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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地理学报》2017,(6)
新疆焉耆盆地开都河自察汗乌苏水电站流入博斯腾湖的河口之间,发育单一物源供给下的山间河段、辫状河段、曲流河段、顺直河段以及三角洲平原顺直型分流河道段等多种类型河道沉积。通过探坑挖掘与观察、砂砾质沉积物结构的测量、碎屑组分与重矿物分析以及数据统计分析等方法,分析开都河不同类型河段的砾石质沉积特征与搬运距离关系、砾质与砂质组合特征、砂质碎屑组分与沉积构造特征及变化等,认为沉积地形与坡度、沉积物组成以及气候条件等因素控制了不同河段类型的变化与沉积特征的差异。同时,建立了不同河型段砾石径变化与沉积搬运距离的定量关系。在此基础上,统计了在干旱气候与充沛物源供给条件下,开都河不同河型沉积中的有利储集体分布范围及其比例关系数据,可为陆相湖盆河流沉积相图的编制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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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下游辫状、弯曲和顺直河段间沉积动力特征比较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黄河下游沿程出现了辫状、弯曲和顺直河型段,河道平面形态的差异势必受到不同的沉积动力特征的制约。本研究根据对收集到的有关实测资料的统计和计算,对可以表征河道沉积动力特征的相关指标进行了量化分析,发现不同河型段间的沉积动力特征存在明显差别。河道比降在辫状河段最大,介于0.2‰~0.14‰之间;弯曲河段的次之,介于0.14‰~0.10‰之间;顺直河段的小于0.10‰。平滩流量时的流速在辫状河段的较大,不同年份间的变幅较大;弯曲河段的次之,不同年份间的变幅较小;顺直河段的最小,不同年份间的变幅不大,并向下游显著减小。单位河长能耗率在辫状河段最大,弯曲河段次之,顺直河段的最小,其间的比值为2.31∶〖KG-*2〗1.35∶1。单位面积能耗率在辫状河段最小,弯曲河段最大,顺直河段次之,其间的比值为0.52∶〖KG-*2〗1.18∶〖KG-*2〗1。河床沉积物粒度较细,并普遍缺失推移质组分,中值粒度在辫状河段、弯曲河段和顺直河段分别为3.0、3.2、3.67;河床沉积物的分选性也依次变好。受制于上述相关沉积动力特性,河床沉积速率在不同河型段有明显差别:中大流量时,辫状河段的最小,弯曲河段的最大,顺直河段的次之;在小流量时,三个河型段的河床沉积速率非常接近,但沿程略有减小。另外,辫状河段河床沉积速率明显依赖于流量的变化,且随流量的增大而明显减小。 相似文献
3.
沉积物源分析在确定沉积物源位置、母岩性质及沉积物搬运距离,甚至整个盆地的沉积作用和构造演化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本文从重矿物组合、轻矿物组合、稀土元素分配和古水流恢复等方面系统地分析了柴达木盆地西部地区渐新世物源方向,确定了阿尔金东段物源、阿尔金西段物源、阿拉尔物源、铁木里克物源、祁漫塔格—东柴山物源和弯西—甘森物源6大沉积物源。沉积物源特征明显控制了沉积物特征,来自阿尔金西段物源的沉积物搬运距离短,碎屑物供给明显受季节性洪水控制,故稳定性差,发育近源陡坡型的扇三角洲、近岸水下扇沉积物;来自其余物源的沉积物搬运距离较长,最长搬运距离约190 km,碎屑物供给的稳定性较好,发育远源缓坡型的辫状三角洲沉积物,受不同沉积物源的影响,其沉积特征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相似文献
4.
鄂尔多斯盆地东南部山2段是该盆地重要的天然气富集层位。通过重矿物分布、岩屑组分、砂岩岩屑类型及阴极发光特征分析山2段沉积物源体系,经研究认为盆地东南部山2段沉积同时受南、北部物源供源。山2段为曲流河三角洲前缘沉积亚相,碎屑颗粒分选中等偏好、磨圆较好、颗粒之间接触紧密,沉积构造主要为板、槽状交错层理、平行层理及浪成交错层理。本区山2段沉积物以跳跃组分和悬浮组分为主,水下分流河道微相粒度概率曲线呈现三段式和四段式;河口坝微相分选较好、粒度概率曲线形态为两段式和三段式。研究区北部、南部及中部志丹、甘泉等地区砂体发育较厚,剖面上河道砂体呈不对称式相互叠置,水动力条件中等-较强。通过物源体系重建、沉积特征分析与薄片特征鉴定,建立了鄂尔多斯盆地东南部山2段双物源曲流河三角洲沉积模式。该研究明确了盆地东南部山2段物源方向,明晰了山2段沉积特征,创建了典型曲流河三角洲沉积模式,为进一步勘探开发提供了理论支持。 相似文献
5.
分支河流体系的讨论有助于促进各类冲积体系的分类学研究,并可促进源—汇体系分析的定量化。博茨瓦纳的奥卡万戈（Okavango）曲流河扇是分支河流体系的典型代表,具有独特的沉积学、水文学和地貌学特征,主要特点如下：①河道形态属于单线曲流河道向下游分叉型,顺流方向产生弯度不一的分支河道网络,从顶点向下游方向,河道呈放射状,由河谷内的限制性河道变为盆地内的非限制性河道;②顺斜坡向下,河道分叉作用增强,河道的尺度和规模减小,受物源控制,无论是曲流河道还是低弯度河道,皆为砂质载荷,河道宽度、水体深度和沉积物粒度虽有系统变化但不显著,且在极低的坡度控制下,随着流量的减少,河道由曲流河逐渐变为低弯度河,河道形态转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坡度、流量、沉积物粒级和河岸强度;③根据湿地和河道分布特征,可将扇体划分为补给河谷、近源扇、中部扇和远端扇4个亚环境：补给河谷以单线曲流带和不同规模的迂回坝发育为特征,近源扇主要为泥炭限制的分支河道和河间沼泽沉积,中部扇主要为曲流河和低弯度河沉积,沼泽减少,漫滩增加,远端扇为宽浅型的非限定性河道,以沙岛林地之间的漫滩沉积为主;④沉积物主要为未固结的石英砂,主要来源于卡拉哈里盆地近代风成沉积,砂质纯净,分选和磨圆俱佳,缺乏细粒杂基,粒间细粒组分主要为生物成因的硅藻、植硅石和有机物质,亦见有方解石和二氧化硅胶结物。
对现代曲流河扇体系进行调查的重要目的就是研究地下类似沉积体系的分布。通过对我国大型含油气盆地相关“内陆三角洲”沉积特征和沉积规律的重新认识,可为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提供预测模式。鄂尔多斯盆地山西组沉积时期,沉积作用受盆地北缘物源控制,来自北部物源的碎屑物质在宽阔的湿地平原上发育了多套分支河流沉积体系,主要为曲流河扇沉积体系。顺着沉积斜坡向下,河道的尺度和规模减小,沉积物粒度变细,煤层和暗色泥岩厚度变小,缺乏明显的三角洲前缘沉积环境及稳定的前三角洲深水相。沉积组合主要表现为分支河道砂岩、漫岸细粒沉积与湿地泥岩及薄煤层的互层,为大气田的形成奠定了沉积基础。 相似文献
6.
分支河流体系的讨论有助于促进各类冲积体系的分类学研究,并可促进源—汇体系分析的定量化。博茨瓦纳的奥卡万戈（Okavango）曲流河扇是分支河流体系的典型代表,具有独特的沉积学、水文学和地貌学特征,主要特点如下：①河道形态属于单线曲流河道向下游分叉型,顺流方向产生弯度不一的分支河道网络,从顶点向下游方向,河道呈放射状,由河谷内的限制性河道变为盆地内的非限制性河道;②顺斜坡向下,河道分叉作用增强,河道的尺度和规模减小,受物源控制,无论是曲流河道还是低弯度河道,皆为砂质载荷,河道宽度、水体深度和沉积物粒度虽有系统变化但不显著,且在极低的坡度控制下,随着流量的减少,河道由曲流河逐渐变为低弯度河,河道形态转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坡度、流量、沉积物粒级和河岸强度;③根据湿地和河道分布特征,可将扇体划分为补给河谷、近源扇、中部扇和远端扇4个亚环境：补给河谷以单线曲流带和不同规模的迂回坝发育为特征,近源扇主要为泥炭限制的分支河道和河间沼泽沉积,中部扇主要为曲流河和低弯度河沉积,沼泽减少,漫滩增加,远端扇为宽浅型的非限定性河道,以沙岛林地之间的漫滩沉积为主;④沉积物主要为未固结的石英砂,主要来源于卡拉哈里盆地近代风成沉积,砂质纯净,分选和磨圆俱佳,缺乏细粒杂基,粒间细粒组分主要为生物成因的硅藻、植硅石和有机物质,亦见有方解石和二氧化硅胶结物。
对现代曲流河扇体系进行调查的重要目的就是研究地下类似沉积体系的分布。通过对我国大型含油气盆地相关“内陆三角洲”沉积特征和沉积规律的重新认识,可为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提供预测模式。鄂尔多斯盆地山西组沉积时期,沉积作用受盆地北缘物源控制,来自北部物源的碎屑物质在宽阔的湿地平原上发育了多套分支河流沉积体系,主要为曲流河扇沉积体系。顺着沉积斜坡向下,河道的尺度和规模减小,沉积物粒度变细,煤层和暗色泥岩厚度变小,缺乏明显的三角洲前缘沉积环境及稳定的前三角洲深水相。沉积组合主要表现为分支河道砂岩、漫岸细粒沉积与湿地泥岩及薄煤层的互层,为大气田的形成奠定了沉积基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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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下游不同河型河道的水沙效应及演变趋势分析 总被引：3，自引：2，他引：1
黄河下游沿程出现的辫状河流（游荡型河流）、弯曲河流（弯曲型河流）、顺直河流（顺直微弯型河流）的转化现象引人关注,并有不同方面的专门研究。本研究针对以往研究的不足,通过对不同河型段的水沙演变、断面形态对流量的响应、河道断面演变、河床沉积速率及能耗率特征等方面,系统分析了不同河型段河道的水沙效应。认为黄河下游沿程出现的三类河型是由河道比降小、河床质细、洪枯水交替、粗泥沙输入少及大堤限制等因素起主导作用。其中顺直河流的出现是人工大堤的胁迫性产物。随着近年来水沙的阶段性减小,顺直河流在大堤的挟持下得以维持;弯曲河段河道的侧向摆动依然、宽度略微变窄,河床加积速率最大,但不会导致整个下游河道比降发生明显变化;辫状河段能耗率相对较大,冲淤强烈,滩槽更替频繁,但随着流量的减小,其能耗率明显减小,其比邻弯曲河流段的河道会逐渐曲流化,表现为弯曲河段的适度上延,但延伸有限。各类治理措施中,以中上游修建水库和淤地坝是最有效的,可拦截大量粗泥沙,从而降低下游河床的加积速率,以延缓悬河的发展。当然,针对决口险情的大堤建设是必要的,但要与不同河型段的河道稳定性相适应。 相似文献
8.
前人对河流沉积特征的总结主要针对砂质曲流河和砾质辫状河,但几乎未涉及砾质曲流河类型.以秦皇岛地区大石河北庄坨村-上庄沱镇河段为例,通过现代沉积学考察,描述了砾质曲流河的地貌单元和沉积特点,总结了沉积序列和沉积模式,探讨了该类河流的成因机制.其地貌单元包括高弯曲的单河道、交替分布于河道两侧的凹岸-凸岸、流槽和河漫滩.受两侧山地的近物源供给,自下而上发育河床底部滞留沉积和砾质曲流沙坝、砂砾质流槽、砂质河漫滩沉积,具叠瓦状构造和大型板状-楔状-槽状交错层理,总体呈现正旋回序列和不典型的二元结构.砾质曲流河在地貌形态上与砂质曲流河类似,但在水动力条件、沉积物岩性组成和沉积序列方面与砾质辫状河类似,表现为双重性质.依据研究区3级河流阶地,结合该类河型在现今山地普遍分布的特点,分析指出砾质曲流河的成因在于区域构造抬升和河流强烈侵蚀下切.本文研究对河型分类、分布及控制因素的认识带来了挑战.鉴于砾质曲流河响应于区域构造抬升的特点,地史时期该类河型的识别必然对造山运动具有重要指示意义. 相似文献
9.
通过常规矿物成份分析、石英阴极发光、重矿物特征、古流向和砂体展布特征研究等方法,对鄂尔多斯盆地北部盒8气层组进行了物源分析。结果显示,盆地北部碎屑物质受到阴山古陆控制,太古界和元古界变质岩系为主要母岩类型,西北、北部和东北三个物源方向为研究区主要的物源方向。古物源与沉积体系具有良好的空间配置关系,典型相标志分析表明,盒8段研究区主要为近源陆相河流沉积体系,包括西部陡坡型砂砾质辫状河沉积、中部缓坡型砂质辫状河沉积以及东部的多河道低弯度曲流河沉积。高能水道心滩为研究区最有利的储集砂体,其次为边滩沉积。物源和沉积相特征的研究为储集相带预测,储层评价以及勘探部署奠定了基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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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现代河流沉积物的物源分析正演研究,对厘清河流搬运分选过程对不同碎屑成分的影响、不同源区对汇区沉积物的贡献机制以及物源定量分析具有重要意义。对北祁连北大河与洪水坝河现代河流沉积物的物源开展了正演研究,结合砾石成分统计、重矿物分析和碎屑锆石U-Pb测年方法,分析了流域内不同物源对现代河流不同碎屑成分贡献的差异性。结果表明,两条河流沉积物的特征显示汇区不同碎屑成分对物源区岩性的反映各有侧重。其中砾石岩性能够反映整个流域的主要岩性;砂粒中的重矿物组合也可以反映源区主要岩性,且对重矿物含量较高的岩体或地层（如铁矿）十分敏感;碎屑锆石年龄谱反映了整个流域物源端元锆石的综合贡献,各年龄峰锆石占比与源区各年龄峰锆石贡献呈较好的正相关关系,其中源区沉积岩碎屑锆石的贡献比较显著。通过河流物源正演分析进一步建立现代河流源汇模式是实现物源量化分析的一个可行方向。 相似文献
11.
比重是物质的重要物性之一,是物质成分和结构的反映。不同矿物的比重可以相差若干倍,因而用以鉴定矿物的种类。在河流动力学有关基本原理和计算公式中,比重是一种重要的因素,在沉积岩石学中被视为沉积物的沉积三要素(粒度、比重和形状)之一。我们对滹沱河现代沉积物进行沉积构造、粒度、矿物成分和扫描电镜等项分析的同时,对沉积物的比重作了一些分析,探讨了沉积物的比重在河流沉积体系中的变化情况。 相似文献
12.
四方台组和明水组是松辽坳陷盆地萎缩阶段的产物。松科1井北孔的连续岩心显示:四方台组发育曲流河亚相和浅湖亚相的沉积,其中以曲流河亚相为主,曲流河亚相发育河床滞留、点砂坝、天然堤、决口扇、决口水道、河漫滩、河漫湖等7种沉积微相,浅湖亚相发育临滨砂坝微相和静水泥质沉积微相;明水组发育曲流河亚相、浅湖亚相和滨湖亚相,明一段以浅湖亚相为主,明二段曲流河、浅湖亚相交替发育。明水组曲流河亚相发育河床滞留、点砂坝、天然堤、决口扇、决口水道、河漫滩、河漫湖等7种微相;浅湖亚相发育浅湖静水泥沉积、临滨砂坝和风暴沉积微相;滨湖亚相发育砂滩和泥滩微相。盆地沉积时期松辽盆地经历了多次湖平面相对升降变化,四方台湖平面最低、明水组二段形成时期湖平面次之、明水组一段形成时期湖平面最高,自下而上形成了一个低—高—低的湖平面变化旋回。沉积物颜色-古气候关系显示四方台组是气温普遍偏高的干旱、半干旱气候;明一段下部是气温偏低的干旱、半干旱环境,上部是气温偏低的干、湿交替环境;明二段气温高低交替变化,下部和中部是干、湿交替环境,上部是干旱、半干旱环境。四方台组—明水组垂向沉积相带的演变是横向上以小型浅水湖泊为沉积中心的沉积体相带向北西方向迁移的结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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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河西部凹陷双台子构造带E2s3发育重力流沉积,沉积相类型为湖底扇中扇和外扇,同沉积断层和古地貌是控制沉积的主要因素。论文描述了同沉积断层和古地貌的展布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沉积相主控因素的研究工作。建立了“沟道控砂,坡度控形,物源控供给”的沉积模式:辫状沟道沉积分布在受同沉积断层和古地貌的联合控制的古沟道内。古地貌坡度小,辫状沟道沉积向盆地中心搬运的距离长,沟道弯曲度大,沉积分异作用更加明显,盆地内主要以砂岩与泥岩互层为特征（双南）。古地形坡度大,辫状沟道沉积向盆地中心搬运距离短,沟道弯曲度小,沉积分异作用差,盆地内主要以厚层砂岩和薄层泥岩组合为特征（双台子）。双台子和双南具有不同的物源,两个地区在同一层序内具有不同的砂体叠置样式。双南和双台子沉积作用机制上的不同,导致了二者在沉积相带展布、砂体叠置样式等方面的差异。对储集体而言,双台子比双南具有更有利的沉积相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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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渭河西安段沉积体沉积相与岩相特征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以渭河西安段草滩沉积体为例, 通过剖面和探槽的详细研究, 结合野外密集采样及样品的分析结果, 对现代渭河草滩沉积体的粒度特征、沉积相、岩相、地层层序及沉积模式进行了综合研究。结果表明, 现代渭河草滩河流沉积体主要由砂质、泥质和少量砾质沉积物组成, 是一个由三期沉积旋回组成的曲流河沉积体。在现代渭河草滩沉积体内部, 共识别出6种岩相, 即平行层理含细砾粗砂岩相、槽状交错层理中细砂岩相、平行层理中细砂岩相、块状层理含砾中砂岩相、交错层理含砾中砂岩和块状层理泥岩相;3种沉积微相, 即河床滞留沉积、边滩和泛滥平原, 这些沉积微相构成了草滩沉积体内部垂向上三套不同的沉积层序:下部为含砾粗砂和中砂组成的河床亚相层序, 砂质沉积厚度较大;中部为一个完整的曲流河沉积层序, 由滞留沉积、边滩和泛滥平原沉积构成;上部则主要为边滩和泛滥平原沉积层序。粒度分析结果表明河床滞留沉积物中的砂体粒径多分布在0.2~1.2 mm, 边滩沉积物中砂体粒径多分布在0.1~1.0 mm, 两者均是良好的砂矿体, 是建筑用砂的良好来源。 相似文献
15.
基于水量平衡的博斯腾湖水位变化分析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博斯腾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也是新疆南部地区重要的淡水资源。20世纪50年代以来,博斯腾湖水位多次剧烈变动。尤其是近30年,博斯腾湖水位波动尤为剧烈,甚至有不断加剧的趋势,这给该区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造成重大负面影响。基于水量平衡原理,分析博斯腾湖流域1986~2012年的气象水文数据,得到1986~2002年博斯腾湖水位急剧上升的原因在于开都河径流量的增加及开都河灌区引水量的减少。2002~2012年,开都河径流量持续走低,地下水的开采导致河道损失水量增大以及泵站扬水量的增加使得博斯腾湖水位急剧下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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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位于渤海湾西北岸晚更新世早期滦河冲积扇中部的TD1孔进行了磁性地层学、14C测年、沉积旋回、测井沉积学、孢粉地层学和介形类研究,结果表明:(1)220m 深的钻孔地层记录了古地磁学布容(Brunhes)、松山(Matuyama)和高斯(Gauss)极性时,钻孔底部层位年龄接近3.45 Ma。(2)钻孔揭示了滦河冲积扇中部地层结构,最厚的湖相沉积地层出现在上新世,第四纪以来主要由辫状河流体系分支河道相与相关沉积构成。(3)测井相与岩心沉积相分析结合显示,约3.45Ma以来出现6个大沉积旋回,与冲积扇顶端钻孔所见沉积旋回在深度上基本可以对比,其中3.2、3.0、2.0和0.78Ma的沉积旋回分别覆于全孔4期浅水湖泊—湖沼沉积物之上;末次盛冰期与渤海湾西岸钻孔一样出现浊黄橙色沉积,显示低水位域的沉积特征。(4)尽管古季风可以导致降水增多并出现湖沼沉积,但是该钻孔有机质含量最高的是在6 ka BP层位,中全新世大暖期气候对该地水热状况影响最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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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edimentary facies model for stepped,fluvial tufa systems in the Iberian Range (Spain): the Quaternary Piedra and Mesa valleys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Stratigraphic and sedimentological analyses of the Quaternary tufa and associated deposits in the Piedra and Mesa river valleys allowed a number of stages of their sedimentary evolution to be characterized, and a depositional sedimentary model for this north‐central sector of the Iberian Range (Spain) to be established. The proposed sedimentary facies model may explain tufa arrangements in other medium to high gradient, stepped, fluvial tufa systems with narrow transverse profiles occurring in temperate, semi‐arid areas, in both recent and past scenarios. There are several tufa deposits within the Piedra and Mesa river valleys that, over a maximum thickness of about 90 m, record one or more stages of tufa deposition produced following the fluvial incision of the bedrock or previous tufa deposits. Each depositional stage begins with coarse detrital sedimentation. Six fundamental, vertical sequences of tufa facies with small amounts of detrital material reveal the sedimentary processes that occurred in different fluvial environments: channel areas with: (i) free‐flowing water; (ii) barrages and/or cascades; and (iii) dammed water and palustrine floodplains. The proposed sedimentary model involves narrow, stepped, fluvial valleys in which tufa cascades were common. Alternating intervals of bryophyte and stromatolite facies commonly formed at some cascades. Many of these represented barrage‐cascade structures that consisted of phytoclast rudstones, thick phytoherms of mosses and associated stromatolites, and curtain‐shaped phytoherms of stems. Upstream of these structures, dammed areas with bioclastic sands and silts developed and palustrine vegetation grew. The channel stretches between barrages and/or cascades were loci for extensive stromatolite growth in fast flowing water. The palustrine floodplain was home to pools and drainage channels. The model also explains the growth of some barrages in the River Piedra that surpassed the height of the divide, with the diffluence of the main channel into a secondary course forming other tufa deposits in the area. The distribution and abundance of certain types of tufa facies in fluvial basins may be an indicator of differences in their gradients. The facies studied in this work suggest that the gradient of the ancient River Piedra was steeper than that of the ancient River Mesa. Assuming similar scenarios for climate and hydrology, the depositional settings mentioned above and their dimensions would have been determined mainly by the gradient and width of the associated river valleys. This sedimentary model may also be useful for inferring variations in other river basin slopes, as well as accounting for the presence of tufas in areas that normally have no permanent water input.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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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博斯腾湖水位变化及其原因分析 总被引：32，自引：5，他引：27
新疆博斯腾湖1987年以来湖泊水位的变化(上升)与主要补给河流开都河径流量的变化有直接关系, 而这与发源于天山中段降水和高山冰雪融水的河流, 受到气候变化影响很大有关. 全球变化研究结果显示, 中亚干旱区是全球温度上升幅度较大的地区. 当地的气象资料表明, 过去20 a年平均温度明显升高的趋势, 对水资源储量和补给来源影响深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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滹沱河平原段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河道常年干涸断流,两岸土地沙化,河流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开展滹沱河浅埋古河道研究,对于研究区水文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高密度取样和详细测年数据的基础上,应用沉积物粒度频率分布曲线和概率累积曲线分析方法,结合剖面岩性特征,对滹沱河古河道剖面(GCA)进行沉积相分析,讨论了研究区3万年以来的沉积环境变化过程。结果表明：GCA剖面地层由两个沉积阶段组成,以1 060 cm为界;下段为29.4～26.9 ka B.P.(1 240～1 060 cm)期间,研究区以浅湖沼相沉积环境为主,后期转变为河漫滩相沉积环境,水动力条件弱;上段为26.9 ka B.P.至今(1 060～0 cm),发育了河床-心滩相沉积组合,共同构成一个较完整的辫状河道沉积序列,水动力条件强且变化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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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iceance Creek basin formed as a continental foreland basin ca 53 to 48 Ma in the early to middle Eocene. On a global basis, the basin contains one of the richest oil shale resources known, where the profundal oil shale deposits, kerogen‐rich mudstones (clay and carbonate), exist over most of the basin. Despite its economic importance, the evolution of the Piceance Creek basin is still somewhat unclear. Based on facies association analysis, depositional trends, and gamma ray and Fischer assay data, six evolutionary lake stages are recognized: (i) fresh lake; (ii) transitional lake; (iii) highly fluctuating lake; (iv) rising lake; (v) high lake; and (vi) closing lake. Lake stages are composed of depositional units and characterize large‐scale changes in sedimentological patterns, depositional trends and fluctuations in the oil shale richness related to changes in climate and tectonics. Lake stage evolution is also consistent with the global Eocene climate trend. Stage 1 formed prior to the Eocene climate optimum.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ocene climate optimum, a saline‐restricted lake formed (Stage 2) and evolved into the highly fluctuating lake (Stage 3) indicating rapid climate changes during the peak of the Eocene climate optimum. This stage was followed by the rising and high lakes (Stages 4 and 5) after the climate optimum and during a change to a more humid climate. The closing of the lake (Stage 6) was caused by increased sand input from the north, indicating the influence of both tectonics and climate. Based on depositional trends and climate evolu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during the arid climate, laterally heterogeneous highly cyclic depositional units dominate, whereas, during the humid climate, depositional units form laterally continuous sediments that can be traced over long distances.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