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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宇宋永永薛东前马蓓蓓王莎叶昊 《地理科学进展》2023,(2):287-300
科学认知晋陕蒙地区新旧动能转换格局、过程与机制,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晋陕蒙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论文在构建区域新旧动能转换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以推进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从动力、制度、结构和方式4个维度,研究2005—2019年晋陕蒙地区市域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与时空分异机制。结果表明:(1)晋陕蒙地区新旧动能转换水平呈现先波动下降后快速上升的演化趋势,市域间新旧动能转换差距逐渐扩大;(2)晋陕蒙地区新旧动能转换水平整体较低,在地理空间上呈现以省会城市为核心的“核心—外围”结构,新旧动能转换优势区和领先区以省会城市为核心呈“点状分布”,滞后区和中等区在非省会城市“广泛分布”;(3)晋陕蒙地区新旧动能转换的空间负相关性明显,表现出“冷点集聚、热点离散”的空间分异特征,市域间新旧动能转换的良性互动机制尚未形成;(4)晋陕蒙地区新旧动能转换地域分异是多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人力资本、城市规模和信息化水平是区域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驱动因子。研究认为培育创新人才、增强创新资源集聚与转化能力和加强信息化建设是促进晋陕蒙地区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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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深对京津冀交界地区建设用地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动区域协同发展,该文基于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建设用地数据,综合运用建设用地扩张指数、核密度分析法和圈层分析法,探究京津冀交界地区43个县域单元建设用地扩张的时空特征及代表性扩张格局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20年京津冀交界地区建设用地规模不断扩张,扩张速度和扩张强度有所提升,各省域内变化差异显著;(2)建设用地空间格局呈现出圈层扩张和贴边扩张两种类型,其中贴边扩张是交界地区建设用地扩张的代表性格局,新增建设用地呈现出“整体分散、局部集聚”的特征,在环绕北京市城六区、天津市主城区以及京津冀交界地区(如通州区、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武清区等)存在高值集聚区;(3)京津冀交界地区贴边式扩张用地主要发生在低海拔、低坡度、人口分布相对疏散、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并呈现出明显的河流指向、道路指向和贴近省界扩张的特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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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森林公园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之一。以1994、2004年和2019年国家森林公园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技术系统探究其空间分布格局及成因,旨在为国家森林公园空间布局优化和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结果表明：（1）国家森林公园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大致形成了以京津冀、长三角、川渝交界和湘赣交界地区为核心的高密度分布地区,呈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分布格局。（2）国家森林公园系统分形特征明显,分形结构较为复杂。（3）国家森林公园省际间分布差异明显,三大地带间呈现东西少、中部多的“凸字形”分异规律,八大分区间呈现“由长江中下游、西南地区向东北和黄河中游地区递减”。（4）国家森林公园热点区呈现出一定的不稳定性,其中黑龙江、江苏和浙江发展较为活跃,持续保持在热点区域,而新疆、西藏和四川等地基本上都处于冷点区域,森林公园发展较为缓慢。（5）地形、降水量、客源市场和旅游资源禀赋是影响国家森林公园空间分布格局的主要因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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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县域碳排放的时空格局演变及空间效应机制 总被引：6，自引：1，他引：5
利用空间面板模型、空间自相关分析和以区域背景与最近邻状况为空间滞后的空间马尔科夫链对2000—2017年黄河流域县域碳排放时空格局与空间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2000年以来黄河流域碳排放量激增,由山东全域和陕甘宁蒙交界的高值区向外圈层与轴向扩张,形成东高西低碳排放格局;② 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高碳排放县集聚于山东全域和陕甘宁蒙交界,低碳排放县集聚于西南部;2000年与2017年对比发现县域碳排放类型稳定性强,较高碳排放变为较低碳排放的县集中在东南部区域,而相反方向转变的县集中在内蒙古;③ 高碳溢出效应与低碳锁定效应是塑造时空格局的重要作用力,前者作用力更强;区域背景增强了“俱乐部趋同”与被包围异常值趋同,作用力强于最近邻状况,不显著区域内碳排放类型转变概率提高。④ 空间面板模型结果显示年轻人口结构、大经济规模、二产为主产业结构、高生活水平和高公共支出促进了碳排放量增加与空间效应作用,其中经济规模与产业结构是重要驱动因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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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陕蒙接壤区是我国资源重点开发区之一，随着区内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区内人口将聚增，劳动力资源将不断转移。人们发展和劳动力资源转移是研究该地区资源开发和环境整重大课题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着重探讨了晋陕蒙接壤区人口和劳动力的历史发展，转移规模及转移类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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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的湘鄂赣省际交界区县域经济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总被引：1，自引：1，他引：1
采用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表征经济发展水平，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湘、鄂、赣省际交界区县域经济空间格局进行可视化分析，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相关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湘鄂赣交界区县域经济存在明显的“金字塔”型等级特征，且低水平县（市）相对其他地区更靠近省界，边界效应特征表现突出；空间集聚性层次较低，具有“连片贫困”特征；热点地区大都位于湘、鄂、赣交界区外围地区，冷点地区位于广大的内部腹部地区，“内冷外热”两极分化的不平衡格局仍未能有效化解；劳动、资本、政府作用均具有积极作用，其中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回归系数高值易集中于热点地区，低值则集中于冷点地区。政府作用影响效应一方面随着地区到中心城区距离的增加而依次递减，另一方面表现为省份间影响差异。交通水平与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发展差异影响呈现出正负两极分化特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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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晚更新世末次冰期时期,冬季风强盛,马兰黄土堆积;全新世以来的间冰期时期,夏季风强盛,降水较丰,侵蚀强烈。晚更新世以来的中国东部海岸线40°N 一带变化最大,同纬度晋陕蒙接壤区是黄土高原季风气候变化最剧烈的地区,致使该区成为黄土高原沙黄土区中现代降水最多的地区。沙黄土和较多降水的组合,使晋陕蒙接壤区成为黄土高原现代侵蚀最剧烈的地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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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陕鄂交界区县域综合发展水平测度及障碍因子分析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以豫陕鄂交界区为研究对象,测度2000—2017年豫陕鄂交界区县域的综合发展水平,探析其空间分异特征、演化趋势和障碍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0—2017年,豫陕鄂交界区县域综合发展水平逐步提升,年均增速为6.08%,县域间发展的空间差异逐渐增大;② 县域综合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正相关性,热点显著区呈现由东南部向西南部再向东南部迁移变化特征,冷点显著区在2005年前主要分布在安康市和商洛市,之后主要聚集在南阳市;③ 人文和经济要素为中度和中高障碍水平,资源和环境要素为极低和低障碍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障碍因子在不同县域空间阻力的分异特征更加显著。④ 豫陕鄂交界区县域发展空间阻力模式可划分为3种类型,其中人文资源要素制约型是主要的空间阻力模式。最后,基于不同空间阻力模式特征解析,提出了分区发展策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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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科尔沁农耕北界的变迁 总被引：10，自引：2，他引：10
根据清代对蒙政策及其对蒙施土地垦殖的影响，结合当时科尔沁建置的时空特征，恢复了清代科尔沁土地垦殖典型时期的农耕北界，发现：清代科尔沁农耕北界具有两次显著的北跃，其中，农垦的第一次扩展是在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请旨招垦”时期，导致农耕北界从清代初期的“柳条边墙”北上至今长春-四平-昌图以及敖汉、翁牛特旗南部，哲里木盟东南部、卓索图盟大部以及昭乌达盟南部变成农牧并以逐为主的交错区，农耕的第二次发展是在清末时期，农垦推到洮儿河下游及西辽河两岸地区，此时的农耕北界北起黑龙江大庆县，经白城西、通辽北、开鲁县到林西县，今吉林省西部、辽宁省北部以及西辽河沿岸地带发展成为以农为主的农牧交错区，事实证明：清朝对蒙政策及其变化是导致科尔沁农耕北界跃变的主要驱动因子之一，是科尔沁农牧交错区形成的重要人文条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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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疏密区分界线的历史变迁及数学拟合与地理意义 总被引：1，自引：2，他引：1
采用历史时间断面方法和现代空间分析方法,对中国西汉、西晋、唐代、北宋、明代、清代、现代7个时间断面的人口分布进行分析。结果发现：① 中国人口疏密区的分界线就是中国农牧区的分界线,中国人口分布的大格局由中国农耕区和畜牧区的空间分异奠定,理论上中国人口疏密区分界线就是中国农牧交错带的拟合线。② 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农牧交错带是一个弧状地带,不能用直线拟合,只能用弧线拟合;“沈天大弧线”（沈阳—天水—大理弧线）是该交错带的函数拟合线,“山兰防弧线”（山海关—兰州—防城港弧线）是该交错带的内缘拟合线,也是中原王朝衰弱时期的农牧分界线;“沈兰西弧线”（沈阳—兰州—西双版纳弧线）是该交错带的外缘拟合线,也是中原王朝强盛时期的农牧分界线;直线的“爱辉—腾冲线”理论上不能拟合弧状的中国农牧交错带,但因为它碰巧是中国农牧交错带的函数拟合线的切线,因而也能较好地刻画中国人口的宏观分异格局。③ 中国人口疏密区分界线有着丰富的地理学意义：一是分界线本身就是农牧业分界线;二是分界线与海岸线围成的区域是中国的“国家核心区”;三是分界线最大限度地刻画了中国东南和西北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分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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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西垦对毛乌素沙地的影响 总被引：5，自引：0，他引：5
以历史文献、地方档案及古今地图为主,采用政区和地名演变考证的方法,逐一复原了清代末年(1902~1908年)在鄂尔多斯中、南部地区,即今伊金霍洛旗、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乌审旗及鄂尔多斯市区放垦的范围,这些复原的放垦地带或在今毛乌素沙地边缘地带或远离毛乌素沙地。文章通过对清末放垦背景及过程的分析,认为放垦避开了土质低劣易于沙化脆弱地段,所以清末放垦对毛乌素沙地沙漠化发展起的作用有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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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雍乾垦殖政策看中国清前期垦荒发展趋势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垦荒作为一种农业生产活动,与国家政策密切相关。在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活动的清代,这种关系尤为密切。因而详尽分析与合理把握有清一代垦殖政策的内涵与取向,是深入了解清代垦荒态势及特征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对康雍乾三朝垦殖政策及措施的比较分析,阐述了我国清前期土地垦辟的历史过程及其时空特征。分析结果认为:康熙朝是以恢复因战乱而凋敝的农业生产为主要目的,雍正朝是处于从恢复农业生产向解决“人多地少”矛盾方向转化的过渡期,而乾隆朝则是以解决“穷民资生”问题为目的;它们反映在垦荒上,即表现为:康熙朝以恢复性垦殖为特征,雍正朝以恢复性垦殖向拓展性垦殖过渡为特征,乾隆朝则是以拓展性垦殖为特征。同时,它们在地域空间及垦殖强度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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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land reclamation information from gazetteers and corresponding historical records as further evidence, we extracted information about land reclamation in the early years of reclamation (at the “beginning date”) and during the climax period (the maximum extent). We analyzed land reclamation processes in the farming–grazing transitional zone in northeast China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Among thirty-seven counties for which the beginning date of land reclamation was recorded, 32 percent began reclamation early, primarily between the Shunzhi (1644–1661) and the Kangxi reigns (1662–1722), 19 percent were exploited during the Yongzheng reign (1723–1735), and 19 percent were exploited during the Guangxu reign (1875–1908). Among forty-six counties for which the maximum extent of land reclamation was recorded, the counties of Fengning, Longhua, and Longjiang were extensively exploited before 1800. From 1800 to 1860, four counties were extensively exploited, including Changtu County, Horqin Left Wing and Behind Banner, Horqin Left Wing and Middle Banner, and Shangyi County. Most counties were extensively exploited after 1860. Land reclamation was usually carried out by Han farmers, who were either recruited by Mongol landowners or were fleeing famine. Extensive land reclamation in the majority of counties was conducted during the Guangxu reign (1875–1908)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en the Qing government implemented the policy of promoting Han migration to strengthen its hold on the frontier by distributing land.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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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关中地区土地垦殖时空特征分析 总被引：7，自引：1，他引：6
根据清代文献资料,探讨关中地区有清一代土地垦殖过程及时空特征。分析认为清代册载田亩数据不能反映本区土地垦殖的真实情况,并与实际情况有相悖之势,但在反映地域变化情况时,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提出关中地区清代土地垦殖过程的五个阶段:即明末清初的抛荒期、顺治十年至乾隆六年的复垦期。乾隆六年至咸丰末年的拓垦期、同治元年至光绪六年的新抛荒期和光绪六年至清末的新复垦期,大致在雍、乾之际宜农土地即已复垦完毕,耕地面积可达或接近原额水平,道、咸年间出现耕地数的历史峰值。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不同地域土地垦殖的差异性,认为关中地区清前期的复垦是以平原、原为主,中期拓垦则以山地、丘陵为主,晚期复垦与康、雍复垦相比,在地域上具有明显的类同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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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乌素沙地及周边地区的环境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明代延绥镇土地利用方式及规模对毛乌素沙地南缘的影响及其程度,也成为重要研究内容。从军地类型、分布及数量,可以看出万历时期延绥镇屯垦有巨大发展。运用历史地理学的历史文献研究等方法,揭示了延绥镇近边垦地的利用格局,探明了明万历末年延绥镇36城堡草场地与军垦地分布及数量。万历年间延绥镇近边地区景观的时空特征主要是军事和地理环境共同决定的。万历末至崇祯年间,由于连年战乱及自然灾害,延绥近边垦地的农业生产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抛荒率基本在90%以上。明军垦的发展对此阶段毛乌素沙地南移的影响不大,自然原因可能是毛乌素沙漠变迁的根本原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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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宁蒙陕农牧交错带重点地区沙尘暴灾害及防治对策 总被引：12，自引：6，他引：6
论述了宁、蒙、陕农牧交错带重点地区沙尘暴的时空分布,揭示了沙尘暴形成的原因,重点论证了人为不合理的经营在该区沙尘暴形成中的作用,并提出调整该区不合理的经营方向、方式,是防治沙尘暴形成的关键所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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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草原是蒙古高原草原带的南部组成部分,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屏障,草原生态修复任务重、压力大。本文以蒙古高原典型草原乌珠穆沁—温都尔汗样带为例,以1988—2016年5期TM数据为信息源,获取2016年样带草地利用信息基础上,按国别和年限对样带草地利用特征进行分析,揭示草地主要干扰因素,探寻有效的修复途径和可借鉴的国际经验。研究发现：① 草地面积占样带95.05%,均匀覆盖于整个样带;其他用地类型占比均不大,但分布相对集中,其中耕地集中于样带西北部蒙古国段,工矿用地、沙地、盐碱地集中于样带东南部内蒙古段。② 1988—2016年样带耕地面积减幅最大,为35.71%,集中位于蒙古国段;草地、水域面积逐年减少,在中国境内、境外变化趋势相同,但内蒙古段草地减幅大于蒙古国段且多转为未利用地;工矿用地面积增幅最大,为初期的近367倍,集中分布于内蒙古段;盐碱地、沙地面积逐年增加,在中国境内、境外的变化幅度相当。③ 草地是高原主要土地利用类型,放牧是草地主要利用方式,开矿是除放牧以外中国草地的主要干扰因子,蒙古国则为垦殖,内蒙古的草地干扰远大于蒙古国。草地退化与干旱化是蒙古高原面临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在中国境内尤为突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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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耕地数据恢复重建方法与实证研究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本文尝试构建一套适用于清代耕地数据的修正校验体系,以清代官方册载田亩数据为基础,采用人口基数和垦殖趋势进行检验和订正,通过替换、引用、衔接对比等方法进行数据修正,重建清代耕地数据,以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在建立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文以历史资料相对丰富的山东省为例,对清代山东省的耕地数据进行修正与校验,结果表明：① 清代山东省的册载田亩数据不实情况普遍,经要素法修正的数据虽然通过了人口检验,但未能通过垦殖趋势校验,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订正和校准;② 在修正和校验过程中应综合考虑不同省份间垦殖政策、种植制度、自然条件等的差异,从修正系数到校验重点进行因时因地调整;③ 清前期山东省耕地增长主要受限于劳动力供给,耕地面积接近于劳动力供给线,随着人口的增长,耕地面积逐渐趋向于温饱线.同治以后,耕地面积开始低于温饱线,需要依靠粮食输入才能满足人口需求,山东省由粮食输出省变为粮食输入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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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农牧交错土地利用格局的演变与机理 总被引：6，自引：1，他引：5
依据史料和已有研究成果恢复了鄂尔多斯农牧交错土地利用格局的演变过程,即清代、民国是一个由自发开垦到政府组织开垦、由汉人租佃开垦到蒙汉共同开垦、由鄂尔多斯周缘 向其内部深入的过程。进而从自然条件、人口压力、经济利益和民族融合等因素的作用探讨 鄂尔多斯农牧交错土地利用格局的演变机理。清代气候进入暖湿期,为土地开垦奠定了条件; 生态系统脆弱性又阻碍了过度开垦。中国人口空前增长和耕地单产徘徊促使耕地开发向边疆 拓展;鄂尔多斯与周边的人口梯度力以及黄土高原土地退化对人口的排斥力是促进鄂尔多斯土地开垦的根本动力。无论是民间自发的还是政府组织的,都是在追逐利益中促进了土地开垦;同时,中央与地方、蒙古人与汉人、豪强与贫民之间的利益争夺阻碍了开垦进程。蒙汉 人口结构改变和开垦中建立的共同利益关系促进了民族融合,其中的彼此接受和排斥,既加强了农业的地位,又巩固了畜牧业的地位。鄂尔多斯的农牧交错土地利用格局正是这些因素 的共同驱动和阻碍的平衡中形成和发展的。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