社会心理感知。3)就回流区位选择而言,人力资本是影响其回流至户籍地所在省会城市最显著的因素;主观感知中的城市社会适应、家庭“心理成本”和家乡生活方式认同与其选择回流至户籍地所在的地级市显著相关;客观属性中的人口学因素(性别和年龄)、在外务工时间主要影响其回流至户籍地所在的县(市、区)或乡镇;经济因素中的个人收入对各类回流地的选择均有显著的影响。不同回流区位的选择是综合“生存”与“发展”两方面需求的结果。建议未来精准施策,尤其要注意地级市的人口回流;在重视吸引人才的同时,要进一步关注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问题,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尤其是医疗、养老、子女入学等,推进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  相似文献   

2.
东北三省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   总被引:2,自引:2,他引:0  
基于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趋势面分析等技术,结合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东北三省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特征展开研究。主要发现:东北三省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呈现出“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特征,南北方向上的分异比东西方向大;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在空间上属于随机分布,齐齐哈尔市和黑河市位于高-高集聚区,哈尔滨市位于低-高集聚区。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呈现出先升后降的特征;个体因素方面,农业户口流动人口、在婚流动人口、高学历流动人口、“80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更强;经济特征方面,收入与住房支出分别对居留意愿产生正向和负向影响;社会因素方面,流入时间越长、职业类别为“专业技术及办事人员”与“商业服务人员”、就业身份为雇主、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更强。  相似文献   

3.
城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决定物流空间格局、影响城市综合资源和生产空间的合理配置。以西北内陆中心城市——兰州市为案例区,基于微观物流企业数据并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刻画了兰州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及类型分异特征,进一步通过负二项回归模型探究了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兰州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布不均衡特征显著,总体呈现出“中心为主、远郊和近郊为辅,且沿城市交通主干道呈寄生状分布”的分异格局,具体可归纳为“多中心极化”、“中心极化”、“多中心外扩”、“中心外扩”、“整体极化”与“局部外扩”并存5种空间组织形态。(2) 物流企业呈现出“两心两翼四组团”的空间集聚特征,就不同类型而言,运输型和综合型物流企业呈现出“地域均衡化,类型多元化”集聚特征,货代型、快递型及仓储型物流企业则呈现出“片区集聚化,类型集群化”集聚特征。(3) 物流企业空间分异格局与类型分异特征受交通条件、集聚因素、政府政策、土地价格和城乡差异等多元因素影响,其中交通条件、集聚因素以及政府政策对行业整体在区位选择中的影响最为显著。(4) 从企业类型来看,货代型、综合型物流企业的区位选择受集聚因素影响最为显著;快递型、运输型物流企业则较为关注交通条件;仓储型物流企业对政府政策更为敏感。研究结果在丰富城市物流企业区位理论和研究案例的同时,对我国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布局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相似文献   

4.
林李月  朱宇  林坤 《地理研究》2022,41(7):1948-1962
在跨地区生计及其变迁的视角下,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和流出地城镇的住房状况有机结合,借助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相匹配的城市特征数据,运用描述统计和多层次回归模型,探究流动人口城镇住房分层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流动人口的城镇住房已形成了一个从低到高依次由无城镇产权房、有城镇产权房(流出地或流入地城镇产权房)和多区域城镇产权房构成的“三阶四级式”的“金字塔型”结构。模型结果显示,流动人口个体及家庭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流出地的区位禀赋是其实现城镇住房自有的重要基础和财务支撑,流入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房价和城市规模仅对流入地和多区域城镇产权房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挑战了流动人口住房条件差的刻板印象,并吸引人们关注流动人口跨地区生计及其变迁对其城镇住房的影响,拓展了当代中国城镇住房分层研究的视角。  相似文献   

5.
基于百度慧眼的中国收缩城市分类研究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孟祥凤  马爽  项雯怡  阚长城  吴康  龙瀛 《地理学报》2021,76(10):2477-2488
收缩城市是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类城市,按照城市人口变化格局,开展收缩城市分类研究,是发现城市人口“空洞”及变化特征的重要一环。国际上将收缩城市主要分为穿孔型、圈饼型和边缘型,中国的收缩城市究竟包括哪些类型?尚缺少研究证实。本文以中国实体城市为分析单位,利用百度慧眼2016年11月─2018年11月200 m格网的常住人口数据,发现常住人口减少的实体城市共1506座,占实体城市总量(3022座)的49.8%。选取人口较为密集且在研究时段内出现严重收缩现象的126座收缩城市为研究样本,探讨中国收缩城市分类问题。分析表明:126座收缩城市样本多分布在秦岭淮河一线以北地区,包括穿孔型、全局型、局部型、圈饼型、边缘型等5种类型。其中,穿孔型收缩城市最多,共47座(37.3%),为中国收缩城市的主导类型,主要分布于黑龙江、内蒙古、甘肃;全局型收缩城市有33座(26.2%),主要分布于甘肃、陕西;局部型收缩城市有25座(19.8%),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内蒙古;圈饼型收缩城市有18座(14.3%),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边缘型收缩城市有3座。“重速度、轻质量”的前半程城镇化,以“增长”为主导的城市规划执念,资源枯竭或经济转型导致传统工业企业衰落解体,政府主动调整下的产业转移等是产生穿孔型收缩城市的主因。研究为政府精细调整城市发展重心、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城市宜居性、开展收缩语境下的城市规划与设计,提供了科学依据。  相似文献   

6.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特征   总被引:7,自引:4,他引:3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往往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然而既有研究对此关注较少。基于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半参数地理加权回归(SGWR)模型,结合k均值聚类法,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特征展开研究。结论如下:①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主要受流动人口群体自身特征的影响,受流入地的影响相对较弱;② 社会经济因素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关系紧密,人口、家庭及流动特征因素同样产生影响,收入、婚姻、跨省流动等因素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产生抑制作用,而住房支出、参保率、子女个数等因素则产生促进作用;③ 各影响因素总体上呈现带状的空间分异模式,可概括为“E-W”“N-S”“NE-SW”“SE-NW”4种。民族、家庭等因素的正向影响自北向南递减,参保率、未婚率、二产就业等因素的影响自西北向东南递减,子女个数及人均GDP的影响自东北向西南递减。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高收入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相对更弱,华南地区住房支出较高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相对更强。④ 全国可划分为四大影响区,其中,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华东地区受多因素共同影响;西北地区及部分西南地区主要受人口及社会因素的影响;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地区主要受经济及家庭因素的影响;华南地区及部分中、东、西南部地区,除住房支出外,受大部分因素的影响相对最小。最后,本文对中国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提出相应建议。  相似文献   

7.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中部地区湖北的“毛嘴模式”为例,围绕武汉汉正街与仙桃毛嘴镇的城乡联系问题,研究人口回流及返乡创业所带动的地方发展,解析其对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①劳动力回流受家庭需求、家乡发展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资本回流的主要影响因素是雇佣“本地化”劳动力,也涉及城市更新及其“外部性”效应的间接影响;②技能型劳动力回流以及企业家在城-乡间的高频流动,有利于发挥流动人口的“桥梁”作用;③回流人口主要从事与之前就业相关的行业,倾向于在镇区或市区购买商品房,促进了乡村经济转型,同时利于社会资本的培育,重塑了乡村社会空间。  相似文献   

8.
城乡一体化对中国乡村振兴和城市—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落实有重要意义,但当前快速城镇化发展进程中涌现了一批收缩型城市,其城乡一体化发展有什么特征、城市收缩是否对城乡一体化产生影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成为新时期推进全民共同富裕目标研究中的核心科学问题。论文据此基于“城镇发展带动—产业发展与投入城乡协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动力—路径—目标”对城乡一体化内涵进行界定、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以东北三省为例,从收缩城市与非收缩城市、收缩城市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类型视角,对2010—2019年期间的城乡关系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东北三省城乡一体化发展情况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且内部空间分异明显。② 城市收缩对城乡一体化发展表征出较为明显的影响,收缩城市的城乡一体化水平整体较非收缩城市要低、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更为明显。③ 收缩城市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存在收缩类型、收缩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其城乡一体化水平由收缩初期阶段向收缩后期阶段逐渐降低,收缩类型上表征出资源依赖型收缩城市<综合型收缩城市<虹吸型收缩城市<区位制约型收缩城市的发展特征。故此得出收缩城市源于发展要素被“空间剥夺”而对城乡一体化发展产生影响,收缩城市的涌现不利于区域协调、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东北振兴中应充分考虑收缩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相似文献   

9.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的发生机制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论文通过关注个体资本禀赋和城市环境2个层面因素,对比跨省、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3类不同范围的流动群体,剖析了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总体机会型创业率较低,但跨省流动人口的创业率高于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流动人口;② 不同资本禀赋对3类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产生了差异化影响。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存在互补关系,随着流动范围的扩大,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的影响不断增强,经济资本的影响则逐渐减弱;③ 城市环境解释了10%~20%的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决策变异,流动范围越大,流动人口对外在环境的变化越敏感,尤其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显著影响了跨省流动人口的创业决策。此外,个体资本禀赋与城市环境的相互作用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同时存在着负向和正向2种效应。针对不同流动范围人口机会型创业的影响机制及其差异性的探讨,可为完善城市创业支持体系提供科学依据。  相似文献   

10.
地理院系调整研究旨在通过对地理学认同产生不利影响的高校地理院系调整的解析,揭示地理学发展存在的学科与体制认同问题。基于对高校地理院系调整的回顾,分析地理院系调整的原因及影响,并结合当前地理院系发展态势阐明其启示。结果显示:学科认同与院系调整互为关联,尽管地理院系调整导致的解体并不表明地理学的终结,一般意义的调整也存在积极影响,但不同类型地理院系调整对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学科认同的不利影响仍然明显,并影响着体制层面的学科再生产。地理院系调整的发生是多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复杂多样的因素及其影响表明地理院系面临竞争,需要地理学者既“正名”(塑造科学性、统一性的学科形象)又“指实”(完整的院系体制建设);既“向内”(地理院系及地理学家的努力)又“向外”(维护地理学及地理院系的完整性认同)的集体努力,在强化地理学综合性基础上形成“多轨发展”机制,强化地理学学科与体制认同。“跨学科典范”的塑造或许是当前地理院系应努力的现实目标。  相似文献   

11.
近年来有关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和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成为我国学者广泛关注的研究主题,较高的社会融入水平已成为流动人口获得生活满意度的根本。基于珠三角流动人口问卷调研数据建立两个结构方程模型,探究社会融入各维度及其影响因素的路径效应,进一步分析社会融入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实现“生活满意度期望”,即感受到本地生活满意度高于老家的路径机制。结果显示:珠三角地区社会融入可分为经济融入和非经济融入两部分,但经济融入的基础作用不凸显;个体、家庭与制度等因素对社会融入各维度存在较大影响差异;社会融入影响“生活满意度期望”可归纳为“经济融入-生活满意度期望”的直接影响路径和“非经济融入-生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期望”的间接影响路径;提高流动人口市民化和社会融入水平,不仅要关注流动人口的经济收入问题,还应注重流动人口与本地人邻里关系建设,以形成良性的城市更新与和谐的社区环境。  相似文献   

12.
蔡晓梅  朱竑 《地理学报》2012,67(8):1057-1068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有关跨国移民对城市景观的感知和跨文化认同研究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 以广州高星级酒店外籍管理者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定性研究进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构建了外籍管理者对城市地方景观感知和跨文化认同的形成演变机制, 并得出以下结论:① 在职业影响下, 外籍管理者对迁入城市产生了被动的地方认同, 进而形成了被迫同化的跨文化认同模式;② 外籍管理者基于身份构建对城市地方景观进行感知, 对反映“他者”、“我者”和“世界人”身份的景观感知度较高, 反映出他们对故乡和迁入城市的地方认同, 从而产生了同时具有整合和边缘特征的跨文化认同模式;③ 外籍管理者通过迁入城市的地方景观感知而产生地方意义的解读, 基于对迁入城市正面的地方意义解读, 对城市产生了地方认同和整合的跨文化认同模式, 基于对迁入城市负面的地方意义解读, 对城市产生了地方不认同和分隔的跨文化模式。研究结论丰富了城市景观研究和跨文化认同研究的相关理论成果, 并为中国跨国移民政策和国际化城市建设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实践参考。  相似文献   

13.
肖宝玉  朱宇  林李月 《地理研究》2020,39(12):2796-2807
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选取福厦泉城市群,构建融入-隔离对比的指标体系,探讨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主观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主观社会融合程度较高,但融入与隔离并存,且以融入为主。② 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合受流迁模式、社会网络、生计资本、制度政策和人口特征等因素综合影响:宏观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显著地增强融入、削弱隔离,淡化了户籍制度造成的融入障碍;中观上在流入地加强社会交往和积极参加组织活动、改善住房和提高收入确实有助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增强融入、减弱隔离,但基于流出地方向的土地预期收益、家庭困难及乡土依恋等主客观因素则增强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主观隔离、削弱了主观融入;微观上近距离、长时段和家庭化迁移的流动人口主观融入程度较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流动人口削弱主观隔离,更好地融入流入地。研究认为应促进流动人口客观融合并使其与主观融合相匹配,改变以流动人口融入当前流入地实现市民化的单向思维,统筹考虑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双向影响,将流动人口市民化工作重心由落户转向基本公共服务的无差别覆盖,实现流动人口从主观“愿意”到客观“能够”的社会融合。  相似文献   

14.
邢祖哥  黄耿志  薛德升 《地理学报》2022,77(10):2474-2493
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针对现有研究在社会融合的空间特征及流入地作用方面的研究不足,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引入空间分析和分层线性模型,揭示了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空间格局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总体社会融合指数为0.43,存在行为融合(0.71)>心理融合(0.61)>经济融合(0.33)的维度特征。②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和集聚性,高水平社会融合区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山东半岛和川渝地区,低水平社会融合区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关中平原和华北平原地区。在这些地区中,总体上存在人口50万以下的小城市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高于大城市的基本特征。③ 流入地因素和个体因素共同影响和形塑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水平和空间格局,且流入地的人口规模、住房支出(房价水平)和公共服务等因素对个体因素的影响具有调节作用,包含正向极化、负向极化、正向均化、负向均化等4种调节机制。本文呼吁从流入地—个体因素关联的人地关系视角开展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重视流入地因素对个体因素的影响,为基于流入地的政策调控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相似文献   

15.
曾通刚  杨永春  满姗 《地理科学》2022,42(1):126-135
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心理融入的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流动人口心理融入处于较高水平;② 流动人口心理融入区域差异显著。东南沿海及少数西部城市心理融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山东和川渝等地区心理融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③ 流动人口心理融入存在空间集聚效应。除川渝地区外,热点区集中于北方地区,冷点区集中于东南地区。④ 拥有房产、雇主身份和较高受教育水平加快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入;工资收入的增加不利于心理融入,这与相对剥夺感有关;参与“新农合”对流动人口心理融入具有约束效应;暂住证/居住证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心理融入的重要途径。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利于流动人口心理融入。跨省流动存在抑制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家庭规模和本地居留时间的作用不显著。  相似文献   

16.
吴蓉  潘卓林  刘晔  李志刚 《热带地理》2019,39(5):721-731
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査数据,通过计算分异指数、隔离指数和区位爛,分析了深圳这一典型移民城市的新移民社会空间格局及其分异状况,并采用线性回归模型深入探讨新移民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与广州市进行对比。研究表明:1)深圳的社会空间存在5类人口因子,出现精英阶层聚居区、工薪阶层聚居区、离退休人口聚居区、本地村镇人口聚居区和新移民聚居区5类社会阶层聚居区。2)新移民在空间分布总体上表现出“差序格局”:由关内(福田区、罗湖区、南山区和盐田区)到关外(宝安区、龙岗区、光明新区、龙华新区、坪山新区和大鹏新区),“省内新移民”减少而“省外新移民”增加。3)深圳新移民与本地常住人口的分异指数为0.47,隔离指数为0.64,与广州新移民的指数相比,深圳新移民的隔离程度较高。4)制度因素(户口属性)对深圳新移民聚居区的影响减弱,市场因素的作用正不断增强,符合“市场转型论”的假设。同时人口和家庭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有一定影响,其中年龄结构和教育水平是影响新移民聚居的重要因素。5)对比广州市,广州新移民聚居同时受到制度因素和市场因素的双重影响,户籍制度影响依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同时年龄结构与婚姻状况也具有显著影响。由此可见,新移民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机制具有异质性,深圳市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体现T中国社会主义市场转型对社会空间的影响效应。  相似文献   

17.
地方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   总被引:11,自引:7,他引:4  
田明 《地理科学》2017,37(7):997-1005
利用东部和中部地区9个城市的流动人口问卷调查,采用多水平回归模型,分析了城市差异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过程存在南北差异,并呈相同地域较接近的特征。城市区位、经济发展水平、以房租为代表的物价水平、以方言为主的地域文化、流动人口占比,社会保障的落实程度等地方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产生显著影响,但城市人口规模影响不显著。地方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效应是复杂的、多向的,即使同一因素既有积极的方面,也存在消极的方面。推动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必须正视城市差异,因地制宜地提出包容性的社会政策。方言重的城市,尤其是这些城市的公共场所和公共办事窗口要推动普通话的普及,鼓励使用普通话;降低城市社会保障的准入门槛;房租高的城市,保障房建设要以公租房建设为主,把流动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要本着先易后难,同步推进的原则,优先推进省域内流动人口市民化,城镇化转移支付应向流动人口比例高的城市倾斜。  相似文献   

18.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migration from Mainland China (MC) to Australia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In contrast to previous migrant waves, post-2000 MC-born migrants in Australia are more likely to be highly skilled and/or financially independent, and often migrate under skilled, business and investment visa programs. Though scholarship has explored various facets of MC-born migrants’ settlement in Australian cities,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settlement, and change over time associated with these shifts in socio-economic profile, have remained unexplored. This paper draws on three census periods, and employs a local indicator of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together with a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We conclude that the settlement patterns of MC-born migrants in Australia do not follow the ‘straight-line’ assumptions of spatial assimilation theory, nor are they tied explicitly to socio-economic factors in the majority of capital cities. Instead, the settlement patterns of MC-born migrants vary by city: Sydney and Melbourne display the most spatially segmented settlement patterns; while Adelaide and Perth exhibit increasing levels of concentration as the number of MC-born migrants grows. Results indicate that while MC-born migrants are somewhat likely to cluster at the early stage of group formation, within-group spatial patterns are articulated by social attributes as the group grows in size and significance in a metropolitan context.  相似文献   

19.
朱竑  李如铁  苏斌原 《地理学报》2016,71(4):637-648
广州石牌村、棠下村和珠村3 个市中心到市郊均匀扩散的城中村为例,通过修订量表对城中村移民进行施测,然后采用SPSS 17.0 和M-plus 7 统计软件整理数据。从微观视角分析城中村移民的地方感(城中村和乡下两种地方感)在性别、年龄、居住时间、居住形式、收入水平、文化资本、根植性、居住环境和社会融合等因素中的差异及其影响路径。研究发现:① 地方感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的地方感均值不管是在城中村,还是在其故乡的均比男性低;② 移民的地方感在年龄、居住时间和居住形式上的t 检验结果没有差异,而在收入水平上有差异;③ 文化资本、居住环境和社会融合等因素,其在地方感的高低分组之间的影响存在差异;④ 社会融合与文化资本、根植性和居住环境呈显著正相关,而乡下地方感与文化资本和居住环境呈显著负相关;⑤ 从影响路径来看,地方感不能直接影响社会融合,而是通过根植性、居住环境和文化资本等因素进行间接的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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