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查询到20条相似文献，搜索用时 15 毫秒
1.
《世界地理研究》2015,(3)
利用传统统计方法和ESDA方法,在ArcGIS和GeoDa等软件的支持下,以人均GDP为测度指标,从时间、空间及影响因子三个方面对2001年~2011年长江流域区域经济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流域区域经济绝对差异在波动中持续扩大,而相对差异呈现出迅速缩小的趋势;(2)长江流域市域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聚集特征;热点区范围在流域内出现自东向西不断扩散的态势,而以成都城市圈为内环的环状冷点区范围持续收缩;(3)长江流域区间差异对流域总体差异贡献最大,虽呈现出缩小的趋势,但仍然是区域经济的主要差异;(4)多元回归模型显示历史经济基础、区域发展策略及地理区位是导致长江流域区域经济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其中区域发展策略对区域差异的影响程度最深。 相似文献
2.
湘南地区传统村落空间秩序的表征、测度与归因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受自然和文化双重影响,表现出复杂的空间差异性,通过识别空间差异来判断人地关系及其系统内部的空间机理和文化形成机制,是人文地理学当前面临的重要科学问题。从空间秩序视角出发,选取湘南地区10个典型的传统村落,将方向性序量、紧凑度、分形维数以及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中心性、中心势等指标引入到区域单元下传统村落的空间秩序研究中,通过比较村落内部及村落之间的各项指数变化,并利用TOPSIS法建立综合评价体系,探究传统村落空间秩序的共性与个性,最终分析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及空间机理。研究表明：① 方向性序量是传统村落空间秩序最直接的表征,湘南地区传统村落方向性秩序均值都在0.7以上,属于上游水平。② 紧凑度和分形维数分别表征村落整体形态的紧凑性和复杂性,从正反两方面反映了传统村落的外向空间秩序,湘南地区传统村落紧凑度较好、边界轮廓复杂性较低。③ 点度中心性代表村落的向心性,接近中心性代表村落的集聚性,中介中心性代表村落的破碎性,湘南地区传统村落接近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的中心均在村落几何中心附近。④ 村落空间秩序实际上代表着社会秩序的自组织性,湘南地区传统村落空间秩序感整体都较强,其影响因素主要有自然山水、宗族血缘、经济基础和文化教育4个方面。研究对于识别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特征并判断其文化形成机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相似文献
3.
以长江经济带9省2市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重心模型、空间错位指数等方法,分析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的空间特征及错位关系,并揭示空间错位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均呈集聚分布态势,二者集聚分布区域的空间重叠度较低,表现出较强的相互独立性;2)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错位特征,且空间错位强度存在地区差异性,传统村落优势分布区域集中在长江以南,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优势分布区域集中在长江以北经济相对发达省份;3)传统村落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空间错位格局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经济发展是基础动力,城镇化进程是核心动力,现代文化冲击是直接动力,政府保护机制是外在动力。研究结果有助于明确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的现实关系及机理,可为区域传统村落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同保护与合理利用提供参考。 相似文献
4.
利用人口、产业和环境三大维度相关的多源大数据,构建耦合协调度测度模型。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测定人口-产业-环境维度的耦合协调度,并结合相关分析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珠三角城市群人口-产业-环境协调度普遍较低,呈现明显的高值与低值聚集的空间分布格局。城市群内各地级市与不同城乡地域类型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差异不大。耦合协调度主要受产业维度产业链串联共生度与环境维度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的影响。人口与产业维度因子间相关性强且呈正相关,但二者与环境维度因子呈负相关关系。结合研究结果,提出夯实南沙与珠三角西岸地区以创新引领的高质量发展、加强珠三角城市群生态保护的可持续经济发展等建议。 相似文献
5.
《地域研究与开发》2020,(1)
采用计量地理和数理统计方法,借助ArcGIS空间分析工具和SPSS统计软件,对长江经济带4 156个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传统村落在空间上属凝聚型分布,地域分布呈现相对集聚的不均衡态势。在区域尺度上,传统村落主要集中分布于长江上游经济区;在省域尺度上,以贵州、云南、湖南和浙江四省最为集中。核密度分布显示,长江经济带传统村落在空间上形成了黔东南、皖南两个高值区,是传统村落的高密集区;在浙西南形成次高值区,是传统村落的次密集区;在皖南—浙西、黔东—湘西、滇西北和滇中南形成4个较高值区,是传统村落的较密集区。自然地理环境、可进入性条件、历史文化底蕴、经济发展水平是长江经济带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 相似文献
6.
基于地理探测器模型的疏勒河流域景观生态风险评价及驱动因素分析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干旱区地理》2021,44(5):1384-1395
疏勒河流域地处河西走廊最西端,是典型的干旱内陆河流域,生态环境极其脆弱,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之一。借助Fragstats软件从斑块和景观2个尺度,结合2000—2018年土地利用数据,评价分析疏勒河流域景观生态风险时空变化特征,利用地理探测器定量分析了该流域景观生态风险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疏勒河流域主要景观类型为未利用地和草地,其斑块个数(NP)、景观形状指数(LSI)、最大斑块指数(LPI)和聚集度指数(AI)值均较高;2000—2018年蔓延度指数(CONTAG)值下降、香农多样性指数(SHDI)和香农均匀度指数(SHEI)值缓慢上升,流域景观破碎度严重。(2)疏勒河流域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呈现北高南低,2000—2018年呈现流域景观生态风险逐渐下降趋势,其中较高风险和高风险地区面积下降明显。(3)人为干扰度是影响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的主要因子,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次之,人口密度影响最小;景观生态风险的影响均为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无显著差异大多表现在自然和自然因子间,自然和人为因子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因此,对流域进行景观生态风险指数评价和驱动因素分析至关重要。 相似文献
7.
针对福建省屏南县在文创移民过程中存在的多元居民主体普遍性特征,选取屏南县龙潭村为研究对象,以样本问卷数据为基础,利用SPSS 22.0中的多种统计分析工具,探究不同类型居民主体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空间布局的满意度差异特征。结果表明：(1)龙潭村人居环境整体满意度分值为4.010,不同维度人居环境满意度存在一定差异性,其中满意度分值最低的为规划建设维度,满意度分值最高的为空间环境维度;(2)学历、居住时间和居民类型等属性对人居环境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利用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将主体划分为5种类型群体,各类型群体对人居环境满意度存在显著指向性与差异性;(3)在地村民满意度整体高于城市移民,且地缘属性越强的在地村民人居环境满意度越高,业缘属性越强的城市移民人居环境满意度越低。多元主体视角下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建设应考虑不同属性群体的差异性需求,有针对性地优化配置,以满足新时期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建设提出的新诉求。 相似文献
8.
本文基于MODIS-NDVI遥感数据反演计算了我国陆地2001—2015年地表植被覆盖度的空间分布,讨论了植被覆盖度的时空变化规律,分析了影响植被覆盖度近十几年来动态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陆地植被覆盖度从2001—2015年,植被覆盖度总体上呈增加趋势,其中淮河流域、华北平原地区、以及黄土高原地区增加趋势显著。根据植被覆盖度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化特征,可将其变化类型分为持续增长型、先减小后增长等六种类型,其中农业种植区基本为一直增长型,而主要森林覆盖区,特别是西南地区的植被覆盖度在研究时段内表现出波动性的变化特征。降水是驱动华北平原北部,内蒙古,以及西北大部分区域植被覆盖度动态变化的重要因素,东北、青藏高原等地区植被覆盖度受温度的影响较大,而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光照条件是影响该区域植被覆盖度的主要因素。 相似文献
9.
以中国传统村落、民族村寨、旅游重点村和森林乡村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典型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典型村落整体上以胡焕庸线为界,呈“东南密集,西北稀疏”的空间分布格局;(2)中国典型村落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集聚性,其中传统村落高密度区分布于黔东南-湘西、皖南-浙西南-闽北、晋东南一带,核心区呈“品”字形格局;民族村寨高密度区位于湘桂黔交汇处,由西南向西北和沿海地区逐渐减少;旅游重点村以京津冀和沪苏浙为双核心向西辐射到青甘、川滇一带;森林乡村则以北京以及浙江与安徽交界处为双核中心向周围辐射分布;(3)影响典型村落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有地形地貌、水文、交通、经济发展水平、人口以及生态环境等。全国典型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能为全国典型村落的开发保护和进一步发展提供建议与参考。 相似文献
10.
《干旱区地理》2021,44(3):867-876
新时代我国城市发展内外环境明显变化,城市扩张特征和驱动机制也呈现出新特点。以乌鲁木齐市为例,描述1990—2018年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特征,利用地理探测器研究扩张时空机制,重点分析2010年以后扩张新特点。结果表明:(1)乌鲁木齐建设用地由1990年的84.37 km~2增加到2018年的361.91 km~2,城市形态由南北带型演变为"T"字型结构,城市形态空间紧凑度逐渐下降;城市扩展速度稳定,扩展强度逐渐加强。城市扩张的"核心-边缘"结构经历"增强-减弱-增强"的时空变化过程。(2)城市建设用地扩张时间维度主要受人口规模、产业规模和政府推力的影响,其中人口规模作用最大,产业规模中第二产业作用略高于第三产业作用效果,2010年以后,政府推力对乌鲁木齐市城市扩张产生加速作用。(3)空间维度来说,交通类和商业类空间要素是驱动城市空间扩张的主要因素,随着时间推移,城市扩张的空间动力由少数关键因子驱动转变为多因子共同驱动。 相似文献
11.
江汉平原村落空间分布与微地形结构关系探讨 总被引：4，自引：1，他引：3
主要对江汉平原村落点空间分布规律进行探讨, 分析其与平原微地形结构间的关系。本文采用GIS空间统计方法对研究样区村落点空间分布模式进行分析;并根据平原微地形起伏特点, 采用一种局部形态分析方法进行微地形结构提取;进而对村落点空间分布与微地形提取结果进行空间叠加分析。研究表明:村落空间分布与微地形结构之间表现出明显的空间相关性。约75.40%的村落点与所提取微地形凸起部位的空间位置重合, 而83.94%的村落点在距离微地形凸起50m范围内, 村落点整体表现出向所提取微地形凸起结构聚集的分布格局。江汉平原特有的村落空间结构主要受小尺度地形起伏的影响, 村落格局与微地形结构在空间上的相关性较好地体现了人类活动与洪涝等自然灾害间的相互作用。 相似文献
12.
以“美丽中国中脊带”区域97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从本体价值禀赋、遗产资源组合优势、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及区域旅游发展水平4个维度构建传统村落旅游响应评价体系,通过熵值法、TOPSIS法计算各单元旅游响应度,并运用ArcGIS 10.2进行可视化处理。结果表明：(1)各单元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差异明显,南方高于北方,胡焕庸线东侧高于西侧,呈现由高到低依次为南部、中部、北部的空间格局;省际之间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较低、空间分布较为均衡;传统村落资源丰富,但旅游开发利用程度整体不高,79.38%的研究单元旅游响应度在3级以下。(2)传统村落旅游响应3级及以上的景观亚区均位于胡焕庸线的东侧,空间分异明显;景观区、景观亚区传统村落数量与该区域旅游响应相关性不强;景观大区传统村落数量与该区旅游响应度有一定的耦合性。 相似文献
13.
广东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总被引：5，自引：2，他引：3
通过计量地理方法和GIS手段对广东省126个国家级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从市域尺度来看,传统村落的分布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梅州、清远、广州和湛江四市;从地理区域尺度来看,传统村落在广东省四大地理区域不均衡,呈集中分布的趋势,主要集中分布在粤北,其次是珠三角;另外,广东省国家级传统村落分别在梅州和清远存在2个高密度区。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为传统村落保存提供了重要条件,是影响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 相似文献
14.
快速城市化阶段济南城市空间扩展及驱动力研究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基于济南市1992年、2000年、2010年、2018年Landsat遥感影像数据,借助ArcGIS、ENVI等图像分析工具,提取济南城市建成区,从扩展速度、强度、分形维数、紧凑度、重心转移等方面探究济南城市空间扩展的时空变化过程、特征,运用地理加权逻辑回归方法对济南城市空间扩展驱动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济南城市空间扩展经历“中强低速”“高强中速”“低强高速”3个阶段,城市形态趋于稳定,城市形状呈现东西向条带状分布格局,紧凑度较差;② 1992—2018年济南城市空间向E、NEE、NE方向扩展最为显著,扩展方式以外延扩张与内部填充为主,城市空间分布重心东移态势明显;③ 济南城市空间扩展受多重驱动因子影响,主驱动因子为距城市建成区距离、距主要公路距离、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化率、人口密度等。 相似文献
15.
传统村落景观脆弱性及其定量评价——以湖南省新田县为例 总被引：9，自引：5，他引：4
以脆弱性理论为基础,提出传统村落景观脆弱性的概念,从“内损性-暴露性”2个维度构建传统村落景观脆弱性定量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实地踏勘、文献查阅、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法获取数据,对湖南省新田县的3个典型传统村落进行定量评价。结果表明：① 3个案例村落的景观脆弱度均为中等脆弱等级：谭文溪村脆弱性最大,河山岩村次之,黑砠岭村脆弱性最小。② 从脆弱度得分贡献来看,系统内部结构是影响传统村落脆弱性的主要驱动因素,暴露性是次要因素。内部结构因素中,民俗文化和传统建筑是主因;外部扰动因素中,旅游开发是主因。③ 从各要素的相对脆弱率看,民俗文化、旅游开发和城镇化分列前3位,是当前传统村落脆弱性最明显、脆弱程度最深的影响因素。④ 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比较吻合,说明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相似文献
16.
运用熵值法对长江流域2008年、2013年及2018年3个时期105个地级市的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水平进行多维评测;依托ArcGIS平台分析城镇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及耦合协调性的时空集聚模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挖掘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显著差异,呈现出：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格局。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中等协调及以上水平的地级市主要位于长江三角洲、合肥与皖江沿线、武汉城市圈、长沙城市圈、成渝城市群、南昌、贵阳、昆明等地。耦合协调度处于失调水平的地级市主要位于长江源头地区、藏东—川西—滇北横断山区、甘肃陇南、乌蒙山区、武陵山区、南岭地区等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集聚模式可划分为热点聚集型、中部发展型、冷点聚集型、边缘游离型4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构建出4种空间集聚类型的拟合模型,决定系数R2均大于0.800。立足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对长江流域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发展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相似文献
17.
利用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等方法探究了1984—2016年中国高尔夫球场数量时空演变、影响因素和扩散模式。结果表明：1）球场数量变化经历了低速增长期、稳定增长期、加速增长期和紧缩期；2）球场空间分布范围经历了扩张期和收缩期，向北、向西扩散较为明显；3）目前球场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外向型经济突出的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4）人均GDP、人口规模、区域开放程度、交通优势度、气候类型和土地资源稀缺性与球场空间分布均呈显著正相关，其中交通优势度相关系数最大；5）高尔夫球场空间扩散模式兼具接触性扩散和等级性扩散。 相似文献
18.
植被覆盖度是反映地表植被覆盖状况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区域环境质量与水土保持情况的重要因子。以济南市MODIS数据为数据源,应用像元二分模型计算,获得济南市不同年份最大植被覆盖度。应用一元线性回归方法,通过数据统计,分析2001—2013年间济南市最大植被覆盖变化状况,并分析了主要变化驱动因子。结果表明:2001—2013年济南市最大植被覆盖度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区域性,大部分地区以稳定为主,局部地区变化较大;济南市植被覆盖度变化与降水的相关性较小,与气温的相关性较高,受人为影响大;植被覆盖度空间分布受地形影响:地势平缓地带,植被覆盖度与坡度负相关,在地势较高地区,植被覆盖度与坡度正相关。根据植被生长需求的特殊性,可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调整植被布局,改善济南市生态环境。 相似文献
19.
《地域研究与开发》2021,40(5)
利用GIS技术分析位于云南红河哈尼梯田遗产核心区的元阳县全福庄中寨1960年开始建寨以来民居分布格局的演变过程,探讨关键因子对民居分布格局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民居演变经历了建寨(1960—1963年)、迁入(1964—1975年)、慢速扩展(1976—2005年)和快速扩张(2006—2018年) 4个阶段,分别形成民居分布的单核、双核、双核邻域扩展和多核等空间格局模式,并呈现由集中向随机分布格局演变的特征。(2)影响民居分布格局的关键因子是地形、距水井距离、距道路距离和亲缘关系,其中距水井和道路距离是最主要的影响因子,而亲缘关系影响的是民居聚集程度。(3)民居演化过程表现为建寨阶段受地形和距水井距离影响,迁入和慢速扩展阶段主要受亲缘关系影响,而快速扩张阶段则主要受距道路距离因子控制。未来在乡村聚落重构和建设中应综合考虑这4个因素,以实现哈尼聚落与梯田遗产的持续发展。 相似文献
20.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与机制——以黄山市卖花渔村为例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基于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视角,以黄山市歙县卖花渔村为例,从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制度空间3个维度分析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改革开放以来卖花渔村空间转型经历了内生性缓慢转型发展、外源性空间快速扩展、有序化空间品质提升3个阶段。2）随着盆景产业复兴和乡村旅游业兴起,传统村落物质空间分化重塑、社会空间解体重构、制度空间日趋完善,呈现出空间功能复合化、社会关系开放化、空间主体多元化的空间转型特征。3）在社会关系变迁、资本投入、权力干预等共同作用下,社会空间、物质空间及制度空间互动演进,共同推动了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