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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理学视角上,拐卖犯罪是一种非正常的人口迁移活动。随着人文地理学的关系转向兴起,关系地理学给拐卖犯罪研究提供一种多元、复杂、动态的拓扑关系逻辑,有助于探究拐卖犯罪现象和相关主体间的关联性与过程性。以关系地理学为视角,首先梳理关系地理学在拐卖犯罪问题上的理论张力,获得关于拐卖犯罪的关系地理学基本认知;然后从空间、地方、主体性内涵上解构拐卖犯罪以及“后拐卖”情境,进而以此为依据,总结和建构关系地理学嵌入拐卖犯罪治理与后拐卖发展干预的研究逻辑。研究发现,父权文化下的“性别”和“身体”为拐卖犯罪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和“市场”,作为最小的空间尺度,身体的实践是研究拐卖犯罪的重要入口,在拐卖犯罪活动所构成的关系网络中,存在着空间性的身体规训和权力割裂。同时,拐卖犯罪会带来多元的历时的影响,被拐儿童和妇女在后拐卖情境下会存在地方关系和主体间性的重构。拐卖犯罪治理与后拐卖发展干预都需要引入关系地理学视角,以“关系”视角打通逻辑思路框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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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卖犯罪的时间跨度长、社会危害性高,会对受害者造成一生的记忆创伤。未成年人作为弱势群体,极易受到拐卖犯罪的侵害。早前拐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学和社会学领域,基于地理学视角的研究起步较晚,且缺少针对犯罪高发区云南省的研究。为此,文章基于公益平台“宝贝回家”网站的数据资料,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等方法,从未成年受害群体视角探究云南省拐卖犯罪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来自乡村的被拐未成年人占总体的77%,从乡村拐入乡村的拐卖数量最多;同时,被拐未成年人整体趋于低龄化,呈现较强的低龄男童偏好以及大龄女童偏好。2）1958—2019年云南省拐卖未成年人数量在时间上呈现“倒V型”波动特征,高发期为1994—2005年,其时间演变受特殊历史事件、国家政策和打拐活动等的影响。3）空间上,云南省东部犯罪总量较高,扩散速率较快,其中曲靖、昆明、昭通为热点区域;县域尺度上,官渡区、昭阳区、盘龙区、西山区、五华区、镇雄县、宣威市的被拐未成年人数量占总数的49.5%;同时,过半案件发生在居住场所附近,封闭式公共场所附近案件发生量最少。4）影响因素上,自然因子对拐卖犯罪的影响力度最小,人口因子对犯罪快速增长期影响显著,社会和经济因子对犯罪高发期和低发期的作用显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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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地理特征研究 总被引：9，自引：4，他引：5
基于从公益平台获取的上万条寻亲记录数据,从犯罪地理学的视角探究1980~2015年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地理特征。研究发现：① 拐卖去向以被收养为主,总量上男童多于女童,频率上低年龄段高发,可分为4个贩运类型。② 犯罪量自1980年以来呈现“倒勺”型波动态势,1989~1998年为高发区间,犯罪受打击力度与人口政策影响明显。③ 犯罪量月变化呈现两个轻微倒“U”型格局,犯罪季节变化较小,夏半年高于冬半年。④ 犯罪呈现“西部集中拐出,东部分散拐入”的“三片两线”的“场-流”空间格局特征,并有一定的带动与回流效应。⑤ 当前拐卖儿童犯罪的空间集聚程度减小,而扩散程度增加,由区域性犯罪发展成全国性犯罪。最后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未来的研究作了展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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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田野调查和网站登记的案例资料，运用生命历程理论与模糊损失理论，从被拐卖、被收养、开始寻亲到寻亲成功这一过程揭示被拐儿童的生命轨迹变迁型态与走向，并进一步探究其影响机制。结果发现：(1)被拐儿童的生命轨迹线整体呈现波动型和平稳型两种型态，寻亲成功后，他们的生命轨迹线仍然按照各自的处境持续发生变化。(2)被拐儿童的生命轨迹变迁型态与收养家庭的优劣程度密切相关，生活在恶劣型家庭的被拐儿童的生命轨迹线波动起伏较大，生活在中间型和良好型家庭的被拐儿童生命轨迹线比较平缓。(3)在整个寻亲过程中，宏观的社会变迁对被拐儿童的生命轨迹具有非常强的形塑力，但个体能动性的诠释力也不容忽视。(4)即使生命轨迹平稳向上流动的被拐儿童，也难以抵消拐卖经历带来的不利影响，拐卖事件通过连锁反应、持久作用、交互作用与累积效应多重作用力持续影响被拐儿童的生命轨迹变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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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研究》2017,(12)
拐卖儿童犯罪对社会和家庭产生重要影响,成为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焦点。目前相关实证研究较少,整体认识不足。基于公益平台的成功案例库,借助数理统计与空间分析方法,从犯罪地理学的视角管窥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时空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被拐年龄与性别关系密切,易拐儿童低龄化,被拐几率与找回几率随年龄波动明显;拐出地与拐入地均乡村多于城镇,拐卖迁移主要发生在乡—乡之间;被拐人数年变化呈现"倒勺状",可分为四个阶段;年内变化受气温及空气质量影响,也与人口迁移流动频率和范围等有关;平均被拐时长为21.82年,年龄与被拐时长之间存在微弱的负相关;识别了拐出拐入的主体省(市)域及其路径组对,揭示了拐卖的"回流"与地理邻近效应;地区间各要素的"梯度"差异有利于"推—拉"作用产生拐卖迁移。同时,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提出防控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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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卖儿童犯罪作为一种影响恶劣的社会现象,已引起公众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犯罪地理学视角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且侧重宏观分析,当前亟须聚焦犯罪热区作精细解析。本文以中国拐卖犯罪主要源区贵州省为研究区,采用文本分析、数理统计、空间计量等方法,揭示被拐儿童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及拐卖儿童犯罪的多维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1~6岁男童为核心受害对象,拐卖导致的儿童迁移以城乡间交叉流动为主。② 犯罪在1944—2018年间呈“中段高发、首尾低发”态势,空间上集中于贵州西北半壁,尤以贵阳为最,微观地点上高发于人员流动频繁的开放型空间。③ 犯罪路径以“黔入东部”和“川滇入黔”为主,以省内跨市流动为辅。④ 犯罪主要受人口自然变动、生育政策、流动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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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在中国发轫较晚的人文地理学分支,社会文化地理学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随着研究话题的日新月异以及研究方法和理论的推陈出新,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在近年（2015—2020年）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参与,同时涌现出一系列新的学科现象和值得反思的问题,如话题的多样性、研究方法的交叉性、研究科学性的反思和质疑等。因此,从延续学科自省的视角出发,有必要坚持从中、西对比的角度,不断度量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的发展趋势,定位学科的特点,以期为国内社会文化地理研究提供一定的方向和启示。借助文献分析工具对2015—2020年中、英文领域主要学术期刊的社会文化地理学文献进行采集和分析,辅以德尔菲法对学科专家进行咨询,尝试结合客观和主观数据,综合辨析当前中外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研究特色,以及未来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可能的发展方向和潜力所在。从分析结果上看,国外社会文化地理研究话题涵盖：1）从移民研究到流动性研究;2）从文化景观研究到超越人类的地理学研究;3）弱势人群研究与关怀地理学等方面。中国社会文化地理研究话题包括：1）理论引介与反思;2）城镇化、流动性与多元移民;3）旅游与地方;4）乡村转型与乡愁等方面。综合国内外社会文化地理研究成果可知,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作为社会文化地理学的重要发源地,在学科知识“生产—消费”循环中保持优势地位;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重点关注国际大政治和日常政治话题,而中国社会文化地理研究与旅游和乡村话题结合紧密,与西方形成明显区别,反映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国际化趋势明显,但中、西方知识交换程度不高,知识边界依然明显。另外,专家咨询意见也凸显社会文化地理研究者的学科归属感有待加强、研究范式系统化不足与共识不充分等问题。未来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需要不断推进学科交叉和方法创新,探索其地理学本质,在国际化进程中讲好中国故事,总结中国经验,发展中国理论,服务国家,对话世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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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卖儿童犯罪屡禁不止,备受社会和学界关注。地理学视角下的已有研究多注重宏观区域定量分析,缺少基于寻亲成功案例聚焦被拐儿童的微观定性分析,尤其对被拐儿童记忆空间与记忆地图的探究不足。文章基于从“宝贝回家”公益平台提取的典型案例,综合运用文本分析、认知地图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探索寻亲成功的被拐儿童记忆地图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被拐儿童记忆内容由地方性知识、家庭性知识和个体性知识3部分构成。其中,地方性知识包括儿童家乡的自然物理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要素;家庭性知识包括儿童原生家庭成员信息、亲缘关系等要素;个体性知识包括儿童自身体貌特征、失踪时穿着等要素。2）被拐儿童记忆空间形成于其日常活动空间,是地理空间与人文情感的结合;随着儿童年龄增长和时代变迁,儿童记忆空间要素产生变化,形成不同阶段不同时代的独特个体记忆,儿童生活环境的变化易塑造混合复杂的记忆空间。3）被拐儿童记忆地图根据其记忆内容及记忆要素类型分为多要素混合式记忆地图（依托多种感官、多要素定位家乡区域）、空间化布局式记忆地图（即手绘完整地图,具有空间性和尺度性）、单要素主导式记忆地图（即以地标和地名为关键要素）3种模式。4）儿童对其日常活动中频繁接触的场所会留下较为深刻印象,家乡环境中独特形状的道路、水域更易使儿童产生记忆,成为寻亲过程中的重要促进因素;地名、方言、习俗组合与地名、地标组合成为寻亲成功的关键要素组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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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空间研究的转向:从自然到社会、现实到虚拟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在介绍地理空间内涵与学科内分异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地理学空间研究的两个转向,即从自然空间转向社会空间、从现实空间转向虚拟空间。研究表明:地理空间是一个相对明确的概念,但其内涵也在不断发展之中,特别是在人文地理学从自然地理学中分离出来以后;地理学三大分支所关注的地理空间差别极大,其中自然地理学对应自然空间,人文地理学对应社会空间,地理信息科学对应地理信息空间;地理学空间研究的第一个转向是由自然空间转向社会空间,其包括地理空间研究重点的转变以及对空间本质认知的转变两方面;地理学空间研究的第二个转向是由现实空间转向虚拟空间,这里的虚拟空间包括感知空间和网络空间;地理空间由自然向社会的转向反映了与人类发展的同步性,而由现实向虚拟的转向则反映了与技术进步的一致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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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和CNKI期刊文献为数据源,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梳理总结了2000年以来国内外儿童贩运的研究热点与趋势。结果发现：1）中外儿童贩运研究的发文量整体呈波动增长态势,美国的发文量位居世界首位,国外研究集中在社会学、心理学、儿科医学、家庭研究与犯罪学等5大领域。国内研究进程相对缓慢,早期研究集中在法学、犯罪学与社会学3大领域,近年来地理学领域快速兴起。2）由于区域环境与国情存在差异,国外儿童贩运包含在人口贩运研究中,更关注以剥削为目的跨国贩运,包括直接剥削与间接剥削2种方式,涉及商业性贩运、童工贩运、人体器官贩运和童婚贩运等多种贩运类型,商业性贩运与性剥削是儿童贩运的主要研究热点;国内拐卖儿童犯罪通常与拐卖妇女合并讨论,聚焦于以收养为目的的省域拐卖,诱骗养子型和家庭操控型是最常见的2种类型,拐卖儿童犯罪的法律政策与社会原因是热点关注话题。3）随着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国外儿童贩运的研究主题从贩运类型向儿童被解救后的自杀风险与福祉评估、康复回归与重返社会、儿童保护与贩运防控对策持续拓展;国内拐卖儿童犯罪的研究主题从法律政策与社会原因向时空格局、影响因素、安置回归与社会融入延伸。未来如何将儿童贩运的相关主体（犯罪人、受害人或监护人与其他社会人）与时空环境（社会环境、建成环境及周围人流环境）进行综合贯穿,从犯罪地理学视角探究儿童贩运的地理环境因素与时空活动轨迹的演变,深入解析“时-空-人”三维视角下儿童贩运的发生机制至关重要,以及在实践中如何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追踪和打击儿童贩运,为中外儿童贩运防治与管理贡献力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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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和CNKI核心文献库为数据源,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从发文时间、地区分布、学科分布、研究机构、关键词共现与高被引文献等方面,总结比较了2000年以来中外犯罪地理研究进展,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趋势。结果发现：1）国内外犯罪地理发文量整体呈现持续增长态势,美国发文量首位度明显。学科分布国外较为广泛,国内相对集中,且存在较大发展空间。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网络国外较强,国内机构联系较弱,后续研究力量正处于培育发展阶段。2）不同时期国内外研究关注的热点不同：国外侧重于暴力犯罪、恐怖主义犯罪、因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等引发的多类型犯罪研究,从微观到宏观,涉及地区、国家甚至全球层面;国内聚焦于城市社区“两抢一盗”犯罪、省域拐卖儿童犯罪和毒品犯罪等类型,微观和宏观并举,实证案例研究逐渐增多。3）随着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国内外犯罪地理发展势头良好。犯罪分布模式、空间防控对策与犯罪风险模拟仍是当下较为活跃的研究议题,“3S”技术开发和大数据应用将成为犯罪地理研究的两条并行趋势线。未来需要以综合性思维审视犯罪地理环境,持续关注犯罪地理研究的潜在领域。同时,信息技术发展与计量模型应用为犯罪地理带来新契机,必须立足于当下国际社会环境,加强个人、组织和团体机构之间的研究合作,交流和分享经验成果,探索多样化的犯罪防控模式,并采取全球合作的方式应对区域所面临的犯罪挑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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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和线上访谈数据,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聚焦拐卖犯罪人,解析河北省拐卖犯罪的多维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拐卖犯罪人男性多于女性,犯案年龄以30~45岁为最;犯罪人的受教育水平较低,小学和初中学历占比过半;拐卖妇女、儿童的作案人占总犯罪人的79.8%;67.5%的犯罪人受到监禁矫正,获刑10年以上的仅占7.2%。2）河北省拐卖犯罪发生时间的年际变化呈“倒勺状”,分为增长期、波动期和减少期3个时期;案件审理时间则表现为“单峰型”,峰值出现在2014年。3）拐卖犯罪人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两热一冷”的空间格局,集中分布在冀南地区和滇桂交界;受害人分布更加集中,被拐儿童集中在冀南地区,被拐妇女则集中在冀北地区;河北省已形成邯郸市与“衡水—邢台—石家庄”内流、“冀南—鲁西”拐出、“川滇桂黔—冀南”国内拐入与“朝鲜—冀北”跨国拐入等主要犯罪路径。4）河北省拐卖犯罪的发生受地理区位、经济发展、传统观念、教育水平、政策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并且,由于河北省内部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南北不同地区拐卖犯罪的形成也存在一定差异。不同地理区位下差异化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在推拉相互作用下,形成河北省模式化的拐卖犯罪路径与独特拐卖犯罪地域网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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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卖现象由来已久,不仅扰乱社会秩序,也给受害者及其家庭造成严重伤害。目前相关研究大多关注受害者,对犯罪者尤其死刑犯的研究开展不足。为此,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数据,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聚焦拐卖人口死刑犯,解析中国拐卖人口重罪案件的多维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 死刑犯以男性为主,犯案年龄以25~45岁为最;死刑犯的文化水平低,小学文化占比过半;刑满释放的罪犯实际服刑的平均年限为17年。② 典型拐卖人口重罪案件的犯罪网络呈现出“核心-边缘”结构,核心节点为犯罪者,受害者和收买方处于边缘位置。③ 死刑犯被执行时间随年份呈“M”形波动,分为“增长期”“波动期”和“减少期”3个时期;存在2001年和2010年两个峰值年份。④ 死刑犯的籍贯地在全国呈现出“两片一点”的空间格局,集中分布在西南地区、华北地区和东南地区的福建省。具体来看,西南地区的死刑犯主要集中在云南省（昭通市和文山州）。此外,死刑犯的空间路径呈现“西南-华北”“西南-华南”与“西南-新疆”的流窜作案特征。最后,从多维度整合分析的视角发现拐卖人口重罪案件的形成主要受“差异梯度力”的影响,不同地区的自然社会条件为拐卖人口犯罪的发生提供了基本要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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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卖儿童犯罪给受害者带来身心创伤、给家庭带来巨大悲痛和长期困扰,已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该领域犯罪地理学视角的研究兴起较晚,且主要侧重宏观整体分析,当前亟需聚焦高发源地和重点人群作精细解析。为此,论文针对中国拐卖犯罪重灾源区四川省,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文本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探究四川省拐卖儿童犯罪的时空演变过程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数量上,被拐男童明显多于女童,被拐儿童主要来自乡村,虽呈现1~6岁和14~17岁的“双峰”型特征,但整体趋向低龄化。② 时间上,犯罪年际分布大致呈倒“V”型波动态势,高发期为1981—2000年;犯罪年内分布集中于夏半年,周内分布周末高发,日期分布每月1日的被拐儿童数量最多。③ 空间上,存在一个被拐高发区和多个被拐次高发区;县域尺度上的犯罪格局呈现“高—高”和“低—低”聚集;随着时间的变化,拐出热点区不断向南部和东部蔓延;宏观贩运路径上,向中东部地区分散拐入,华北和华南是重点拐入的“南北两汇”。④ 对1981—2000年犯罪高发期的原因解析发现,受教育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是影响拐卖儿童犯罪的主导因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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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拐卖犯罪的重灾区也是典型拐出源区的西南地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为研究区,利用2008—2020年中国裁判文书审判数据,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数理统计、空间分析和负二项回归检验等方法,探索西南地区拐卖犯罪的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时间分布上,拐卖犯罪整体高发于2009—2014年,呈“三峰两谷”波浪形变化,“三峰”出现于2009、2012与2014年,而于2010和2013年出现“两谷”;最高发月份为12月,拐卖妇女次高发月份集中在3、6、7、9月,而拐卖儿童次高发月份为5、7、8、9月。2）空间分布上,拐卖犯罪呈显著的“东南—西北”轴线状分布,与川渝、云贵交界线高度吻合,省际交界区域是热点地域;省域空间分布以云南省为最,重庆市最次;微观地点多发生在人流量大的医疗、车站等场所以及乡村住宅附近。3）拐卖犯罪案发量受人口性别比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的正向影响,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登记失业率、少年儿童抚养比和客运量具有负向影响;其中,人口性别比、客运量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对拐卖妇女犯罪影响更大。最后,基于影响因素分析从加强社会建设、创新预防机制、强化打击机制3个方面提出防控治理对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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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犯罪地理研究述评 总被引：7，自引：2，他引：5
当前社会犯罪问题严峻,以空间为视角的犯罪地理研究因其独特的综合性在犯罪防控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以中国知网、维普和万方三大数据库中获得的期刊文献为基础,对中国犯罪地理的研究状况进行综合评述。在对国内五大研究主题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围绕“研究主题”和“研究领域”两方面,分析了中国犯罪地理学的发展动态。总体来看,在过去的25 年中,中国犯罪地理研究逐渐起步,发展趋势良好,已经吸引了来自地理学、法学与警务管理、城市规划、应用数学等诸多领域的学者关注。尽管研究焦点各有侧重,但始终注重对国外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引入,并提出了基于综合分析、情境预防、CPTED、PGIS的诸多防控对策。在犯罪时空分布特征、犯罪发生诱因等方面,研究范围宽广,但研究深度有待加强。未来中国犯罪地理学发展任重而道远。学界应充分重视城市犯罪与农村犯罪、犯罪与微观环境的互动关系、犯罪主体的行为空间等研究,并积极探索虚拟犯罪模拟新技术的应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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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G市诈骗犯罪的时空分布与影响因素 总被引：6，自引：0，他引：6
诈骗犯罪是现代城市中亟待解决的一大社会难题。现有研究多从社会学角度,基于微观层次探讨影响诈骗受害的个人属性特征,缺乏从地理学视角对诈骗受害者生存环境中的中宏观层次因素的考虑。本文基于犯罪地理学视角,综合运用平均最近邻、核密度以及负二项回归等研究方法,对ZG市5类诈骗警情的时空分布特征和基于建成环境与社会环境两大维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果表明：① 各类诈骗的时间分布规律各异,但整体上呈现出工作日高于休息日、下午或晚上高于上午、凌晨时段为最低的特征;② 和其他类型的城市犯罪类似,诈骗犯罪整体呈现出与老城区距离衰减的“多中心”显著性集聚特征;各类型诈骗热点的空间分布大同小异,多分布在城市的老城区、CBD、火（汽）车站、城中村或高校布局的周边地带;③ 各类诈骗犯罪的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各异,但整体表现出与银行网点、旅游景点、道路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高校等建成环境因素高度相关;与购买商品房家庭占比、受教育水平、人口老龄化和城镇化水平等社会环境显著相关的特性。本文拓展了犯罪地理学领域对诈骗犯罪的研究成果,证实了各类诈骗犯罪符合日常活动理论的理论假设,对诈骗受害情景预防具有重要意义。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