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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更新潜力分析是践行集约利用空间与城市更新、可持续性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对认识城市土地利用、居住空间转型与治理意义重大,包括面积更新潜力与集约利用潜力。从社区土地面积、空间集约利用和两者关联性3个维度出发,采用企业社区兴趣点、兴趣面数据与建筑基底数据,以及景观格局指数、区位熵、重要性—绩效分析等方法,构建城市企业社区用地更新潜力分析框架,探究用地更新潜力特征,以西安市为案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① 企业社区总更新潜力933.56 hm2,平均面积1.63 hm2。小型企业社区（0.07~1.18 hm2）居多（62.87%）,面积更新潜力较小（19.42%）,相对集聚于内部市区,桃园路、土门、长乐中路等街道。面积大的数量少,分散在外围市区,洪庆、纺织城、鱼化寨等街道;② 绝大多数企业社区（93.01%）在立体空间上有集约利用潜力,整体呈东西两头稍高、内城中间低的略“U”型分异,以及南部向中北部地区近线性增加趋势;③ 集约利用潜力大的企业社区（A型）占20.63%,平均楼层高度3.31层,以土门、桃园路、纺织城、韩森寨等街道为主。集约利用潜力较大的企业社区（B型）占55.94%,平均5.24层,小集聚、大分散,长乐中路、纺织城、电子城、桃园路等街道分布多;④ 面积更新潜力与集约利用潜力大的高—高型企业社区占13.46%（77个）,主要在中心城区外围,纺织城、电子城、枣园、韩森寨等街道;面积更新潜力小集约利用潜力大的低—高型企业社区占30.07%（172个）,土门、纺织城、桃园路、电子城等街道为主;需要重点关注高—高型和低—高型企业社区更新改造与未来发展建设。应用过程与分析框架匹配,结果与现实较吻合,体现方法架构的逻辑性。研究有助于深化内城居住空间演替理论、新城市主义与城市更新理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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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重庆市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利用核密度分析、多距离空间聚类等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2002—2017年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并借助Tobit模型探讨其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从现状分布看,距离城市中心4~12 km的城市中间圈层是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分布的主要空间,并呈“双峰”圈层分布特征,空间分布表现为“一主两次”多中心格局,集聚特征显著。2）2002—2017年,企业分布出现郊区化现象的同时大量向距离城市中心6~8 km范围集中,圈层分布由“双峰”结构向“单峰”结构转变,空间格局由单中心分布演变为“一主两次”多中心格局,集聚强度与规模持续提高。3）产业集聚因素对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相关区位条件和市内交通因素的影响,对外交通和空间政策因素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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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和民用汽车拥有量的增加,人们对汽车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以郑州市主城区为例,基于核密度估计法、局部Getis-Ord G*指数,采用汽车服务业电子地图兴趣点（POI）大数据对郑州市主城区汽车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格局及其与内外交通的空间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郑州市主城区汽车服务业空间分布极不均衡,街道之间汽车服务企业数量的空间分布差异明显,且呈不断拉大的趋势;（2）汽车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显著,空间上形成了中心城区双核块状集聚、边缘城区次中心分散发展的多中心、轴带状集聚格局,两大集聚热点片区越来越突出;（3）各细分行业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集聚趋势,汽车配件和汽车销售行业的专业化集聚区域逐步收缩,而汽车维修养护和汽车租赁业的专业化区域则大幅度地向城市外围地区拓展;（4）城市内部交通和对外交通便捷性是影响汽车服务业空间布局的重要因素,沿城市道路的轴线分布和沿高速公路出入口邻近分布是汽车服务企业区位选择的主导趋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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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不透水地表时空格局分析 总被引：5，自引：1，他引：4
根据植被-不透水地表-土壤（V-I-S）模型,以武汉市2002、2009、2015年3期Landsat影像为数据源,利用线性光谱混合模型进行亚像元分解获取不透水地表比例的空间分布。在此基础上采用梯度分析、景观格局指数等方法对研究区内不透水地表空间格局及变化进行分析。得到以下结论：武汉市2002、2009、2015年的平均不透水地表比例分别是27.53%,34.65%,40.51%,呈不断增长的趋势。主城区的不透水地表比例明显高于新城区,但新城区不透水地表比例增加幅度大于主城区。武汉市不透水地表主要沿长江、汉江两条轴线分布,随着与城市中心距离的增大,不透水地表比例递减后趋于稳定,三环线内4 km和三环外10 km范围是平均不透水地表比例增量最大的圈层。2002~2015年,武汉市由自然地表与极低盖度等级占主导的景观格局逐渐演变为以中高盖度不透水盖度等级占主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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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研究与开发》2021,40(5)
精确评估医疗资源的空间不均等是合理布局医疗资源的决策依据。基于两步移动搜索法的乡镇/街道尺度的医疗可达性,对郑州市医疗资源的空间均等化展开了研究。结果显示:1)级别越高的医院医疗可达性水平越高、空间分布差异越大。三级医院对郑州市整体医疗可达性起主导作用。2)供需过剩及供需平衡的乡镇/街道主要分布在主城区、上街区、中牟县、新郑市,供需不足的乡镇/街道主要分布在城中村及距附属县市中心城区较远的区域。3)郑州市一、二、三级医院及医院整体医疗可达性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向高水平方向显著集聚,乡镇/街道医疗可达性高-高集聚区集中分布在主城区。4)郑州市医疗资源集中分布在主城区,附属县市相对缺乏,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等的现象十分显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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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作为城市经济的重要支撑,对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具有重大影响。以南京市街道（镇）区划尺度,采用文化企业工商注册数据,运用LISA时间路径、LISA时空跃迁、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分析南京市文化企业空间分布格局演化过程及其企业区位选择机制。研究发现：①南京市文化企业在空间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和空间集聚特征;②南京市文化企业空间格局的演化具有较高的负向空间整合性,不同街道单元类型之间存在一定的转移惰性,中部的近郊区具有相对动态的局部空间结构,东南、西北部的远郊区在空间依赖方向上具有更大的波动性;③产业历史集聚基础、路网密度、高等院校等因素对文化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较为突出,表明南京市文化企业选址会考虑到区域的产业集聚程度、企业技术、人才的输入源以及交通通达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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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的空间格局及热点区模式研究 总被引：6，自引：0，他引：6
采用矢量数据符号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ESDA)和Kriging空间插值法等3种空间分析方法,分别从规模等级、集聚程度、热点区及模式等方面对2011年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的空间格局特征展开研究。主要结论:①从数量规模上来看,西安市的文化娱乐产业在空间上呈现出"南密北疏,西密东疏,内密外疏"的整体特征,文化娱乐场所主要集聚在以钟楼为圆心,以钟楼至曲江新区的直线距离(约7 km)为半径的圈层内;各类文化娱乐场所的空间分布大致符合文化娱乐业的整体空间特征,但又表现出一定的特异性;②从空间集散上来看,高高集聚区主要连续分布在城市南部的传统人口和城市产业集聚区;低低集聚区主要分散分布在城市开发程度低的边缘区,及城市内部的特殊区域;③通过空间插值分析,可识别出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的4个空间集聚热点区,综合分析各热点区软硬件条件,可将其归纳为基于传统城市中心的商贸旅游型热点区、基于文化产业集聚的文教游憩型热点区、基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科技商务型热点区和多重资源推动下的城市新区型热点区4种模式。本文的研究结论将有利于从空间的视角来探讨城市新兴产业的区位规律和布局偏好,在实践中将为城市文化娱乐业的合理布局和规划提供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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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零售商业的空间分布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研究领域,科学分析城市零售商业的集聚特征,有利于优化城市用地布局及合理配置城市商业资源。基于POI数据,以武汉市街道为研究尺度,通过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分析以及Ripley’s K函数来识别武汉市零售商业中心热点和分析各业态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1)武汉市零售商业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大集聚、小分散”的特征,集聚趋势和扩张态势并存,在中心城区集聚特征明显,并形成多个次级集聚中心。(2)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Moran’s I为0.385,说明武汉市零售商业分布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高-高集聚区的街道集聚特征明显,但其辐射带动作用较弱,极化现象明显。(3)零售商业分布的“中心-外围”结构明显,零售商业集中区主要分布在以江汉路商圈为核心的10 km圈层范围内,由中心城区向远城区递减。(4)不同距离下各业态空间集聚存在差异,商场、超市进行区位选择的范围较小,便利店、家居建材市场、专卖店的距离范围较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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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POI数据的西安市零售业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总被引：5，自引：1，他引：4
基于POI数据,利用核密度估计、缓冲区分析等方法刻画西安零售业空间集聚状态,确定零售业分布核心范围,并利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近邻分析等方法探究零售行业之间的空间集聚关系,以及零售业与居住小区、交通因素的空间关系。研究表明： ① 西安市零售业呈“中心-外围”结构,以钟楼为中心连片集聚分布,在距离钟楼16 km范围内为零售业分布核心区,在阎良、高陵、临潼、鄠邑4个郊区呈“孤岛”状集聚。②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纺织、服装及日用品零售业更倾向于在内城分布,而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业,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零售集中在租金低但交通方便的城市中心外围。③ 集聚效应、人口分布与路网影响零售业的空间分布。与居民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零售行业如综合零售,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零售,纺织、服装及日用品零售等在空间上集聚以接近消费者,分享消费市场和空间场地,而耐用品零售行业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销售业,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零售等倾向于自身集聚,以共享品牌效应。交通干线尤其是城市二级道路明显影响零售网点的空间分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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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tropolitan areas in China, Xi＇an City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s. To impede the decision and policy prefer- ences for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factors, this paper took account of the natural capital depletion of Xi＇an City during 1995-2011, considered in terms of constant 1990 price level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Natural capital depletion in Xi＇an City consistently increased from1995 to 2011, increasing from 14.31x108 yuan to 42.28x108 yuan, with an average an- nual growth rate of 12.22%. The primary component of natural capital depletion in Xi＇an City was the cost associated with fossil fuel resource depletion, while the cost associated with ecological services contributed the least to the total cost. （2） During 1995-2011, the proportion of natural capital depletion to Xi＇an City in Yanta and Lianhu districts dropped, whereas in counties such as Gaoling County, Chang＇an District and Lintong District, it increased. In 2011, the proportion of natural capital depletion varied between the different counties： Yanta District （15.75%）, Weiyang District and Lianhu District （10%-15%）, Huxian County, Xincheng District, Beiling District, Chang＇an District, Baqiao District, and Gaoling County （5%-10%）, and in Lintong District, Lantian County, Zhouzhi County and Yanliang District, it was 〈5%. （3） The spatial pattern of natural capital depletion varied with different perspectives, for example, from a total value perspective, a nuclear pattern around the administrative center of Xi＇an City was evident, whereas from a density per capita of natural capital depletion perspective, a bi-nuclear spatial distribution visible in 1995 had become a poly-nuclear distribution by 2011. Conversely, from a density per hectare perspective, a ＂core-edge＂ pattern characterized by three circles was observed. （4） The natural capital depletion relative to GDP curve wa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natural capital de- pletion to GDP was the highest in circle III and the lowest in circle I.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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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资源环境成本时空差异性分析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结合SEEA理论与方法,核算了中国西部城市——西安市1997-2009 年的主要资源环境成本,基于市、县2 级尺度探究其时空差异性,并计算了资源环境成本占GDP比例情况.结果表明：① 按1990 年可比价,西安市资源环境成本由177197.9 万元增大到396031.8 万元,年均增长率10.29%,高于同期GDP (7.25%) 增长率.② 资源耗减成本大于环境退化成本,但前者比重有所降低,由84.84%降为69.45%.③ 各区县占总成本比例差异明显.2009 年,占西安市资源环境成本比重大于15%的是雁塔区,居于10%~15%的是未央区、莲湖区、户县;居于5%~10%的是新城区、碑林区、长安区、灞桥区、临潼区;其他区县小于5%.④ 据资环密度可将西安市分为3 个圈层：碑林区、新城区、莲湖区属于I 圈,灞桥区、未央区、雁塔区属于II 圈,其他各区属于III 圈;资环密度I 圈集聚、II 圈和III 圈渐次降低;资源环境成本总量I 圈最小,II 圈和III 圈比重相当;按组分分析,能源耗减成本总量在I 圈较低,II 圈和III 圈较高,耕地耗减成本主要产生于II 圈和III 圈,污染成本I 圈< II 圈< III 圈,生态成本集中于III 圈.⑤ 资源环境成本占GDP比例1997 年为7.58%,2005 年达到11.27%,之后降低,2009 年降为9.05%,呈现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空间上I 圈< II 圈< III 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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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生活圈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空间分异分析——以大连市沙河口区为例 总被引：2，自引：1，他引：1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水平直接影响到居民的生活品质。论文基于高德地图获取的地图数据,使用城市网络分析工具(Urban Network Analysis Toolbox, UNA)对大连市沙河口区内的6类公共服务设施分布进行空间分异分析,并对区内90个社区的居民出行可达设施的数量及类别进行测度,最后对各个社区进行总体评价。结果表明：① 大连市沙河口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不均,北多南少,呈现出“一主多次”的“廾”字形的结构,主要分布在西安路商业区周边和各个街道的次级商业区;② 居民可达设施数量空间差异大,北多南少,各街道均有1或2个区域可达设施数量较多;③ 居民可达设施类型数量存在一定差异,70%以上的住宅楼中的居民可以获得全部6类公共服务设施;④ 各社区居民可达设施总体处于差异较小的均衡状态,但仍有个别社区存在内部差异较大的现象。设施的分布、地物的阻隔和社区的封闭程度对居民获取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影响较大,建议构建“设施完善、便捷可达”的15 min社区生活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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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区视角下的西安市发展空间分异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有效的功能分区是城市系统健康有序发展的保障。本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采用系统 聚类分析方法, 在功能分区视角下将西安市九个辖区分为核心区、雁塔区、未央区、长安区、 灞桥区及临潼-阎良区六个功能区域。中心商务区主导下核心区商贸流通业发达, 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与曲江文化产业示范区主导下雁塔区技术经济与文化产业特色鲜明, 经济技术开 发区主导下未央区工业经济特征明显, 郭杜教育科技产业开发区与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强 化长安区科教文化发展方向, 浐灞生态区彰显灞桥区生态经济发展特色, 生态农业区、阎良 飞机城加快临潼、阎良两区传统农业发展转型。功能分区及发展空间分异是城市化与经济发 展、历史基础与路径依赖、规模经济与集聚效应、本底化与特色化等基础因子以及新经济与 开发区建设、宏观调控与政策导向等新型因子综合驱动的结果, 基础因子起缓慢影响与逐渐 推进的辅助作用, 新型因子起突变影响与直接推动的主导作用。研究有助于科学认识城市, 合理组织城市, 提供实践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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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改进潜能模型的城市医疗设施空间可达性——以上海市杨浦区为例 总被引：5，自引：2，他引：3
引入人口规模因子和医疗设施等级规模影响系数改进潜能模型,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以上海杨浦区为例对其医疗设施空间可达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杨浦区医疗设施空间可达性分布不均,大桥街道、定海路街道及殷行街道部分区域医疗设施空间可达性较高;中部区域一些街道存在同等级医院位置密集、医疗资源相对集中的情况;杨浦区三级医院的居民就医空间可达性整体优于二级、一级医院。改进的潜能模型综合考虑了居民点人口数量、医疗设施与居民点之间的出行阻抗、以及医疗设施的等级规模对居民就医选择的影响,能更合理地评价医疗设施的可达性。研究结果可为城市医疗设施科学规划与决策提供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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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尺度下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识别与尺度效应——以北京市为例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以北京市为案例区,以土地利用与人口分布的同一性为基础,通过建立基于空间配置法的流动人口聚居区识别方法,实现了社区尺度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识别。在此基础上,对比街道尺度和社区尺度流动人口聚居区的识别结果,判断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尺度效应,探析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尺度效应的形成原因,明确选择社区尺度作为识别空间单元的必要性。研究发现：基于空间配置法的社区尺度流动人口聚居区识别方法具有较高的准确度,能够有效识别案例区约90%的流动人口聚居区。流动人口聚居区具有显著的空间尺度效应,主要原因包括：较大空间尺度容易忽略区域内部社会空间差异、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体制和高速城市化进程。研究结论将为流动人口聚居区系统化、精细化研究提供技术支撑和方法借鉴,为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流动人口聚居区顶层制度设计提供科学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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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评价 总被引：17，自引：1，他引：16
文章运用模糊数学方法 ,对南阳市旅游资源质量进行评价 ,得出各亚区各类资源的得分和各亚区综合质量得分。然后运用层次分析方法 ,设计指标体系 ,建立层次结构图 ,构造判断矩阵 ,得出各亚区开发潜力值 ,从而科学地确定了各旅游资源亚区的开发潜力和投资时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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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快速城市化边缘区社会脆弱性评价与影响因素 总被引：17，自引：7，他引：10
脆弱性理论是分析人地相互作用程度、机理与过程的重要工具,为可持续性评估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将社会脆弱性工具应用到城市边缘区研究中,视快速城市化为主要干扰,选取西安城市边缘区所辖街道为基本单元,从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3方面构建社会脆弱性评价框架与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值法、函数模型法以及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社会脆弱性程度进行评价,揭示社会脆弱性空间分异格局,探究社会脆弱性关键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西安城市边缘区的暴露度格局呈现出自中心向外围渐趋减缓的特征;敏感性程度的高、低分布与暴露度的低、高分布在空间上具有相似性;适应能力的空间规律性不明显;② 社会脆弱性空间分布不均衡,以中、低等级为主,低等级街道分布在城市内边缘区,中等级街道分散在城市外边缘区;③ 建设用地面积比重等8个因子对社会脆弱性有重要影响,土地利用方式与景观格局的变化以及物质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是城市边缘区社会脆弱性形成的主要原因,社会系统体制转换阶段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脆弱性;④ 城市边缘区应通过优化系统内部结构和功能以适应城市化的扰动,包括制定适应性管理政策和加强城市边缘区社会适应能力建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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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 H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2019,33(8):1569-1587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urban road network structure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understanding the distribution of urban functional area. To concentrate topologically densely connected road segments, communities of urban roads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to study the structure of the network. In this study, based on OpenStreetMap (OSM) roads and points-of-interest (POI) data, we employ the Infomap community detection algorithm to identify the hierarchical community in city roads and explore the shaping role roads play in urban space and their relation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urban functional area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communities at different levels in Guangzhou, China reflects the urban spatial relation between the suburbs and urban centers and within urban centers. Moreover, the study explored the functional area characteristics at the community scale and identified the distribution of various functional areas. Owing to the structur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identification process, the detected community can be used as a basic unit in other urban studies. In general, with the community-based network, this study proposes a novel method of combining city roads with urban space and functional zones, providing necessary data support and academic guidance for government and urban planners.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