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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广州市74个典型社区，通过入户调查的方式共计发放1 568份调查问卷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具有犯罪受害经历的被访者犯罪恐惧感高于无犯罪受害经历的被访者；在选取的12项犯罪经历相关指标中，有5项指标与犯罪恐惧感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按照比值比从大到小分别为自身经历的扒窃和入室盗窃、亲朋好友在公交地铁和其它公共场所犯罪受害、社区内发生的扒窃见闻，其余7项指标不显著；个体属性方面，仅教育水平与犯罪恐惧感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和家庭收入的影响不显著。此外，不同社区类型对被访者犯罪恐惧感的影响存在差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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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犯罪类型受害者报警行为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总被引：3，自引：2，他引：1
采用问卷调查数据,以理性选择理论为框架,对广州地区扒窃、诈骗、入室盗窃、暴力侵害四大犯罪类型受害者的报警行为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扒窃和诈骗的发生率较高,但报警率较低;入室盗窃和暴力侵害的发生率较低,但报警率较高。逻辑回归结果表明,损失的财产价值是影响扒窃、诈骗、入室盗窃、暴力侵害受害者报警行为的共同因素,损失越大,报警的可能性越大。此外,户口状态对扒窃报警行为有影响;入室盗窃和暴力侵害的报警行为还受个人客观属性和主观感知的影响。表明西方的理性选择理论框架适用于中国的报警率研究,但在选择具体的衡量指标时应更慎重;在对用公安部门的数据进行犯罪空间分析时,应注意报警率的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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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环境对入室盗窃和室外盗窃影响的对比分析——以ZG市ZH半岛为例 总被引：5，自引：0，他引：5
社区环境的基本属性是影响城市犯罪的重要因素,而这两类犯罪相似的空间形态受社区环境哪些因素的影响及作用方式如何未探寻及验证。因此,本文结合日常活动理论、CPTED理论、可防卫空间等理论,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ZG市ZH半岛为例,融合多源异构时空数据,利用偏最小二乘法,检验社区尺度下的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入室盗窃和室外盗窃的影响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① ZH半岛内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特征,即在建成环境背景下,入室盗窃的影响因素相对集中,而室外盗窃的影响因素较为分散;② 社会环境和建成环境对两类犯罪的影响及作用力存在着相对的共性和差异性,其共性主要表现在人口密度（-）、青少年人口比重（+）、公交站点密度（-）以及到主中心的距离（-）对入室盗窃和室外盗窃的发生都有显著的影响,且作用力方向一致;差异性主要体现在道路网络密度（-）、零售商业密度（+）和餐饮住宿密度（+）是影响室外盗窃发生的主要因子,而居民文化程度（-）显著影响入室盗窃的发生。研究结果的引申,可为社区层面的入室盗窃和室外盗窃的联合防控提供一些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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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日常活动对扒窃警情时空格局的影响 总被引：5，自引：0，他引：5
扒窃现象与居民的日常活动有较强的关系,已有文献研究了不同活动场所对扒窃的影响,但鲜有考虑不同类型居民活动出行量及其场所对扒窃影响的时间差异。本文基于日常活动理论,以南方某大城市为例,以派出所为分析单元,利用居民入户调查问卷、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 POI）、扒窃报警数据,检验不同类型活动出行量与扒窃的时间相关性,并划分时间段,建立多个空间滞后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时段居民日常活动对应场所与扒窃的关系。研究发现,扒窃警情存在明显的时空集聚性,其中,凌晨和早上的集聚性最强,白天和晚上相对较弱;不同类型的日常活动对扒窃时空格局的作用存在差异。买菜活动出行量与扒窃的时间变化存在正相关关系,买菜场所在凌晨和早上容易吸引扒窃者;购物活动与扒窃亦存在较强的时间正相关,白天和晚上在购物场所附近被盗的风险较高;外出吃饭的出行量与扒窃行为无直接关系,但在凌晨和早上餐馆周边容易吸引扒窃者;娱乐活动与扒窃同样存在较强的时间正相关,不同类型的娱乐场所对扒窃的影响存在差异,电影院、酒吧在大部分时间段均会吸引犯罪者,凌晨时段KTV附近区域的被盗风险较高。场所对扒窃的影响主要与犯罪机会吸引（犯罪目标的丰富性、暴露性）及场所自身属性有关（是否为犯罪者的集聚地）。文中最后对时间地理学和犯罪地理学结合的可能性、研究的应用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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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嵌入式旅游目的地居民为研究对象,构建旅游企业社会责任、社区满意、社区依恋、旅游获益、亲旅游行为的结构方程模型,考察旅游企业社会责任对社区居民亲旅游行为的影响,探讨社区满意与社区依恋的中介作用,检验旅游获益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旅游企业社会责任对社区满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居民亲旅游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在企业社会责任的3个维度中,社会责任对社区依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经济责任、环境责任对其影响不显著;对社区满意影响的重要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社会责任、环境责任、经济责任。（2）社区满意是旅游企业社会责任效应传递到社区依恋、亲旅游行为的重要中介变量,社区满意显著正向影响社区依恋、亲旅游行为;社区依恋显著正向影响亲旅游行为。（3）旅游获益对社区依恋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对社区满意与社区依恋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对社区满意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关系调节作用不显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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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交往是居民获得经济、情感支持的重要途径,对主观幸福感、身心健康等方面具有显著影响。然而在城市转型、郊区化与信息化的背景下,社区内稳定、密切的社会关系逐渐减少,居民社会交往的范围和构成不再局限于社区内部。因此,有必要对社区内、外的社会交往水平及其联系开展研究,探讨社区环境如何影响居民的社会交往模式。论文基于2017年上海市郊区居民日常活动与出行调查数据,利用个体的常联系人数量及其在社区内、外的分布,将居民的社会交往模式分为消极社交型、社区内交往型、社区外交往型、积极社交型4类,并探讨社区环境对于居民形成不同社会交往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上海市郊区居民社会交往的总体规模较大,但社区内邻里交往水平较低;社区中的室外活动设施、小型商业网点等公共活动空间以及对社区美观程度的良好感知有效地提高了居民在社区内的邻里交往水平;居住在远郊区及门禁社区中的居民倾向于拥有更高的社区外交往水平。研究认为,应注重不同区位和人口结构的社区在规划和营造中的差异化策略,提高公共空间和设施的质量与使用率。研究结果可为以促进邻里交往、优化社会交往模式为导向的社区环境优化提供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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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环境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广州的实证 总被引：4，自引：2，他引：2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坚持以人为本。流动人口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其主观幸福感的水平是衡量当前城镇化质量的重要依据。现有研究较少关注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在城市微观尺度的空间差异性,少有研究探讨邻里环境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文基于2015年广州调查问卷数据,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广州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水平及其主要影响因素,重点关注社会支持、邻里建成环境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广州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平均水平仍然较低,具体表现为：①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较低、消极情感偏高;②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地理空间异质性;③邻里社会环境(如邻里贫困、人口密度)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邻里建成环境(如整洁程度、交通可达性)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其中,邻里流动人口比重和人口密度,与流动人口的消极情感得分呈显著负相关;④广泛的社会支持能显著提升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因此,减少地区贫困、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拓展社会支持的来源等都将有助于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以及新型城镇化的推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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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大型居住区邻里关系与社会空间再生——以北京回龙观为例 总被引：2，自引：1，他引：1
从社会空间的视角研究邻里关系是城市社会地理学的重要课题。本文利用针对北京回龙观居民的问卷调查数据,并结合质性研究方法,探讨了郊区大型居住区的邻里关系及其与郊区社会空间再生的有机联系。作为典型的郊区大型居住区,回龙观的邻里交往较为浅层化但居民具有较高的交往意愿,邻里互助情况较少但具有很强的互助意愿,居民整体责任意识、社区参与和维权意识强烈。入住小区初期的集体采购、日常生活中的维权和文体活动、“童子军”外交和依托社区网的互动方式使居民相互之间维持了较好的邻里关系。邻里关系与居民受教育程度、入住小区时间长度及有无互助经历等因素相关。对社区形成起到更直接作用的是居民在社会生活方面的互动,这种互动基于实体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提供的平台,以及通过固化居民间的联系而萌生社区文化。回龙观居民在脱离原居住地社会关系网络背景下,通过邻里关系在郊区大型居住区构建了新的社会关系,改善了郊区社会空间的破碎化状况,促使社会空间再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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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邻里效应视角的城市居民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总被引：6，自引：3，他引：3
随着新型城镇化、健康中国等战略的提出,“城市健康”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然而,既有研究较少基于邻里效应的视角,揭示城市社区环境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论文基于2015年广州市23个社区的1150份问卷调查数据,从邻里效应的视角出发,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识别了广州市居民心理健康的决定因素,尤其关注社区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广州市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在社区层面存在空间异质性,由个体层面因素与社区层面因素所共同决定。就个体因素而言,受教育程度、住房产权和身体健康状况对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就社区建成环境因素而言,服务设施配套和公园绿地供给均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就社区社会环境因素而言,社区纠纷数量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社区组织数量和邻里交往频率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建议通过社区规划和社区建设,加大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园绿地的供给,健全社区组织,鼓励邻里交往,从而提升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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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出行是犯罪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议题,在犯罪防控、侦破等警务实践中具有突出的技术贡献。受制于研究数据的限制,中国犯罪出行实证研究较为缺乏。论文研究了2010—2016年长春市南关区扒窃犯罪出行的空间模式与影响因素,并指出：① 2010—2016年长春市南关区扒窃犯罪出行平均距离为5.74 km,存在明显的空间衰减效应,空间模式为就近掠夺,在距离犯罪者居住地2 km处出现犯罪缓冲区。② 南关区扒窃犯罪高发区与犯罪群体主要聚居地在空间上呈现重叠,该区域犯罪以就近掠夺的空间模式为主。③ 回归模型验证了犯罪者人口属性中性别、户籍地、是否就业和具有前科劣迹、涉案金额、犯罪地点所属类型对于出行距离的显著影响,其中户籍地变量为理解转型期中国大城市犯罪行为具有一定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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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室盗窃临近重复案件与孤立案件分布的影响因素对比研究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以中国南方某特大城市YP区为例,结合犯罪地理学主要理论选取相关变量构建二元逻辑回归模型,探讨区域环境对入室盗窃临近重复案件和孤立案件分布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居民数量、银行&ATM机和公园集聚的区域发生临近重复案件的概率比孤立案件更高,而道路密度高的社区难以发生临近重复案件;青少年人口比重高和低租金住户多的社区会加剧弱势群体、问题人群的集中趋势,临近重复犯罪发生的可能性也会随之上升,其中青少年人口的影响程度高于低租金住户。研究结果可对微观社区层面入室盗窃临近重复犯罪的治安防控与警务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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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G市工作日地铁站点扒窃案件的时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总被引：4，自引：3，他引：1
以东南沿海城市ZG市为例,分析工作日地铁扒窃案件的时空分布特征,并进一步结合日常活动理论,探讨其形成机理。研究发现：① 时空分布上,地铁扒窃案件存在早晚2 个峰值,但滞后于地铁客流量高峰;白天,地铁扒窃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在早晚时段,除中心城区外,地铁扒窃在城郊地区也有较多分布。② 影响因素上,地铁扒窃主要受到客流量及建成环境的影响,不同时段影响的因素存在差异。客流量及换乘点在地铁运营的任意时段均对地铁扒窃有正向的影响,地铁站周边的休闲场所对地铁扒窃犯罪的影响主要体现在9:00以后的时段。居住地及工作地虽然整体上对地铁扒窃没有显著影响,但是他们对地铁扒窃案件的作用方向在各时段模型中的作用力度均相反。③ 影响强度上,客流量在不同时段对地铁扒窃的影响强度存在差异,而换乘点及休闲场所在显著的时间段对地铁扒窃的影响力度并无明显差别。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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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环境设计预防犯罪理论（CPTED）和社会失序理论,利用2012年10―12月在广州门禁小区进行的大规模入户调查数据,采用多层次回归模型从社区内部环境角度对广州门禁小区家庭的入室盗窃受害情况及其发生的环境机理进行研究。通过5个多层次回归模型的对比分析发现：家庭被盗情况主要受到家庭的住房特征和人口特征的影响,小区变量对家庭变量有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住房特征、公共空间使用率、家庭人口特征和小区的正式控制机构失效度对家庭是否被盗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环境形象和人口流动性、小区开放度和功能混合度通过对家庭特征的间接影响而影响家庭的被盗情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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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共享度的上海郊区社区居民活动空间隔离及其影响因素 总被引：5，自引：0，他引：5
在流动性不断增强与居民活动模式日益多样化的背景下,城市社会空间分异与隔离的内涵不断扩展,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空间隔离受到关注。以活动空间为基础的社会空间分异研究快速兴起,以期从更加动态的视角理解城市社会空间。基于上海市郊区问卷调查数据,构建活动空间共享度指标,建立个体尺度的活动空间分异指数和孤立指数,刻画社区内不同收入群体的活动空间隔离状况,并建立活动空间共享度的多层模型分析活动空间隔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居住在同一社区的不同收入居民之间存在活动空间隔离,居民更愿意与其社会经济属性相似的人共享活动空间。活动空间隔离程度受到个体社会经济属性、社区设施状况、社区周边环境、社区人口密度和社会混合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居住在人口密度高、社会混合度高、社区商业配置良好、公共空间充足的开放社区能提高居民的活动空间共享度,增加不同群体社会接触的可能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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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社区生活圈构建的郊区居民社区依赖性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总被引：2，自引：1，他引：1
在郊区化和社区生活圈构建的背景下,提高郊区居民日常生活对社区空间的依赖性对于缓解城市发展压力、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满意度有重要意义。论文将功能性依赖和情感性依赖2个维度相结合,构建研究框架,将居民的社区依赖性划分为社区依赖、社区依靠、社区认同和社区排斥4种类型。以上海市为案例地区开展实证研究,基于2017年郊区居民行为调查的一手数据,分析居民功能性依赖和情感性依赖的基本特征及其群体间差异,并利用多项Logistics回归模型,研究社区空间特征对社区依赖性的影响。对不同群体和不同社区特征下社区依赖性的模式进行总结,以期为郊区社区生活圈规划提供研究依据。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群体的社区依赖性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小汽车拥有情况对于功能性依赖和情感性依赖的作用方向相反;社区设施密度主要影响居民对社区的功能性依赖;社区绿地率对功能性依赖和情感性依赖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居民对社区的主观评价主要影响情感性依赖。社区生活圈的规划应改善社区环境质量,合理配置绿地、开敞空间和休闲设施,提高社区商业设施等级和质量,同时也要注重加强社会环境的建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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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是否支持旅游开发关系到当地旅游业的长期成功和可持续发展。基于态度冲突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本研究以浙江省乌镇 458位居民为样本,以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为中介和信任旅游开发公司为调节,实证考察了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对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不是无关的平行构建,前者对后者具有显著弱化作用;消极旅游影响感知部分中介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与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关系,以直接影响为判断依据会低估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对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影响;信任旅游开发公司正向调节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负向关系。研究结论对明晰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形成机制、获取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更大支持等具有重要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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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室盗窃多尺度地理因子分析 总被引：4，自引：0，他引：4
选取N市作为研究区域,以该市2013年全年的入室盗窃案件作为研究对象。将研究区域内入室盗窃与地理因子在不同空间尺度上进行关联性对比分析。首先,从环境犯罪学理论和现有犯罪地理特征研究两方面出发,分析现有研究中的尺度依赖性。每一套环境犯罪学理论均有其适用的空间尺度,在犯罪地理特征研究中会有相应的地理因子与之关联;其次,引入似不相关回归模型获取入室盗窃与地理因子在小区、街区、社区、街道以及区等多个空间尺度上的关联性。并用瓦尔德检验来测试各个关联系数之间差异的显著性。实验结果表明,随着尺度的变化,有些地理因子与入室盗窃的关联性并未变化,有些则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化可用不同尺度的犯罪地理学理论进行解释;最后,将多个尺度地理因子反演入室盗窃空间分布的结果进行综合,并将之与单一尺度的反演结果进行比较。结果证明,与单一尺度的地理因子反演犯罪空间分布的精度相比,利用多个尺度地理因子解释犯罪空间分布的精度更高。研究表明：在犯罪地理学研究中,环境犯罪学理论、地理因子分析以及犯罪空间分布反演均存在尺度依赖性。综合多个尺度的结果进行分析,不仅有利于准确认识犯罪的地理因子及其对应理论,对于犯罪反演精度也有所提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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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城市居民地方依恋测度与机理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地方依恋”问题涉及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城市学等多个学科,已经成为中国快速城市化时期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伴随大城市内部空间的剧烈重构,城市居民对其居住空间的地方依恋也在不断变化,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本文选取广州23个典型社区,通过量表测度居民的地方依恋,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等计量方法,探索社区信任、社区满意度等要素对居民地方依恋的作用机理。同时,系统对比了居民对于不同空间尺度的地方依恋,如社区尺度和城市尺度,并对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两组人群的地方依恋及其差异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发现：① 城市居民的社区依恋程度高于城市依恋程度;② 本地居民的社区依恋和城市依恋程度均明显高于外来移民;③ 城市居民的社区依恋同时受到社区信任和社区满意度的直接影响,但两者需通过社区依恋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居民的城市依恋;④ 社区信任与社区满意度对外来移民的社区依恋和城市依恋均具有显著作用,但对本地居民的城市依恋作用较弱。基于实证结果,本文认为,相同因素对于不同尺度的地方依恋作用机理存在差异,不同人群的地方依恋机理亦有不同,地方依恋同时具有尺度差异性和群体差异性。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