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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卖犯罪的时间跨度长、社会危害性高,会对受害者造成一生的记忆创伤。未成年人作为弱势群体,极易受到拐卖犯罪的侵害。早前拐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学和社会学领域,基于地理学视角的研究起步较晚,且缺少针对犯罪高发区云南省的研究。为此,文章基于公益平台“宝贝回家”网站的数据资料,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等方法,从未成年受害群体视角探究云南省拐卖犯罪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来自乡村的被拐未成年人占总体的77%,从乡村拐入乡村的拐卖数量最多;同时,被拐未成年人整体趋于低龄化,呈现较强的低龄男童偏好以及大龄女童偏好。2）1958—2019年云南省拐卖未成年人数量在时间上呈现“倒V型”波动特征,高发期为1994—2005年,其时间演变受特殊历史事件、国家政策和打拐活动等的影响。3）空间上,云南省东部犯罪总量较高,扩散速率较快,其中曲靖、昆明、昭通为热点区域;县域尺度上,官渡区、昭阳区、盘龙区、西山区、五华区、镇雄县、宣威市的被拐未成年人数量占总数的49.5%;同时,过半案件发生在居住场所附近,封闭式公共场所附近案件发生量最少。4）影响因素上,自然因子对拐卖犯罪的影响力度最小,人口因子对犯罪快速增长期影响显著,社会和经济因子对犯罪高发期和低发期的作用显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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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卖儿童犯罪给受害者带来身心创伤、给家庭带来巨大悲痛和长期困扰,已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该领域犯罪地理学视角的研究兴起较晚,且主要侧重宏观整体分析,当前亟需聚焦高发源地和重点人群作精细解析。为此,论文针对中国拐卖犯罪重灾源区四川省,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文本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探究四川省拐卖儿童犯罪的时空演变过程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数量上,被拐男童明显多于女童,被拐儿童主要来自乡村,虽呈现1~6岁和14~17岁的“双峰”型特征,但整体趋向低龄化。② 时间上,犯罪年际分布大致呈倒“V”型波动态势,高发期为1981—2000年;犯罪年内分布集中于夏半年,周内分布周末高发,日期分布每月1日的被拐儿童数量最多。③ 空间上,存在一个被拐高发区和多个被拐次高发区;县域尺度上的犯罪格局呈现“高—高”和“低—低”聚集;随着时间的变化,拐出热点区不断向南部和东部蔓延;宏观贩运路径上,向中东部地区分散拐入,华北和华南是重点拐入的“南北两汇”。④ 对1981—2000年犯罪高发期的原因解析发现,受教育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是影响拐卖儿童犯罪的主导因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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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失踪人口的时空格局演变与形成机制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人口失踪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问题,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在尊重生命与保障人权的现实背景下,对失踪人口开展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利用“中国儿童失踪预警平台（CCSER）”数据,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数理统计、空间分析等方法,管窥了2015—2019年中国失踪人口的基本特征、时空格局演变与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 失踪人口中男性多于女性,高发年龄段由高到低依次为8~16岁、2~7岁、0~1岁和60~65岁;失踪类型由高到低依次为无意识失踪、主动失踪与被动失踪,失踪亚类由高到低依次为离家出走、走失、被拐卖、身患疾病、联系中断与家庭不和。② 时间上,失踪人口总数、性别与年龄变化均呈“驼峰”状,并以2017年为轴于两侧对称分布。空间上,总体为“低—高”和“高—低”集聚,广东、浙江和四川是人口失踪的高发省份。③ 人口失踪省内流动远高于跨省流动,省内流动以广东、四川、河南和江苏为最,跨省流动以“安徽—江苏”和“广西—广东”为主要路径。④ 人口失踪可用社会网络理论中的“强弱连接理论”来解释,其主要受人与社会网络关系的强度变化的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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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取的2008―2022年跨国拐入安徽省的拐卖妇女犯罪案例数据,综合运用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安徽省跨国拐卖妇女犯罪的群体特征、时空分异和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群体特征差异显著,其中作案人以31~50岁的青壮年男性为主,文化水平较低,且以汉族、苗族居多;被害人主要来自越南,且以介绍工作赚钱为由被拐骗为主,案发后多被遣返原籍或自愿留下;收买人主要为适婚年龄的单身男性及其父母,文化水平多为初中及以下。2）时间演变上,安徽省跨国拐卖妇女犯罪整体呈“峰”型变化趋势,经历波动低发—起伏增长—急速回落3个阶段,发生态势主要受人口政策、打拐力度、网站平台发展等因素的影响。3）空间分布上,拐出地主要为越、缅、柬、老4国和云南、广东、安徽等省份;中转省呈弧状分布,中转市“邻界”特征显著;拐入地集中在皖北和皖中,其中拐入市呈“南北平行双弧”向东辐射扩散,拐入县则呈皖北散状点型与皖南“抱团式”的差异空间格局,地理邻近选择倾向明显,且拐入县呈“单片―扩散―汇聚”的热点变化趋势;拐卖路径上,形成“越南―云南省文山州―马鞍山市含山县”和“柬埔寨―江西省景德镇市―合肥市庐江县”等主要路径,呈现“邻国拐出―边境/内陆中转―多地拐入”的“源―流―汇”路径通道。4）拐出地和拐入地之间的推拉效应为该类型犯罪的发生提供动力,促进作案人、被害人、收买人三方与拐出地、中转地、拐入地三地之间产生交互和耦合作用,促使犯罪路径的形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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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和线上访谈数据,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聚焦拐卖犯罪人,解析河北省拐卖犯罪的多维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拐卖犯罪人男性多于女性,犯案年龄以30~45岁为最;犯罪人的受教育水平较低,小学和初中学历占比过半;拐卖妇女、儿童的作案人占总犯罪人的79.8%;67.5%的犯罪人受到监禁矫正,获刑10年以上的仅占7.2%。2）河北省拐卖犯罪发生时间的年际变化呈“倒勺状”,分为增长期、波动期和减少期3个时期;案件审理时间则表现为“单峰型”,峰值出现在2014年。3）拐卖犯罪人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两热一冷”的空间格局,集中分布在冀南地区和滇桂交界;受害人分布更加集中,被拐儿童集中在冀南地区,被拐妇女则集中在冀北地区;河北省已形成邯郸市与“衡水—邢台—石家庄”内流、“冀南—鲁西”拐出、“川滇桂黔—冀南”国内拐入与“朝鲜—冀北”跨国拐入等主要犯罪路径。4）河北省拐卖犯罪的发生受地理区位、经济发展、传统观念、教育水平、政策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并且,由于河北省内部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南北不同地区拐卖犯罪的形成也存在一定差异。不同地理区位下差异化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在推拉相互作用下,形成河北省模式化的拐卖犯罪路径与独特拐卖犯罪地域网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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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基于中美人口贩运历史和现状,从国家方略、法律法规、工作机构、预警系统和受害者救助与安置回归5方面,比较了两国在打击人口贩运方面的优势和劣势。结果发现,中美人口贩运治理国家方略,均是在“以人为本、协同预防、依法打击、积极救助、妥善安置”的框架下制定的。中国更多的是针对打击国内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全面性,而美国则是重点治理商业性跨国人口贩运。中国治理的特色在于自上而下的管理和自下而上的自治,一旦方略、法律法规形成,能够迅速覆盖全国执行;而美国属于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是合作而非隶属关系,加之三权分立与制衡相结合的政治制度和两党制的政党制度,美国治理人口贩运问题的全国执行度、联动性还需进一步考察。最后,就中国如何应对和治理拐卖人口问题提出几点建议,具体包括：1）加大对《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的实施力度,各地需因地制宜地明确行动措施;完善与国家法的衔接并合理吸收借鉴,持续推进针对打击人口拐卖的专门立法,增强应对能力;2）加强国际合作,重视社会建设和治理跨国、跨地域人口拐卖问题;3）细化反拐工作机构,成立专门工作组,设置专项经费,畅通建议渠道;4）构建并完善“团圆系统”配套制度建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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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和CNKI期刊文献为数据源,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梳理总结了2000年以来国内外儿童贩运的研究热点与趋势。结果发现：1）中外儿童贩运研究的发文量整体呈波动增长态势,美国的发文量位居世界首位,国外研究集中在社会学、心理学、儿科医学、家庭研究与犯罪学等5大领域。国内研究进程相对缓慢,早期研究集中在法学、犯罪学与社会学3大领域,近年来地理学领域快速兴起。2）由于区域环境与国情存在差异,国外儿童贩运包含在人口贩运研究中,更关注以剥削为目的跨国贩运,包括直接剥削与间接剥削2种方式,涉及商业性贩运、童工贩运、人体器官贩运和童婚贩运等多种贩运类型,商业性贩运与性剥削是儿童贩运的主要研究热点;国内拐卖儿童犯罪通常与拐卖妇女合并讨论,聚焦于以收养为目的的省域拐卖,诱骗养子型和家庭操控型是最常见的2种类型,拐卖儿童犯罪的法律政策与社会原因是热点关注话题。3）随着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国外儿童贩运的研究主题从贩运类型向儿童被解救后的自杀风险与福祉评估、康复回归与重返社会、儿童保护与贩运防控对策持续拓展;国内拐卖儿童犯罪的研究主题从法律政策与社会原因向时空格局、影响因素、安置回归与社会融入延伸。未来如何将儿童贩运的相关主体（犯罪人、受害人或监护人与其他社会人）与时空环境（社会环境、建成环境及周围人流环境）进行综合贯穿,从犯罪地理学视角探究儿童贩运的地理环境因素与时空活动轨迹的演变,深入解析“时-空-人”三维视角下儿童贩运的发生机制至关重要,以及在实践中如何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追踪和打击儿童贩运,为中外儿童贩运防治与管理贡献力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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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抱养行为由来已久,家庭送养的决策将完全改变儿童的生存和发展的轨迹。囿于送养的隐蔽性和复杂性,且相关研究匮乏,亟需系统性的剖析。文章基于公益平台寻亲数据,运用社会网络、空间分析、数理统计以及地理探测器的方法,探究1981—2010年家庭送养的时空分异特征,并进一步归纳送养决策的流程及原因机制。结果表明：1）送养主体为未满1周岁女童。2）送养人数在时间上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分布,在空间上主要分布在中国东部、中部以及川渝地区。3）家庭送养原因以经济贫困为主,违反生育政策的影响次之。当家庭面临狭小的生育空间时,重男轻女的思想会被强化。4）地理探测器结果揭示,人口因素是影响送养空间分异最主要的原因,自然灾害、计划生育和经济因素在不同时期产生较大影响。5）基于理性选择理论提出了多尺度下的家庭送养的影响机制,认为家庭在作理性送养决策时,往往遵循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制度理性以及社会理性的原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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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拐卖犯罪的重灾区也是典型拐出源区的西南地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为研究区,利用2008—2020年中国裁判文书审判数据,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数理统计、空间分析和负二项回归检验等方法,探索西南地区拐卖犯罪的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时间分布上,拐卖犯罪整体高发于2009—2014年,呈“三峰两谷”波浪形变化,“三峰”出现于2009、2012与2014年,而于2010和2013年出现“两谷”;最高发月份为12月,拐卖妇女次高发月份集中在3、6、7、9月,而拐卖儿童次高发月份为5、7、8、9月。2）空间分布上,拐卖犯罪呈显著的“东南—西北”轴线状分布,与川渝、云贵交界线高度吻合,省际交界区域是热点地域;省域空间分布以云南省为最,重庆市最次;微观地点多发生在人流量大的医疗、车站等场所以及乡村住宅附近。3）拐卖犯罪案发量受人口性别比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的正向影响,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登记失业率、少年儿童抚养比和客运量具有负向影响;其中,人口性别比、客运量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对拐卖妇女犯罪影响更大。最后,基于影响因素分析从加强社会建设、创新预防机制、强化打击机制3个方面提出防控治理对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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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Doe Network平台数据,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讨了美国1996―2021年失踪人口的基本特征、时空格局与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美国失踪多发生在青少年（13~18岁）与成年时期（19~59岁）,且失踪人口数量随年龄增长呈先增后减的趋势;男性失踪人数多于女性,但失踪高发年龄略滞后于女性;各种族中黑人面临着最大的失踪风险。2）时间上,自1996年以来,失踪人口的年际变化数量先呈现波浪式上升趋势,2017年达到峰值后大幅下降;受气温和节假日影响,夏季6―8月和冬季12月为失踪高发期,2―4月为失踪的低谷期。3）空间上,失踪人口在州尺度上呈由沿海边境地区向内陆递减的特征,失踪高发区域随时间推移,自东、西沿海地区与南部美墨边境同时向美国内陆推进;县尺度上呈边缘集中成片,内部零星分散的特征。4）失踪人口数量变化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受地区人口流动性、人均GDP、生育率以及易失踪人群基数影响,人口环境因子与经济、社会因子结合后对美国失踪人口空间分异的解释力增强,达到80%以上。5）人口失踪可用“社会失范理论”解释,社会目标和手段的脱节导致社会失范,进而诱发越轨行为,导致人口失踪概率的上升。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