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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的农村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重点检验了2010—2017年间中国省域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农村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2010—2017年间中国省域农村贫困、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而经济城镇化集聚现象呈现逐渐消减的态势。②人口城镇化对农村贫困主要表现为先缓解后加剧的“U”型特征,而经济城镇化则刚好与之相反,呈倒“U”型特点,土地城镇化对农村贫困的作用尚不明显,但主要表现出加剧农村贫困发生的潜在可能。③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对农村贫困产生了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二者对农村贫困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门槛”现象。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人口城镇化减贫直接效应门槛已基本突破,减贫潜力较弱,而大部分省份的人口城镇化减贫溢出效应门槛依然存在,益贫性的溢出效应仍然明显。相比之下,各省域经济城镇化减贫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门槛均已突破,整体上以益贫性为主。④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应合理推进人口城镇化,加快完善相关制度改革。有效、有序地扩张城镇空间,优化城镇产业结构调整,壮大第三产业发展规模和强化其质量升级,增加城镇就业空间,提升城镇整体辐射带动效应。统筹协调区域人口、空间、资源等的分配与利用,充分发挥要素集聚带来的正向“外部性”作用,合力推进农村长效、稳定减贫,促进城乡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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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贫困县旅游发展与多维贫困的脱钩关系研究——以西南地区为例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发展旅游业被认为是贫困地区缓解贫困的重要方式之一,为探讨国家级贫困县的旅游扶贫发展现状,本文基于Tapio脱钩模型,以西南地区136个国家级贫困县为例,对旅游发展分别与综合贫困以及、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不同维度贫困间的脱钩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① 随着旅游的发展,西南地区贫困县的综合贫困状况得到改善,但改善程度表现出不稳定性并逐渐放缓;② 随着旅游发展,西南地区贫困县经济和社会福利贫困某种程度上得到改善,医疗贫困得到较大改善,教育贫困基本未得到改变;③ 西南地区不同省份贫困县的旅游扶贫发展存在空间差异性,贵州贫困县表现最好。本研究对于深度了解旅游扶贫现状,进一步发挥旅游的多维扶贫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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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南喀斯特石漠化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矛盾十分突出,严重制约了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基于该地区的深度贫困县——广西德保县的2014—2019年各乡镇社会、经济、人口等维度的面板数据,以空间贫困为理论导向,运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和GWR模型探索了石漠化地区县域贫困影响因素及溢出效应。空间动态自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各乡镇当年的贫困发生率表现出较大的惯性;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农村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就业水平的提升、少数民族占比的下降、人口密度的降低均可明显地促进地区减贫。空间动态杜宾模型估计结果不仅支持了空间动态自回归模型结果,而且表明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农村医疗卫生水平、人口密度分别表现出显著的有益、不利和有益的外溢效应,长期影响更深远。GWR模型结果表明其影响效果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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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贫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首位目标,厘清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的作用机理与成效,可为乡村扶贫开发提供新视角、新路径。论文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探究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机理,并集成多源数据与多元方法对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作用路径与影响的异质性进行了系统性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作用存在直接与间接双重路径。三维贫困标准下农村普惠金融指数对多维贫困发生率的减缓边际效应为67.5%,且减贫效应稳健。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群体差异,因贫困群体的贫困程度、受教育水平与贫困类型不同而呈分异特征,对深度贫困群体和低受教育水平贫困群体的减贫效应相对较小,对收入贫困、就业贫困、健康贫困与生活贫困均具减缓效应。需要科学识别农村普惠金融与贫困群体/地区的耦合过程,实现普惠金融的差异化供给及其与农村教育的深入关联以提升农村普惠金融减贫的深度、广度与可持续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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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深度贫困的空间扫描与贫困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 总被引：3，自引：1，他引：2
从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中选取贫困的影响因子,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确定了贫困的主要影响因素,利用GIS空间分析和BP人工神经网络,分别模拟了省域、市域和县域3个尺度下的自然致贫指数与社会经济消贫指数,进一步计算获得了3个尺度下的贫困压力指数,对其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借助Flexible空间扫描探测识别出深度贫困县,在此基础上运用地理探测器揭示其主导致贫因素,并提出差别化的减贫对策建议。结果表明：① 省域、市域、县域3个尺度的自然致贫指数和贫困压力指数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呈现出明显的“东低西高”的空间分布格局;社会经济消贫指数的空间分布一致性不高,县域尺度更为破碎。以黑河—百色线为界,县域贫困压力指数在空间上表现出“大分散、小聚集”的分布状态。识别出的全国贫困县共计655个,主要分布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② 3个尺度下,空间扫描识别出的贫困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县域尺度下识别出208个深度贫困县,多位于省际边缘区。③ 地理探测器识别出深度贫困县的7个致贫主导因素,按照主导因素将深度贫困县划分为地形要素制约型、区位交通制约型、经济收入制约型和生态环境制约型4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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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20年减贫转向后相对贫困将贯穿于现代化全过程,减贫的可持续性面临着巨大挑战。论文在梳理中国贫困地理研究的基础上,从发展地理学视角阐述了可持续减贫的内涵、尺度分析模式、对象划分、评价监测,以及路径设计和发展干预。主要结论为：① 可持续减贫是在建立家庭和地方发展潜力与动力基础上的持续减少贫困,并缩小发展差距的思想和实践范式;② 可持续减贫结合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尺度分析模式,研究减贫的尺度转换过程,反映减贫要素和决策实施在空间的尺度解构和重构;③ 可持续减贫对象分为绝对贫困家庭、相对贫困家庭、相对贫困村、相对贫困乡(镇)和相对贫困县,并提出了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标准;④ 运用“五维地理资本指数”和欧氏空间距离,分析县域可持续减贫成效与区域收敛性;⑤ 可持续减贫通过地方化、区域化和全球化空间整合,推动区域贫困治理由传统模式向高质量发展转型;⑥ 可持续减贫突出以地方为主的“内源—外源”融合的发展干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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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学测度连片特困地区物流业发展的减贫效应,基于熵权-TOPISIS模型对贫困程度进行评估,并以综合贫困指数为被解释变量,表征物流业发展水平的6个指标(货物周转量、物流业增加值、公路网密度、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和货物平均运距)为解释变量,引入空间杜宾模型(SDM)计量县域尺度下物流业发展对区域减贫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物流业增加值、路网密度和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对区域减贫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物流业增加值每增加108元,本县(区)的综合贫困指数将降低0.060;货物周转量、公路网密度和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对区域减贫的间接(空间溢出)作用明显,本县(区)货物周转量每增加108 t·km-1,毗邻县(区)的综合贫困指数将降低0.020。均衡物流产业的空间分布、完善物流基础设施和调动贫困县(区)物流需求,是发挥物流减贫效应的有效措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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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深度贫困县贫困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海伦市为例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深度贫困县是实施精准扶贫工作的重点区域,客观分析深度贫困县贫困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可以为制定扶贫策略提供科学依据。论文以黑龙江省海伦市为研究区,基于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探索以贫困村和贫困人口为核心的贫困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作为深度贫困县,海伦市贫困村和贫困人口均具有不平衡性,贫困村和贫困人口格局既具有关联性,又具有差异性;② 海伦市贫困村集中分布在150~250 m地形过渡地带,呈现多核心带状式分布态势;③ 海伦市贫困人口分布格局是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自然地理及农业生产、农村基础设施及社会福利因素是直接影响贫困人口分布格局的关键因素。建议从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加快种植业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提升农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社会保障水平、降低致贫返贫风险,优化居民点体系、推动乡村各类要素的空间重组、结构重塑、功能重调等方面加强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工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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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综合交通可达性评价——以安徽省为例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从安徽省省域、县域、省域内地区间的开放性、两种费用成本以及考虑区域社会经济因素的吸引机会六种角度评价安徽省城镇可达性,揭示了安徽省城镇不同指标下的可达性空间分异规律,并建立了一个综合可达性指数模型,进一步得到安徽省城镇的综合可达性空间格局。研究表明:安徽省城镇全域时间可达性格局大体是以合肥为中心向外沿伸展但并没有构成规则的同心圈层结构;局域时间可达性格局南北差异明显,南部和西南部可达性较差,北部较好;邻域分析中把城镇分为严重萎缩型、急剧扩张型、基本稳定型和上下浮动型四种;最短路径的费用成本空间分布上呈现内核为东北向月亮湾形的圈层;最小费用成本分析得到城镇可达性空间上有明显的铁路交通指向性;吸引机会指数则表明吸引机会高的城镇在空间上呈现人民币符号"￥"形;综合可达性指数略显城镇间南北对称,但在皖南山区不遵循此规律。最后,针对路网布局的一些弊端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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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贫困村致贫因素分析及贫困类型划分 总被引：17，自引：4，他引：13
精确度量行政村贫困特征是当前贫困精准识别及全面脱贫的国家战略需要。基于“十二五”期间全国“整村推进”贫困村数据,构建空间贫困视角下的多维贫困度量模型综合测算全国范围内贫困村的贫困程度,基于指标贡献度分解与线性回归方法挖掘贫困村的致贫因素,利用最小方差模型（LSE）区分贫困村的贫困类型,并结合空间计量分析技术揭示贫困村的空间分布分异特征,为面向2020年全面脱贫的国家战略提供辅助决策支撑。结果表明：① 中国贫困村近一半处于中度贫困,且贫困程度与贫困规模存在显著的地域性。② 通路情况较差、自然灾害频发、收入水平低下、劳动力状况不佳是中国贫困村的主要致贫因素,显著性指标包括通路率、地貌类型、遭受自然灾害频次、人均纯收入、劳动力比例、劳动力文化素质等。③ 中国贫困村整体呈多因素致贫,三因素支配型、四因素协同型、五因素联合型贫困分布相对较高。④ “整村推进”扶贫工作初见成效,对促进贫困村可持续发展起到了较好的推进作用,但贫困村具有各自贫困特征,需进一步地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开展针对性帮扶工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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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县域农村贫困的空间演化分析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贫困地区的空间识别是精准扶贫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运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马尔科夫链和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对甘肃省1984~2015年86个县（市、区）域农村贫困指数差异的空间演化过程及其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甘肃省县域农村贫困指数差异总体下降,并表现出“缩小—扩大—缩小”的阶段性特征,演化过程趋于稳定;同时,甘肃省农村贫困存在空间集聚现象,呈现出集中分布和稳定性特征。其中,河西走廊地区和兰州地区的部分县域农村贫困程度较低,存在空间集聚现象,且集聚范围不断延伸;定西市、陇南市、甘南州、临夏州等地区县域农村贫困程度较深,也表现出较强的空间集聚现象,但集聚范围在不断缩小,且显现出碎片化特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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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乡村贫困的影响因素及调控路径研究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贫困是当今世界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贫困问题的研究对于改善民生、保障民生和推动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湖南省51个贫困县为例,综合运用熵值法、空间回归分析等方法,从人口结构、居住条件、收入状况与家庭支出4个方面构建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对乡村贫困空间分异特征、影响因素、类型划分、调控路径等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湖南省乡村贫困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总体上以轻度贫困和一般贫困为主,比较贫困所占比例较少,比较贫困主要位于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包括怀化与湘西地区。② 湖南省乡村贫困是区域自然条件和外部社会经济因素相互作用、交互影响的结果,乡村贫困与县均海拔、自然灾害发生面积、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乡村产业结构及城乡居民收入比呈正相关关系,与农业机械化总动力和人均耕地面积呈负相关关系。③ 基于乡村贫困的测度结果对湖南省51个贫困县进行类型划分,共分为单因素主导型、双因素驱动型、多因素综合型3个大类和P因素主导型、P-E因素驱动型、P-H-E因素综合型等14个小类,并从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职业能力培训以及特色产业发展对不同类型贫困县提出相应的脱贫措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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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村域贫困地理格局及其分异机理 总被引：3，自引：1，他引：2
贫困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是贫困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核心。本文以贫困地域系统和区域多维贫困为理论基础,构建了村域贫困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以2013年底中国精准扶贫识别的12.4万个贫困村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自相关、核密度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刻画了新时期中国贫困村的空间地理格局,定量探测了贫困村地域分异的主导因子,揭示了村域贫困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 贫困化与地理致贫因子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空间上两者的作用路径和表现形式复杂多样。总体上,可从自然和人文2类要素和环境、经济、社会3个维度来综合识别村域致贫因子。地理环境在贫困化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经济要素是重要的致贫因子,社会要素具有贫困放大效应。② 贫困村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特征。全国贫困村空间分布与胡焕庸线和地势三级阶梯所形成的基础地理格局具有高度一致性,村域贫困化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异特征和坡度分异特征,在空间上有1个一级核心区、5个二级核心区、7个三级核心区。③ 地形、资源禀赋、劳动力状况、交通条件和公共服务是中国村域贫困化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且省际间各因子驱动大小差异明显。交互探测结果表明,双因子交互驱动力强于单因子作用,交互作用类型以非线性增强为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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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丘陵山区农村贫困时空格局及其演变机制研究——以江西省于都县为例 总被引：3，自引：1，他引：2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提。丘陵山区是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聚集区,开展丘陵山区贫困时空格局及其演变机制研究对实现贫困地区转型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论文以江西省于都县为例,以村域为研究单元,采用空间自相关、核密度估计、地理探测器等模型方法刻画了于都县农村贫困地理格局及其分异特征,识别了丘陵山区驱动农村贫困化的主导因子,揭示了农村贫困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丘陵山区农村贫困化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规律和空间集聚性特征,且聚集效应随减贫力度加大有所减弱;② 坡度、行政村到县城中心的可达度、路网密度和公共服务点数量是丘陵山区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子,且随时间推移,资源禀赋不足对农村贫困化的驱动作用有所减弱,区位条件对农村贫困化的驱动作用逐渐增强;③ 不同时期丘陵山区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的主导因素有所不同。农村贫困化有其自然和人文根源,科学减贫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以深化贫困发生机制理论认知为基础,协同推进区域性贫困和个体性贫困的减轻,从而实现贫困地区转型发展和乡村振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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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县域乡村反贫困绩效评价与空间分异特征 总被引：6，自引：4，他引：2
综合运用熵值法、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从基本生存绩效、自身发展绩效,县域扶贫绩效3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对湖南省51个贫困县2017年反贫困绩效空间地域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湖南省贫困农户一般能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自身发展绩效水平得分较高的区域大多处于武陵源区、鹤城区等城市市区周围以及罗霄山片区,而雪峰山脉周围县市则普遍较低;县域扶贫绩效水平高的区域分布较为零散,大致位于各城区周围,而省城或西北的少数民族聚集区以及中南部绩效水平还有待提高。② 反贫困绩效总体上呈现出高、中、低3种绩效水平交替分布的空间特征,愈靠近武陵源区、鹤城区和长株潭地区的贫困县市,综合反贫困绩效水平愈高。③ 县域发展情况是影响湖南省反贫困绩效的决定性因素,农户条件与乡村状况是基础性因素,自然条件是重要因素,各因子间交互作用的影响远大于单因子,不存在独立作用的因素,体现出湖南省反贫困绩效影响因素的复杂性特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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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的过程与机制——以十八洞村为例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精准扶贫方略作为“一揽子工程”,为贫困乡村带来了强烈的外部冲击,驱动贫困乡村的经济、社会和空间加速重构。在对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的内涵、特征及过程与机制进行理论解析的同时,以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的实践加以实证,发现：① 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是一个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有机结合的多维、全面、快速重构过程;② 在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过程中,行政势能、精英下沉、市场链接驱动,要素整合、动力激发、规划引导、能力培育、制度保障机制协同,推动贫困乡村由“低水平贫困均衡”走向“良性发展均衡”;③ 精准扶贫以来,十八洞村经历了经济系统从“二元经济”向“多元经济”转变;社会形态由纯粹的熟人社会向熟人逻辑与契约精神混合的半熟人社会转变;空间形态从生产、生活空间高度重合,但与生态空间隔离的两大传统农业区组团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有机融合的多元有序组团转变。十八洞村的实践为理解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的过程与机制提供了鲜活的样本,也是其“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最本质的体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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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县村级居民点空间分布离散度与农村居民纯收入关联格局分析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在城市群离散度度量方法的基础上,构建村级居民点空间分布离散度评价模型,采用GIS网络分析、叠加分析和统计分析,对研究区288个行政村进行居民点空间分布离散度评价,并与反映村级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农村居民纯收入进行关联分析,在全县、不同地貌与不同经济圈层条件下,分别分析离散度综合指数(DCI)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格局关系。结果表明：研究区居民点的离散度从城关镇到外围呈聚集—离散分布,具体表现为城关镇及其他乡镇政府所在地（即经济中心）的DCI较小,外围等非经济中心部分及山区DCI较大;DCI不仅随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大而减小,还受其周围值的影响;山地条件下DCI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负相关关系较丘陵及平原地区明显;经济圈的辐射作用对DCI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影响很大。因此需要系统整治规划农村居民点,并可通过增设经济中心等方式,提高农村居民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而降低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离散度,进而改善居民点的空间分布格局,巩固扶贫开发成效。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