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农业区域发展：从自然同质的景观到网络中的异质区段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刘昭吟  林德福 《世界地理研究》2001,10(4):8-15

本文以台湾花卉苗木产业的发展为研究个案,探讨商品作物全球化的趋势下农业区域的新意义。台湾的花卉苗木产业崛起于1960年代末期,而于1990年代后期面临生产过剩危机。缓解危机的出路,一方面是产品结构向耐储运产品（盆花与苗木类）转移,另一方面生产与贸易向大陆内需市场转移,使台湾花卉苗木业者藉先发者的生产技术与通路优势,以跨界生产网络再结构其自身,也将台湾花卉产业进一步地镶嵌在更复杂,更动态,更不确定的全球经济的竞争中,从而挑战了传统的重粮主义的农业区域及其治理。  相似文献   

创新、认同与氛围:台湾蝴蝶兰产业化前后育种意义的改变     

刘昭吟  林德福 《世界地理研究》2002,11(3):1-8

本文以微观社会学取径的经验研究，将行动者的集体行动意义与认同的建构，纳入创新氛围的理论框架中，以指出创新氛围的综效，乃是涉及认同建构的集体性的创新行动，与历史积累性，偶发性与矛盾的动态互动中，产生系统内部缝隙与外部技术的开放性接合的结果。  相似文献   

在征地城市化中重构城乡土地产权:厦门模式     

刘昭吟  赵燕菁 《世界地理研究》2007,16(3):51-58

本文以厦门市的地方经验为例，探讨征地拆迁城市化过程的土地产权重构。相对于产权经济学派以“南海模式”为范例主张土地制度改革应根本地给与农地完全的转让权，“厦门模式”进行的是对现存征地城市化制度的“修补”，在地方政策界定被征地农村享有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权，即所谓的“农村预留发展用地”。“农村预留发展用地”涉及地方政府和农村间、村和村间、集体和农民间的土地资源和土地权利的分配，以农村人口数而非征地面积为基数、量化为股权、和不完全处置权的权利制度，具有沿袭农村社会平均主义和成员权的社会凝聚意义；对于已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攫取级差地租、具有实质“地主”身份的集体和农民，则在转移土地权利的同时，具有福利再分配的意义。亦即，在地方政府和农村农民之间，市场并不是“厦门模式”的主要规则。“南海模式”和“厦门模式”不同的土地权利界定方式，何者能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目前尚难定论，有待实践和理论继续开展。  相似文献