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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商贩的空间分布特征及与正规商业的分布关系——基于距离测度方法的数量研究 总被引：4，自引：1，他引：3
有关非正规经济的空间分布特征始终缺乏宏观维度的定量研究。本文利用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中的流动商贩数据和工商局登记的正规商业数据,通过DO指数和M函数,分别探究流动商贩的空间特征及其与正规商业的分布关系。研究发现：① 绝大多数类型的流动商贩及其占地面积具有显著集聚的空间格局;其中,与居民需求较为密切的商贩类型,集聚程度相对较低。② 相较于正规商业,流动商贩在极小的空间尺度上更为强烈地集聚分布;但随着尺度扩大,集聚程度呈快速衰减态势。③ 经营内容相近的流动商贩与正规商业之间表现出显著的互斥关系,而非共栖关系;且两者的互斥程度在较小的空间尺度上尤为强烈。由此,本研究证明设立摊贩疏导区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并就设置的类型及原则提出了初步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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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城际高速铁路影响下的跨城流动空间特征 总被引：24，自引：6，他引：18
在流动空间的视角下,高速铁路交通客流成为城市区域功能联系的重要表征,本研究选取京津城际高速铁路出行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乘客群体问卷访谈式的实证调查,从微观个体的角度研究城际高铁所表征下的跨城流动空间.研究发现：① 北京与天津城区同属城际流动密集区,郊区县市为流动稀疏区,城际高铁流具有显著的空间极化性;京-津中心城区是最主要的空间联系带,京滨、京(津) 武走廊流则构成次级联系带,京津跨城流动呈现出轴辐式空间格局.② 旅游、购物等休闲活动对跨城流动具有较明显的增强作用,而从跨城活动的时空迁移来看,城际高铁某种程度上缩短了时空距离,但对居住地点和工作空间的迁移改变有限.③ 京津跨城流动的频次并不很高,通勤者跨城周期为1 周左右,现阶段城铁交通主要为商务出行流和休闲旅游流,这反映了高铁作为流动空间物质基础的构成特征;出行人群以男性、高学历、较高职业地位和商务出行为主,且商务出行的跨城流动频次更高,对出行时间更敏感,这反映了高铁跨城流动空间具备一定的精英空间特征.④ 以城际高铁交通出行表征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北京和天津的跨城流动空间暗含一定的不对称性,这体现在京津两地的到发客流分布不均、商务出差客流的比重差异以及不同站点在居住、工作、休闲等跨城功能联系方向上的不均衡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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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大型活动对举办地的经济影响——以广交会为例 总被引：8，自引：1，他引：7
事件活动的经济影响评估是国外近20 年来的研究热点,然而近年来遭到很多质疑和争论,国内在该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一年两届的广交会对举办城市具有持续的深远影响,是城市大型活动的典范。本研究以104 与105 届广交会为案例,采用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法收集广交会所有参与者的消费支出与结构,并运用投入产出模型评估广交会对广州市间接经济影响。结论表明城市定期举办的大型商务活动对举办地的许多产业部门具有很强的拉动效应,对当地经济产生明显的持续性的经济效应;一届广交会对广州市的直接与间接效应合计163.24 亿元,其中直接经济效应55.26 亿元,间接经济效应为107.98 亿元,直接与间接效应之比为1:1.95;2008 年104 届广交会的直接与间接效应总和占广州市全年GDP的1.98%;参与者对广州的经济拉动作用依次为采购商、参展企业、参展个人、承办方、交易团。此外,本文还特别就研究结论存有高估或低估倾向进行了探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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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届广交会的统计数据以及第109届广交会共2万多家国内参展企业的数据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运用数理统计、地理集中指数( Index of Concentration)、吸引半径指数(Attractiveness Radius)、相关性分析等量化方法,从空间分析角度研究广交会吸引国内各地区、各行业企业参展的吸引力空间分布结构以及分布差异.结果表明:广交会对国内参展商的吸引力在空间上已经形成了广泛的覆盖;相同等级分布区(带)的省份(直辖市、自治区)表现出明显的空间连续性,不同等级的分布区(带)则呈现较显著的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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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汉堡生物医药集群研发和商务知识的网络结构与空间流动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以德国汉堡生物医药集群为例,基于研发、商务两类人才的社会网络和空间流动,探讨不同认识视角、不同类型知识溢出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 不同认识视角下知识溢出对地理距离的敏感性存在差异,知识流动相较于知识网络更加依赖地理邻近性。② 不同类型知识的溢出具有差异化的空间需求,研发和商务知识溢出在多尺度空间上表现出强度和结构的异质性。③ 以大学、研究机构、产业协会和跨国企业为中心的地方产学研合作体系,创新能力均衡的国家城市体系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和商业合作推动知识网络的形成。分流教育和空间均衡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内充分的人才空间流动以及西欧北美地区的人才环流促进知识的空间流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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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报纸媒体内容分析和信息熵的广交会综合影响力时空分布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从报纸媒体的角度研究广交会作为重大事件的综合影响力的时空分布特点。以中国知网(http://www.cnki.net/) 所属“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CCND) 2000-05-05 到2011-05-30 时间段内“广交会”为主题的4333 条新闻报道为研究文本, 通过传播学中的内容分析法建构分析类目, 统计类目包括新闻的时间、所属的届数与期数、报社所在城市、新闻版面、新闻字数等, 共由3 个编码员进行统计, 并对类目编码进行信度检测。在对新闻内容进行计量统计的基础上, 引进信息熵度量信息量, 利用信息熵和报道篇数构建广交会综合影响力指标, 进一步构建广交会空间综合影响力指数方程, 分析广交会综合影响力在全国的分布情况, 并检验综合影响力指标和经济指标的相关性。结果发现:① 从时间分布来看, 以新闻报道数量来衡量, 在事件(广交会) 进行时其综合影响力存在时间衰减现象, 各展期综合影响力的年际变化则呈现为周期性的年度重复现象。② 从空间分布来看, 广交会综合影响力空间分布与城市参展商数量、经济情况和距离有着密切的联系:受影响大的城市主要集中在沿海经济发达的省份, 受影响小的城市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北部, 整体上综合影响力大小和城市分布的密度由东到西递减;综合影响力总体上存在显著的空间距离衰减, 但对于北京和上海这两个特殊城市而言, 空间距离已经不是广交会综合影响力的主要因素, 而在广交会举办地的“当地”(广东省内) 较短的距离内, 距离衰减并不显著, 当空间距离超出一定范围, 则存在明显的距离衰减现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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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交会对星级酒店房价影响的时空分异研究——以第117和118届广交会为例 总被引：2，自引：1，他引：1
基于艺龙网酒店房价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数理统计方法以及反距离权重插值法,研究第117和118届广交会举办前后广州市主城区699家星级酒店客房价格变动的时空分异特征。研究表明：① 广交会举办一、二、三期形成3个谷峰,休会期形成谷底,总体呈现“三升三降”态势,展会期间酒店星级越高,房价的涨幅越大。② 广交会举办期间不同星级酒店房价热点区不同;酒店房价空间分布呈圈层式结构,以琶洲馆为中心呈现明显的距离衰减规律。③ 酒店房价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与会者需求、酒店类型、城市交通与展馆距离、商圈及生态环境、区域发展战略与方针政策等。④ 酒店房价可以作为测度大型展会对城市影响的重要指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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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旅游在旅游业中占据主导地位,且增长迅速。国外对商务旅游的研究比较成熟,已取得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通过对《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Tourism Management》和《Journal of Air Transport Management》等期刊发表的相关文献的梳理,析述了国外对商务旅游影响因素、经济意义、目的地建设、市场的趋势预测、航空业、女性市场等方面的研究。结合中国商务旅游的发展与研究现状,对国内外的研究进行了比较分析,预测未来研究方向,为相关研究起借鉴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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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府庙会”是广府文化记忆与北方“庙会”文化符号杂糅的产物,一经举办即备受争议。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文本分析等方法,深入剖析在广府庙会中不同社会群体（包括政府、媒体、专家、普通民众等）如何利用其拥有的文化表征权力,基于其文化记忆与地方认同,以话语与实践来表达自己对地方以及广府文化的理解,从而最大程度将自身地方认同在新创节庆中得以表征的协商过程。研究认为,城市内部存在多元文化认同,文化不断被争议与协商,本质上是“政治的”;新创民俗节庆成为地方认同建构的场域,地方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能成功地获取更大的文化表征权力。首届广府庙会由政府主导,媒体为多个群体话语提供沟通渠道,广州世居居民,特别是反对派的话语受到格外重视,代表广府地方文化认同的话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采取积极倾听的态度,从而第二届广府庙会开始充满“广府味”,广州世居居民的地方认同得以表征。而新来者由于缺少文化表征权力,其话语未受重视,甚至部分新来者有被边缘化的感觉,不利于增强其地方认同。研究理论上有助于对新创节庆地方认同建构的理解,实践上则对利用节庆增进城市不同群体的文化融合与地方认同有积极指导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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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观察、问卷调查、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分析疏导区政策出台的社会背景,梳理政策的详细内容,并以广州市荔湾区源溪社区流动摊贩疏导区为例,分析了疏导区的实践效应及面临的挑战。研究表明：疏导区政策是政府根据历史经验、兼顾多方利益主体出台的治理流动摊贩的手段,为摊贩提供了进入门槛低的合法经营空间,重新塑造了流动摊贩的空间分布和社区商业体系,提升了摊贩的认同感,便于城管规范管理,满足了更大范围的消费需求,存在一定的正面效应;但因噪音污染、管理不善等问题,疏导区的设立阻碍了社区环境的提升。由于用地临时性的弊端和所在社区定位升级的发展需求,源溪疏导区被要求撤销。案例显示：由于疏导区占用公共空间和所涉不同群体的利益无法协调等问题,疏导区政策并未帮助摊贩实现从非正规经济到正规经济的转变。因此,城市管理者可通过建立第三方组织,为疏导区利益相关群体建立沟通机制,合理地进行疏导区的选址和管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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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大型会展事件对酒店业的空间差异化影响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现有研究多关注某一届展会造成的短期且静态化的经济格局影响,较少关注展馆迁址所产生的长期而动态化的格局变化。因此,文章以2008年秋季广交会会展业务整体迁至琶洲为例,探究了展馆迁址对广州市域星级酒店在展会期间营收格局的空间重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基于计量统计和ArcGIS平台,研究揭示了展会期间广州市域星级酒店营收格局的变化趋势及其背后逻辑。研究发现,在展馆迁址后的8年间,广交会期间的市域星级酒店：1）总体及平均营收均从“单核”转向“双核”格局,营收重心的“东延”“南拓”与展馆迁址在空间上具有相对一致性。展馆迁址改变了酒店与展会的空间距离,引发住宿需求在空间上的转移,推动市域酒店业“双核”营收格局的形成。2）营收变化率随时间呈现出由剧烈到平缓的趋势,且迁出地的变化率小于迁入地。3）迁入地酒店供给增长不足以消化会展期间巨大的住宿需求,而迁出地酒店供给格局在区域竞争中仍占优势,并且特殊的酒店购买模式使得原有住宿需求仍较多留在展馆迁出地酒店,抑制市域酒店业“双核”营收格局向以展馆新迁入地为中心的“单核”格局的演变,这使得在展馆迁址后,迁出地酒店业的总体与平均营收水平依然会保持较长时期的营收优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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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quiet to bold encroachment: contesting dispossession in Accra’s informal sector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Tom Gillespie 《Urban geography》2017,38(7):974-992
This article draws on Asef Bayat’s theory of “quiet encroachment” to analyse the political agency of street hawkers and squatters in Accra, Ghana. It demonstrates how squatters and street hawkers in Ghana’s capital city are engaged in everyday practices of quiet encroachment, whereby they occupy urban space as a means to reproduce themselves. It then explores how encroachers take collective action to defend their access to urban space from state-led dispossession. In a context of competitive partisan politics where the management of urban space has become highly politicized, hawkers and squatters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empowered to seek active engagement and dialogue with the authorities. Whereas Bayat argues that the informal proletariat in authoritarian contexts desire autonomy and invisibility from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state, therefore, the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Ghana’s multiparty system have created the possibility for bold acts of encroachment on urban space.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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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h Schindler 《Urban geography》2013,34(3):402-419
In this article I demonstrate the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urban governance regimes in Delhi, India. While formal urban governance is geared toward transforming Delhi into a “world-class” city, I present original research that shows how the everyday governance of urban space in three very different areas of Delhi is determined by relations among non-state actors. These regimes foster access to space for street hawkers on an everyday basis while they allow powerful local interest groups to collect rent and influence flows of people and commodities. I argue that, in contrast to formal electoral politics, these governance regimes emerge from a parallel politics of everyday interactions, negotiations, and transgressions. Although the emancipatory potential of these regimes should not be overstated, they do offer street hawkers limited contingency to improve their access to urban space. This article contributes to a growing body of work on urban governance by showing how multiplicities of governance regimes coexist and determine how and by whom urban space is used in a metropolis in the global South.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