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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网络的环境效应是当前城市网络研究中相对较被忽视的研究议题。通过对2001年和2020年环境污染型上市企业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揭示基于环境污染型企业的中国城市网络总体演化格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城市之间通过污染型机构-非污染型机构联系而产生的污染转移网络空间特征。结果表明：① 基于环境污染型企业的中国城市网络总体呈现出从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不断扩张的趋势,网络分层结构日趋明显,不同层级城市网络在地理空间上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② 环境污染型企业城市网络具有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高位序节点城市数量相对稳定,中低位序节点城市数量增长较快,各城市组团分布呈现出日益明显的地域性集聚特征。③ 企业污染转移网络同样呈现出不断扩张的态势和日益明显的层级结构,跨省转移成为城市网络污染转移的主导模式,行政边界效应并不明显。④ 城市网络污染转移空间指向性明显,主要表现为沿海发达城市向内地工业型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以及同类资源型城市之间的空间转移,反映出城市经济制度差异等因素对城市网络环境污染转移的影响。研究结果对于环境污染型企业的空间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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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外部性与污染企业城市内空间分布特征——基于深圳污染企业的实证分析 总被引：6，自引：3，他引：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发达地区环境管理力度不断加强,使得污染企业的空间分布表现出强烈的环境容量制约性和政府规制主导性。为应对这种制约与规制,在城市内部,污染企业向城市边界和环境准入门槛低的区域迁移,使得污染企业空间分布及其所形成的城市污染格局更加复杂。利用2007 年深圳市污染源普查数据,通过OLS和稳健回归分别探讨了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污染企业环境外部性及其城市内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发现：深圳废水与固体废弃物污染严重企业具有明显地靠近城市外围边界但远离香港、经济特区分布的特征,以邻为壑的污染转嫁将辖区内的环境负外部性扩展到邻近城市,以避免对本城区的污染。同时,废水排放较多的污染企业也有明显的靠近城市环境功能较低的外流河分布的特征。企业所有制性质、经营时间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排污能力,进而影响污染企业的空间分布。另外,不同排污类型的企业空间分布也具有显著的差异。本研究对于转型期正确制定城市产业结构空间调整政策,合理引导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尤其是避免跨界流域河道等成为转移负外部性的通道具有重要启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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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分布的地理变迁与驱动因素 总被引：7，自引：1，他引：6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分布格局呈现出新的动向。以2004-2005年为转折点,以食品轻纺行业为主的部分制造业部门开始从沿海省份向中西部省份转移,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福建等省份的产业份额明显下降,安徽、江西、湖南、河南、四川等中西部省份的产业份额趋于增加。在地市尺度上,制造业分布变化呈现出"西进北上"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产业份额从沿海发达城市转向沿海省份内部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市、以及中西部省份内部产业基础较好且本地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市。中部地区的重点开发区域已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沿海地区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导致要素成本的区域差异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市场邻近和供给邻近逐步得到改善。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要素成本差异的扩大和贸易成本差异的缩小,使得贸易成本和要素成本的均衡关系发生逆转性变化,这是驱动中国产业分布地理变迁的核心因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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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布局 总被引：6，自引：1，他引：5
污染密集型产业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会对区域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威胁,其发展布局会受到地方保护和环境规制的双重影响。1980-2014年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经历了缓慢增长、快速扩张和结构转型3个阶段,总体呈现“分散—集中—分散”的空间特征,中部省份是现阶段承接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主要地区。通过建立区域属性模型、区域—产业交互项模型,定量分析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布局空间变化的影响,检验“污染避难所假说”和“波特假说”,发现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已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布局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存在显著的产业异质性和区域差异性;污染程度高的产业易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相比高税收产业,高国有比重的产业更易受到地方的保护;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作为两种相反的力量,彼此之间相互抑制;环境规制的作用在东部地区比较突出,而中、西部地区地方保护的作用更为明显。为防止中西部地区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避难所”,应因地因时制宜制定差异化政策,促进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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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省区碳足迹与碳排放空间转移 总被引：12，自引：3，他引：9
减排责任的区域分解需要科学评价各地区的排放责任。碳足迹可以全面客观地评价为满足消费而进行的生产的生命周期碳排放水平, 除了生产过程的直接碳排放, 也包括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中间产品的隐含碳排放。应用2007 年各省区投入产出模型和2002 年中国省区间投入产出模型, 定量测算了各省区的碳足迹和省区间的碳排放转移。结果显示, 各省区之间碳足迹和人均碳足迹存在显著的差异。碳足迹较大的省份为经济大省, 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人均碳足迹较高的省份主要是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和能源富集区域及重化工基地;中国存在着从能源富集区域和重化工基地分布区域向经济发达区域和产业结构不完整的欠发达区域的碳排放空间转移。上述结果表明, 人均碳足迹高的经济发达省份应承担较大的减排责任, 能源富集区域和重化工基地分布区域有相当一部分的碳排放是为沿海发达省份和产业结构不完整的欠发达省份提供电力、原材料等高碳产品所致, 减排责任的区域分解需要考虑碳排放空间转移的因素, 适当减轻能源富集区域和重化工基地分布区域的减排责任, 或使沿海发达省份向能源富集区域和重化工区域提供资金和技术上的扶持, 帮助这些区域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减少碳排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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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地区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及驱动机理 总被引：2，自引：1，他引：1
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及影响机理研究已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热点之一。利用长江三角洲地区2000-2010年面板数据,运用Arc GIS空间分析工具,探讨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转移规律,构建计量学模型,定量地揭示其转移的驱动机理。结果表明:1近十年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具有空间转移特征,转移方向基本符合沪宁—沪杭甬交通线,呈现由中心城市到外围城市、由集中到分散转移态势;2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主要受到外向度和劳动力成本拉动,而与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创新能力均产生重要推动作用。3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目前已逐渐摆脱依赖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迹象,但污染密集型产业区位仍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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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型企业的区位选择、转移及其驱动机制研究是环境经济地理研究的热点话题。现有文献从正式制度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对污染型企业进入退出、空间分布和产业转移的影响,相对忽视了地方社会资本如公众环保意识、企业环境责任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对污染型企业区位选择的作用机制。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以及城市统计年鉴等数据资料,从社会规范、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三方面构建中国城市尺度社会资本,利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探讨了社会资本与环境规制对中国污染型企业退出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环境规制对污染型企业退出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② 公众环保意识、企业环境责任作为社会规范因素,对污染型企业生存构成了外部非正式环境压力;但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并没有直接促进污染型企业退出。③ 社会资本在强环境规制地区中的交互作用显著,能够形成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良好互动。本研究从社会资本这一非正式制度的视角理解污染型企业退出的影响机制,不仅是对正式制度层面环境规制研究的补充,同时也对污染型企业的区位选择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具有借鉴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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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技术转移网络空间格局分析——基于企业控股与专利转移的视角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基于大数据挖掘获取的2018年中国城市间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控股数据与发明专利权转移数据,模拟企业控股与专利转移2种路径下的城市技术转移网络。结合地理空间及复杂网络分析方法,从城市中心性、多尺度网络关联强度、社区结构及距离衰减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 企业控股与专利转移的城市强度中心性分别呈“核心?边缘”与带状集群分布,区域中心城市与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分别在企业与专利联系网络中发挥了主要的中介作用,专利转移相比企业控股更有利于不同专业类别的技术转移;② 企业联系网络具有等级层次性,专利联系网络则更具开放性与流动性。其中企业控股为具有协调性的单向主导型转移路径,而专利转移为追求效益性的双向交互型转移路径;③ 企业联系网络中主要为“连片集聚,逐步扩散”的地理邻近式社区结构,而专利联系网络呈“局部合伙,广泛协作”的跨区域组团模式。④ 企业控股与专利转移均具有显著的距离衰减特征,但二者在不同阶段的距离衰减模式存在差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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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创新还是污染转移:环境规制效应文献综述与协同减排理论展望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环境规制下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双赢问题一直是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从环境规制效应出发梳理绿色创新和污染转移文献,并从中揭示二者之间割裂的原因,提出产业链跨区域协同创新是跨越创新门槛的主要路径。最后,利用演化经济地理理论,提出几点跨区域协同减排研究重点与理论展望,以期为环境规制下跨区域协同减排研究提供理论支持与可行方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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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转移的两个基本条件1.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首先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并进而向第三产业转移。2.区域之间经济总体水平存在差异推动经济发展的创新活动主要发生在较发达地区,较发达地区有了更高级别的产业类型后,原有比较落后的产业的比重就会逐渐降低,不发达地区往往就成为这些较落后产业的接收地。二、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一般规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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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改进生态足迹模型的中国31个省级区域生态承载力实证研究 总被引：14，自引：0，他引：14
发达地区通过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污染型行业,导致污染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同样,在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生态破坏在区域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间接转移。一个地区使用了大量的生态资源,但其绝大部分资源都可能是靠输入,在这种情况下,输入资源地区的生态系统受到了很好的保护,而输出资源地区的生态系统却承受了巨大的生态压力。通过实证研究,应用改进生态足迹模型分析比较了2008年中国31个省市区生态承载力,并讨论了区域间生态破坏转移问题,为实现以生态文明为核心价值取向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目标提供决策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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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企业空间管治和优化是提高欠发达地区开发过程中抗风险能力的重要环节。基于空间正义视角,以内陆型欠发达地区黄土高原为例,依据理论指向和侧重点差异,构建了集维度、属性和空间于一体的“5+5+4”污染企业区位分析框架,探讨污染企业在欠发达地区内部形成的格局特征、区位规律及与空间正义的辩证关系。主要结论：① 综合“城乡+边界+权力+经济+环境”5个维度研究结果的共同指向,当前黄土高原污染企业区位整体呈现出典型的区域开发初期“低水平均衡+能矿资源依赖”的空间特征。② 城市网络发育相对成熟的城市群地区是污染企业的主要集聚区,但与发达地区类似的非均衡演化和去一级中心化趋势已初步显现。③ 在城乡空间和制度空间上,研究区未表现出明显的环境保护“城市中心主义”和“污染避难所”现象;在经济空间上,研究区整体处于EKC曲线的上升阶段,地方经济对污染企业存在至少不排斥的依赖关系;在环境空间上,空气质量与污染企业数量属于低水平的正向耦合,但未出现随污染企业集聚空气质量显著下降的演化特征。④ 相对发达的省会城市和区域副中心城市在污染企业布局中呈退出趋势,具有较好工业经济基础和能矿资源赋存的城市群二级节点城市应成为今后环境规制和产业准入等政策关注的重点地区。⑤ 欠发达地区开发过程中污染企业存续或承接的正义性判别是具有辩证性的复杂命题,地理学区域综合分析的学科优势能为该类研究提供科学支撑;本文立足中国区域发展实践构建了以空间正义为理论指向的污染企业区位分析框架,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空间视角下的测度工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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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公正研究关注人民生活质量的空间公正问题。从环境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本研究以广州市为研究对象,采用1995年、2004年、2013 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和1990年、2000 年、201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运用空间可视化工具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分析了广州市污染企业的分布及其与区域人口社会特征关系的时空变化,然后探讨转型背景下中国城市污染企业分布的环境公正问题。研究发现,广州市污染企业空间分布经历由中心城区集聚向近郊区和边界地带集聚的过程,在城市产业空间重构与社会空间分异的共同作用下,污染企业空间分布的环境不公正问题由最初表现不明显转变为全市范围的阶层差异与企业污染负担之间关系,具有不同于西方环境不公正现象的特征和成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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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其2000―2010年污染产业转移的变化特征,发现从2006年开始出现由珠三角向非珠三角地区转移的趋势,其中粤北山区接受转移最多,转移趋势明显的行业包括采掘业、非金属制品业,而水电煤气供应业、有色金属行业有轻微的转移趋势。然后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以单位工业总产值的SO2排放量为环境管制因子,结果发现总污染产业、采掘业、非金属制品业、水电煤气供应业等产业转移与宽松的环境管制相关。环境管制对广东省污染产业转移起重要作用,中国地方政府强制性的“命令―控制式”的环境管制手段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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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企业数据与空间计量方法,总结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东北地区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并在分析地区空气污染同期变化的基础上,探讨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对空气污染的环境效应。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制造业集聚水平逐渐增高,并形成多个新兴“热点区”,31个细分行业大类均呈集聚分布,资本规模由高度集中向“T字形”铁路周边沿线城市扩散。②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清洁度与产业技术高级度均呈下降趋势,在县区尺度上体现出空间差异且有不同程度的增幅和降幅。③ 制造业空间格局对空气污染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和技术效应,二者分别表现为拥挤效应和回弹效应,但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不明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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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将绿色金融纳入环境规制的分析框架,以2016－2019年中国289个地级以上城市雾霾污染为例,使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绿色金融、环境规制、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对雾霾治理的影响,侧重分析了绿色金融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本地绿色金融可以降低周边地区雾霾污染;绿色金融能够与环境规制协同互补,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技术水平的方式促成雾霾治理。绿色金融的结构效应弱于环境规制,在中部地区并不显著;绿色金融的技术效应强于环境规制,能够激励不同地区技术创新。文章启示,绿色金融与环境规制能够相互增益,应建立区域间绿色金融合作机制,增强绿色金融的普惠性,助力区域产业转型和污染治理。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