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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黄河流域9省区441个县域单元为研究区域,采用最邻近点指数、核密度估计、全局莫兰指数等方法分析黄河流域560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格局,并利用地理探测器的分异和交互作用探测影响因素与因子间的耦合互馈关系。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非遗空间分布地区差异显著。在区域分布上,中游非遗最多,下游非遗最少;在省域分布上,山西非遗最多,四川非遗最少;在县域分布上,菏泽市牡丹区非遗最多。（2）黄河流域非遗的最邻近指数为0.78,且置信度为99%,在空间分布上呈明显的集聚分布特征。（3）核密度呈集聚分布态势,形成“多核四带”的空间分布格局。（4）经济社会文化因素比自然因素的影响更显著,其中文化因素的博物馆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子对非遗的空间分布影响最强,经济因素的人口、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化水平因子较强,社会因素的交通和民族因子较弱,自然地理因素的地形地貌、气温、降水量因子的影响力整体最弱,因子间交互作用探测对非遗空间分布的影响解释力更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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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协调发展及空间格局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综合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山东省1985—2012年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状况与演进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人口的增加、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山东省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根据耦合协调度可将山东省城镇化发展划分为3个阶段,即不协调阶段(1985—1989年)、基本协调阶段(1990—2005年)和高级协调阶段(2006—2012年),城镇化协调类型从严重不协调-空间城镇化滞后到高级协调-人口城镇化滞后;进而以山东省2011年县域为研究单元,对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格局和协调类型进行了分析,县域城镇化水平区域格局严重不均衡,空间城镇化水平普遍高于人口城镇化水平。山东省处于空间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相对滞后阶段,城镇土地利用集约度不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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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驱动的城镇化是青藏高原城镇化建设特殊路径之一,然而如何对其量化尚不明晰。本文基于网络POI数据构建县域尺度旅游带动城镇就业人口数据集,系统测算和分析了青藏高原旅游城镇化水平和贡献程度,揭示其总体特征、空间格局,并采用地理探测器剖析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青藏高原26个县级单元的旅游城镇化水平较高,数量占比12.15%,影响力达到46.45%;19个县级单元的旅游业发展对城镇化贡献作用显著,数量占比8.88%,贡献度达到35.43%。(2)青藏高原县域旅游城镇化率及贡献度总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大分散、小集聚”的不均衡空间格局,符合“祁吉线”空间分布规律,并且与旅游吸引物、旅游廊道、旅游发展片区的空间重叠度高。(3)行业内部比较来看,旅游住宿和餐饮业的贡献力处于主导地位。(4)县域旅游城镇化可分为“主动式”和“被动式”两种发展类型,不同类型具有差异化的空间组织模式。(5)县域旅游城镇化空间分异与自然环境本底、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高度耦合关系。研究结果可以为青藏高原旅游业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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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7,(2)
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县域"人口-经济-空间-环境"城镇化内涵,通过构建县域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利用熵值法、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安徽省61个县域单元2000-2013年4个时间断面县域城镇化人口、经济、空间、环境4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时空格局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安徽省县域城镇化耦合度处于低水平阶段,耦合协调度处于由中度失调向轻度失调过渡阶段;空间格局上,省域东部县域耦合协调度高于中部县域,中部县域耦合协调度高于南部和北部县域;在安徽规划五大片区中,皖北片区县域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其他片区县域表现为空间和环境城镇化滞后。该研究成果可为安徽省城镇化发展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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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样本单元,对民族自治区语境下收缩城镇的发展特征、形成机理与响应模式展开了理论探讨与实证验证。结果表明：(1)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内部有62.5%的城镇被诊断为收缩城镇,但整个自治州并未被诊断为收缩城市,被识别的5个收缩城镇在产业发展、人口结构、经济理念和土地利用等方面呈现出明显共性;(2)收缩城镇的形成是中圈功能关联区（整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内部的空间分异“驱动”主导、内圈收缩城镇自身发展转型“挤出”+外圈外部性区域（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所处的外部环境）空间关联“拉动”辅助共同作用的结果产物;(3)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收缩城镇规划响应的路径设计为“加强与中圈功能关联区的融合发展、一体化发展,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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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快速城镇化地区发展的增长与收缩新现象 总被引：8，自引：2，他引：6
珠江三角洲是世界范围内经济和城镇发展“增长奇迹”的典型地区,当中以东莞为代表的“外向型城镇化”模式长期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冲击对东莞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市域范围同时出现了普遍增长与局部收缩两种截然不同的新空间现象。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伴随的局部收缩现象逐渐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广泛讨论。基于此,从城镇发展要素的集聚与流动出发,结合经济、人口和用地三个维度,提出理解城镇增长与收缩的分析框架,并对不同类型特征的城镇进行区分：持续增长、转型增长、潜在收缩与显著收缩。在实证分析部分,文章以东莞为案例,通过考察各镇街单元城镇增长与收缩的时间演变和空间格局,结合典型城镇案例分析,从经济危机冲击、刘易斯转折点、路径依赖存在、制度环境安排四个方面探讨东莞城镇增长与收缩的形成机制,最后对增长与收缩的未来深化研究方向进行讨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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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县域是中国最基本的行政单元,县城是实施新型城镇化、引领乡村发展的重要载体,而县城以外的广大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地域。由此,县域内的城乡可持续发展密切关系到国家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个战略大局。本文首先梳理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宏观背景和现实需求,阐释开展县域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专题研究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然后从理论内涵、时空演变、驱动机制、案例解析等方面介绍本专辑论文的主要内容,最后从提炼特色理论、聚焦现实问题、强化情景模拟等方面提出进一步深化县域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研究的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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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合理的有序的经济发展既是生态环境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强环境保护的重要支撑。推动黄河流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是该流域实现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文中以黄河流域91个地市（州、盟）为研究单元,构建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及相对发展度模型对2005—2018年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从时序分析层面看,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度整体呈小幅波动下降态势,耦合水平较低,长期处于中度耦合的颉颃阶段;协调度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主要从濒临失调阶段向轻度失调阶段过渡,协调度水平有待提升;相对发展度整体呈大幅波动上升态势,具体表现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体呈现生态环境逐渐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状态;（2）从空间分析层面看,耦合度呈现由上游向中下游逐渐增强的空间格局,协调度呈现以省会城市以及沿海城市为高值中心连片分布的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相对发展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体呈现由分散向集中、由个别到整体的空间形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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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旅游产业、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作用机理，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洞庭湖区2000—2018年17个县域旅游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性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时序特征上，近20 a来耦合度和协调度呈现同步上升态势，两者均出现“一波三折”过程变化特点。耦合度增强的同时，协调度也随之增强，但滞后于耦合度的变化，协调水平有待提升。② 空间格局上，协调度与耦合度均呈现出“中部低、四周高”的分布特点。17个县域2个典型年份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出现了不同类型的转变，高层次耦合类型和协调类型的县域集中分布在洞庭湖外围地区，低层次的县域则集中分布在洞庭湖中部地区。③ 耦合协调类型的空间组合差异明显，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变的县域达到9个，组合类型的空间分布格局与耦合度和协调度的分异特征基本相似。④ 相关分析表明，协调度与表征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因子的较强相关性是形成这种时空分异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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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时空格局——基于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探析 总被引：1，自引：1，他引：1
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空间格局研究,对区域城镇化与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具有更加明确的实际指导意义。基于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利用统计分析对近期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地级单元格局演变特征进行揭示,借助象限图法对二者关系进行定量识别,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对二者关系分布的空间关联效应进行探讨。得出以下结论：① 东部沿海地区、内陆省会城市及资源富集型的北方边境沿线部分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及中原传统农区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则较低。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在0.01显著性水平下,两个年份二者相关系数分别为0.684和0.741。② 地级尺度上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城镇化滞后型、基本协调型和超前型并存。省域内部地级单元二者关系的分布模式具有相似性,即省会城市通常城镇化超前,省内边缘城市多城镇化滞后。③ 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分布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关联与集聚效应,二者关联集聚程度有所弱化。两个年份,东北地区是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超前型集中分布区,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滞后的态势有所弱化,青藏高原地区城镇化滞后的态势渐趋增强,北方边境沿线资源富集型地级单元由城镇化超前型演变为城镇化滞后型。④ 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类型区变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效应,“滞后-滞后”型和“超前-超前”型地级单元合占研究单元总数的73%,且二者空间分异特征明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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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五位一体”综合评价体系建构与空间差异研究 总被引：4，自引：4，他引：0
以黄河流域116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建构了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维度构成的“五位一体”综合评价体系。运用组合权重法、加权TOPSIS法对各细分维度和综合发展进行空间差异分析,基于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法对耦合协调性和空间集聚性给予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五位一体”综合发展在黄河流域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高等、中高等地市多分布于流域东部的山东、河南大部及四川东南部,而流域西北众多地市则因自然环境恶劣、人口分布稀疏、经济基础较差等,综合发展为中等或较低水平。（2）细分维度上,黄河流域各地市间经济维度差距较大,生态维度差距较小。此外,五大细分维度呈现出较大的空间形态差异。（3）协调发展上,黄河流域多数地市“五位一体”耦合程度较低,维度间协调发展潜力较大。（4）空间集聚上,黄河流域各地市在五大细分维度上均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集聚程度为政治维度>文化维度>社会维度>生态维度>经济维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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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型城镇化特征及内涵，选取人口、经济、社会、空间、居民生活质量、城乡统筹发展和创新发展7个因素26项指标构建浙江省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体系，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计算了该省70个县域行政单元2007—2016年新型城镇化水平。在此基础上，采用ArcGIS对计算结果进行可视化表达和分析，并采用系统聚类法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1）浙江省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在时间上总体呈缓慢上升趋势，在空间上总体呈现“倒三角”特征；（2）形成三个高水平区域中心和两个低水平区域中心，高水平区域中心对周边区域带动辐射效应明显；传统城镇化指标对新型城镇化水平贡献较大，但城乡统筹发展和创新发展的贡献逐年上升；（3）新型城镇化水平较高区域得益于其创新发展，其城乡统筹发展和社会城镇化相较其他区域表现突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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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乡村“三生”功能协同发展水平,揭示其演化进程中耦合协同关系的时空跃迁特征及影响因素,将有利于优化乡村地域功能空间格局及开创新时代乡村发展新局面。基于1998—2020年甘肃省86个县域研究单元,构建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LISA时间路径、LISA时空跃迁及参数最优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县域乡村“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时空跃迁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县域乡村“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现出不断增长的发展态势,逐步向良性、有序方向不断迈进,但耦合协调度数值整体较低且发展速度相对较为缓慢。2013年后耦合协调状态由严重失调状态转为基本失调状态的县域比例快速增加。(2)整体来看,全省中间区域县域乡村“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的局部空间结构更加具有稳定性,而陇东南地区和酒泉市县域空间结构更加具有动态性。LISA时间路径弯曲度呈现西北地区向东南地区增大趋势。各县域研究单元耦合协调度的局部空间关联格局保持较为稳定,其时空跃迁具有相对较强的路径锁定。(3)经济发展对耦合协调度提升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城镇辐射对耦合协调度的提升具有明显促进作用。经济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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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县域“三化”协调发展度空间格局演变及其障碍因子诊断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以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从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3个方面构建“三化”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利用ESDA和GIS技术,揭示2000—2012年江西省县域“三化”协调发展度的空间格局演变过程,并采用障碍因子诊断模型找出阻碍江西省县域“三化”协调发展度提升的障碍因子。结果表明：江西省县域“三化”协调发展水平较低,提升潜力大;在总体空间格局上,江西省县域“三化”协调发展度水平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相似地区集聚分布,热点区沿浙赣线和京九线（江西段）北段成带状集聚,冷点区主要向赣东南地区集聚,鄱阳湖周边地区的冷点区逐渐消失;阻碍江西省县域“三化”协调发展度提升的障碍因子主要表现为地均工业增加值、工业化率、城镇化率、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人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5个方面,地均工业增加值历来是主要的障碍因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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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三省城镇收缩的特征及机制与响应 总被引：2，自引：1，他引：1
基于城镇收缩视角认识东北三省人口流失与经济衰退问题,对深化中国老工业基地转型理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东北三省县级市（县）为研究对象,利用ArcGIS与空间计量方法,分析增长与收缩城镇的特征与空间关系,研究收缩城镇的职能差异和空间分布格局,探讨区域城镇收缩的形成机制与应对措施。结果显示：2000年以来,东北三省出现了明显的城镇增长与收缩分异现象,42.85%的县（市）发生城镇收缩问题;增长型城镇制造业与服务业日益高级化;收缩型城镇新型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经济竞争力不断弱化;增长与收缩城镇存在密切的空间关联,增长型城镇一方面通过集聚效应不断吸取收缩城镇的人口、资本等生产要素,另一方面通过传统产业的空间转移加重收缩型城镇的经济转型压力;城镇收缩程度由北至南呈高、低起伏状变化,由东至西呈先增强,后减弱的变化态势,并且加工型城镇收缩程度最高,工矿型城镇次之,旅游与口岸型城镇相对较低;城镇收缩的影响因素包括公共服务设施发展滞后、工业发展与市场需求错位、产业结构关联度低、人口结构老龄化和区域中心地的集聚效应5个方面,且作用强度依次增强。依据经济长波理论与地方发展实际,东北三省未来将经历长期的城镇收缩过程。主动适应收缩,通过城镇精明收缩,对人口与经济要素进行优化重组,是东北三省未来发展应做出的战略选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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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体系结构是城市化格局及演化的基本框架.以西陇海兰新经济带甘肃段为例,利用甘肃段41个县及以上城镇统计资料,结合相关分析模型、分形理论和GIS空间分析方法,从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结构、空间结构及与城市化的定量关系入手,探讨了城镇体系结构基本特征以及与城市化的时空耦合机制,得到以下结论:[1]甘肃段城镇体系结构以2002年为转折点,进入第二阶段的倾斜发展,其特征表现为:等级规模不服从位序-规模法则,属典型首位分布;等级规模结构具有分形特征,单核心增长格局发生分异;空间结构具有分形特征,呈点轴空间分布格局.[2]城市化水平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城市规模的大小(与城市规模呈对数关系),还取决于等级规模结构的均衡性(其对数与不均衡指数成线性关系),同时,城镇体系的空间结构影响其发展的进程.并藉此探讨了甘肃段城镇体系及城市化未来发展方向与策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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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县域城镇化的空间特征与形成机理 总被引：64，自引：10，他引：54
本文综合运用样带、地统计、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研究方法, 分析了199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表明: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时空动态的差异特征显著, 北方边境县域高城镇化和东部沿海县域高城镇化形成的“人字形”空间形态逐渐凸显;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的两湖地区、成渝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县域城镇化水平提升较快, 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保持较低的城镇化水平;②200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其变化速度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 陇海兰新线、长江沿线、北方边境、106 国道、东部沿海样带县域城镇化差异明显;县域经济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离中心城市距离、二三产业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口密度是影响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 同时粮食生产主导定位、非农业人口统计口径、城镇设置标准等因素也影响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发展过程。未来城镇化发展应遵循地域差异, 凸显主导功能, 推进优化与重点发展区的集约型城镇化、耕地与粮食主产区的分流型城镇化、生态与水源保护区的迁移型城镇化, 以及园区与城镇近郊区的融入型城镇化, 实现城乡土地资源集约利用, 促进城镇化进程中人—地—业耦合与协调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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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黄河流域交通供给水平特征及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适配性,对交通资源优化配置、提升交通供需适配性具有重要参考。论文基于黄河流域现状综合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基础数据,分析了黄河流域县域交通优势度分异特征,并探讨了交通与县域发展质量的空间适配性。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县域交通优势度有待提升,在人口与GDP方面呈现一定错配特征;高优势度县域集中分布在济南—郑州—西安—兰州通道沿线。黄河流域交通供给均衡性水平高于经济社会差异;样带交通优势度呈现陇海—兰新“一”字型样带>“几”字湾样带>南北纵向“1”字型样带的分布态势,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结构、城镇化、经济基础是影响黄河流域县域交通优势度的主要因素。“几”字湾样带和南北纵向“1”字型样带还受到高程、坡度等自然因素的制约;流域40.05%的县域处于初级适配状态,38.78%的县域为交通劣势型,集中在青藏高原、黄土高原沟壑区和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亟需提升交通设施对该类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与保障能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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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旅游发展潜力的县域单元旅游空间功能区划探讨——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区划是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从旅游发展潜力出发, 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 探讨县域单元旅游空间功能区划方法。综合分析各个已有的区划, 并对其进行叠置和合并分析, 确定功能区的基本单元。从城镇影响、社会经济、交通可达、资源影响四个方面构建旅游经济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县域单元的旅游发展潜力, 发现常熟市旅游发展潜力呈现出以县城为中心的圈层空间结构, 并向南部突出。在此基础上, 评价各个基本单元的旅游发展潜力, 将其划分为重点发展区、引导发展区、限制发展区、不宜发展区四类功能区, 重点发展区和引导发展区依托县城优越的基础设施服务, 呈现出集中分布的特征。限制发展区和不宜发展区数量最多, 覆盖区域最大, 多分布在县域单元的外部, 距离县城相对较远, 旅游发展难度相对较大。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