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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测度及其区域差异研究 总被引：8，自引：0，他引：8
在深刻理解新型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建立了由人口、经济、空间、社会、生态环境、生活方式、城乡一体化、创新与研发8个子系统构成的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并对31个省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运用灰色关联度法,对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42个评价指标的关联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与经济城镇化、创新与研发、社会城镇化、生活方式城镇化关系更为密切。对各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差异分析表明,中西部地区需要从经济城镇化、生活方式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创新与研发子系统5个方面入手,加快城镇化步伐,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全面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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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16,(3)
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分析了2000~2012年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空间差异及演化特征。结果表明: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呈现由南而北的阶梯状递减趋势,不同尺度空间差异各异;从演变趋势看,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高水平县域向苏南地区集聚,且空间范围呈扩大趋势,而中心城市与外围县域的发展差异呈缩小之势;据此,将江苏全省划分为4个类型,即新型城镇化高水平区、新型城镇化较高水平区、新型城镇化较低水平区、新型城镇化低水平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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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城镇化质量空间格局演变 总被引：4，自引：1，他引：3
从经济发展、居民生活、可持续发展、城乡统筹和社会发展5个方面出发,构建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对2003-2012年河南省省辖市城镇化质量进行综合测度,并对其空间演变原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河南省省辖市城镇化质量总体上呈逐年上升态势,但发展不够稳定;2城镇化质量空间格局受原有格局的影响较大,相对较高等级区域位于郑州及河南西北部地区空间格局变化不大,城镇化质量空间格局变动主要在相对第三、第四与第五等级之间;3城镇化质量空间格局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各省辖市间衡量城镇化质量5个方面的发展速度不同,其中经济发展、居民生活和城乡统筹的发展速度相对较为一致,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质量的发展速度差别较大。依据分析结果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更多地关注可持续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这两个相对薄弱环节,针对不同省辖市城镇化质量区别对待,因地制宜,促进河南省新型城镇化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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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内涵及其特征的考辩,建立由人口、经济、基础设施、生活质量、生态环境、城乡统筹发展诸因素构成的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信息熵技术支持下的层次分析法（AHP）,以陕西省10 个省辖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陕西省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区分为5 个等级类别：最高（西安）、较高（宝鸡、延安、铜川、榆林）、中等（咸阳）、较低（安康、汉中、渭南）和最低（商洛）,区域差异呈现为陕北较高,陕南较低,关中（西安）突出的现象。不同城市新型城镇化评价因素之间、相同城市的各评价因素之间皆存在水平上的差异,发展不均衡。陕西省城镇化过程的主要推动因素是经济发展,而人口集聚及素质提高、生活质量提升与基础设施建设是主要表现,城乡统筹发展、生态环境建设与城镇化综合发展并不同步,需要统筹城乡、兼顾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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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新型城镇化的测度与空间分异研究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中国未来城镇化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优化结构和提高质量,而新型城镇化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由之路。在深刻理解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的基础上,建立了由人口、经济、空间、社会、生态环境、生活方式、城乡一体化、创新与研发8个子系统构成的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对山东省17个地级城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① 山东省新型城镇化受传统城镇化影响严重,要加强生活方式、生态环境、城乡一体化以及创新与研发方面的建设。② 济南、青岛、威海、淄博为新型城镇化高水平区,东营为新型城镇化较高水平区,烟台、莱芜为新型城镇化中等水平区,泰安、滨州、日照、潍坊、枣庄为新型城镇化较低水平区,济宁、临沂、德州、聊城、滨州、菏泽为新型城镇化低水平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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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近年来着力推行新型城镇化，关注城市可持续，强调城镇化发展模式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提升型”转变。然而，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并未取得共识，中国政府部门也未发布权威的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为此，本文建立了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国内外发展经验确定了各级指标的分级标准。采用模糊隶属度函数和熵技术支持下的层次分析法，对西北地区2000—2014年分地州市城镇化质量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了定量测度和详细分析。结果表明：（1） 与国内外先进标准相比，整个西北地区的城镇化质量综合指数一直介于0.4和0.5之间，始终处于中等水平，然而总体呈缓慢波动上升趋势。说明西北地区城镇化质量提升还具有很大的潜力，各级政府今后必须制定各种大力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政策。（2） 整个西北地区分要素城镇化质量历年大体上呈现出“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城市社会发展质量>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城乡及区域一体化质量”的态势。其中，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一直属于高质量，但近年来有下降的趋势；城市社会发展质量从较低质量变为中等和较高质量；城市经济发展质量从较低质量变为中等质量；城乡及区域一体化质量属于较低或中等质量，但近年来有缓慢上升的趋势。因此，西北地区应根据上述特点协调好这4个指标的关系。（3） 从空间上看，西北地区城镇化质量长期呈现出中等质量城市广泛分布而较低和较高质量城市零星分布的格局，而且分要素城镇化质量的空间分布均具有较强的规律性，但它们与人口城镇化率的时空分布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说明西北地区在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过程中，应根据各地州市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协调好城镇化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本文为科学认识西北地区城镇化质量的时空特征提供帮助，也可以为类似区域城镇化质量的科学评价提供有效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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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05—2018年西部11个省会城市为评价对象，采用熵值法评价其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成水平，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相对发展度模型探究其协调发展和滞后状况，为进一步促进两者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研究发现：1）西部省会城市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处于探索阶段，波动上升和时空分化的特征尤为明显，西南地区城市的得分普遍高于西北地区和黄河中游地区城市；2）各省会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差距较大，基本以波动向前式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地区差距较大，邻近城市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规律有靠近趋势；3）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间存在高水平耦合的密切关系，协调水平上升的趋势下普遍未达到相互促进的良好或优质协调；大部分城市的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间存在交替滞后的情况，且滞后有延续和强化趋势。在今后应注重对发展基础相对薄弱城市的引导发展，缩小区域和城市间的差异，从战略目标导向入手，加强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建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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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浙江省2001-2013年县域城镇化率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定量揭示了浙江省县域城镇化时空差异和演变,即浙江省县域城镇化时空格局具有显著全局和局域空间自相关性,其中,城镇化热点区域主要以环杭州城市带为主。基于空间面板计量分析技术,对浙江省县域城镇化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回归结果显示：浙江省县域城镇化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即临县城镇化建设将会正向促进本县城镇化进程;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产业比重和外贸依存度均对县域城镇化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城乡差距则对县域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浙江省县域城镇化未来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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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消除中国城乡社会经 济“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根据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从人口、经济发展、生活质量、基础设施、资源 环境、城乡统筹 6 个方面，构建了包含 24 项指标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熵值
法，对西部 11 个省会城市 2005—2015 年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研究表明：西部省会城
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总体上可分为“高等水平”、“中等水平”、“低等水平”3 个 级别，基础设施建设是造成差异的主要驱动力。各城市不同年间的城镇化单项水平影响因素呈现 多元化，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有所侧重，同时兼顾城镇化质量，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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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理论内涵的认知与建构 总被引：10，自引：3，他引：1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城镇化既推动经济社会大发展,也面临巨大挑战。跨学科视野下,围绕城镇化问题的争论和持续研究对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产生重要影响,也标志着中国城镇化方向的重大调整。但对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科学认知和理论挖掘仍不充分。本文归纳了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简要历程,指出半城镇化、特殊国情、复杂因素及治理体系交织的中国城镇化特征,阐明了中国城镇化对世界的巨大贡献,论述作为最显著的人文空间过程的城镇化对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学科意义,并解读了新型城镇化认知与建构的4个方面理论内涵：人本性、协同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伴随结构主义向人本主义发展理念的转变,新型城镇化应逐步实现从“人口城镇化”到“人的城镇化”的转变,其中有6个关键议题：人的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镇化城乡综合过程与协同研究、资源环境承载与气候变化适应下的城镇化、多样化区域模式、城镇化人文社会空间效应及机制、大数据与技术方法创新。本文尝试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理论内涵的认知框架,以期为新型城镇化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提供借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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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城镇化的有序发展和优化布局,对于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资源与市场优化配置、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研究表明：① 2000—2020年中国县域城镇化快速发展且区域差异显著,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城郊地区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相对较高,而西南地区、中部农区、西藏及新疆大部分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偏低;2020年沿“胡焕庸线”东侧的东北地区、冀北及晋陕豫地区、川东及云贵地区成为县域城镇化率高值区,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内蒙古边境地区,以及江浙闽东南沿海一带城镇化率超过50%的县域达716个,占比38.3%。② 县域城镇化是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地理区位条件、公共资源供给、专业创业集群与宏观政策等影响县域城镇化的方向、范围和深度。预测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76.04%,县域城镇化率为64.38%。未来要重视强化县域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组织结构的调整优化。③ 县域城镇化发展可分为大城市周边县域要素集聚型城镇化、专业功能县域产业集聚带动型城镇化、农产品主产区县域农业现代化引领型城镇化、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保育型城镇化、人口流失县域异地转移集中型城镇化等5种类型。④ 县域城镇化以县城和重点镇作为要素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形成居业协同与产城融合的多级体系。通过构建产业全价值链、主导产业关联集群、公共服务融合配置体系等创新路径,将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产业融合与等值化发展,促进城乡融合网络化、城乡治理体系化与资源利用集约化,为优化县域人地关系和城镇化空间体系提供持久动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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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城镇和乡村人口变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从城乡人口变动的视角提出了城镇化地域类型的划分方法,基于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的城镇化于1990年后进入快速阶段且当前仍在加速,但城镇化的实现路径存在较强的时空动态性：① 随着人口自然增长减缓和乡城迁移扩张,全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由城乡扩张型转变为城镇吸引型,乡村人口减少对城镇化的贡献持续增强;② 城镇吸引型是各地最主要的城镇化地域类型,但2010年以来大量地区因乡村人口加速外流而转变为乡村流失型,城乡扩张型地域的空间范围大幅收缩至西藏、上海等地,而城乡收缩型地域在东北地区的非省会城市大范围扩张;③ 经济性因素仍是当前中国城镇化的核心驱动因素,经济增长带动乡村人口外迁,工业化长期有利于城乡协调共进,而公共服务等社会性因素的作用仍然有限;④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政策效应还有待发掘,西部城市群、中小城市的吸引力以及乡村地区的人口发展等问题仍需更多的研究关注。本文最后对中国城镇化的趋势性、动力机制和未来研究重点展开了讨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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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总被引：6，自引：3，他引：3
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与之相伴随的是更加迅猛的土地城镇化过程。基于2000年和2015年中国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多元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的方法,深入分析了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的区域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率年均增长2.77%,其中近40%的区县城镇化率年均增长大于3%;在空间上呈现出不同于人口城镇化的扩散趋势。② 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的南北分异规律较东西分异更为明显。土地城镇化的高值区域始终集中在胡焕庸线的东南半壁,而围绕主要的城市群地区则形成“组团式”增长的热点区,地区间差异趋于收敛。③ 人口集聚、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城市特性与地理区位等要素对县域土地城镇化空间分异格局的影响较为显著、稳定,各要素对土地城镇化的影响均具有明显的时空依赖特征。分析揭示县域土地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其动力机制,对于科学认识新型城镇化和实施城乡融合、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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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作为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对破解城乡及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论文以四川省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空间计量模型、门限面板模型,分析2009—2019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时空演化情况,揭示二者的关联关系,检验分析城乡收入差距的其他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 2009—2019年,四川省新型城镇化水平逐年上升,城乡收入差距逐年缩小,各年度城乡收入差距均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其低值区域主要集聚在成渝经济走廊上,其高值区域主要集聚在川西及东北部秦巴山区。(2)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非线性影响,呈倒“U”型关系,主要原因是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不协调、不同步,当农业现代化水平跨越门槛值后,新型城镇化才会由扩大转为抑制城乡收入差距。(3)地区经济不平衡程度、科技创新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也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显著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可为积极稳妥推动新型城镇化、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理论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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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协调性的趋同与差异研究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近10年来,城镇化进程中暴露的很多问题可以归结为城镇化的协调性问题,本文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基础,从城乡、产城、城镇化区域和城镇化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4个方面来衡量新型城镇化的协调性。并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运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spatial Durbin panel data model, SDPDM)从经验上考察新型城镇化协调性的俱乐部与条件趋同现象,发现制约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协调性的因素并不一致：东部城市应进一步加强城镇化同资源环境的协调,促进区域间的协同发展;中部城市应改变大拆大建的城市建设模式,着重发展服务业和增强城市间的合作;西部城市应进一步推进市场开放进程,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城市建设中的攀比,发展服务业和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同时,限制城市人口增长的政策对于新型城镇化协调性不存在显著影响,而放开户籍管制,则会促进人口向城市集聚;无论从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产城融合或是城乡协调发展,均会对新型城镇化协调性起到正向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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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协调的空间格局及驱动力 —— 以浙江为实证 总被引：2，自引：2，他引：0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以及趋势面分析等方法对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分析了其空间特征以及驱动力。得到以下结论：2006~2012年,产业集群创新、县域城镇化、耦合度以及协调度均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协调度整体表现出“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趋势;协调度呈现出持续的空间集聚态势,且集聚的强度呈倒“V”型的变化态势,形成了杭州湾地区的显著热点区,浙西南的显著冷点区;影响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驱动力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其驱动力作用强度按经济基础、对外开放、市场力量、信息化、政府行为以及工业化依次递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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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口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下,人口非对称流动引致的城市间集聚差异不断循环累积而产生空间极化现象,研究极化形成的格局及其空间效应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论文以长三角地区的41个城市为研究案例,构建人口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测度2000—2019年人口集聚指数的基础上,运用极化指数和变异系数等,探究长三角人口城镇化空间极化的演变过程、空间特征及其正负效应。研究发现：① 2000年以来长三角地区人口城镇化的时空分异逐年上升,空间极化度提高近40%,城市发展的非均衡性不断增强;空间极化表现出随尺度放大而递增的趋势,呈现出长三角地区整体大于长三角城市群的极化特征,形成“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的“多中心”空间极化格局,核心区已演变为空间正极化区域。② 随着人口集聚程度的变化,不同维度的空间极化时空分异不断扩大,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以上海—南京为中心的长三角沿江轴线上,由此向安徽、江苏北部、浙江南部等区域递减,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形成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潜力的空间极化态势。③ 研究期内绝大多数城市的极化水平发生了的跃迁,正—正型和负—负型城市的增多加剧了区域的空间极化效应,呈现出“哑铃型”分布特征。④ 在人口城镇化中,人口结构是长三角地区空间极化的主要驱动力,未来不断提升人口素质,并调控正—正型和负—负型城市分别向正—负型和负—正型城市转型将有助于推动长三角地区人口城镇化高质量协调发展。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