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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通过计算分异指数、隔离指数和区位熵,分析了深圳这一典型移民城市的新移民社会空间格局及其分异状况,并采用线性回归模型深入探讨新移民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与广州市进行对比。研究表明：1）深圳的社会空间存在5类人口因子,出现精英阶层聚居区、工薪阶层聚居区、离退休人口聚居区、本地村镇人口聚居区和新移民聚居区5类社会阶层聚居区。2）新移民在空间分布总体上表现出“差序格局”：由关内（福田区、罗湖区、南山区和盐田区）到关外（宝安区、龙岗区、光明新区、龙华新区、坪山新区和大鹏新区）,“省内新移民”减少而“省外新移民”增加。3）深圳新移民与本地常住人口的分异指数为0.47,隔离指数为0.64,与广州新移民的指数相比,深圳新移民的隔离程度较高。4）制度因素（户口属性）对深圳新移民聚居区的影响减弱,市场因素的作用正不断增强,符合“市场转型论”的假设。同时人口和家庭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有一定影响,其中年龄结构和教育水平是影响新移民聚居的重要因素。5）对比广州市,广州新移民聚居同时受到制度因素和市场因素的双重影响,户籍制度影响依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同时年龄结构与婚姻状况也具有显著影响。由此可见,新移民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机制具有异质性,深圳市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转型对社会空间的影响效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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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广州新移民居住分异研究 总被引：12，自引：4，他引：8
运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当前广州新移民的居住空间分异问题,探讨中国大城市新移民居住空间的整体格局、分异程度及其分异机制,并以此实证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理论。研究表明：广州新移民的空间分布总体上表现出近郊集中和远郊分散的特征,其中省内新移民较多集中在中心区外围,省外新移民集中分散在远郊。广州新移民与本地常住人口的差异指数为0.48,分异指数为0.46,隔离指数为0.56,超过美国亚裔移民分异的平均水平。此外,各区的分异度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机制分析表明,历经30多年的市场化进程,制度因素对新移民聚居区的影响减弱,单位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无明显影响,市场因素的作用增强。与西方情况类似,人口和家庭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有一定影响,其中年龄因素和婚姻状况是影响新移民聚居的重要因素。总体上,市场化下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隔离正不断转化为明显的空间分异问题。为推进社会融合,应尽快采取社会空间重构措施(如社会规划和社区规划)予以应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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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社会空间分析 总被引：37，自引：6，他引：31
1978 年改革开放带来中国城市的快速转型。近年来, 针对经济转型背景下中国大城市 的社会空间研究很多, 但对在全球化影响下出现的跨国移民族裔聚居区的研究尚不多见。对 广州黑人聚居区展开研究, 以越秀区小北路为例, 探讨其社会空间特征与演进机制。研究采 用微观视角, 针对典型案例进行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研究表明, 广州黑人聚居区与西 方同类族裔社会区存在诸多差异。小北路黑人聚居区因全球化下新的“自下而上”的跨国经 济联系而生, 因广州城市的商贸文化、宗教历史、贸易网络和地理气候条件而兴, 其跨国移 民多为来自西非地区的族裔散居者/ 漂泊者(Diaspora), 其人口构成异质多元, 且流动性强。 小北路的社会空间机制既包含被动隔离也包含主动聚居, 其经济形态已经开始向“族裔聚居 区经济”(ethnic enclave economy) 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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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工聚居区研究进展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作为快速城市化、工业化、相关制度和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形成的一种聚落形态,中国农民工聚居区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本文在梳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将农民工聚居区研究划分为起步阶段、扩展阶段、社会空间转向和社区治理3个阶段。总体上看,对农民工聚居区的研究,在空间形态方面从静态走向动态,社会网络方面从群体走向空间,形成机制方面从传统的社会学、城市地理学视角转向制度经济学、文化地理学和空间生产视角,聚居区从改造管理走向合作治理,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化。论文从研究思潮、研究视角、研究重点等方面比较了中国农民工聚居区与西方移民聚居区的差别,并对未来研究作了展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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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机制 总被引：9，自引：3，他引：6
基于广州、东莞、沈阳、成都、杭州、郑州市所获问卷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城市新移民总体上呈现较强的定居意愿,其中投资型新移民的定居意愿最强,智力型新移民次之,劳力型新移民最弱。影响新移民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户籍因素、社会网络、社会认同、生活满意度和地域差异。与本地人交往和社会认同是影响智力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决定性因素;职业、产权、本地社会资本、社会认同和地域差异是影响劳力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就投资型新移民而言,影响其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为人力资本、本地社会资本、户籍状况及其所在的城市。地方政府应根据新移民所属的类型,有针对性地制定社会与空间政策,为新移民提供更为多元化的城市融合路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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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时期长春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 总被引：5，自引：1，他引：4
遵循长春城市空间发展变化过程,揭示了伪满之前长春社会空间结构演化特征,发现至伪满成立前,长春已经形成了“中-俄-日”三极分化的社会空间结构。伪满成立后,在“国都”城市性质、“消费”经济功能、城市空间扩张、外来移民流入等背景下,长春城市社会空间开始呈现出“中日分化”的总体格局,城市中轴线成为这一格局的空间标识。总体来看,伪满时期长春社会空间已分化为伪满高级官署区、日本人居住区、民族商业区和中国贫困农民居住区等社会区类型,空间结构模型呈现出围绕城市中心形成的同心圆与扇形结构和城市边缘“孤岛”相结合的形态模式。城市空间发展的历史基础,人口城市化的畸形发展,城市建设的殖民地本质以及“新京”城市规划等是伪满时期长春社会空间结构形成的主要机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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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网络关联格局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电子信息企业网络的视角 总被引：3，自引：6，他引：3
城市网络关联格局影响因素的测度及其作用机理的解析是建立城市网络理论模型的关键环节。基于2017年中国电子信息100强企业网络视角构建城市网络,采用指数随机图模型定量测度了中国城市网络的影响因素,解析了城市网络生长发育的微观过程,并探索性的提出了理解中国城市网络发育机理的概念框架。研究发现：偏好依附效应和接收者（GDP）效应构成了中国城市网络中心性格局的微观基础,中国城市网络生长发育表现为择优选择的地理过程;互惠性链接深刻影响着城市间的关系格局,网络闭合机制逐步成为城市间链接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空间距离对基于电子信息企业网络的城市网络约束作用并不明显,城市网络表现出在“流动空间”中生长发育的特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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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社会空间的中国城市网络特征——以新浪微博为例 总被引：60，自引：11，他引：49
信息技术影响下的城市区域空间结构变化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本文以新浪微博为例, 从网络社会空间的角度入手, 对中国城市网络发展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微博社会空间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网络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关系与层级区分, 城市的网络连接度与城市等级表现出了相对一致性。根据城市网络层级与网络联系强度, 东部、中部、西部3 大区域板块的网络联系差异明显, 东部地区内部的联系, 以及东部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联系几乎构成当前网络体系中的全部。城市网络呈现出分层集聚现象, 具体表现为“三大四小”发展格局, 即京津冀区域、珠三角区域、长三角区域、成渝地区、海西地区、武汉地区、东北地区。高等级城市在整个城市网络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 北京以突出的优势成为全国性的网络联系中心, 而上海、广州、深圳则成为全国性的网络联系副中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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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城市社会区分析 总被引：13，自引：3，他引：10
利用2011 年上半年乌鲁木齐街道一级统计和调查数据,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法对乌鲁木齐进行社会区分析。结果表明,乌鲁木齐城市社会区形成的主要因子有6 个,即:① 少数民族人口,② 知识分子,③ 普通工人及退休人员,④ 机关干部、高级管理与服务人员,⑤ 疆外流动人口,⑥ 农业人口。通过聚类分析法将乌鲁木齐划分为6 类社会区,即:① 民族混居区,② 知识阶层聚居区,③ 一般工薪阶层与退休人员居住区,④ 人口密集的机关干部、高级管理与服务人员聚居区,⑤ 疆外流动人口聚居区,⑥ 远郊农业人口散居区。并据此建立了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式。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以扇形和多核心结构为主,同心圆结构不明显。乌鲁木齐现有的城市社会空间格局是在其自然本底条件基础上,经过250 多年的历史发展,在社会经济因素、宏观政策和城市规划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相似文献
10.
后现代地理语境下同性恋社会空间与社交网络——以北京为例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采用参与式观察、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以北京作为实证研究地区,探讨后现代地理语境下同性恋社会空间与社交网络的发展特点。北京同性恋场所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场所影响参与者的行为和心理,而人也对场所产生反作用,群体活动使物理空间具备性别特征,并转变为充满主观感觉的“地方”。同性恋社交网络表现出对互联网的依赖性和不稳定性特点,并与同性恋者的“日常生活”空间相脱离。社交空间的破碎化、参与者的不稳定性和政府管制的影响都促成了同性恋社交网络的不稳定性。后现代地理中打破语言中心主义、提倡多元化和权力关系反转等原理可用来诠释同性恋的社交空间,另外,同性恋空间的研究从亚文化或少数群体文化的层面诠释了社会—空间辩证法。本文还对西方文献中“同性恋聚居区”和“同性恋的城市本质”论断进行了中国的回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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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城市社会区空间结构——基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因子生态分析 总被引：10，自引：5，他引：5
以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利用城市因子生态分析手段,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对南京城市社会区类型空间结构加以分析。结果表明影响2000年南京城市社会区形成的主因子有外来人口因子、农业人口因子、城市住宅因子、文化程度/职业状况因子和城市失业人口因子五个;将2000年南京城市社会区划分为六个主要类型。南京城市社会区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三圈层"结构:城市本地户口居民集中分布的老城区、在老城区渐进蔓延基础上形成的中间圈层、城市远郊区为主的外围圈层;圈层内部的城市社会区空间分布以"圈层＋扇形"的复合结构为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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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核心城市组织的合理的区域分工体系是都市圈功能整合、和谐运作,发挥其空间组织优势的关键,而良好的区域分工往往以城市间职能的互补性为基础。采用对应分析方法,应用SPSS生成点聚图并计算反映职能互补性的统计量——总惯性,对1997年和2007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都市圈核心城市的职能分工体系特征、格局以及职能互补性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10 a间各都市圈以服务业职能为主的一般化职能开始分化,高端服务业职能逐步由一般化职能转变为专业化职能,并且向都市圈的中心城市集中。工业制造业职能在京津冀和长三角都市圈由一般化职能转变为专业化职能,在珠三角都市圈刚好相反。同时,工业制造业职能的分工格局在三大都市圈表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分工体系特征反映出三大都市圈不同的分工格局,京津冀、珠三角表现出双中心结构的分工格局,而长三角则是单中心结构的分工格局。对核心城市职能互补性的分析显示,京津冀潜在的职能互补性在三大都市圈中是最高的,但是由于产业梯度过大、区域协调机制不够完善等原因,互补性优势并未得到很好的发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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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日高铁流量视角的中国高速铁路网络空间特征 总被引：4，自引：2，他引：2
构建中国180×180的O-D城市日高铁流量矩阵,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研究其高铁网络结构特征,结果表明：① 中国高铁网络松散,东、中部网络密度大于东北与西部,以长三角为核心的东南与其他区域不均衡特征凸显,东、中、西、东北包含不同的高铁区系与核心。② 日高铁流量表现为沿京沪高铁“廊道型”向东西两侧递减弱化的“非对称性”格局,形成京沪、京广、杭福深相串联的高铁大三角主骨架;高铁中心要素也呈现沿京沪、京广、沪昆、杭福深等向线路两侧不规则递减格局,“廊道效应”显著。③ 胡焕庸线东南侧城市对高铁要素掌控能力大于西北侧,省会或区域中心城市多为高铁通达服务“中介”,一线城市高铁空间溢出效应有向二、三线城市过渡态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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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东北城市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 总被引：13，自引：0，他引：13
东北地区城市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形成特有的文化,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城市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东北地区近现代城市的产生与发展是近100年的事情。20世纪以来,东北地区经历了清政府的移民实边,俄、日等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与掠夺开发,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重点发展。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剧烈变革,东北城市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并后来居上成为我国除几个直辖市外,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城市相比,东北城市发展有着特定的社会政治与经济背景,但也清晰而集中地反映了城市化与交通发展、工业化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特征。本文试图把东北地区近百年来城市的发展置于区域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进行考察,着重探讨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城市发展的动因,同时阐明它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及全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分析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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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and its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 prefectural-level analysis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As important mechanisms of regional strategy and policy,prefecture-level regions have played an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However,little research has grasped the essence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and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process at the prefecture level;this may lead to biased policies and their ineffective implementations.Based on Chene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this paper identifies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at both national and prefectural levels.Both the Global Moran I index and the Getis-Ord Gi* index are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1990 to 2010.Major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as follows.(1)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generally in the state of agglomeration.It entered the Primary Production Stage in 1990,and the Middle Industrialized Stage in 2010,with a ’balanced-unbalanced-gradually rebalanced’ pattern in the process.(2) China’s rapid economic growth experienced a spatial shift from the coastal areas to the the inland areas.Most advanced cities in mid-western China can be roughly categorized into regional hub cities and resource-dependent cities.(3) Hot spots in China’s economy moved northward and westward.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ities and prefectures became weaker in Eastern China,while cities and prefecture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were still at the stage of individual development,with limited effect on the surrounding cities.(4) While the overall growth rate of China’s economy has gradually slowed down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the growth rate of cities and prefecture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was much faster than those in coastal areas.(5) Areas rich in resources,such as Xinjiang and Inner Mongolia,have become the new hot spots of economic growth in recent years.For these regions,however,more attention needs to be paid to their unbalanced industrial structures and the lagging social developmen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driven predominantly by the exploitation of resources.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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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yue Xu Jinqu Zhang Yong Xu Mingwu Zhang Xiuying Lia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2013,27(9):1603-1623
There are nearly 700 cities in China, each with their own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al environment quality and rat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hen people are able to choose a city to live in, they will take into account these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ir lifestyles. Based 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technology and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method, a model of the living environment suitability index (LESI) for the larger cities of China was designed. The LESI was constructed by using the factors of economic condition, convenience and livable degre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The LESI model was then applied to compare the living conditions in 35 major cities in China in 2007, including 30 provincial capitals and 5 sub-provincial cities. LESI values were higher for cities in southeast China than for cities in the northwest. The highest LESI value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along the Chinese southeast coast a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ities with the lowest LESI values were found in the centre and north of China. Of the 35 cities, 4 had highly suitable living environments and 7 had unsuitable living environments.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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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评价及障碍因素分析 总被引：3，自引：1，他引：2
以东北老工业基地11个典型城市为研究对象,从资源利用、产业绿色化、经济发展质量、环境保护、绿色人居5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分析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运用障碍度模型揭示其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障碍因子。研究表明：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间绿色发展水平差异显著,高值区始终分布在沈阳、长春、大连、哈尔滨。研究期内,高水平类型城市数量增加,中高、低水平城市数量减少,以四大城市为核心的绿色发展水平空间格局更加明显。科学技术支出占GDP比重、政府财政自给率、环境保护支出占GDP比重、人均GDP、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是影响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主要障碍因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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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城市群铁路客运联系及其空间格局演变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基于铁路客运交通流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外部连通、内部连通两方面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铁路客运联系及其空间格局的演变。结果表明:(1)2009年~2015年间,长江中游城市群内武汉、长沙、南昌3大中心城市在对外联系和对内联系方面均呈现"武汉最强,长沙次之,南昌最弱","马太效应"日益显著;(2)武汉、长沙、南昌三市的对外联系主导方向各异,存在明显的空间错位现象;(3)2009年~2015年间长江中游城市群内31个城市的铁路交通地位发生较大变化,武汉、长沙、南昌三市的铁路枢纽地位得到巩固与提升,与其作为三大战略支点的地位逐渐匹配;(4)长江中游城市群铁路客运网络中心化程度较低,集中趋势不明显,表现为较低水平的多中心格局;(5)2009年~2015年间,长江中游城市群铁路客运联系网络空间格局由五边形转变为"品"形,省际毗邻城市之间的联系有待进一步增强;南昌市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的铁路网络建设也有待完善,以增强其在"中三角"中的支撑地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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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零售企业在华区位研究——以沃尔玛和家乐福为例 总被引：4，自引：0，他引：4
与制造业外资高度集聚在沿海地区不同,服务业外资则沿着中国城市体系布局,消费者外资服务业在渗透大城市市场的同时,以等级式扩散方式向内陆地区城市扩张,以蔓延式扩散方式在都市圈内扩张。本文以沃尔玛和家乐福为例,研究跨国零售企业在中国的空间扩张。截止到2009年,沃尔玛超市已经渗透到许多中等城市,主要以等级式扩散方式进行空间扩张。家乐福超市则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都市圈,在各都市圈内部蔓延式扩张。二项式逻辑模型分析表明,家乐福更重视本地化零售业市场规模与潜力,偏好零售业开放时间较长的城市,同时也关注竞争对手沃尔玛新开门店的城市选择。沃尔玛则重视利用零售业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以及家乐福门店城市选择策略,但不在意本地零售业市场规模及其开放政策制度的影响。综合其空间扩散模式、物流配送以及区位选择行为,本文认为两个企业在中国采取了全球化与本土化兼顾的战略,从而得以在中国实现快速扩张。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