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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面临着低碳减排和保持经济增速的双重挑战。为利用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以最低的社会成本实现减排目标,我国自2013年起开始建设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并于2017年12月起宣布正式启动全国碳市场。然而碳市场的顶层设计不可一蹴而就,需要在我国宏观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分阶段逐步推进。短期（2020年前）碳市场建设重在强化产权制度建设,完善市场交易基础。中期（2021—2030年）碳市场建设要形成活跃的市场氛围,充分降低我国的温室气体达峰成本。长期（2031—2050年）碳市场建设要形成稳定上升的碳价趋势,为我国的低碳转型提供长期动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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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有关美国退协原因、后续影响和应对策略的研究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自主构建的美国政策评估模型,综合定性定量分析,系统评估了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可能造成的全球气候变化减缓、资金和治理"三大赤字",并据此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和建议。研究表明,考虑美国退协对后续政策的影响,美国2030年的排放将有可能达57.9（56.0~59.8）亿t CO2-eq,仅相当于在2005年的水平上下降12.1%（9.1%~15.0%）,相对自主贡献目标情景将上升16.4（12.5~20.1）亿t CO2-eq,额外增加8.8%~13.4%的全球减排赤字。美国拒绝继续履行资金支持义务还将使得本不充裕的气候资金机制更加雪上加霜,绿色气候基金（GCF）的筹资缺口将增加20亿美元,而长期气候资金（LTF）的缺口每年将增加50亿美元左右。这就要求欧盟和日本对GCF的捐助至少上升40%,同时欧盟及其成员国的长期资金支持至少上浮25.2%才能填补上述资金赤字。美国是全球气候博弈的重要一方,且美国退协的影响已蔓延至全球治理的主要议事平台,期望中欧、基础四国+等模式短期内迅速填补美国退出后全球气候治理的治理赤字是不现实的,政治推动乏力的情况可能会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始终存在。虽然国际社会对中国领导全球气候治理充满期待,但中国应有清醒认识,全面评估"接盘"美国领导力的成本、效益和可行性,并秉持"国家利益"优先的原则,谋定而后动。同时,中国应聚焦国内工作,凝聚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共识,做好长期战略谋划,并积极推动国际社会从合作中寻找出路应对"三大赤字"难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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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协定》在确立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框架性制度安排的同时也给出了一系列留待解决的后续任务,包括制定《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细化相应规则、制度和指南等。经过3年的谈判,2018年年底在卡托维兹举行的第24次缔约方会议对《巴黎协定》涉及的除市场机制外的众多议题做出了一揽子安排,建立了一系列指导和帮助各方在2020年后落实和履行《巴黎协定》的实施细则,为全面有效实施《巴黎协定》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导。本研究致力对《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内容和特点、对中国的潜在影响和要求、后续谈判走向以及中国的对策等进行全面深入的梳理和分析。评估发现,实施细则继续保持了《巴黎协定》的“精妙平衡”,严格恪守并充分体现了“自下而上”的《巴黎协定》模式,在为发展中国家保留一定灵活性的基础上统一了报告和审评的“度量衡”,并进一步明确了以五年为周期提高行动和支持力度的序贯决策机制。细则可能给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和国内履约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需要从观念认识、责任担当、业务协调上做好新的布局,根据国内外新趋势、新特点构建中国特色的气候治理新体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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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发达国家有率先减排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支持的义务。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相关成果,发达国家做出了到2020年减排温室气体和每年动员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的承诺,综合相关数据信息盘点了上述承诺的实施进展,结果显示发达国家2020年减排目标力度不足,核算规则不清晰,部分国家缺乏减排进展,气候资金的概念和范围尚有争议,现有气候资金规模与承诺仍有较大差距,《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资金机制作用仍待加强,并且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大规模的气候资金支持。发达国家2020年承诺兑现不力不利于巩固多边进程各方互信,且有向发展中国家转嫁责任之嫌。为此,建议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中,依托谈判联盟,进一步敦促发达国家履行2020年承诺并提高力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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